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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医生,守护搁浅者

2020-02-21雨默

莫愁 2020年2期
关键词:多罗无国界难民营

文/本刊记者 雨默

想要帮助那些被忽视的人

每次从南苏丹回国,站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前,“无国界医生”志愿者周吉芳都会忍不住发出感慨,“原来这里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

“无国界医生”是世界上最大的、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独立医疗救援组织,每年有超过2000位的救援人员在世界60多个国家展开志愿服务。

加入“无国界医生”的救援人员,除了具备人道精神,还需要至少2年的专业工作经验,通晓英语或法语。每次参与救援任务,他们需要暂别家庭一段时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参加了“无国界医生”的救援项目,来自浙江宁波的80后医生周吉芳就是其中一个。

“无国界医生”在南苏丹的救援工作始于1983年,已持续了30多年。周吉芳参与的是一个紧急项目。2011年7月南苏丹独立后,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但仅一年后,就爆发了暴力冲突。在战火中,超过50万的难民从北苏丹各处长途跋涉,来到南苏丹与埃塞俄比亚边境的尼罗河州,聚集在四个条件恶劣的难民营中,其中之一的多罗难民营就有16万登记难民。最初的一个月,周吉芳是“无国界医生”派驻在多罗医院的唯一一位医生。“在那里我看见太多贫穷和疾病,并和它们相处着。”周吉芳说。

周吉芳参加“无国界医生”,是想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有需要的人。此前他在上海一家医疗机构就职,一段时间后,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从小母亲教育我用善行帮助别人,成为医生后却发现行医环境多有局限。”

随后他辞职前往法国的一所医院,担任住院实习医生。那段时间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纯粹医疗在现实中是否存在?“简单来说,维持一个晚期肿瘤病人的生命,其一个月的花费可以为数千名儿童提供疫苗接种,或是挽救数百名重度营养不良的孩子。作为一个医生,我更愿意有限的医疗资源投入最需要的人群,特别是那些被边缘化的、容易被忽视的人群。”这是周吉芳选择成为一名“无国界医生”志愿者的初衷。

医生的专业无界限

周吉芳在多罗接触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把豆子塞到鼻子里的男孩。周吉芳用最小号的血管钳为男孩夹出豆子的时候,一个从树上摔下来的孩子也被送到了诊所。“他的手臂骨折,我看是闭合性骨折,没有血管和神经损伤的迹象,就给病人打上了石膏。”这让周吉芳忍不住怀疑,做这些真的是一个内科医生的职责吗?自己在这里真的发挥了价值吗?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周吉芳有了新的认识。在多罗难民营,最大的健康问题是感染。因为卫生条件极差,一个很小的皮肤伤口都有可能发展成为巨大的软组织脓肿。仅仅两个星期,周吉芳从事的脓肿切开手术就超过了他之前医生生涯所做的总和。周吉芳意识到,在这里,重要的是做对病人最有益的事,而非做他觉得最有意义与价值的事。

“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地

南苏丹的雨季毫无征兆地来临。雨水淹没了大半个难民营,滋生出大量蚊虫,疟疾和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只有40多张床位的医院早已不堪重负。铁制床和床垫早已用尽,后勤人员除了向朱巴等地的医院要求紧急支援外,也在当地的市场上寻找可用的木床,医院简易板房旁搭起了巨大的帐篷,用作病人的观察室。

最难熬的一段时间过去后,7名无国界医生来到多罗,每一名医生平均需要为2万多人负责。除了在诊所尽快治疗稳定患者病情,医生还需要判断,是否安排直升机将重症患者运至南苏丹首都朱巴,进入当地的教学医院。周吉芳是项目的直接负责人,医疗资源有限,每个决定都关乎着生命。这种时候医生本来的专业就变得毫无意义。除了做内科医生,周吉芳还成为了外科医生、妇科医生、新生儿病学医生、骨科医生和儿科医生。

期盼一个个生命苏醒

在雨季结束前,周吉芳遇到了令他难忘的一次治疗。一个女孩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深度昏迷。因为语言不通,医疗人员并没能从陪护者那里询问出女孩昏迷的原因。周吉芳对病人进行了神经系统的检查:排除了头部外伤和脑膜炎后,又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了疟疾的快速检验,强阳性的检测结果在预料之中。

12个小时过去了,几次高烧,周吉芳使用扑热息痛为患者降温,但患者依然神智不清。第二天早上,女孩接受了第二针青蒿素甲醚肌注。即使在打针时,女孩也没有露出痛苦的表情。这不是一个好的迹象,说明她的神经系统并没有正常工作。脑型疟疾最可怕的一点就是病人长时间陷入昏迷,无法正常进食饮水,从而引起各种并发症。

南苏丹当地妇女

虽然不间断地给病人补充着添加了高浓度葡萄糖的生理盐水,还用清洁的湿纱布盖在女孩的眼睛上,但到第二天下午,仍然没有改善迹象,周吉芳甚至开始怀疑之前的诊断。自我怀疑过后,周吉芳又坚持了自己的判断,当晚给病人添加了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还加上了抗生素以防感染。

60多个小时后,奇迹终于发生了。第三天,周吉芳在巡视病房时发现,女孩正在眨动她长长的睫毛。“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醒来时的样子,童话中睡美人从沉睡中苏醒,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周吉芳并不觉得自己是“白衣天使”,他更愿意把自己的工作描述成在海边拾起搁浅的小鱼,再重新将它们抛回海里。“虽然力量有限,但是我们以最大的努力改变着当地的医疗环境,因为每一条回到海里的小鱼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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