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明

老房子像野兽，有脊柱，有肋骨，有呼吸，但没有心。五斗橱上的“三五”牌座钟坏了很久，成空壳子，也随它去。住在这里的人，像失去了时间。

上海市区的老房子近20年来拆掉了一大半，剩下的，一部分不能拆，一部分拆不动。前者是花园老洋房、新式里弄、整幢气派石库门，它们坐落于原法租界、公共租界旧址，梧桐掩映，曾是旧上海的一张门面。当年这些地方住着洋行大班、民族资本家，独门独院，奥斯汀汽车进进出出。进入新社会后，工人阶级入住，隔成72家房客，巴洛克浮雕阳台上晾山芋干。如今除去两三条“网红”马路，这些地方平时少有游客光顾。逢周末和黄金周，外滩、南京东路、陆家嘴人潮滚滚，如沸如撼，此地静谧如礼拜二下午。

后者，是棚户区、老街弄、“滚地窿”，其中不乏位于上海最核心的地段的，诸如老城厢、文庙周边，是台风眼，灯下黑。梦花街走进去，光启南路走出来，一路逼仄的小弄堂，污水横流，违章建筑层层叠码，半空中挂几条鳗鲞。部分居民仍使用老式木马桶，平板车挂铃铛，每日清早来收。二层木质小楼，七八辆电瓶车挤在过道，墙上密密麻麻排了十几只电表。公用灶披间烟熏火燎，糖醋小排和油煎带鱼的香味久久不散，电灯泡上套塑料袋，黑黝黝的，像一只烂梨。房东大多搬出，每月微信、支付宝收账，租客来自五湖四海，附近卖菜的、卖鞋的、划黄鳝的、修电瓶车的、扫地的、送快递的、饭店打杂的、骑三轮车收旧书旧家具的……看中此地的唯一理由是房租相对便宜。木楼梯下的倾斜空间，2.4平方米，照样挂牌出租，老早放马桶，现在安一张单人床，月租400元。也有留守的本地老人，穿软底布鞋，走路悄无声息，像一只猫。夏天乘乘凉风，冬天孵孵太阳，竹椅木凳，粗茶淡饭，度此余生。上了年纪的，不再一瘸一拐去菜摊，用生硬的普通话讨价还价，只要每日安心守在家门口，等居委会的人中午送饭来。12元一顿的“爱心老人餐”，一大荤一小荤两素一汤。吃掉一半，晚上热热再吃，再剩下的第二天早上烧泡饭，也是过。犄角旮旯里，藏身若干足浴店、按摩店，工作室兼卧室。上午10点半，老板娘施施然起床，挑开粉色窗帘，四顾睥睨，啪一口浓痰，落在3米外的街上。很难想象，一条马路之隔，是均价超过12万元的顶级豪宅。房东们的白日梦，是拆迁办来人，对话老早就构思好了—“我又不想搬的喽！”“对此地有感情。”一间阁楼，祖孙四代，挂十几个人的户口。果真来过几拨儿开发商，一问价格，被吓回去了。哪家老头子等不到拆迁，一脚去了，那哭声就格外的响亮。

如今的港汇、梅泰恒、静安嘉里、环贸iapm商场，当初莫不是密密麻麻的弄堂。打“老虎窗”望出去，黑瓦层层叠叠，直铺天际。外婆昔日的本事，是帶我横穿弄堂，左冲右突，搜索两点之间最短的曲线，计算机般精确。我拉着外婆的手，晕头转向，迷失在砖瓦的海洋里。

舅舅曾在弄堂口撞见过张瑜，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庐山恋》火遍大江南北的时候。“周筠”戴墨镜，头发精心做过，大衣围巾，拎一盒“凯司令”蛋糕，大年初一下午，给某位老导演拜年。20岁出头的舅舅如遭雷击，失魂落魄良久。以后每逢大年初一下午，舅舅寒风中伫立弄堂，却再也没遇见过。

一般外地人对上海人的误解，一是小气，二是优雅。老克勒或者老金枝老玉叶，西装笔挺，旗袍贴身，咖啡吃吃，舞跳跳，是个别现象。上海滩的真正特产，是“模子”。所谓“模子”，是对有担当男人的尊称。此外还有“瘪三蛮有腔调的”，是弄堂界的极高褒奖。上海有两种“模子”：一种，马路上打相打（打架）；另一种，窝里厢（家里）打沙发。舅舅结婚时，一帮赤膊兄弟来帮忙。他们偷偷开着厂里的卡车，到郊区农场拉来砖头和木料。自己锯木头，打家具，上油漆；自己砌墙，铺地板，搭阁楼。舅舅没钱谢大家，每天完工后烧一桌子菜，再搬来一箱啤酒。一帮男人喝酒吃肉讲段子，那是最快活的日子。

后来各奔东西。有人北上求学，有人南下去深圳或海口，有人赴日本打工，有人移民澳洲，剩下的，随老房子拆迁，散落到上海各郊县。连绵弄堂一朝瓦解，对，就是这个词—瓦解，一爿黑瓦自高处跌落，顷刻粉碎。

圈地，拆迁，盖高楼，房价狂飙突进10年，多少悲喜剧上演。20世纪90年代初，舅舅分到崂山新村的一室户。房子在浦东，十六铺轮渡过江，舅舅不开心，转手10万块卖脱，雄心勃勃，全部砸进股市里。紧接着就是1994年大熊市。前段时间，舅舅一个人去了趟崂山路，回来闷了好几天。舅妈说：“气人吧，现在那里算陆家嘴板块了，300万买不回来。”

房子太贵了，成为数字概念。上海街头，身家几百万的下岗工人、低保户，满目皆是。想得穿的，房子卖脱，报“夕阳红”旅游团，回来蹲养老院；想不穿的，照旧勤谨度日，守着这一砖一木，将来留给子孙。房价深刻地影响了上海人的消费观。攥一把退休金或者下岗工资，立在橱窗前，看灯光下的酱鸭和鱿目大烤，扪心自问，省这点儿铜钿，买得起房子伐？又问，花这点儿铜钿，需要卖房子伐？于是默默付钱。

开“差头”（出租车）的爷叔讲，家里有4套房子，一套打浦桥，一套田林，两套宝山，爷叔骄傲地说：“都是全款，阿拉不问银行借钞票的。”20世纪90年代初，“差头”司机是肥差，月收入顶普通工人干一年。有点儿钞票就买房子。彼时楼盘，用现在的眼光看，便宜得令人发指。如今爷叔身家2000万，照样开“差头”，隔一天出一天车，早出晚归。不然能干吗？待在家里，老婆看多了要触气；孵沙发看电视，容易得老年痴呆；朋友知道你有两个铜钿，有些搞七捻三的，就鼓动去P2P；出国旅游一趟，法意瑞十日游，大巴车拖来拖去，还是阿拉上海好。

所以呀，伊总结，还是开开“差头”，赚点儿小菜铜钿，过过小日脚，算了。

午后三四点，天气闷热，香樟树散发浓烈的气息。小马路边摆出一张方桌，四十几岁女人，碎花衬衫，七分睡裤，桌边剥毛豆子。男人穿Polo衫，领子竖起，头势清爽，歪坐一旁讲笑话。讲到精彩处，喉咙压低，凑到女人耳边。女人哧哧穷笑，忽然用力拍男人一掌：“十三点！”

上海老绅士，寒风中排队买早点。黑色羽绒服，蓝灰羊绒围巾，银发一丝不乱。排到了，说：“老花头，一碗咸浆，咸大饼加油条，谢谢。”音色浑厚低沉。角子事先准备好。餐巾纸揩塑料凳，坐下，解围巾，豆浆里舀辣油。吃完，手帕擦嘴，塑料凳归位，走人。四座低语：“后弄堂的，交响乐团老先生，卖相灵吧？年纪轻的辰光，花头浓得不得了。现在不太出来了。”

那天饭桌上，舅舅讲起一桩旧事，说闵行区曾经有一条雅致路，上海话读起来像“野猪猡”，民愤太大，于是改名叫开心路。舅舅说：“晓得吧，上海人不要雅致的，只要开心。开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