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墨西哥特派记者 刘旭霞

自《国际卫生条例（2005）》生效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共宣布6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是最新一起，而第一起是2009年在墨西哥首先暴发的甲型H1N1流感。当时，这场大流感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持续一年多，出现疫情的国家和地区逾200个，造成超过1.8万人死亡。“两者引起的社会反响是类似的。”墨西哥瓜纳华托大学教授亚历杭德罗·马西亚斯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回忆说，“甲型H1N1流感发生时，墨西哥城仿佛变成一座‘幽城。”马西亚斯当年是墨西哥防控这场疫情的国家专员，负责开展调研工作，并出访相关国家进行交流。他对此次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有哪些看法？在对抗甲型H1N1流感中，墨西哥积累了哪些经验与教训，对后来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有哪些启示？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就这些问题对马西亚斯进行了专访。

怎样结束采取的防控措施，这可能是抗疫后期的难点

环球时报：您是从何时开始重点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

马西亚斯：作为传染病专家，我在2003年暴发“非典”疫情时对中国高度关注，那时候我们做好“非典”传播至墨西哥的准备，不过最终并没有来到我们国家。今年1月初，我听说了中国暴发新冠肺炎，后来不断看到有关疫情的进展，直到传来武汉“封城”的消息，这令全世界的人都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国进行大规模动员、以举国之力来抗击疫情？

马西亚斯：在疫情的最初阶段，我们并不了解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机制、传染力度，也不完全掌握病毒辨识方法。因此，我认为中国采取从中央到基层、从城市到乡村的大规模动员是非常及时的。

环球时报：武汉在1月23日实施“封城”，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防控措施。您认为这么做有必要吗？“封城”的时机合理吗？

马西亚斯：在对抗疫情中，我不太确定哪些具体措施最终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墨西哥在2009年暴发甲型H1N1流感期间也采取了类似“半封城”的措施，要求学校停课、餐厅缩短营业时间、停办公众文化活动等。对武汉这样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从决策层到执行层，针对需要采取多大力度防控措施是需要深思熟虑的，做出“封城”决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另外我认为，在地方做出决策时，当地官员应该克服恐惧，主动向中央政府及时通报真实信息，在风险报告中保障信息畅通。必须做到疫情信息公开透明，这也是墨西哥在2009年应对疫情中留下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

环球时报：您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将如何发展？

马西亚斯：就像一场战争，难的不是发起战争，而是如何结束战争，所以抗击病毒的这场战役需要决策者决定如何结束此前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这可能是后期会出现困难的地方。我们没有一本现成的手册去预测每场疫情的发展轨迹，新冠病毒与甲型H1N1流感也是不一样的。

抗击甲型H1N1流感，墨西哥曾遭受内外双重压力

环球时报：您如何对比新冠肺炎与当年在墨西哥发生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

马西亚斯：两者引起的社会反响是类似的，那时候，墨西哥城仿佛变成一座“幽城”，你可以想象到一个超过2000万居民的城市，大街上空无一人的感觉吗？

当时，墨西哥作为疫情的集中暴发地，在一定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排除在外，同时还要承受国内的压力与批评。我们当时感觉做疫情工作非常艰难，需要克服内外双重困难。

环球时报：能否简要说明一下当时墨西哥疫情的状况？

马西亚斯：我们当时比较幸运的是，甲型H1N1 流感病毒看上去不像新冠病毒这样顽固，墨西哥的病例是几个几个出现，并非是数十个上百个同时出现。不过，如果出现缺少呼吸设备等情况，就会引发医院内部员工崩溃、外部患者以及社会恐慌的局面，这是墨西哥经历过的现象，当时甚至有患者在大街上候诊。在一家配备500张床位的医院里，重症监护床位可能就几十张，而这些床位估计已有大部分被占用。我当时去调研的第一家医院，它用来收治重症病人的床位仅20张。

环球时报：您认为，墨西哥在应对2009 年甲型H1N1 流感中留下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马西亚斯：当时，墨西哥没有充分准备时间来抵抗疫情，我们没有足够的基础设备。像中国这样在短时间内建造上千张床位的医院来收治病人，这在墨西哥是不可能的，尽管那时候我们也是夜以继日地在想该如何进行相应建设。

在那个时期，我出访了一些国家，当时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盲目乐观，认为没多大事，病毒不会传播太远，最终都会结束的。但我告诉他们需要严肃对待此事，病毒传播力很强，必须提前做好防护准备，并重视各大医院和卫生系统的急救设备、重症监护设备是否充足等问题。但在疫情前期，很多人只愿意按照上级领导下达的法令文件办事。

就这次中国新冠肺炎疫情而言，我认为武汉“封城”措施不仅有利于控制病毒传播，也为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抵抗病毒提供了准备时间。

环球时报：请您做一个总结，即2009年的疫情对墨西哥后来的公共卫生安全以及公民卫生健康素养产生了什么影响？马西亚斯：其实，甲型H1N1流感在病毒性疾病诊断以及临床治疗等方面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指导意义，但我们学会了为应对疾病大流行必须随时做好防控准备。

环球时报：很多媒体提到，2019年至2020年暴发的流感在美国已导致上万人死亡。连医疗条件先进的美国都如此，这是否说明在应对流行性疾病方面，各国都亟待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体系？

马西亚斯：当然，全世界都应该尽力、及时应对流行病的传播。但遗憾的是，各国都未做好充分准备，甚至包括最强大的美国。武汉出现的医疗资源短缺问题有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我们必须重视提高医院的收治能力，因为医院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冠肺炎疫情带给国际公共卫生事业的启示

环球时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项决定对中国和世界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理解这一决定？

马西亚斯：世卫组织这项举措的意义在于警告全世界现在出现了一种正在威胁人们健康的现象，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所有国家和地区之间应该进行信息沟通和意见交流，摒弃谣言和假新闻，达到能让脆弱的卫生体系可以更有效地抵抗疫情的目的。但是世卫组织尚未指出在中国暴发的新冠肺炎已构成大流行，它与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大流行是指一种新疾病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世卫组织不建议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措施，但是美国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这是非常荒唐的。现阶段，新冠肺炎已经传播至中国以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这需要全世界合力阻击，以防止其发展成为大流行。我认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不在于控制边境，而是要让本国各大医院配备收治病患的设施，打好自己国家的疫情防御战。

环球时报：2009年至今，世卫组织宣布6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您的经验看，未来大型传染病依然会按照这样的频率暴发吗？

马西亚斯：我想会。新型疾病的出现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共卫生安全，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没有治疗新型疾病的疫苗，这是比较棘手的问题。

环球时报：在全球化时代，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国际公共卫生事业的启示是什么？

马西亚斯：这告诫我们必须创建一个更加协调的国际反应机制和更完备的公共卫生救治计划。十年前，世界经历了甲型H1N1流感疫情，当时，我们逐步走过了疫情发生、社会惊慌、疫情结束、疫情被遗忘的阶段。我们学习到了很多经验，知道传染性病毒是不分国界、不分国籍的，病毒的国际性传播是不需要“护照”的。我认为，国际社会应该从一国发生的疫情总结合作经验，并充分认识到只要其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类似问题，世界各国都有可能会被波及。据我了解，墨西哥卫生部已经做好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