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禄

2019年11月，我参加了三次关于新经济与咨询业未来发展前景的讨论会。我认为，当前情况是我国咨询业一次重大的发展机遇，我们要把握住这次机遇，既要突出中国和平崛起中中国咨询业的不可或缺，又要突出本土咨询业中的作用。

对于如何理解“中国崛起”过程中咨询业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认识我国咨询业在过去四十年里，从引进、跟随到在某些新经济咨询领域的异军突起，我认为需要从四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各国崛起的过程均需要咨询公司参与，中国也不例外。老牌工业国家英国的咨询业几乎是与工业革命同时起步，英国被认为是咨询业的创始国，最著名的是“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德国在二战后实现经济快速崛起，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美国在工业经济发展中也涌现出了若干本土咨询公司，包括兰德、麦肯锡等。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崛起也需要培育本土咨询公司。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四个原因。首要的是创业，其次是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和引导，第三是企业家推动，第四是咨询业的发展。应该说，企业家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甚至中国的政府在引导经济发展过程中也积极发扬企业家精神。而在这四个因素中，咨询业全面参与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全过程，为创业、政府引导经济发展和企业家作用的发挥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中国咨询业发展走过三个阶段。一是模仿学习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初；二是引进跟随阶段，随着对外开放，特别是中国加入WTO敞开国门之后，发达国家的跨国咨询公司纷纷进驻中国市场，本土咨询机构在跟随学习，不同细分领域中国咨询业逐步形成外资、国有和民营咨询三足鼎立之势；三是异军突起阶段，近十年来，在一些新经济咨询领域，我国本土咨询机构异军突起。

第四，中国经济崛起与咨询业发展。中国崛起的背景是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中国崛起和中国发展新经济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高增长经济奇迹所依赖的制度优势，我认为主要解决了政府和市场、科技和经济社会两个关系。产业跨界、企业爆发成长是新经济的本质特征，而新经济本质特征的形成，在中国都与正确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科技与经济两大关系直接相关。中国崛起一方面源于中国制造业大发展和不断加快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使我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另一方面是电子商务等的高歌猛进。咨询业本身为治理和决策服务，特别是决策咨询和新经济咨询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独一无二，国外咨询机构的做法在某些方面不适用，客观上需要本土咨询公司全面参与。

近十年来，代表新经济的新思想、新模式、新理论层出不穷。在实践层面，一个重要现象是，以独角兽企业为代表的中国新经济企业抓住了全球社交化、“互联网+”和数据化、智能化等大趋势中出现的重要场景，实现了全球引领。本土咨询公司对中国特色的中国崛起道路有充分认识，既可以做微观咨询，也可以做宏观咨询，在中国市场中磨炼了真本事。中国的咨询公司代表新生力量、代表新经济发展方向，未来中国新经济要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走到引领的位置，这就需要一批能够深入理解中国特色治理体制和中国新经济未来走向的本土咨询机构走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