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蔡成

一

腊月二十四，小年。快正午了，父亲还没回。二姐去村口，站在高坡上往远处看。去了三次，都没见着父亲的影子。

桔伯伯来还秤，问：“蔡根深还没回呀？”

母亲面露焦虑，叹口气，摇头。

秤是桔伯伯早上借去的。当时他随口说了句：“蔡根深不在家啊？”

母亲说：“上街买年货去了。”我们村的人将去县城谓之“上街”。

母亲没说真话。我知道父亲干什么去了。后半夜，我被尿憋醒，听得父亲起床，听到独轮车的响动渐渐远去。之前，父亲有好几次也是深更半夜起来，摸黑推着独轮车离家。

那时的我四五岁吧，但家里有啥秘密休想瞒得住我。夜间，我多半会起床撒尿，偶尔能听到父母细声商量这事儿那事儿。

不能再等了。吃罢中饭，大姐开始往大铁锅里装水，往灶膛里塞柴，点火，烧。

早就讲好，小年这天杀年猪，全家都等不及了。大哥卸下一扇门板，搁在两条高凳上。猪被杀后，会躺在这扇门上，开膛破肚，接受被肢解的命运。三姐只比我大两岁，也被安排了活儿。她备好一个大木盆，撒点儿盐，放些凉水，等会儿用来盛放和稀释猪血。

我最小，无所事事，跑前跑后，心里已乐开花。猪栏里那头黑白相间的花猪，我已去看过无数次。它连早饭都没吃，饿得慌，在空荡荡的猪食盆里乱拱。这家伙嘴里正哼哼唧唧，想必是怒火万丈，骂翻了天。它哪儿晓得，是母亲特意不给它吃—就要去见阎罗王了，还吃什么吃，浪费粮食。

叔外公终于来了。他住邻村，是杀猪匠，手上拎着竹编提篮，里面装着屠宰工具。

姐姐去喊了邻居田叔来帮忙。田叔和叔外公闯进猪栏，一人一边，用手扯住猪耳朵，往外拽。猪暴跳如雷，号叫着，不肯就范……

二

接下来就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家里却闯进三个不速之客。

穿中山装的人姓刘，他在我们家吃过“公派饭”，是公社下派到生产队的驻队干部，他的吃喝由生产队安排给各家各户，轮着来。另一个人一身灰衣裳，不久前征新兵入伍，来生产队鼓动适龄小伙子积极报名，大人都喊他陈部长。他是公社武装部的部长。

余下一个最威风，白衣白裤白色大盖帽。他往我们家门口一站，所有人惊得连喘的粗气都压缩、拉长，变成几段细长细长的热气吐出来。他是一名公安。

来公安人员了！不用谁粗着嗓门吆喝，眨眼工夫，我们家门前聚集了好些社员，都不敢出声，站得好远，盯着公安看。

公安的腰间那天是不是别着一把驳壳枪？我忘记了。就算没枪，当时的我也怕得要命，怕得差点儿忘了呼吸。哥哥姐姐也好不到哪儿去，个个一动不动。

刘干部对我母亲说了点儿什么。母亲单薄的身子晃了几晃，后退两步，靠着墙壁，依旧没能站稳，顺着墙壁往下滑，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我和小姐姐惊得大哭，跑过去，趴在母亲身边，抱住她的胳膊，拼命摇，不顾一切地哭喊：“妈妈，妈妈！”

母亲没昏迷。她没哭，居然还冲着我笑了一下，很短的笑。她伸手抹了一把我的脸，说：“不哭。”

婶婶赶过来，和我的大姐二姐一起扶起母亲。公安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翻开，面无表情地对母亲说：“三天内，缴清33元罚款，蔡根深同志就可以回家了。”

33元！说得轻松，那是天大的巨款。我家要有这么一笔钱，母亲铁定会急得不晓得藏哪儿才好。

父亲犯了“投机倒把罪”。

他去宁乡煤炭坝的煤矿装满两箩筐煤，用独轮车运到长沙卖掉；然后在长沙走街串巷，收购破铜烂铁，再用独轮车推着，去找乡下的打铁铺，寻个好价钱又赶紧卖掉。

父亲的算盘打得妙。冬天，湖南冷得叫，户户要烧煤取火。他的煤炭一进长沙城总能卖光，而且价格喜人。腊月，家家要大扫除迎新春，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破烂一扫而光，父亲也总能低价买到废品，甚至还能白捡到人家扔的值钱东西。

只不过来去全靠走路。

多年后，父亲忆苦思甜，说长（沙）常（德）公路上设了好几道检查关卡，他早把关卡的位置记牢了。有时是他一个人，有时和同村万礼章一起，近关卡时赶紧绕道走乡间山路。冤枉路没少走，求的是“安全”。

这回，父亲终究被围追堵截的民兵逮住。独轮车和废铁当场被没收，人被扭送去人民公社。

至今我也不清楚33元罚款的数额是如何确定的。母亲始终端着笑容说好话，婶婶和左邻右舍也加入求情行列。三个“公家人”却不摇头也不点头。他们也做不了主，他們只能公事公办。公安指着已被捆上四条腿、赖地上嚷嚷不休的猪说：“就用它作抵吧。”

母亲央求叔外公：“叔，麻烦您把它赶到公社大院去吧。”

人和猪就要出发，母亲又急急唤住。她用盆装了些剩饭，倒好多米糠，再舀两瓢水，拌匀，放地上。“吃饱了，你再上路吧。”见猪狼吞虎咽吃得欢，母亲擦眼角，劝猪：“来世，你不要再变畜生了。”

我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死命拽住猪尾巴，哭天抢地坚决不肯撒手：“我要吃肉，我要吃肉……”这一幕，好多年来，常常是哥姐们笑话我的主题。他们模仿我拽住猪尾巴不让走的姿势，模仿我撕心裂肺的哭喊。事实上，他们又能比我好到哪儿去。

哥姐个个眼泪汪汪，只是不敢号啕大哭。母亲有很多条条框框，说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哭也有规矩，不能指天捶地没脸没皮。

那年头，整个村顶多三户人家能把一头猪喂到年尾，杀掉，吃肉喝汤迎新春。我没给猪做过任何贡献，但三个姐姐为喂猪，没少吃苦受累。她们仨谁没在炎炎烈日下去外寻猪草，谁没提着笨重的泔水桶往猪食盆里倾倒过。

猪走了，人散了，家里安静下来。直到这时，母亲才扶着饭桌边沿，缓缓把自己放稳在椅子上，开始哭。没声音，只有眼泪沿着脸颊往下淌。我猜不透母亲眼眶里究竟装了多少泪水，使劲擦，总擦不完。

三

公家人说话果然算数。父亲回家了，带着独轮车和几块废铁。生性开朗的父亲竟然还笑眯眯的，夸抓他的人好，称赞人家公正无私。猪过秤后，说价值超过33元，就把没收的废铁和独轮车还给了父亲。

父亲在空中给我们画了个香喷喷的“大饼”：“今年过年没肉吃，明年过年一定杀头大年猪。”

明年遥遥无期，我们还是想哭，哭累了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哭。

没想到，我们的脸上很快换上了笑容。

隔了一天，上午，有个陌生人出现在我家门外。

他的肩上横着根竹棍，一头挂着两个用草绳绑着的猪脚，还有两条用草穿透嘴巴挂在竹棍上的鱼；另一头，居然吊个猪肘，想必分量不轻，没心没肺地在竹棍顶端荡秋千。

陌生人张嘴就问：“这里是蔡根深家吗？”

猪脚、鱼和猪肘，是家在益阳衡龙桥的二姨妈送我们的。

我们那里，大年三十儿的餐桌上，除了鱼、肉、鸡之外，猪脚是必不可少的。猪脚上桌后，我们称为“猪手”。父亲母亲一再强调，猪手在团圆夜名字又改了，叫“抓钱手”。老家有句顺口溜：“过年要吃猪手，来年钱不离手。”正月初一，有一个蒸猪肘摆桌子正中央，先敬奉天地菩萨和祖宗神灵，然后一家人吃，同样必不可少。因为，油乎乎的猪肘预示新一年的富足。这两样算所有年货中的重中之重，缺一不可。

二姨妈家离我们十多公里，才过一天，得知我们家出意外，已给我们备好鱼肉送来了，动作真快。

那年月没手机，也不通电话。然而，哪家有个风吹草动，靠口口相传，一传十，十传百，半晌工夫，怕连月宫里的嫦娥也已耳闻。

更沒想到的是，紧接着出现了一件怪事。

大清早，父亲起床开门。门前倒扣着一个箩筐，箩筐上还细心地压着块石头。掀开来，里面摆着一个猪头、一碗猪血、一副猪大肠和两块新布料。

谁送的呢？父母把亲友近邻盘算了半天，还是找不到头绪。

父亲乐坏了，哼着小调用燃烧的柴火清除猪头上的细毛。他爱吃猪头肉。

母亲把布料铺开来，又方方正正折叠好。春节快到鼻子尖下了，这布料肯定不是送来给我们做新衣服的，那是用来做人情礼的。那时的春节，走亲访友，往往把布料当厚礼。因为当时买布，除了要钱，还得有限量供应的“布票”。把布料说成珍贵物品不为过。

白天，母亲与邻里聊天，故意没话找话旁敲侧击。她想亲自“破案”，但始终没邻居坦白。

后来，父亲劝阻母亲，要她别去找答案了。

父亲是对的。尽管不是杀人放火的大罪，可顶着“投机倒把”的帽子，左邻右舍哪儿敢公然表示同情和亲近。

过了好些年，母亲告诉我，猪头和布料是一位“舅爷爷”送的。这个和我们家没丝毫血缘关系、相互间却走动很勤的舅爷爷，是走村串户的剃头师傅。他的腿有些跛。

夜深，他用麻袋装着猪头和布料，深一脚，浅一脚，从邻县的洪龙山村走到我们家。他不忍心敲门惊醒沉睡的我们，看到墙根儿下有个箩筐，就拿过去，把猪头和布料倒扣在箩筐下。又担心野狗来捣乱，便抓块石头镇住箩筐。

舅爷爷说起自己当“夜行侠”的事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时代进步了，世界变了，所谓的“投机倒把”不再是违法犯罪的行径，而是政府鼓励甚而表彰的合法经商行为。舅爷爷抱歉地解释，那年他家没杀年猪，他给一户人家的全家人剃头，不收钱，讨要了他家的猪头。他记得我父亲的喜好。

至于猪血和猪大肠，舅爷爷坚决否认那是他搁在箩筐下面的。谁放的呢？

突然记起，当时，家家户户喜欢在碗底刻个姓氏。如蔡王孟刘，有的甚至直接把姓名全刻上去。那个装猪血的碗，碗底偏偏干干净净，没字。搞不清是谁铁下心硬要制造一个无人破解的悬案。这桩悬案，恐怕只能永沉岁月深处。

那副猪大肠被母亲熏成腊味肠。正月里，用晒干的朝天椒炒腊味肠，真香。我再没吃过比那一年的腊味肠更美味的人世珍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