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乐平

(广东海洋大学 寸金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6)

在21世纪以来的多次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均有很多参会学者对闻一多1923年6月3日发表在《创造周报》第4号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同年6月10日发表在同刊第5号的《〈女神〉之地方色彩》二文看似矛盾的观点表示疑惑。笔者认为，在《创造周报》发表前者之前，后者就已写出并投稿给该刊，而绝非发表前者后才收到后者。因为当时闻一多是在大洋彼岸的芝加哥留学，仅邮寄稿件就需很多时日，况且刊物发表稿件亦需要一定时间周期。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篇诗评既同出自闻一多手笔，又几乎同时发表，何以二者观点大相径庭，前者激情澎湃地对《女神》进行褒奖，后者则批评贬抑其失去了“地方色彩”。不仅如此，即便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栋霖等主编的权威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只在其《研习导引》的“新诗之‘新’与郭沫若诗歌的评价”(1)朱栋霖：《研习导引》，载《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中，列举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中互相反对的核心观点，却并无任何原因的说明。就在笔者和教材编者电话探求其他问题并涉及该课题相关情况时，教材编者亦坦诚没有对此做深入研究。(2)2019年3月29日晚上，笔者和朱栋霖先生的电话内容。因此，笔者萌发兴趣，从闻一多当年的来往书信入手，探求其发表这两篇诗评的缘由。

一、闻一多这两篇诗评的基本观点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这两篇诗评的基本观点。前者开篇就对《女神》褒奖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根据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艺术哲学》种族、时代等互相联通的思想，他说：“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闻一多给《女神》如此定调之后，就以其独特视角从五个方面进行归纳：一是“二十世纪是个动的世纪。这种精神映射于《女神》中最为明显”。二是“二十世纪是个反抗的世纪。‘自由’底伸张给了我们一个对待威权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了现代文明底一个特色”，因此“《女神》中这种精神更了如指掌”。三是“《女神》底诗人本是一位医学专家。《女神》里富于科学底成分也是无足怪的。况且真艺术与真科学本是携手进行的呢。然而这里又可以见出《女神》里的近代精神”。四是“科学底发达使交通底器械将全世界底相互关系捆得更紧”，“因有史以来世界之大同的色彩没有象今日这样鲜明”，所以“《晨安》便是这种cosmopolitanism(即世界大同——作者注)底证据”。五是“物质文明底结果便是绝望与消极。然而人类底灵魂究竟没有死，在这绝望与消极之中又时时忘不了一种挣扎抖擞底动作。”虽然“二十世纪是个悲哀与奋兴底世纪。二十世纪是黑暗的世界，但这黑暗是先导黎明的黑暗”；虽然“二十世纪是死的世界，但这死是预言更生的死”。因此“这样便是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底中国”。(3)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5页。

从这篇对《女神》高度赞扬的诗评可以看出，闻一多对郭沫若是多么崇拜。然而令人绝对想不到的是，就在此后一周，闻一多竟然“翻脸”贬抑《女神》，又在《创造周报》发表和《〈女神〉之时代精神》观点迥异的《〈女神〉之地方色彩》。如果认为前者的写作是闻一多受丹纳的种族、时代等思想影响，那么后者的阐述则具有《艺术哲学》的种族和环境等内容的质素。和前者开篇就将《女神》定性具有“时代精神”的写作方法相同，后者一开篇就亮出其核心观点：“一般的新诗人”，也只是“作时髦解的新”，具有“一种欧化的狂癖”。尤其“他们的创造中国新诗底鹄的，原来就是要把新诗做成完全的西文诗”。郭沫若的“《女神》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这不仅表现为“《女神》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国的多”，而且“《女神》中底西洋的事物名词处处都是，数都不知从哪数起” 。虽然当时诗人喜用洋文以显摆学问，但闻一多却说《女神》“最明显的缺憾那便是诗中夹用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论及《女神》精神的欧化，闻一多认为“《女神》之薄于地方色彩底原因”，并不全在“作者所居的环境”，而“疑心或就是《女神》之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 。虽然闻一多坚定认为“爱国底情绪见于《女神》中的次数极多”，而且“比别人的集(即诗集——作者注)中都多些”，然而他又说郭沫若在《女神》中“鉴赏中国文化底地方极少了，而且不彻底”。闻一多批评郭沫若在《女神》中崇拜西洋文化的内容很多，包括“他所讴歌的东方人物如屈原，聂政，聂荌，都带几分西方人底色彩”；而且，“他爱庄子是为他的泛神论，而非为他的全套的出世哲学。他所爱的老子恐怕只是托尔斯泰所爱的老子。”在此，闻一多认为郭沫若“富于西方的激动底精神”，是因 “对于东方的恬静底美当然不大能领略”。(4)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123页。

就在闻一多批评《女神》缺乏地方色彩的同时，他也提出自己的诗学主张，即“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作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底吸收外洋诗底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尤其新诗人不能“忘记我们的‘今时’同我们的‘此地’”，这样，“我们自会有了自创力，我们的作品自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旧艺术，又不同于中国以外的洋艺术。这个然后才是我们翘望默祷的新艺术”。因此，闻一多主张节制盲从欧化的情绪，他说：“那便是我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我要做新诗，但是中国的新诗，我并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也不要人们误会我的作品是翻译的西文诗”。就在这篇诗评文章中，闻一多还将《女神》缺乏地方色彩的原因，归结为并非郭沫若“不爱中国”，而是不爱“中国底文化”。闻一多将他和郭沫若的爱国特点进行了比较：“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底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的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闻一多认为，“爱祖国是情绪底事”，而爱文化则是“理智底事”。针对当时所谓“世界文学”的提倡，闻一多强调：“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观之，各种色料虽互相差异，却又互相调和。这便正符那条艺术底金科玉臬‘变异中之一律’”。(5)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123页。

二、闻一多写作《〈女神〉之地方色彩》的过程

现在我们需要研究的是，闻一多何以要写《〈女神〉之地方色彩》批评郭沫若的《女神》？现在可以推想的是，当时的闻一多要挑战权威。他说：“我们若有创办杂志之胆量，即当亲身赤手空拳打出招牌”；而“要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因此闻一多对梁实秋说：“你的‘批评之批评’一文非作不可。用意在将国内之文艺批评一笔抹杀而代以正当之观念与标准”，“要一鸣惊人则当挑战”。(10)闻一多：《致梁实秋》，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216页。为挑战权威打出招牌，闻一多早在1922的上半年就已制定了一个宏伟计划。论据则为他于同年5月7日给闻家驷信之内容：“我现在又在起手作一本书名《新诗丛论》。这本书上半本讲我对于艺术同新诗的意见，下半本批评《尝试集》、《冬夜》、《草儿》(《冬夜》是俞平伯底诗，《草儿》是康白情底诗，都已出版)及其他诗人底作品。《冬夜》底批评现已作完。但只这一章，全书共有十章。”就在这封信中，闻一多还说：“我很相信我的诗在胡适、俞平伯、康白情三人之上，郭沫若(《女神》底作者)则颇视为劲敌。”(11)闻一多：《致闻家驷》，载《闻一多全集卷》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虽然该信没有透露闻一多要写批评《女神》的信息，但从他之“《女神》虽现天才，然其technique(即诗艺——作者注)之粗簉篾以加矣”(12)闻一多：《致梁实秋、吴景超》，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的内容中，即可看出端倪。当然，从现有资料看，闻一多的《新诗丛论》最终没有完成。虽然如此，但毕竟他在清华时就已写出了《〈冬夜〉评论》，并在留学美国后又相继写出《〈女神〉之地方色彩》等文章。

三、闻一多和郭沫若诗学追求的差异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尚未出国仍在清华学习的梁实秋和吴景超在给闻一多的信中说，他们的文学社拟创办清华《月刊》，并发表闻一多的《〈冬夜〉评论》和梁实秋的《〈草儿〉评论》。闻一多收信后当即回复：“月刊之议，我始极赞成，继而反对，终而睡了一晚觉，复又赞成了。”之所以如此，他说因为“办出版物还是极有兴味的一件事。我所以反复怀疑终归赞成者，正为此兴味所迷耳。我所谓兴味者非视为儿戏也。实则我的志愿远大的很。”根据“景超所陈三条理由”，即“一、与文学社以刺激，二、散布文学空气于清华，三、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等内容，闻一多说他“以为比较地还甚微琐”，因为其“宗旨不仅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而且还“径直要领袖一种之文学潮流或派别”实为极端唯美主义。其实，闻一多的《〈女神〉之地方色彩》，不仅是他《新诗丛论》的组成部分，也是他当时唯美主义的宣言，和其发表《〈冬夜〉评论》的初衷一脉相承。所以闻一多在该信中还说：“我们皆知我们对于文学批评的意见颇有独立价值；若有专一之出版物发表之，则宜受群众之注意——收效速而且普遍”(13)闻一多：《致梁实秋、吴景超》，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81页。。闻一多如此热情支持清华文学社创办刊物，起因于他留学美国前的1922年5月对俞平伯是年3月出版的《冬夜》诗集的评论。由诗人兼理论家朱自清为之作序的《冬夜》出版之后，当即就获得文坛的叫好。闻一多虽也很快发声对《冬夜》评论，但却以批评为主而且语气强烈，不仅从内之情感和外之音节两个质素批评《冬夜》，更极力反对《冬夜》中俞平伯所谓“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实践，即摈弃高雅、还原歌谣或民歌形貌、追求平民内容，并因此将其定性为“这条迷涂便是那畸形的滥觞的民众艺术”，“作诗该当怎样雍容冲雅，‘温柔敦厚’”。(14)闻一多：《〈冬夜〉评论》，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84页。然而《冬夜》却为主张“新诗革命”的胡适诗派所推崇，因此闻一多这才认为“《评冬夜》因与一般意见多所出入，遂感依归无所之苦”。尤其当时闻一多尚未在诗坛发表过任何作品，所以深切感受到当时倡导“为人生而艺术”派的同人刊物“《小说月报》与《诗》必不欢迎”。虽然“为艺术而艺术”派的同人刊物“《创造》颇有希望”，但因“迩来复读《三叶集》，而知郭沫若与吾人眼光终有分别，谓彼为主张极端唯美论者终不妥也”。正因如此，他才说：“吾人若自有机关以供发表，则困难解决矣”；更何况“吾人之创作亦有特别色彩。寄人篱下，朝秦暮楚”，“作品之值价何在？”(15)闻一多：《致梁实秋、吴景超》，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从闻一多这段书信内容可知，他之所以支持清华文学社创办刊物，就是要为社友们创造发表自己理论主张或创作的园地。但我们重点分析者并不在此，而是闻一多担心他原本认为“为艺术而艺术”派的“《创造》颇有希望”， 却因“迩来复读《三叶集》，而知郭沫若与吾人眼光终有分别，谓彼为主张极端唯美论者终不妥也”。闻一多这段话的含义非常明确，但却省略了一个重要内容，即他和文学社诸多社友，都是主张极端唯美论者。这段话实际是省略大前提的关系三段论，可将该推理整理恢复如下：吾人是极端唯美论者，郭沫若和吾人眼光不同，因此谓彼为主张极端唯美论者终不妥也。关于此问题，笔者在21世纪初就发表过专论(16)李乐平：《闻一多文艺思想论——兼驳其并非“极端唯美论者”说》，《文艺争鸣》2001年第4期。，因此不再赘述。那么现在，我们分析当时自称极端唯美论者的闻一多，和其认为并非极端唯美论者的创造社魁首郭沫若，他们的诗学追求究竟有哪些不同。既然闻一多说“迩来复读《三叶集》，而知郭沫若与吾人眼光终有分别”，就让我们先从《三叶集》中，窥探闻一多认为郭沫若并非极端唯美论者的理由。郭沫若说：“我常希望我们中国再生出个纂集‘国风’的人物——或者由多数人组织成一个机构——把我国各省、各道、各县、各村的民风，俗谣，采集拢来，择其精粹的编集成一部《新国风》。我想这定可以为‘民众艺术的宣传’”；“我们要宣传民众艺术，要建设新文化，不先以国民情调为基点，只图介绍些外人言论，或发表些小己的玄思，终竟是凿枘不相容的”。(17)郭沫若：《致宗白华》，载《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页。和郭沫若理念不同，当时闻一多极力反对所谓民众艺术的宣传，他认为诗应“‘艺术化’，因为要‘艺术化’才能产生出艺术”。因此，闻一多坚决反对当时其所认为的“村夫市侩底口吻”， 尤其“叫嚣粗俗之气”(18)闻一多：《〈冬夜〉评论》，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4页。的所谓平民内容入诗。不仅如此，闻一多更在致梁实秋信中谈及《红烛》的修改，直言说：“要的是你们的意见，我并不想讨大众的好”(19)闻一多：《致梁实秋、吴景超》，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虽然闻一多承认当时其“基督教的信仰已失”，但“那基督教的精神还在”他“心里烧着”，他还“要替人们consciously(即自觉地——作者注)尽点力”，然而他又说：“我的诗若能有所补益于人类，那是我的无心的动作(因为我主张的是纯艺术的艺术)”。(20)闻一多：《致梁实秋》，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闻一多和郭沫若诗学追求的差异当然并不仅在于此，其他诸如郭沫若厌恶形式，而闻一多追求形式；郭沫若“写”诗主张自然流露，闻一多则强调“做”诗要加工提炼等等。所有这些，都构成他们文艺思想的差异。这即闻一多之所以最先写出《〈女神〉之地方色彩》，以之挑战被誉为开一代诗风、震撼人心的战鼓和鼓舞人心的号角之《女神》的原因。

四、闻一多写作《〈女神〉之时代精神》的过程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即可看出闻一多挑战郭沫若的必然性。但闻一多何以又写出与《〈女神〉之地方色彩》观点迥异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呢？这是因为郭沫若对《〈冬夜〉〈草儿〉评论》的肯定。后来，闻一多、梁实秋合写的《〈冬夜〉〈草儿〉评论》几经周折，终于在1922年11月以“清华文学社丛书”名义出版。其后，除东南大学的学生胡梦华来函表示支持外，并未被当时的评论界看好，相反却有诸多反对之声，这在闻一多的书信中就有反映。他说：“北京胡适之主持的《努力周刊》同上海《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21)闻一多：《致父母亲》，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闻一多所说《努力周刊》的反对声音，当是该刊署名“哈”者《一段短评》的“冷嘲热讽”。(22)梁实秋：《清华八年》，载《秋室杂忆》，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虽然闻一多对此“并不奇怪，因这正是”他“所攻击的一派人”，他“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成”。(23)闻一多：《致父母亲》，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但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却突然柳暗花明，1922年12月27日闻一多收到梁实秋的信，其中转述了寄自日本的郭沫若夸赞他们《〈冬夜〉〈草儿〉评论》的信函内容。闻一多给梁实秋复信说：“接到你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信并《努力》之评论。实秋，我们所料得的反对同我们所料得的同情都实现了。我们应该满意了”，“郭沫若来函之消息使我喜若发狂”，“我们素日赞扬此人不遗余力，于今竟证实了他确是与我们同调者”。惊喜之余，闻一多还剪下一张《密勒氏评论》选征中国现代十二大人物的票格，投票给郭沫若作为回报。虽然他说：“本来我们文学界的人不必同军阀，政客，财主去比较长短，因为这是没有比较的。但那一个动作足以见我对于此人的敬佩”。(24)闻一多：《致梁实秋》，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郭沫若给梁实秋的信究竟说了些什么，让闻一多如此激动呢？这在闻一多收到梁实秋信之当日的“致父母亲”中做了说明。他说：“今早得梁实秋信称郭沫若君曾自日本来函与我们的《冬夜草儿评》表同情。来函有云：‘……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总之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25)闻一多：《致父母亲》，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闻一多太在乎《〈冬夜〉评论》的反响了：他此前就给梁实秋写信说“《冬夜评》发表后有何影响，确寄我一读”，“万里之外不能握三寸管以应敌操战，真恨事也”。(26)闻一多：《致梁实秋、吴景超》，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就在得知郭沫若信之内容这种亢奋状态下，清华文学社因经费困难而停止丛书继续出版计划，闻一多这才回信梁实秋，让他暂停《〈女神〉之地方特色》的投稿，而俟其专讲优点的下篇写好后，一并投稿给《创造周报》发表，为的是怕创造社同人误会。闻一多在此所说的“下篇”，实际就是《〈女神〉之时代精神》。因此，就在半年之后的1923年6月3日，《创造周报》先发表了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改《〈女神〉之地方色彩》中之批评态度，而充分肯定《女神》“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27)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五、郭沫若何以夸赞闻一多及闻一多写作这两篇诗评的原因

在此亦应说明的是，郭沫若从日本来函对《〈冬夜〉〈草儿〉评论》表示夸奖，除了当时他们诗学追求相近的因素之外，并不排除因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将《冬夜》和《女神》进行比较并赞扬后者，尤其对《女神》的褒奖竟达五处之多。闻一多说郭沫若是“极少数”具有“幻想力”的诗人，更肯定其诗具有强烈的情感，除其“《新阳关三叠》之外”，当时出版的诗集“差不多都非好诗”。为贬抑《冬夜》诗句“其直如矢，其平如砥”的“浅薄”，闻一多例举《无烟煤》中“云衣灿烂的夕阳/ 照过街坊上的屋顶来笑向着我”，以之说明“包括了多少意思”；为证明“《冬夜》里句法的简单”，闻一多又摘取《密桑索罗普之夜歌》中的诗句“啊！我与其学做个泪珠的鲛人，/ 返向那沉黑的海底流泪偷生，/ 宁在这缥缈的银辉之中，/ 就好象那个堕落了的星辰，/ 曳着带幻灭的美光，/ 向着‘无穷’长陨！”据此闻一多说：“象《女神》这种曲折精密层出不穷的句法，那里是《冬夜》梦想得到的啊！”他认为俞平伯的《冬夜》缺乏意象，即便“意象很好颇有征引底价值者”，也远非郭沫若《笔立山头展望》之“弯弯的海岸，好象Cupid(即丘比特——作者注)底弓弩呀！/人底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等诗句“意象奇警，而且思想隽远，耐人咀嚼”。(28)闻一多：《〈冬夜〉评论》，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80页。闻一多如此褒扬郭沫若，这就不能不让郭沫若投桃报李来函夸赞了。

其实反过来说，闻一多也是如此。尤因他的《〈冬夜〉评论》当时正被批评者们嘲讽，因此闻知郭沫若对他和梁实秋的夸赞内容后，在海外的他如同遇到知音，很快就写出充分肯定《女神》内容的《〈女神〉之时代精神》，这便是闻一多写作这篇诗评的直接原因。但究其根本原因，则是闻一多对于郭沫若的态度，虽然始终处在矛盾状态，但毕竟非常崇拜他的才华，“受郭君人格之影响最大”，“生平服膺《女神》几于五体投地”。(29)闻一多：《致梁实秋附信》，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因此闻一多在清华时就“每每称道郭君为现代第一诗人”(30)闻一多：《致父母亲》，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甚至在他留学赴美的船上给清华校友写信，也信手拈来郭沫若《密桑索罗普之夜歌》的诗句借以抒情。(28)闻一多：《致吴景超、顾毓琇、翟毅夫、梁实秋》，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就因谁也否定不了《女神》在当时的影响和成就，而在“若要抵抗横流，非同别人协力不可”，并且当时“只有《创造》诸人”(29)闻一多：《致梁实秋》，载《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情况的推动下，因《女神》在诗坛的显赫地位，闻一多终竟挣不脱对郭沫若的崇拜，写作《〈女神〉之时代精神》并在《创造周报》发表。无独有偶，闻一多最先写作的《〈女神〉之地方色彩》，也有其直接和根本原因。直接原因是他挑战权威欲引领文学潮流，“以与《创造》并峙称雄”，根本原因则是他和郭沫若诗学追求的差异。虽然二人都曾声称“为艺术而艺术”，但闻一多当时更强调纯艺术而无任何功利追求，而郭沫若当时在宣称“艺术为艺术”的同时，却又将艺术和人生相结合。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闻一多这两篇诗评都有过分褒奖或贬抑的绝对化内容，原因则为其“性格，喜欢走极端”(30)闻一多：《论文艺的民主问题》，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这就使他在分析时，无论肯定或否定，都将他所阐述的内容发挥到极致。

根据以上梳理，可以明晰闻一多何以先发表褒奖郭沫若《女神》内容的《〈女神〉之时代精神》，继而又发表认定《女神》是欧化狂癖的《〈女神〉之地方色彩》。这谜团解开，带给我们文学研究者一个启示：学术研究不能简单地只看文本表象，而应深入到文本表象背后进行探究。否则，就只能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甚至会误入研究的歧途。当然，就此具体问题而言，闻一多是个复杂存在，在这“金银盾”中，我们可以窥见很多丰富内容，尤其当时只有23岁的他之文艺思想的阶段性表现，如要真切明白其相关表述的原因，就必须深入研究他当时发声的背景，乃至多维的流派问题及复杂的人际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获取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