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皓

也许从人类初现于世，他们就早已定下了穷尽这个世界的终极目标。于是，为了想要像鸟一样飞翔，人类发明了飞机;为了想要像鱼一样畅游，人类发明了船舶;为了想要像苍鹰一样目穷千里处处掌控，人类发明了超高清监控摄像头……

无疑，监控摄像头的出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太多好处。无论是实时治安辅助，还是事后追责，监控摄像头都一再扮演着神奇的“时间回溯者”的角色。即便如此，相信还是没有一个人会说，“我愿意永远与监控摄像头相伴”。原因其实很明显：人类除了安全的需求以外，还有着个人隐私的需求。

承载期盼的摄像头

早在两年前，网络上就陆续有消息爆出国内某些中小学存在安装监控摄像头的行为。当时，这种教室内的监控系统伴随着一种得以让老师、家长、学校更亲密合作的良好愿景来到世人面前，并赋名“智慧互动课堂”。据一位家长表述，学校在安装此类系统之前，并未与家长沟通，而是在安装好之后，通知家长，家长只需要向学校缴纳100元钱，并下载相关手机APP，就可以通过手机软件实时观察孩子在教室里的一举一动，一些清晰的摄像头，甚至可以清楚辨别出学生试卷上的文字。

即便从一开始就伴有争议，课堂监控系统却还能不断发展，恰恰说明其满足了部分人的需求，承载了属于它的期盼。

从教师施教的角度来讲，课堂监控系统也许确实能够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一位在苏州某小学教书的语文老师小志表示，“我们学校是没有这种监控系统的，但是我有时候会自己用录音笔;录上课的内容，等下课后就听，看看哪一段对学生更有吸引力，学生的互动更多。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了课堂监控，老师就可以更全面地回顾课堂教学效果，倒也是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小志的想法无可指摘。另有部分多求自保的教师也表示，教室内安装监控最简单的一个好处是：当课堂上遇到一些安全事故时，家长和学校都有据可查，不至于让自己担上不必要的责任。

除了教师方面的期待，某些家长也对教师监控系统满怀期许。两年前就有媒体采访河南省一位班主任，该班主任表示，“我们班绝大部分是留守儿童，他们的家长都很乐意通过手机屏幕看到自己的孩子。”除了缓解家长对留守儿童的思念之外，某些家长还站在“为孩子成绩负责”的角度，认为教室监控系统可以让自己对孩子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让自己可以更好地督促孩子。

当然，也许学校方面对这监控系统也有属于自己的期待。要知道，安装一套监控，然后依靠稳定的学生资源，收取一定费用，年复一年，这生意稳赚不赔。

屡遭质疑的摄像头

即便有千万种好，也不能否认的是，教室监控系统从出现伊始就伴随着诸多争议与质疑。

与支持的声音一样，质疑的声音同样来自于教师群体。此前，一位不满于学校安装教室监控系统的教师在相关论坛上埋怨道，“学校说要依据监控录像考评教学质量，这无疑给我们出了一张形式主义的卷子，难不成以后每堂课都要像公开课那样，为了取得良好的课堂效果，教师要提前和学生演练一遍吗？”另外，也有评论指出，类似这种教室监控系统，会进一步加深本身就已存在的教师与家长之间的不信任，教师在课堂上仿佛被所有家长监视着，自己的教学水平似乎随时有被提出质疑的可能，束手束脚，实乃下策。

除此之外，科技本身也为教室监控系统提出了难题。由于教室监控系统为家长实时观看自己孩子提供了可能，换句话说，它存在把视频影像上传到网络的事实。假若有人出于利益或者其他目的，想获取监控视频，这在网络上并不是难事。2017年3月，在某直播APP上就出现了大量教室直播的画面，这一切被数千万网友尽收眼底。

最后也是最掷地有声的质疑，来自于学生家长。部分家长看到了科技背后的隐患，纷纷在教室监控系统推广过程中提出质疑：难道我们的孩子必须在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被监视的状态下学习吗？这真的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实质提高吗？孩子的心理健康不会在这样长期的监视状态下出现问题吗？

可惜，还没待这些问题被真正解决，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又为本就来势汹汹的教室监控系统插上了更为丰满的羽翼，并高声呼喊着：全新的监控时代已经来临！

“XXX同学玩手机3次，打瞌睡2次，举手0次，学习不认真。他这堂课露出8次疑惑和3次厌恶的表情，微笑却只有1次，可能不太适应这位教师。”如此的语句并不是来自科幻电影，而是人工智能课堂监控系统的实时反馈结果。2019年9月，某人工智能行业的明星企业为我们呈现了这样的演示：一个趴在课桌上微笑的女孩，在这家企业的产品演示图里，被标注了“睡觉、阅读、举手、玩手机”等行为的次数。

去年9月5日，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雷朝滋在受访时表露，对于类似人工智能，“要加以限制和管理，希望学校非常慎重。”“学生个人信息，能不采集就不采。”

信与义

几百年前，路德从《罗马书》中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领悟到，信徒只要自己在心里确立了“信”，便可“称义”。这样的“因信称义”让每一个信徒能在自己的灵魂里自由地确立真诚的信仰，“义”不在教会或教士那里，而是在每一个信仰者自己的心里。

学生的好与坏，好学与懒散，正也是如此。监控摄像头拍下的永远只能是在镜头前或装模作样或提心吊胆的被监视者，而孩子对于知识、对于学习的态度丝毫不能被这种无形的压力型塑出来。

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曾提出过著名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虽然其针对的是幼儿的道德教育问题，但在此用来与课堂教育作一类比，却也十分贴切。

在科尔伯格看来，孩子的道德发展共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前道德成规期”，在这个阶段，孩子之所以听话完全是由于惧怕不听话所带来的惩罚，以及听话可能得到的好处。如同课堂监控的作用一样，孩子由于惧怕老师、家长的职责，而被迫摆出一副认真听讲的样子。在此，也必须提出一个反向推论：由于孩子被迫每一堂课都作出了认真投入的姿态，这反而容易给老师造成一种自己每堂课都非常吸引人的假象，从而无助于提高教学质量。

道德认知发展的第二个层次是“道德成规期”，是指孩子被教导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因而，出于对权威的服从，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朝着做一个“好人”的方向发展。这个阶段类比到课堂教育，恰如学生进入了一种争当好学生，认真听讲的状态。由于认真听讲是好的，学生必须付诸实践。但这是致命的，孩子正是在这种无条件的服从，甚至盲从中失去了自己。

最高层次的道德认知教育，是“道德自律期”。在这个时期，孩子对于道德的认知建立在遵守公证法治的社会契约之下;另一方面，孩子也坚定了属于自己的道德期望，这让他们对不符合自己本意的社会契约有资本提出刚正不阿的直接质疑。这当然也是课堂教育最理想的状态：所有学生遵守一个合理的课堂契约，比如不妨碍他人听讲等等;至于每一个学生个体，有能力对自己的学习状态与能力作出评估：自己对哪一门课更有兴趣;在哪一门课上需要花更大的力气;面对掌握程度不同的课程，自己在不同课堂上的参与度应该是如何的;接下来的一个阶段，自己的时间应该如何分配……

毫无疑问，孩子甚至成人，都会本能地想要享乐、慵懒的生活方式。因此，所有的他律以及自律，归宿都应该是让孩子找到一种自觉的延迟满足感。让孩子愿意为了更大的收获，放弃触手可及的眼前享受，比如为了自己的升学考试，乃至认识水平，选择认真学习，而不是偷懒开小差。美国心理学教授米歇尔早已证明，延迟满足极大地影响了孩子的成绩以及未来生活。

目光放大到信任这一主题上，教室监控系统永远无法给学生塑造一个自觉信任的课堂环境，相反，它以一种依靠于压力、引诱、限制的方式，试图压平所有的“不合期望”，最后的结果不言自明，管控式教育带来的“补偿式自由”早已给出代价：那些从高中毕业后，立即在大学里没日没夜玩游戏的大学生就是最好的例证。

曾有个新闻，某个孩子特别怕班主任，家长为了让他在家里也能认真学习，特意制作了一张巨幅班主任照片并置于孩子的書桌旁。

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