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冬季的某夜，我和打算共同创业的同班女生一起，推着一辆装有制作兰州小吃“鸡蛋牛奶醪糟”所用食材的玻璃柜子的电动三轮车，到达我的大学附近的小吃街边，开始当天的课后营业。

生意很是慘淡。初创小业，选料一定是精挑细选，利润也自然微乎甚微，且因为地域口味不同，两个礼拜过去了，我们连200元的净利都没赚到。我继续吆喝，同伴已经无心恋战。她告诉我，高我们一级的薛胖子此时正在学校小礼堂里演出他们新排的话剧，虽是赠票，但也是座无虚席。我问她是否想去看，她沉默一下，说：“没事儿。”

蜀地的冬寒自脚底透上身来，这时的我多希望能再来几位客人，好打发走心中的不甘。

熬过新年，迎来毕业季，我们的小吃摊位草草收场，大家开始专心于毕业作品，已然毕业的薛胖子却在小吃街盘下一间铺子开了家私房菜馆。出乎预料，所有喜欢薛胖子的老师都以为他会奔赴远方，投身于导演事业，但同班女生转述他的话说：“再喜欢也不能让自己累着。”

比我更羡慕、嫉妒或者鄙夷薛胖子的大有人在，其中很多人选择去了北京，他们怀揣梦想，低着头、猫着腰试图钻进中国影视圈子里。可惜，中国电影市场只红火了三四年，便像热锅一下子端进雪地里，降了温。寒冬可不是一个对新苗子们友善的季节。大前年年初的某一夜，我寄宿在北漂同学的“隔断房”里，问他：“你还打算在编剧这行干多久？”他说：“没想过。”我说：“眼下你得想一想了，也不能一直拿5000块过活吧。”他说：“那没关系。我还是喜欢电影，死皮赖脸地喜欢。”

还是喜欢，多么卑微，又多么决绝。

寄宿北漂同学家时，我正跟随一位编剧刘哥在北京接活儿。在这个圈子里，他在人脉交际上并非左右逢源，甚至有点儿用力过猛。每次与制片方交流时，他都会表现出比能力更丰沛的行业热爱感，同时，也要求我尽量用最专业的词汇来阐述剧本，给对方一个好印象。一切谈罢，他甚至会借故避开我，从自己的双肩包里掏出两包老家产的茶叶塞进对方怀里。

“不害人，能赚钱，怎么活都不为过。”刘哥拉上背包拉链，在电梯里对我说，“再努力一把吧，我不想有一天会恨自己。”

再之后，我慢慢听说，薛胖子将私房菜馆辟出一半，建了间微电影工作室，迎来送往一届届学弟学妹；北漂同学搬出隔断房，去了更远的城中村，但对工作依旧没有半句怨言；刘哥在朋友圈里日日为他人的电影转发、点赞，却对自己接的活儿只字不提，我知道，他对那几十页剧本永远不满意。

一个人，对一件事到底能有多喜欢？大约就是那种宁可死皮赖脸，也想从它身上尝一筷头儿甜的心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