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全平

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在其《中国医学史略》一书中将南北朝时代的医者群体归类为“门阀医家”和“山林医家”，首次提出医学知识习得与医家社会身分及地位的关系命题，开启了医疗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研究维度，引发诸家争鸣的局面。近来，陈昊的《身分叙事与知识表述之间的医者之意——6-8世纪中国的书籍秩序、为医之体与医学身分的浮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月）承袭这一命题，结合最新理论视角对此进行了较大程度的研究拓展。

本书理论视点和思维跌宕多，要跟着作者细密曲折的思路走一遍着实不易。但统揽全书可知作者始终追索两个问题：一是历史中医学知识的书写法则如何构成了社会身分叙事的基础;二是有关身分的社会文化结构又如何在医学知识各个层面的表述中展开。主体论述之前，作者先由《南史·张融传》所载张融与东海徐文伯的对话，引出南北朝“不以医自业”但也“不鄙之、不耻之”的态度，随后记述了当时徐氏家族墓志对自己“医术世家”的祖绩竟只字未提！从这两桩明显矛盾的史料中作者开始深刻发问，并与诸多学者的研究进行了对话。换言之，既然对医业“不鄙不耻”，墓志表述中为何要遮蔽相关祖史？如果医学知识对其家族社会地位提升是障碍，为何又会在家族内部世代传递？

围绕这些问题作者渐次展开了中古医学知识与家族社会地位塑造和政治文化资本累积之间的关联。比如学医常与“孝”相联系，“亲侍汤药，未尝废离”作为一种关德构成了医学知識“世相传授”的价值基础，而这亦可在乡里间赢得美誉成为入仕的凭借，这是理解“门阀医学”的关键锁钥。书中对中古医疗史绕不开的“孙思邈时代”进行重墨论述，将之置于门阀、山林、佛道玄学和唐帝国建立的背景中，精细分梳孙思邈各种传记和医方的结构，从其“大医”和“山林”双重形象的张力中，勾稽医学知识生成与山林神异知识、在朝大医乃至不同医学群体与帝国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发掘不同历史叙述的路径。

本书努力以西方人文社科理论解释本地学术材料，不免留下比附和套引之凿痕，但作者通过驾驭体量惊人的史学和医学文献，揭示了医学知识、书籍、秩序、身分等诸要素与表述之间的冲突与纠葛，阐明医学何以成为身分建构和区隔的重要因素，使得浩如烟海的中古医疗文献开出了老树新花，这是其独特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