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全

[内容提要]东北亚地区呈现的“核威慑效应弱化”，对地区安全构成消极影响。东北亚以及美国的核威慑投入在持续，美对韩日核保护，韩日谈论核武器，朝鲜发展核武器，同时萨德部署与《中导条约》失效降低了中俄的核威慑能力，核传统的遏止功能、保护能力与可信性降低，核扩散趋势增强，核威慑悖论现象显现。“核安全保护不完全”、核拥有国数量增加，是探讨“核威慑效应弱化”成因的有益路径。建立新时代的核理论，揭示并审慎研究核武器化与民用化并存风险，建立核民用合作机制并推进建立涵盖核的武器与民用的合作机制，以核问题的处理为契机在国家层面上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以及在地方与个人层面推进核文化教育与核防护演练合作，都是应对“核威慑效应弱化”的有益思考。

核威慑(nuclear deterrence)，是指“核大国依仗核军备和核战争威胁来处理国际事务和推行其全球战略的理论和政策。其中核心含义是，以核报复力量为后盾，以核战争为威胁手段，恫吓对手，使其妥协退让”(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六版缩印本)》，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725页。。核威慑对世界安全态势具有重要塑造功能，曾经铸就了冷战格局，其影响遗留至今。

2018年2月，美国国防部公布《核态势评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尽管再次确认美国核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威慑和继续承诺核不扩散与实施军控，但正如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在《核态势评估》的前言中所言，“美国面临着比任何冷战结束以来更为复杂与严酷的国际安全形势”“《核态势评估》反映了对威胁的当下与实用主义评估”，提出了一种所谓的“精心裁剪的核威慑战略”(a tailored unclear deterrent strategy)。(2)Lisa Ferdinando, Deputy Secretary, “Nuclear Posture Review is ‘Tailored Nuclear Deterrent Strategy’”, DoD News, Defense Media Activity,Feb.2,2018, https://www.defense.gov/News/Article/Article/1431786/deputy-secretary-nuclear-posture-review-is-tailored-nuclear-deterrent-strategy/[2020-02-13].2019年1月，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退出《中导条约》尚不足三个月，美国防部时隔九年发布了新版《导弹防御评估》(Missile Defense Review)，报告在《核态势评估》确认的核政策基础上，明确提出“美国依靠核威慑来应对俄罗斯和中国规模更大、技术更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以及遏制任何来源的攻击”。(3)Department of Defense, Missile Defense Review, January 2019,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Interactive/2018/11-2019-Missile-Defense-Review/The%202019%20MDR_Executive%20Summary.pdf [2019-12-28].随后，美国防部于2019年4月、2020年4月连续发布两版《核威慑政策》(U.S.Nuclear Deterrence Policy)文件，再次强调核威慑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俄罗斯于2017年底发布《2018—2027国家武器装备发展纲要》(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вооружения на，2018-2027)，也将俄罗斯“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现代化列为优先事项。(4)Richard Connolly and Mathieu Boulègue, Russia’s New State Armament Programme Implications for the Russian Armed Forces and Military Capabilities to 2027, London: Chatham Hous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y 2018.2018年3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演说中，公开了包括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核动力巡航导弹、核鱼雷等多款新一代核武器，声称俄罗斯的核武器是“不可战胜的”，能够击败任何导弹防御系统，并对美国喊话称这些武器的能力“并非虚张声势”。(5)Daniel Cebul, “Coercive tactics? Putin touts Russia’s ‘invincible’ nuclear weapons”, Defense News, March 1, 2018.https://www.defensenews.com/smr/nuclear-triad/2018/03/01/coersive-tactics-putin-touts-russias-invincible-nuclear-weapons/ [2020-03-07].另外，2019年5月起朝鲜恢复导弹试射，截至2019年底，在不到八个月时间内便多次发射导弹/火箭，即便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时期，这一频率亦为罕见。

随着美国以及东北亚地区近年来持续向核武器及相关领域投入资源，同时涉核行动频繁，核威慑问题再次被推至安全研究的风口浪尖。目前，学界已就此达成共识，即“东北亚是世界上核武器规模最大、烈度最强的地区，加上朝核问题的出现，使得东北亚处在核恐怖的阴影之下，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6)参见张蕴岭：《百年大变局下的东北亚》，《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9期，第5页。

我们如何认识已经存在超过半个多世纪的核威慑，它在当下发生着怎样的流变，这对审视东北亚安全态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7)在相当的时间内，国内外对核威慑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核威慑的综合探讨，主要成果包括：Avery Goldstein , Deterrence and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0；Thomas C.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with a New Preface and Afterwor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滕建群：《核威慑新论》，《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6期；刘利乐：《核威慑的四大风险及其应对》，《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二是，核威慑的个案探讨，其中，核威慑的中美视角尤其引人注目，主要研究成果包括：李彬：《中美对“核威慑”理解的差异》，《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2期；朱明权等:《威慑与稳定——中美核关系》,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荣予、洪源：《从反核威慑战略到最低核威慑战略：中国核战略演进之路》，《当代亚太》2009年第3期；John W.Lewis and Xue Litai, Imagined Enemies :China Prepares for Uncertain War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笔者认为，东北亚出现了“核威慑效应弱化”的趋势。由此，东北亚安全态势进入更为危险与诡异的阶段。有鉴于此，我们应采取必要的策略加以应对。

一、“核威慑效应弱化”

一般认为，核威慑是一种战略手段。随着核威慑实践的推进，其效应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通过成本大于收益的预期展示，以实现阻止对手、保护盟友并防止核扩散得以显现。因此，核威慑也包括“延伸核威慑”(extending nuclear)，后者或称为“延伸核保护伞”(extending the nuclear umbrella)，或者通俗地表达为“安全保护”(security guarantees),其“意在获得两个相关目标：通过取消他们希望达成的任何进攻性收益来劝阻对手国家不要发展、威胁使用核武器或使用核武器，向盟友提供保护并因此减少核扩散的动机”。有学者认为：“延伸威慑的可靠性，我们指的是盟友眼中的可靠性，而不是可能的挑战者眼中的可靠性。”(8)Philipp C.Bleek and Eric B.Lorber, “Security Guarantees and Allied Nuclear Prolifer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4, Vol.58,No.3,pp.429-430,448.但笔者认为，威慑(包括延伸威慑)的可靠性包括了盟友与挑战者眼中的可靠性，如果挑战者认为威慑不具有可靠性，威慑的效应就不会存在了。

美国《核态势评估》强调，“美国核政策和战略最高的优先考虑是威慑潜在敌人不发动任何规模的核袭击。但是，遏阻核袭击不是核武器的唯一目标”，“美国有正式和延伸的核威慑承诺，为欧洲、亚洲和太平洋的盟国提供担保。任何国家都不应怀疑我们延伸威慑承诺的力量”，“在许多情况下，对盟国和伙伴有效的担保取决于他们对美国延伸核威慑可靠性的信心，这也使其中的大多数国家避免了拥有核武器，从而帮助实现美国的核不扩散目标”。(9)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February 2018, https://media.defense.gov/2018/Feb/02/2001872886/-1/-1/1/2018-NUCLEAR-POSTURE-REVIEW-FINAL [2020-02-13].可见，美国期望达到的核威慑效应主要体现为：(1)阻止对手与潜在对手发动战争或冲突；(2)阻止对手或者潜在对手发展核武器、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及真正使用核武器；(3)向盟友提供可信性核安全保护；(4)阻止盟友发展核武器、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及真正使用核武器。简言之，核威慑效应强化在于阻止对手、保护盟友、防止核扩散的效果增强，从现实演化来看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很难完全实现；反之，在于阻止对手、保护盟友、防止核扩散的效果减弱。

笔者认为，目前东北亚区域的核威慑正在出现令人忧虑的趋势——“核威慑效应弱化”。笔者的依据是，在东北亚，虽然核阻止、核保护与防核扩散的成本与承诺持续追加，即核威慑在强化，但核阻止、核保护效应却趋于减弱，同时核扩散趋势增强，从而出现了核威慑悖论。

具体而言，东北亚“核威慑效应弱化”主要体现在：核被保护国会认为持续的核保护是理所当然的，从而相对地弱化核保护承诺的重要性；核被保护国很难接受承诺松动与承诺条件变化；核被保护国质疑核保护承诺的可靠性；核保护国对核被保护国的核承诺持续追加感到厌倦或负担过重，对核保护的承诺条件提出异议，对核保护国的涉核言行逐渐持宽容态度，认为自己使用核武器是可以接受的，为了增加核威慑而进行新的投入反而破坏既有的核平衡；区域内核威慑的目标国与潜在核威慑的目标国既会因上述情况而对核威慑产生质疑，又会因为持续受到核威慑或者缺少核保护而寻求降低对方对己方造成的核威慑。最终一方面促使核阻止与核保护效应降低，另一方面促使无论是核被保护国还是没有核保护的国家滋生发展核武器的动力，核扩散风险增加，核威慑效应整体降低。

纵观东北亚核态势演化，东北亚“核威慑效应弱化”体现为如下图谱：(1)日韩持续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一方面认为美国的核保护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对美国的核保护意愿与能力产生质疑，同时日韩对核阻止效果降低与核保护变化无法接受，虽然没有成为主流，但逐渐开始谈论发展核武器。(2)尽管美国不断追加并反复承诺对日韩进行核保护，但美国对日韩持续的核保护感到厌倦且力不从心，开始摇摆于日韩增加成本分担与持续对日韩核保护之间，从而使核阻止对手与保护盟友的效应降低，与此同时，美国提出了所谓的“精心裁剪的核威慑战略”，认为自己使用核武器是可以接受的。(10)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January 2018.https://assets.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4347479/Npr-2018-A.pdf [2020-02-13].(3)在美国看来，没有“一体适用”(one size fits all)的核威慑，需要拓展美国灵活的核选项，包括更新核武器库并部署低当量的潜射核弹头，等等；美国宣称在“极端情况”(extreme circumstances)下使用核武器，《核态势评估》澄清了“极端情况”可能包括“重大的非核攻击”(significant non-nuclear strategic attacks)。(11)Lisa Ferdinando, “Deputy Secretary: Nuclear Posture Review is ‘Tailored Nuclear Deterrent Strategy’”, DoD News, Defense Media Activity,Feb.2,2018.https://www.defense.gov/News/Article/Article/1431786/deputy-secretary-nuclear-posture-review-is-tailored-nuclear-deterrent-strategy/ [2020-02-13].无疑，这些都进一步增加了核战争的风险。(4)中俄就美国持续对日韩进行核保护，尤其是在韩国部署萨德表示担忧，认为萨德部署严重弱化了自己的核威慑能力。(5)美、俄两国退出《中导条约》后，接连试射中程弹道导弹，并表现出在远东与亚太地区的部署意图，破坏东北亚地区乃至全球当前相对稳定的核战略力量结构，核军备竞赛趋势凸显。(6)俄罗斯自2017年底《2018—2027国家武器装备发展纲要》发布以来，核武器现代化步伐加速，不仅展示多款新型核武器并开展试验，还在2019年10月举行了苏联解体后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发射演习“雷霆—2019”。(7)朝鲜处于核保护之外并受到明确的核威慑，不断发展核武器，并通过威胁真正使用核武器，以弱化美国对日韩核保护以及对朝鲜核阻止的意愿与能力。综上，“通过核裁军维护威慑体系(deterrence system)的希望破灭了”“军备控制停滞不前，甚至受到侵蚀，核武库的现代化正在发展”。(12)Peter Rudolf,US Nuclear Deterrence Policy and Its Problems, Berlin: SWP(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November 2018, p.ii.

可见，在东北亚地区，尽管核威慑的投入一直在持续(13)自核武器诞生以来，相关国家对核威慑的投入就从未停止过。除了前文表述的，还集中体现在，核武器拥有国的增加、核武器能力的提升以及核武器使用意愿的增强。这在包括东北亚地区在内均有很明显的呈现。，但是从美国、日本、韩国、朝鲜以及中国、俄罗斯的认知与行为来看，以核阻止与核保护弱化、核扩散强化为表象的“核威慑效应弱化”趋势正在出现。

长期以来，美国对日韩进行延伸核威慑，阻止对手、保护盟友、防止核扩散一直是其所追求的战略成效。然而，这一切都处于耗散之中，即对手的核能力从无到有，盟友对核阻止与核保护产生质疑，谈论发展核武器不再是日韩的战略禁忌，核扩散风险在前所未有地增加。从学者所描绘的如下场景中我们看到了“核威慑弱化效应”的影子：“担心美国将不愿意与朝鲜进行核冒险，结果导致盟友担心安全承诺的价值。对美国承诺的疑虑至少可导致同盟紧张并将使与美国在其他地方的合作变得困难起来。然而，韩国和日本也可以寻求独立处理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它们可采取的一系列不安举动包括：发展独立的核能力，与中、俄结盟以解决朝鲜核威胁，寻求某种单边形式以调适与朝鲜的相处。朝鲜在核计划上的讨价还价已经促使对美国延伸遏制的更大需求，同时，也引发首尔与东京对美国承诺的质疑。这种担心在增加。”(14)Shane Smith, “Implications for US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Assurance in East Asia”, Baltimore: the US-Korea Institute at the Paul H.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2015,p.7.可见，在“核威慑效应弱化”之下，美国对韩日的持续核保护并没有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也没有让韩日感觉到更加安全，相反，虽然韩日对美国核威慑的需求增加或者美国对韩日核保护的承诺持续追加，但韩日对美国的核威慑效应已经产生质疑，并就发展独立的核力量展开探讨。

近年来，美国的盟友强烈意识到因为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对延伸核威慑构成了挑战，核扩散的风险增加。在韩国，独立发展核能力或者请求美国在半岛重新部署核武器，这两种观点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 早在2013年朝鲜实施第三次核试验后，在韩国开展的民意调查中就有2/3的受访者同时赞成上述两种选择。(15)Wade Huntley, “Speed Bump on the Road to Global Zero: US Nuclear Reductions and Extended Deterrence in East Asia”,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20, No.2 ,July 2013, pp.322-323.而2017年的民调中，依然有60%的受访者赞成韩国独立发展核武器，68.2%的受访者赞成美国在韩重新部署核武器。(16)Se Young Jang, “Do South Koreans Really Want U.S.Tactical Nukes Back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 19, 2017,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south-koreans-really-want-us-tactical-nukes-back-the-22379[2020-03-21].同时，韩国也被广泛认为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韩国政府于2004年披露，该国科学家曾涉足重新加工和浓缩核原料的工作，且未事先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会长查尔斯·D.弗格森(Charles D.Ferguson)201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从韩国当时拥有的24座核反应堆及大量乏燃料储备中，足以提取出可供制造4330枚核弹的钚。(17)Charles D.Ferguson, “How South Korea Could Acquire and Deploy Nuclear Weapons”, The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Education Center (NPEC), 2015, http://npolicy.org/books/East_Asia/Ch4_Ferguson.pdf[2020-04-20].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核工程教授徐钧烈(Suh Kune-yull)直接声称，“如果我们决定依靠自己并集中资源，能够在六个月内制造出核武器”，“问题是总统是否有这个政治意愿”。(18)David E.Sanger, Choe Sang-Hun and Motoko Rich, “North Korea Rouses Neighbors to Reconsider Nuclear Weapons”, The New York Times, Oct.28,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10/28/world/asia/north-korea-nuclear-weapons-japan-south-korea.html[2020-03-30].

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与日本分析者认为，日本围绕“是否拥核”的模糊态度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安全环境恶化或者对美国延伸遏制失去信心，日本则可能考虑改变航向。(19)Richard J.Samuels and James L.Schoff, “Japan’s Nuclear Hedge: Beyond ‘Allergy’ and Breakout,” in Ashley J.Tellis, Abraham M.Denmark and Travis Tanner, eds., Strategic Asia 2013-2014: Asia in the Second Nuclear Ag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3,pp.233-264.如果再考虑到近些年来日本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优先强化本国能力(20)Japanese Ministry of Defen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17, 2013, p.14.，日本对核威慑的可信性持续降低，其谈论发展核武器的动向值得高度关注。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针对日本国内质疑核电的声音，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公开表示保有核电站意味着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制造出核武器，是一种“潜在的核威慑力”。(21)「小林よしのり、石破茂ほか核と原発最終論争」、『SAPIO(サピオ)』2011年10/5号、小学館、2011年9月14日。随后，2012年日本政府在联合国拒绝签署减少核武器决议草案。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2020年总统候选人拜登也认为，日本拥有“几乎一夜之间”制造出核武器的能力。(22)“Japan could get nuclear weapons ‘virtually overnight,’ Biden tells Xi”, The Japan Times, Jun 24, 2016.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6/06/24/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japan-get-nuclear-weapons-virtually-overnight-biden-tells-xi/ [2019-12-03].事实上，日本是唯一拥有铀浓缩和钚后处理技术却没有核武器的国家。“日本核武器计划的最大障碍并非技术或后勤保障问题，而是政治、法律和文化问题。”(23)Mark Fitzpatrick, “How Japan Could Go Nuclear: It Has the Smarts and the Resources, but Does Tokyo Have the Will?”,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3,2019.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19-10-03/how-japan-could-go-nuclear/ [2019-12-15].而随着朝鲜核武器发展的步伐加大，“地缘政治趋势为日本成为核国家打开了机会之窗”(24)Liubomir K.Topaloff, “Japan’s Nuclear Moment”, The Diplomat, April 21, 2017.https://thediplomat.com/2017/04/japans-nuclear-moment/ [2019-12-28].。

当“核威慑效应弱化”在核直接对抗双方，即美日韩与朝鲜之间不断释放的同时，“核威慑效应弱化”也将中俄裹挟其中，东北亚区域大有整体“沦陷”之虑。“至少对一些日本战略家而言，来自日益自信的中国的威胁已经替代了来自朝鲜的威胁，这成为其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日本与韩国可能在未来的岁月还会依赖美国的延伸威慑，但是两国也都会寻求获得独立的威慑能力，以平衡朝鲜与中国。至少美国会公开反对这种趋势，但是一些美国政策制定者可能考虑对日本与韩国‘拥核’采取模糊立场，以便在与朝鲜和中国的冲突中占有优势。”(25)Leonard S.Spector, “The Future Impact of North Korea’s Emerging Nuclear Deterrent on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Baltimore: the US-Korea Institute at the Paul H.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2015,p.12.在这里，我们既看到日韩对美国核威慑的信心正在降低，也看到美国对核威慑效应的诉求之一——防止核扩散(无论是对盟友还是对手)——的信心也正在降低。在核威慑边际效应之下，不排除这样的可能：美国由最初力求防止核扩散的国家滑向一个变相的支持核扩散的国家，这种边际效应更加令人忧虑。

美国以应对朝鲜核威胁为名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而萨德系统对中国以及俄国的核威慑能力造成严重削减，中国与俄罗斯认为自己威慑对手的能力在降低。2019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并接连试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全球核军备竞赛一触即发。在这种背景下，2018年，美朝首脑会晤后朝鲜虽宣称将逐步弃核，但由于在实施路线上同美方持有严重分歧，至今未有实质性进展。2019年5月，朝鲜恢复导弹试射。在一系列连锁反应之下，朝鲜半岛无核化愿景再度渺茫，日、韩对核威慑效应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加深。日本防卫省官方智库防卫研究所2020年3月发布《东亚战略概观2020》报告，认为朝鲜或再次挑起核危机，并担忧俄罗斯可能在远东地区部署中程导弹，加之近年来中国军事力量迅速崛起，亚太地区的美国单极结构业已动摇，多极化新秩序或将出现。(26)防衛研究所『東アジア戦略概観2020』、株式会社アーバン·コネクションズ、2020年3月27日。

种种迹象表明，冷战以来维持东北亚稳定的核威慑态势遭受破坏，“核威慑效应弱化”在东北亚呈现。

二、“核安全保护不完全”与“核威慑效应弱化”

“核威慑效应弱化”正在侵蚀传统的东北亚安全态势，需要我们谨慎地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核威慑效应弱化”？笔者认为，“核安全保护不完全”是引发“核威慑效应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影响东北亚区域安全的各种风险中，核扩散风险最为令人忧虑，因为核扩散不仅仅直接威胁到东北亚安全，也因为核扩散与核阻止、核保护可信性休戚相关。一般认为，影响核不扩散的因素主要有：核安全保护(security guarantee)、经济能力(economic capacity)、核能力(nuclear capacity)、传统威胁(conventional threat)、核威胁(nuclear threat)、敏感核援助(sensitive nuclear assistance)、民用核援助(civil nuclear assistance)、《核不扩散条约》批准(NPT ratification)、《核不扩散条约》体系的影响(NPT system effect)、大国(major power)、地区大国(regional power)、民主(democracy)、开放度(openness)、自由度(liberalization)。其中，核安全保护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核安全保护也是其中最为传统的解读路径之一。

核安全保护，指的是当国家与拥有核武器的盟友签订了正式的防御协定，该国就具有了安全保护。在安全保护概念中，涉及两个变量：主要变量是，与两个核武器超级大国(nuclear-armed superpowers)即美国以及苏联/俄罗斯之一签订防御条约，迄今只有这两个国家明确表达了对其盟友进行延伸核威慑的意愿，也只有这两个国家具备可以如此行动的核力量数量与质量特征。另一个变量是，允许所有核武器拥有国家提供延伸核安全保护，这样案例包括了所有拥有核武器国家。(27)Philipp C.Bleek and Eric B.Lorber, “Security Guarantees and Allied Nuclear Prolifer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4, Vol.58, No.3,pp.434-440.事实上，除了美国以及苏联/俄罗斯之外，其他有核武器国家并没有明确表达对其盟友以及非盟友进行延伸核威慑，即并没有明确对其他国家进行核安全保护。可见，尽管人类早已经进入核时代，但从冷战后至今，核安全保护是不完全的，即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处于核安全保护之中。

尽管核安全保护是解析核扩散的主流路径，国际社会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与一种居中含糊的主张。第一，核安全保护与核威慑效应无关论，即核安全保护不能阻止核扩散，两者之间是没有关联的。艾弗里·戈德斯坦(Avery Goldstein)认为，核安全保护不能阻止盟友的核扩散，因为安全保护是不可信的。(28)Avery Goldstein, Deterrence and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马修·富尔曼(Matthew Fuhrmann)经过研究后认为，在核安全保护与核武器计划发起和获得之间没有任何关系。(29)Matthew Fuhrmann.“Spreading Temptation: Proliferation and Peaceful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2009.Vol.34,No.1,pp.7-41.也有学者用概率单位回归分析法(probit regression analysis)得出结论，尽管不太可能拥有核武器，但获得核安全保护的国家依旧会倾向于发展积极的核武器计划。(30)Jo, Dong-Joon, and Erik Gartzke.“ Determinants of Nuclear Weapons Prolifer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07.Vol.51, No.1, pp.167-194.

第二，核安全保护阻止核扩散论，即核安全保护能够限制核扩散，并且核安全保护起着关键性作用。多数学者认为，核安全保护对核扩散有限制作用。(31)Clark Murdock, Exploring the Nuclear Posture Implications of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Assurance.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ess, 2009.诚如前文所述，在探讨影响威慑可靠性的诸多因素中，核安全保护一直是最重要的参考变量。事实上，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政策分析者更倾向于认同安全保护是阻止核扩散的关键。

第三，核安全保护阻止核扩散的有限作用论，即核安全保护对核扩散具有作用，但其作用是有限的，其关系是或然的。布雷克·菲利普(Bleek C.Philipp)与洛博·埃里克(Lorber B.Eric)认为，尽管核安全保护与核扩散是有关系的，但是经验研究却得出了更为混合的结论。他们采用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安全保护不太可能介入核扩散行为的所有层面，核安全保护不是核不扩散的灵丹妙药(panacea)。核安全保护与核不扩散之间的关系是或然性的，还有其他一些影响因素。(32)Philipp C.Bleek and Eric B.Lorber, “Security Guarantees and Allied Nuclear Prolifer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4, Vol.58, No.3,pp.430，447.

以往，人们一方面关注核安全保护的可靠性问题，即如果核安全保护可靠，那么，核扩散就会得到有效控制，核威慑效应就存在；另一方面，人们也关注核安全保护与抛弃恐惧，即“安全保护通过降低抛弃的可能来降低核扩散的风险”，核威慑效应便存在。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国家在70%的时间内是忠于同盟承诺的。核安全保护之所以降低抛弃可能，存在两个原因：首先，尽管保护国经常违反其义务，但国家依然不太可能如此行事，因为担心这样会减弱其他承诺的力量。其次，破坏军事承诺可能对国家间非军事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强劲的非军事(robust nonmilitary)关系降低了国家抛弃其盟友的可能。因此，国家从盟友那里获得核安全保护，从而很少担心被抛弃并且不太可能进行核扩散。”(33)Philipp C.Bleek, “When Did (and Didn’t) States Proliferate? Coding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throughout the Atomic Age”, Occasional Paper, Working Draft 2.2, Monterey: 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2.可见，尽管莫衷一是，但核安全保护与核威慑效应的关联性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与争论的热点之一。

然而，人们却很少关注“核安全保护不完全”这一事实与命题。笔者认为，“核安全保护不完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一些国家处于核安全保护之外

在当今世界，一方面是核武器超级大国美国、俄罗斯与一些国家签订了涉核的防御条约，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国家并没有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签订涉核的防御协定，这产生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一些国家处于核安全保护之外，便形成了“核安全保护不完全”的部分。与此同时，诚如前文所述，当我们关注“安全保护通过降低抛弃的可能来降低核扩散的风险”时，是将这种因果关系置于军事同盟之中。有研究表明，多边安全保证也可能限制国家的核扩散行为，但是双边安全保证可能被认为是更强劲的，因而更可能影响被保护国的核扩散行为。(34)Jeffrey W.Knopf, ed., Security Assurances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事实上，在东北亚地区长期存在的是双边同盟，核安全保护便是通过双边同盟来提供的，同盟之外的一些地区成员被排斥在这种核安全保护之外。即便在世界其他地区存在多边同盟，但同盟覆盖与核安全保护覆盖之外的成员依然众多，从冷战格局核武器对安全构成决定性塑造乃至今天，总有一些国家暴露于核安全保护之外。

(二)核安全保护能力供应不足

随着核拥有国数量的增多以及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相应带来的核保护国安全保护负担持续增加，这便构成了“核安全保护不完全”的另一部分——核安全保护能力供给不足。这是因为，一方面核拥有国数量的增加便意味着核威胁的增加，而核安全保护的提供者数量并没有增加，导致提供核安全保护的国家负担增加；另一方面，核拥有国的核武器、导弹、反导系统等武器装备技术不断更新迭代，性能不断提升，地区核战略力量结构的稳定性降低，核军备竞赛风险上升，导致核安全保护的成本与风险俱增。在此趋势下，提供核安全保护的国家保护能力供应不足，“核安全保护不完全”出现。

因此，“核安全保护不完全”这一命题内涵是，一方面是一些国家总是处于核安全保护之外，另一方面是核安全保护供给不足，后者导致即使处于核安全保护之内的国家也逐渐感到核安全保护不足，于是无论处于核安全保护与不处于核安全保护的国家，都滑向“核安全保护不完全”。在此背景下，这些国家都开始质疑核阻止与核保护能力，通过独立或联合发展核力量以获得安全保护的意愿增强，核阻止功能下降，核保护可信性动摇，核扩散蠢蠢欲动，“核威慑效应弱化”显现。

三、核拥有国数量增加与“核威慑效应弱化”

在催生“核威慑效应弱化”的过程中，核拥有国数量增加也值得高度关注。新增加的核拥有国，打破既有核均势与核态势，从能力均势(the balance of capabilities)与利益均势(the balance of interests)两个层面对均势构成冲击，建立在既有均势基础上的核威慑不复存在。如果越来越多的行为体成为拥核国，基于具体对手、具体成本与具体收益核算的威慑，就会沦为对手模糊与成本、收益核算模糊的弥散性威胁，能够释放具体而清晰信号的核威慑，则会沦为信号模糊、凌乱的核威胁。在这种背景下，核阻止与核保护的可信性降低，在核拥有国数量增加的刺激下，拥核成为更多国家的冲动与诉求，“核威慑效应弱化”出现。

(一)对核武器能否影响核威慑效应存在争论，成为核威慑模糊与弱化的一个认知原因

关于核武器是否能够影响核威慑效应，存在两种观点。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核武器能够产生核威慑，因而本质上是有利于稳定的。“当国家获取了核弹，它们会感到自己更容易遭受攻击，并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的核武器已经使自己成为主要大国眼中的攻击目标。这种意识将阻止拥核国家采取大胆和进攻性的行动。”(35)Kenneth Waltz, “Why Iran Should Get the Bomb: Nuclear Balancing Would Mean Stability,” Foreign Affairs, July/ August 201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iran/2012-06-15/why-iran-should-get-bomb[2020-04-09].也有观点认为，核武器不会产生核威慑，反而促使核拥有国采取更为冒险与进攻性的行为。有学者提出，核武器促使拥核国家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以获取它们的政治与军事目标。保罗·卡布尔(Paul Kapur)以巴基斯坦为例认为：“核武器的确让传统上较弱的巴基斯坦不满足于权力，它很少担心印度会毫无保留地进行军事反应而挑战领土现状。”(36)Paul Kapur, “Ten Years of Instability in South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3, No.2 ,Fall 2008, pp.71-94.可见，关于核武器与核威慑之间的争议为“核威慑效应弱化”的产生披上了一层认知迷雾。

(二)核拥有国增加，基于传统均势的核威慑效应受到冲击

冷战初期，基于核的均势是存在的，即美苏拥有核武器并承诺进行核威慑，东北亚冷战两极均势明显。冷战中期，中国拥有核武器，东北亚冷战均势出现波动，中美苏大三角成为东北亚冷战的样式，直至冷战结束。冷战后，中美俄继续了核拥有国的原有数量，东北亚均势得以在动态中维持。但随着朝鲜成为核拥有国，原来基于中美俄核拥有国数量的动态均势受到冲击，东北亚核态势进入威慑效应弱化之中。

新的核拥有国朝鲜出现，从能力均势与利益均势两个层面，对既有均势构成冲击，导致“核威慑效应弱化”产生。在特定冲突中，有效的威慑不仅依赖能力均势，也依赖于利益均势。利益均势对延伸威慑尤其重要，是因为存在一个将美国与更直截了当的威慑相隔离的结构性问题：美国需要使对手确信，即使美国国家利益并没有牵连其中，美国也将接受以高昂的代价保卫自己的盟友。美国在亚太地区包括在朝鲜半岛拥有巨大的利益，但是这些利益不足以威胁到美国的生存。与此对应的是，朝鲜的拥核却关乎其邻国的生存。这种明显的利益非对称(asymmetry of interests)，对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实施延伸威慑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朝鲜的领导人可能会通过威胁使用核武器，提高超出美国愿意接受的潜在冲突成本，以劝说美国接受符合平壤利益的结果。(37)Shane Smith, Implications for US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Assurance in East Asia, Baltimore: the US-Korea Institute at the Paul H.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15, pp.10-11.可见，新的拥有核武器国家出现，不仅导致力量均势的波动，更导致利益均势的模糊与不可测，从而降低核威慑的效应。

(三)既有核国家与新增核国家的博弈持久与博弈效果欠佳的话语—行为的销蚀

一方面，既有核拥有国和新增核拥有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往往很难调和，两者的博弈一般耗时漫长；另一方面，既有核拥有国和新增核拥有国的博弈一般都充满矛盾与冲突，不仅伴随着敌视与冲撞的话语，更伴随着不断泛起的战争威胁与低烈度冲突，双方的博弈过程令当事国与相关地区信任稀缺、危机重重。

在这个时间漫长、冲突为主的话语—行为过程中，严肃而清晰的承诺与能力被长期对抗与冲突的话语—行为所削弱，出现承诺疲劳、能力麻木，导致既有核阻止、核保护的承诺与能力下降。例如，美日韩与朝鲜的核博弈是历时漫长且充满敌对的话语—行为过程：一方面是美国的对朝鲜核阻止与对日韩核保护承诺淹没在这种耗时漫长的话语—行为中，持续不断的高分贝话语与高强度施压使相关行为体产生了承诺疲劳；另一方面，美国未能够利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手段与资源成功阻止朝鲜拥有核武器，这导致美国盟友以及朝鲜认为美国的核阻止与核保护的能力降低，或者对美国的核阻止与核保护能力的预期降低，相关行为体对核能力与核风险感到麻木。与此同时，由于朝鲜核武库的出现，日本与韩国的核行为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模糊，地区核扩散风险进一步增高。(38)Leonard S.Spector, The Future Impact of North Korea’s Emerging Nuclear Deterrent on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Baltimore: the US-Korea Institute at the Paul H.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2015,p.13.

(四)核信号模糊与不确定性增加

核威慑效应与核威胁来源、核威胁强度、核是否扩散等信号的清晰与准确度存在密切的关联性。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威慑要求把力量、使用力量的意志以及潜在挑战者对两者的评估结合起来”，“如果其中任何一项无效，威慑必然失败”。(39)Henry Kissinger, The necessity for choice: prospec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Doubleday, 1962,p.12.他提及除力量、使用力量的意志这两个影响威慑效应的因素之外，还提及了对力量与决心进行评估这一因素。对力量与决心进行评估，需要建立在信号传递基础之上。如果核拥有国数量长期保持固定，核博弈导致的核态势往往也是稳定的，核威胁来源、核威胁强度、核是否扩散等信号往往也是清晰的，核威慑、核保护与防核扩散等信号的发出、接受与反应也往往是准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核威慑效应是稳定的。然而，随着核拥有国增多，核威胁来源与核威胁强度增多，原有核信号的明确化降低，“核威慑效应弱化”来临。

这种因为核拥有国数量增多引发的核信号模糊与混乱，正在导致东北亚地区“核威慑效应弱化”出现。有学者分析指出，随着朝鲜洲际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展，如果朝鲜核武器可以攻击到美国的城市，朝鲜的领导人会考虑，美国是要保护美国的城市还是保护日本、韩国的领土？同时，朝鲜领导人会认为，通过以核武器威胁日本，美国将被迫在盟友之间做出选择，让日本在朝鲜半岛进行冒险作战对日本也是一个不情愿的选择。另外，朝鲜领导人还可能认为，核威胁可能阻止日本在朝鲜半岛支援美国。安倍就曾经对利用在日本的基地保护韩国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利用日本国土上的基地保护韩国不是理所当然的。(40)Jeffrey W.Hornung, “Japan Chair Platform: Japan Matters for South Korea’s Securit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10, 2014, www.csis.org/publication/japan-chair-platform-japan-matters-south-koreas-security-0[2020-03-11].相较而言，冷战时期的北约就未曾遇到核信号如此模糊与混乱的复杂局面，因为北约存在具体防御协定，北约也存在具体的核威慑目标国与核威慑来源国。事实上，因核拥有国数量增加引发的核模糊信号正在释放给具体的核威慑政策，有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随着朝鲜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扩展其武器库中核武系统的数量、质量与多样性，在可预见的未来，延伸威慑与安全保护的需求考验着美国政策制定者与军事计划者。(41)Brad Roberts,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NIDS Visiting Scholar Paper Series, No.1, August 9, 2013, http://www.nids.go.jp/english/publication/visiting/pdf/01.pdf[2019-12-06].亨利·基辛格也对东北亚核威慑的前景作出悲观预言：“朝鲜是朝鲜半岛唯一的拥核国家，韩国定会试图与之匹敌，日本也不可能坐视不理”，“如果他们(朝鲜)继续拥核，核武器必将蔓延至亚洲其余地区”，“因此，我们正在谈论的是核扩散”。(42)David E.Sanger, Choe Sang-Hun and Motoko Rich, “North Korea Rouses Neighbors to Reconsider Nuclear Weapons”, The New York Times, Oct.28,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10/28/world/asia/north-korea-nuclear-weapons-japan-south-korea.html[2020-04-30].

四、应对策略

核武器巨大的破坏力不仅威胁着国家、地区以及世界的安全，更关乎全人类的命运。所以，辩证地对待核武器与核威慑，才能在当前历史阶段作出符合国家利益与人类命运的正确抉择。面对东北亚正在形成的“核威慑效应弱化”，为保障东北亚地区安全，我们可从如下几个方面采取应对策略。

(一)在新时代根据核实践的变化对核理论进行新探讨

核威慑已进入到一个全新阶段，即“核威慑效应弱化”已经出现，曾经支撑核安全且被人们普遍信奉的“核威慑”正在遭受巨大的负面冲击，这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已达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现实层级。因此，人类进入核时代70余载，核理论需要对核实践做出回应，尤其是对于身处核危机阴影下的中国而言，有必要做出学理与对策回应，打破西方对核威慑理论话语权与地区安全设计权的垄断(43)长期以来，东北亚安全基本依赖所谓的同盟体系。然而，作为冷战遗产的同盟体系，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东北亚安全现实，迫切需要进行新的安全制度设计与构建。，为中国在新时代主导东北亚安全治理提供理论话语。笔者在前辈同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揣浅薄，提出“核威慑效应弱化”，便是这种探讨的一种尝试。

(二)让国际社会认识到核武器化与民用化并存对核威慑和地区安全构成的冲击

东北亚地区具有核的武器化与民用化并存现象，这对“核威慑效应弱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核的武器化为主时期，核威慑的具体对象、内涵与手段是相对固定与明确的，核威慑效应是稳定的。在核武器化与民用化并存时代，核威慑的对象、内涵与手段都发生了变化，核威慑对象、内涵、手段分散化与模糊化，从而降低了核威慑的效应。

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世界核能协会(WNA)发布的统计数据与分析显示，目前东北亚是世界上核能发展最快的地区。截至2020年4月，东北亚各国与地区核能发展状况如下：日本拥有60座核反应堆(其中27座永久关闭)并有2座在建，是东北亚最重要的核能国家。其具备铀浓缩与钚后处理技术，被广泛认为能够在短时间内制造出核武器，同时其还与越南签订了建设2座核反应堆的协议，并积极向其他国家推销自己的核技术。韩国上世纪70年代开始核能建设，当前拥有26座核反应堆(其中2座永久关闭)并有4座在建。据预测，韩国将于2035年在核能生产上超过日本，其已经与阿联酋、约旦达成核项目协议。中国在1964年成为核武器国家，尽管民用核计划的发展晚于日、韩，但中国的核能建设发展迅速，已成为全球核能发展的领军国家。当前我国大陆拥有48座核反应堆并有10座在建，另有43座计划建设，未来将成为东北亚地区最大的核能国家。同时，我国与巴基斯坦、英国、阿根廷、罗马尼亚有核合作计划。俄罗斯拥有46座核反应堆(其中8座永久关闭)并有4座在建，其与中国有核建设项目，并与日本有核浓缩服务合同。我国台湾地区有6座核反应堆(其中2座永久关闭)并有2座在建。蒙古虽没有核能项目，但一直在进行铀探测活动，并已确认拥有大量铀资源。(44)各国家与地区核反应堆数据来源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电反应堆数据库(https://pris.iaea.org/PRIS/)，更新时间为2020年4月；核能发展与合作信息来源于世界核能协会信息库中的国家概况(https:// www.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country-profiles.aspx)，各国家与地区信息更新时间为：中国与俄罗斯2020年4月，日本2020年3月，韩国2019年12月，台湾地区2019年7月，蒙古2017年6月。

可见，东北亚的核武器化与民用化，不仅已经让该地区成为核武器化的危险区域，也使东北亚成为核民用化的危险区域。尽管和平利用核能是核不扩散机制的支柱之一，且民用核能是各国的正当权利，但我们必须正视，核武器化与民用化并存，对核威慑与东北亚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核威慑的意义、目标与手段开始模糊化：既然核能够民用并给区域发展带来急需的能源，其意义是否需要重新进行细化评估？其目标是否需要重新进行切割与识别？核的武器化与民用化其转化边界在哪里？对盟友与对对手的核民用化是否应该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这一切都会对核阻止与核保护的能力、可信性产生侵蚀，对核的武器化、民用化涉及的核扩散认知与判断产生动摇，“核威慑效应弱化”便呈现出来。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展开舆论与学术工作，对东北亚核武器化与民用化并存现实向国际社会进行提醒，并展开紧迫的综合研究。

(三)让国际社会认识到核武器化风险掩盖了核民用化风险

长期以来，东北亚深陷于朝核这一传统核的武器化问题，朝核危机螺旋式上升，不断将东北亚拖入危机之中。然而，笔者认为，东北亚还存在着一个核误区或者核盲点，即东北亚核武器化掩盖了核民用化的风险，并提升东北亚整体区域核危险。其中，最为典型的核武器化掩盖核民用化风险的案例是，朝核问题掩盖了日本核泄漏问题的风险烈度。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泄漏事故，是继广岛、长崎核轰炸之后发生在日本的另一场核灾难，也是东北亚乃至亚太发生的第一次民用核泄漏事件，对日本、东北亚乃至太平洋的影响无法估量，对核技术、核能源、环境、生物与核文化的冲击是深层次的。然而，由于朝核问题与核武器化问题的存在，日本福岛核泄漏与核的民用化风险被掩盖。为此，我们需要冷静地意识到，核武器化问题对核民用化问题的掩盖，对人类核认知与核反省的压制与误导可能是更为悲剧性的，东北亚乃至全球可能将深陷于核民用化的噩梦而非仅仅是核武器化的噩梦，如果再考虑东北亚的核民用设施可能遭受来自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战争的破坏，对该问题的揭示与研究显得更为迫切。

(四)推进建立东北亚核民用合作机制，进而建立涵盖核的武器与民用的合作机制

长期以来，人们专注于核武器化风险，朝鲜核问题已经成为东北亚的跨世纪难题。为了解决这一核武器化问题，东北亚出现了一个针对性的处理机制——六方会谈，经过艰难谈判，2005年9月19日一度达成《9·19共同声明》。但随后朝核问题逐渐偏离六方会谈的机制框架，不断走向高风险、高对抗的阶段。(45)笔者认为，尽管六方会谈至今没有解决朝核问题，但作为核武器化的区域管控机制之一，其功效值得肯定，即六方会谈机制保证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朝鲜半岛的不战与不乱。由于缺乏整体核合作机制，东北亚的核鸿沟在深化，东北亚的核存在着两个世界：一方面，美日韩以同盟为平台，建立了盟友间的核合作。美日、美韩以及美日韩在核安全领域已经展开合作，除了美国对日韩提供核安全保护承诺之外，美日韩在民用核合作上也不断推进。另一方面，美日韩与中俄朝等国家的核合作严重缺失，导致东北亚核武器化与核民用化合作机制严重失衡，以及东北亚行为体之间的核鸿沟，这种现象令人忧虑。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尽早建立核的民用合作机制，将东北亚各成员纳入其中，一方面逾越核鸿沟，另一方面通过对抗性较弱的核民用合作积累东北亚稀缺的互信。在条件成熟后，逐渐建立东北亚包括核武器的合作机制，从而将东北亚安全纳入一定的机制之中。(46)然而，笔者在与美国国务院官员的交流中得知，美方认为如果把朝鲜纳入民用核合作机制，是对朝鲜进行核试验与宣布拥核的奖赏。可见，在核威慑与核安全的认知上，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只是，东北亚存在的“核威慑效应弱化”，正在逼近核威慑的边际，留给人们争论的时间似乎不多了。

(五)鉴于“核威慑弱化效应”触发东北亚安全变局，尽快提出国家及地方层次的应对策略

在国家层次，积极推进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事实上，在东北亚地区，“核威慑效应弱化”正漫过东北亚各个成员的边界、将整个地区中每一个人的命运，纳入一个命运共同体之内。虽然各个国家已经意识到核恐怖主义威胁的严重性，以及一个国家的核安全依赖于其他国家核安全机制的有效性；通过国际合作以加强世界范围核安全的需求越来越强烈(47)IAEA,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Objective and Essential Elements of a State’s Nuclear Security Regime, by IAEA, Vienna in Austria.2013.p.1.，即“任何地方的核事故都是一切地方的核事故”(48)Najmedin Meshkati, “Nuclear Lessons: the Chernobyl and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s Were Failures of Culture as Well as Technology”, Technology Review, Vol.114, No.4 ,July-August 2011,p.8.http://go.galegroup.com/ps/i.do?id=GALE%7CA260943070&v=2.1&u=tel_a_utl&it=r&p=AONE&sw=w&asid=1347e85688a881d1c81691765508fd66 [2019-12-19].。但是，由于核武器化问题与冷战思维的长期存在，信任依然是这个地区最稀缺的产品，该地区的各成员很难达成一致并采取协调行动。鉴于“核威慑效应弱化”对整个东北亚地区安全带来深刻影响，也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东北亚乃至全球的蔓延，积极推进与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就显得尤为必要。因此，以核为契机，可以召开以核为主题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国际会议，在政府、学界乃至民众三个层次间展开不断的研讨与交流，以此为平台不断播种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理念，制定东北亚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推出东北亚核安全防护措施与核合作机制，建立东北亚危机管理机制，最终逐步建成东北亚命运共同体。

在地方层次，积极推进核文化教育与核防护演练合作。东北亚各成员的核合作意识与机制、核安全教育与培训、核信息监控与共享、核灾害演练与联动等领域，依然存在着巨大的空白与盲区，区域核安全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鉴于东北亚各成员之间的信任缺失，东北亚各地方层次存在着众多的姊妹城市、友好省县，利用它们之间地缘相近、经济相连、文化相通，可以先以此为平台，展开地方政府之间的核安全文化、核威胁防护教育与演练合作。对普通个人如何掌握必要的应对知识和如何防核演练进行沟通与合作，在地方层次也可以先推进起来。这些不仅仅是个策略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现实生命与子孙后代的生存工程，需要我们进行谦卑而扎实的努力。

五、结 语

“核威慑效应弱化”正在东北亚地区形成。“核威慑效应弱化”的内涵脉络是，虽然核威慑的成本投入不断持续，即核威慑在强化，但是核阻止与核保护的能力与可信性在持续降低，核扩散的趋势在不断增强，核威慑悖论出现。 而“核威慑效应弱化”的动因理路是，核拥有国数量增加正在颠覆核威慑所基于的传统均势，持续不断且激烈冲突的核语言—行为博弈过程，产生核承诺疲劳与核能力麻木的认知，核威慑、核保护与核扩散的信号日益模糊。这一切均导致了尽管核阻止与核保护的成本与承诺持续，但核阻止与核保护的能力与可信性持续降低，核扩散风险增加，“核威慑效应弱化”挥之不去。

为此，我们应该在新时代构建自己的核话语体系，让国际社会清楚地认识到核武器化与民用化并存风险，认识到核武器化风险掩盖了核民用化风险，主要基于核武器化的核威慑正在遭受核武器化与民用化的双重冲击。先建立东北亚核的民用合作机制，然后建立涵盖核的武器与核的民用合作机制；以核为契机，在国家层次，积极推进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增强政治互信，促进重启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同时避免东北亚地区成为美俄核军备竞赛的前线阵地；在地方层次，积极推进核文化教育与核防护演练合作，深化民间交流，唤起东北亚各国民众对核问题的理性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