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焜檀（Kundan Kumar）

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学传统，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无数的诗人、学者，他们中有的已经闻名世界，如泰戈尔、普列姆昌德、奈都夫人，但也有很多人至今不为我们所熟悉。拉胡尔·桑格里德亚英（Rahul Sankrityayan，1893—1963）就是其中之一。拉胡尔一生颠沛流离，但他却对知识有着恒久的追求和渴望。他精通三十多种语言，发表作品超过140种，包括小说、戏剧、散文、游记和传记，也有宗教（主要是藏传佛教）研究著作，他被称为“印度旅游文学之父”“最伟大的学者”（Mahapandit）。

云游生涯

1893年4月9日，拉胡尔出生在印度北方邦阿扎姆加尔地区潘达哈村的一个正统婆罗门家中，父亲为他取名为克达尔纳特·潘迪（Kedarnath Pandey）。他的父亲高瓦尔坦·潘迪是农民，母亲库万娣·黛维在他幼年时去世，拉胡尔由他的祖母抚养长大。拉胡尔在村里的小学接受了时间不长的正规教育，九岁时就离开家乡，开始了一生在外云游的生活。

他首先到达比哈尔邦的恰普拉地区，在寺庙里跟祭司Mahant学习了梵文和印度教经文。他一边学习，一边拜访宗教圣地。他曾经到达泰米尔纳德邦的马德拉斯，学习了当地的泰米尔语，还去过南印度的特里帕蒂、哈姆皮和班加罗尔。拉胡尔的生活似乎在践行印度教徒的理想，那就是在游历中体会人生的真谛。在廣泛的游历生活中，拉胡尔阅读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各个教派的书籍，还参加了当时的印度教社团“圣社”（Arya Samaj）。“圣社”1875年由达耶难陀创立。拉胡尔于1915年1月进入阿格拉的圣社 （Arya Musafir）学校学习，在学校期间，他得以聆听达耶难陀的教导，还系统学习了梵文和阿拉伯语。他的学识得到很多人的赞赏，并被称为拉莫德尔大师（Ramodar Swami）。

经过多年的游历生活和努力学习，拉胡尔掌握了多门语言，包括印地语、梵语、乌尔都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泰米尔语、卡纳达语、藏语、法语、德语和俄语。为了可以阅读佛教文献，他还学习了巴利语和僧伽罗语。

拉胡尔接触到佛教之后，专注于佛教研究。他的名字就是以佛陀儿子的名字“拉胡尔”命名的，桑格里德亚英的意思是“同化者”。自此之后他就被称为拉胡尔。

拉胡尔的个人生活比较复杂。和很多印度教青年一样，拉胡尔很小就在家人的安排下结婚了，但因为一直在外游历，第一个妻子桑特什在他的世界里其实无足轻重。他经常和僧人们、修行者们在一起，主要依赖人们的施舍生活。第二次任教苏联期间，他与学者叶莲娜·卡捷罗夫斯卡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叶莲娜懂梵文，也熟练掌握了法语、英语和俄语，曾帮助拉胡尔编写藏文——梵文字典。后来他们结为终生伴侣，并育有一子伊戈尔（Igor）。但斯大林时期，当局不允许叶莲娜和儿子陪拉胡尔回印度，一家人就此分离。晚年，拉胡尔跟一个尼泊尔女士卡玛拉结合，育有一子一女。

拉胡尔酷爱旅行，他的足迹遍布印度各地，曾数次到圣城瓦拉纳西及喜马拉雅山朝圣。拉胡尔去过亚洲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日本、韩国、新加坡、伊朗、阿富汗和一些欧洲国家如俄罗斯，广泛的游历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游记写作素材。从1926年到1958 年，32年的国内和国际旅行生活使他创作了20部作品，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从伏尔加到恒河》《在西藏的三个月》《我的欧洲旅行》《亚洲的无人区》《我的旅行日记》等。他最著名的作品《从伏尔加到恒河》已被译为多种语言，包括印度地方语言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孟加拉语、马拉雅拉姆语、卡纳达语，以及国外语言英语、俄语和中文（中文译名《印度史话》，周进楷译，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

“旅行生活有力地把笔放在我手中，旅行本身就是写作的艺术。 它帮我打开了写作的大门，所以我非常感谢它”。可以说，旅行是拉胡尔笔下真正的主人公，也是旅行让他成为一名作家。用拉胡尔的话来说，云游天下是最好的人物性格。

中国之旅

拉胡尔曾五次到访中国，1949年前到西藏四次，1949年后应邀到新中国参观。他到西藏最主要的目的是收集梵文手稿，特别是佛经经文。他在西藏发现了大量珍贵的佛经抄本和唐卡绘画，并带回印度，现在都保留在巴特那博物馆。

拉胡尔有关西藏的游记被认为是最有趣的，他曾经有三个月游历西藏，在游记中他生动地记录了西藏的佛教传统以及西藏的绘画等。他的作品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藏社会和文化的一面镜子。

拉胡尔在斯里兰卡学习佛教期间，决定去中国西藏朝圣。他的目标就是研究佛教文本，1929年他通过尼泊尔到达中国拉萨，这被认为是他最危险的旅程。他进入西藏时要经过英国、尼泊尔和中国三个国家的政府和军队的检查。拉胡尔在书中记载：“途径尼泊尔去中国西藏这条路线是当时的交通干线，军队和商队都需经过这条路线。因此，搭建的营地和帐篷相隔很近。”《在西藏的三个月》共十章，详细描述了从印度到中国西藏旅程中古老的文化和宗教中心，描写了中国西藏和印度之间悠久而深刻的文化关系。书中也描述了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环境和经济状况等。

1934年夏季，拉胡尔第二次去西藏，回国后写了《我的西藏之旅》。这本书详细记载了自己的旅程，细致地描述了西藏的几个重要城市和地区，介绍了藏语、藏族社会与文化等方面。拉胡尔为西藏的自然之美所折服：“我走到一个地方，看到河对岸有一道彩虹，那景象令人惊叹，它看起来像是两座山顶之间的一座彩色拱门。”拉胡尔也介绍了西藏当时的婚姻情况，他写道：“在西藏，一个家庭中的所有兄弟只有一个妻子。”这反映了当时西藏存在的不正常的婚姻状况。

拉胡尔和中国西藏的关系非常密切，1938年，拉胡尔第四次去西藏，回国后创造了《我的旅行日记》，其中包括他和友人的通信，这些信件的内容记载了当时的法国、德国、斯里兰卡和印度的社会情况，也描述了拉贾斯坦邦和比哈尔邦的历史和文化。谈到西藏，他写道：“虽然西藏人看起来蒙昧又肮脏，但艺术在他们的血液中流淌。他们非常优雅地装饰房屋，墙壁的颜色、窗子的装饰、衣柜的图案都非常美丽，甚至睡垫和茶几也令人赏心悦目。”拉胡尔在《神秘的西藏》一节，记录了西藏的经济状况，西藏的佛教信仰情况，西藏对印度的影响等。

1958 年，拉胡尔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到中国进行佛学交流，他经缅甸仰光到达北京，而后到中国东北和华中地区参观，在中国的时间大概四个半月。在此期间，他参观了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回国后写了两本有关新中国的著作：《中国所见》和《中国的公社》。

《中国所见》详细记录了他在新中国的见闻。他描写了中国共产主义和社会经济的变化，还介绍了中国的教育、农业、工业等等。他细致比较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社会、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变化，也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日常生活，如食品、服装、艺术、妇女状况等。

《中国公社》则详细记录了他对中国农村公社的印象。他说：“这本书就是1958年旅行时参观六个公社的结果，我对他们有深刻的印象。”他在中国的公社中看到了人民团结在一起工作，虽然没有先进的机械工具，但农业发展得很快。拉胡尔在书中描写了中国农村的六个公社，分别是云台公社、龙安公社、徐学公社、帕莫公社、丰昌公社和山舜公社。

他的传记作品《毛泽东》对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进行了详细的描写，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敬意。在他笔下，毛泽东是政治家，同时也是深谙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学者。他在印度文化的背景下审视毛泽东，把他誉为印度教中的黑天神一样的人物。拉胡尔在他的书中写到了毛泽东与人民的紧密关系，以及毛泽东与其他革命者的关系。拉胡尔描述毛泽东和朱德关系，将他们比作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把他们比作是印度的黑天神与阿周那（Krishna-Arjuna 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主人公），他认为，在毛泽东领导下，朱德像《摩诃婆罗多》中的阿周那一樣赢得了所有战斗。拉胡尔的毛泽东传记向印度读者介绍了毛泽东，促进了中印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拉胡尔的中国游记记录了他人生最后一段的旅行，这两本有关新中国的著作也成为他旅行文学的最后作品。他在斯里兰卡任教时罹患重病，卧床18个月。1963年4月14日，拉胡尔在大吉岭结束了他在人间颠沛流离的旅行，告别人世。

拉胡尔的创作得到了印度学术界的肯定，荣获诸多奖项。1958年他的《中亚历史》荣获了文学院奖（Sahitya Academi）；1963年，他获得了莲花奖（Padma Bhushan）这是印度等级最高的文学奖。1993年，印度政府发行了一套邮票，纪念他的百年诞辰。 拉胡尔留给后人的除了他的文字，还有感人至深的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有人称之为“丝路上的游者”。拉胡尔的诗呈现出他对旅行的热爱，对世界的热爱，对后人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哦！无知，去世界各地旅行吧，

此生你不会再有。

即使你长命百岁，

青春也不会永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