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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原来不只是一个人

2020-02-16邓经武

文史杂志 2020年1期

邓经武

关键词:禹的身份;新的结论;时代群体;远古历史

自从四川省“十大历史名人”工程实施以来,因为追溯巴蜀文化的源头,也因为时时感到对先秦时期古蜀文化知识的欠缺,所以对大禹的相关研究,总是特别地注意。曾得知,阿坝师范学院策划主持有“禹羌文化研究丛书”。现在,面对书桌上这本李殿元先生所著的《“禹”身份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学术专著,我十分感兴趣。“禹”的身份还有疑问?“禹”究竟是什么身份?

国家重点推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其重要成果《夏商周年表》,已经明确断定夏代存在470年(公元前2070年一公元前1600年),历经禹、启……癸(桀)等17个朝代。在这里,是将“禹”作为夏朝开国第一人的。而《“禹”身份研究》却指出:“将‘禹作为夏朝开国第一人,这是正确的;但是,以‘禹这个名称作为夏朝开国之君的名字却是很不严谨的,因为这里从启到癸这16个都是人名,而‘禹不是人名。”在神话传说中,禹是具有龙蛇形象的治水水神;在史传中,禹是治水平土的英雄、也是夏文明的奠基人,因此又被看作是夏人的宗神。

确实,早在先秦时期,屈原就在其《天问》中,质疑过“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关于“伯禹腹鲧”,我觉得,还是借用《山海经-海内经》等典籍去理解,其曰:“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郭璞注《开筮》曰:“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作黄龙”,《初学记》卷二十二引《归藏》曰:“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等。而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也有明确记载:“夏禹,名日文命。”这里的“禹”并不是个体的人名,而是名为“夏”的氏族领袖。“禹”不是人名那是什么?《“禹”身份研究》经过一系列的分析,论证,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禹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时代群体;名为‘文命的那位‘禹是以‘五帝为代表的远古时代的氏族、部落各自存在‘数百年的最后一位首领。作为夏族这个氏族、部落首领的数代‘禹,他们前赴后继地迁徙、治水,终于完成了从氏族到部落联盟乃至建立国家的宏大伟业。”这个结论是非常震撼的;读完本书,我认为也是可以接受的。

《“禹”身份研究》具有这样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以文献为基础进行的严密的逻辑推论

《“禹”身份研究》指出,关于大禹的业绩,世所公认。正是这些业绩,才构成了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的大禹精神,不但在过去而且必将在今后继续指导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但是,研究大禹的业绩和遗迹,却有一个始终挥之不去的问题:如果大禹不是神,而只是一个凡人,他的一生,有可能做出如此辉煌和如此众多的业绩吗?疑问之一:作为个人,大禹能领导全部氏族部落吗?大禹所在的时代,还是中国古代氏族制的崩溃和早期国家开始产生的时期。在这些“邦国林立”中的一个“邦国”,就算它是圣王舜帝的“邦国”,也只不过就是一个稍微大点的部落联盟而已。作为个人,出生在四川的大禹怎么可能去领导在后来形成的中国版图上的全部氏族部落?疑问之二:作为凡人,大禹有能力跑遍全国各地吗?作为凡人,仅靠他的两条腿,大禹在当时能够跑遍全国各地去领导治水吗?疑问之三:作为凡人,大禹有那么长久的工作年限吗?如果大禹是凡人,那么他的身体状况、寿命长短就必然与人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相吻合。而从现在所反映出来的巨大工作量来看,作为凡人,大禹是不可能有那么长久的工作年限去完成那么巨大的工作量的。

见诸古籍的“禹”不仅有“文命”这个名字,还有“高密”“政命”这两个名字。作为氏族首领的“禹”应该是一个时代,有若干位,而文命、高密,就是其中的两位“禹”。其实,“五帝”都不是单独的人名,而是一个一个的部落首领的称号。那么,“禹”当然也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群体而不是一个人!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中央”“大一统”等价值观,逐渐演化为中国人的意识并且积淀为一种文化传统,使中国历史的编撰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朝代更替的主线索和中心论。这应该就是司马迁《史记》有意识地要构建一个上古帝王世系的原因。也就是说,不同版本和不同装帧的各种中国历史,都是一个体例,用鲁迅当年的话来概括,即为“陈年流水簿子”。

我曾经在《大盆地生命的记忆:巴蜀文化与文学》(2005年)中提出:“在前文字时代(prewordstimes),人类的历史是通過传说和神话故事来记录的,巴蜀先民最初的创造活动,也以原始神话和上古传说的形式被记录着”;“禹就是一个带着巴蜀上古原始图腾的一个标志性人物,是当时巴蜀部落的一个首领,也是当时众多治水英雄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禹在治水过程中,曾有众多巴蜀部落参与其事而终成大业。《楚辞·天问》王逸注曰:禹治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王嘉《拾遗记》载:‘蛇身人首的伏羲曾赠禹以玉简‘度量天地,‘禹即持此简以平水土,还有《太平御览》卷八六九说‘黑蛇衔珠为禹开山疏洪指点迷津等等,这些都是以神话和传说的方式,记录着蛇、长虫形图腾的巴蜀部落参与大禹治水工程的历史真实状况”。“‘童年人类开始述说自己与大自然关系的思考,述说着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物质创造历程,记述自己在生存搏击中的喜怒哀乐,而这种‘述说,是以‘儿童文本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他们真诚地与大自然对话,把一切自然客体视为和自己一样有感情、有灵气的对象,把日月风雨雷霆山川草木动物都人格化,这种原始思维(original thought)就是神话思维(fable thought),其积淀物就是上古神话和传说”。

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的史家把神话和史前的事实也都算做完全的历史”。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在其《书经中的神话》一文中,也认为:“(中国古代学者)为了要在神话里找出历史的核心,他们排除了奇异的,不像真的分子,而保存了朴素的残滓。神与英雄于此变为圣王与贤相,妖怪于此变为叛逆的侯王或奸臣。这些穿凿附会的工作所得者,依着玄学的学说(尤其是五行说)所定的年代先后排列起来,便组成中国的起源史。这种东西仅有历史之名,实际上只是传说;这些传说或来自神话,或来自祭祀的祖庙,或来自各地的宗教,或来自学者们解释某种礼仪的记载,或来自民间故事,等等。这些充塞在中国史开端中的幽灵,都该消灭的。我们不必坚执着在传说的外形下查寻一个从未存在的历史的底子,而应该在冒牌历史的记叙中寻求神话的底子,或通俗故事来。”(马伯乐:《马伯乐汉学论著选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76-377页)

二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挖掘

《“禹”身份研究》由一个“序”和四个章节构成。“序”是《从“禹是一条虫”说起》,其第三章是《重新认识顾颉刚对“禹”的研究》,足证本书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深入挖掘。具有科学性质的中国现代史学,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萌生,顾颉刚的“古史辨”学派尤其是其“层累说”,对中国现代史学的繁盛,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20年代,刚刚崭露头角的顾颉刚,瞬间被世人瞩目。远在德国的傅斯年致信顾颉刚,认为当今“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顾的老师胡适也毫不吝啬地使用溢美之词,盛赞说:“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作者敢于“与高手过招”,直接切入前辈大师的学说理论,这是需要相当的学术勇气同时也需要有相当学术积淀底气的。

疑古学派代表顾颉刚先生“层累说”的提出,与禹的研究密切相关。这聚焦于其《鲧禹的传说》(1939年)中。对禹的关注,正是顾颉刚提出“层累说”的切入口,而“层累说”是“古史辨”学派最基本的理论。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认为,上古历史与神话不分,不是信史,故要实现清理伪古史、建设真古史的目标,就要将融为一体的上古历史与神话剥离开来,以证明禹的历史传说是层累造成的,禹是神话而不是历史人物。在论述禹的天神性时,顾颉刚除了运用《诗》《书》中西周时期的材料,还运用了《山海经》《楚辞-天问》《淮南子》这些成书较晚但保留有原始神话的材料;在论述禹的神职时,顾颉刚还采用了《大戴礼记》《史记》等汉代的文献材料,证明禹为山川神主;在论述禹与西方戎族的关系时,顾颉刚更是大量引用汉代甚至两汉以下的文献材料中“禹起西羌”的说法,如《史记》《吴越春秋》《后汉书》《新语》《史记集解》《尚书纬》《潜夫论》等。

战国时期的著作均以传说中的黄帝为鲧、禹的始祖,这似乎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但从黄帝到鲧、禹的代数,则相互抵牾,不能统一。如《礼记-祭法》:“夏后氏亦褅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世本-帝系》和《大戴礼·帝系》更梳理了黄帝到大禹同出一源的帝王家谱式的清晰的“世系”。雷学淇辑《世本·帝系》云:“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大戴礼-帝系》云:“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颛顼……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大禹传说的古史,经过诸子百家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寻找或创造“依据”,不断加工、改造,形成各种不同说法。但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史记·六国年表》等,基本上沿袭了《禹贡》说法,对禹的前世今生整理出一个清晰的排列,并且塑造了出自传说中黄帝之后的大禹,号令天下划定九州的华夏“开国君王”形象。按照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先秦以来的有关大禹的各种传说,不断地堆积“层累”,再被司马迁固化、统一、定型。今人裘锡圭教授认为:“顾颉刚关于大一统帝王世系的见解,应该是相当接近事实的”。

众所周知,在对中国古史研究有极大贡献的“古史辨”的诸多论断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关于“禹是一条虫”的论断。必须指出,顾颉刚先生提出“禹是一条虫”的论断,这一說法是非常通俗和形象的,所以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其实,顾颉刚先生对“禹”的研究,哪里是“一条虫”那么简单!从顾颉刚先生提出“禹是一条虫”的论断,已经差不多一个世纪了,无论是新的史料的发现还是地下文物的发掘以及对历史研究的深入,都远远超过了顾颉刚所在的时代。大禹不是神而是人已是历史研究者的共识;当然他的身上带有许多神话传说,这是远古时代的必然。我们当然不能因此就去批评顾颉刚认为禹是“神话中的人物”之错误;正相反,从顾颉刚关于“禹是一条虫”的论断出发,对今天的大禹研究,应该说会产生许多有益的启发。

顾颉刚先生在《答柳翼谋先生》回答别人质疑“禹是一条虫”时说,“虫”是动物的总名:“言禹为虫,就是言禹为动物。看古代的中原民族对于南方民族称为‘闽,称为‘蛮,可见当时看人作虫原无足奇。禹既是神话中的人物,则其形状特异自在意内。例如《山海经》所说‘其神鸟身龙首,‘其神人面牛身,都是想象神为怪物的表征。这些话用了我们的理性看固然要觉得很可怪诧,但是顺了神话的性质看原是极平常的。”(《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我觉得,以汉字文化学的眼光看,汉字最原初的禹、蚕、蜀、巴等书写形式,都与蛇形长“虫”有关。这背后应该蕴藏着一个地域原始先民的图腾崇拜。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禹,虫也。从厹,象形”,“厹,兽足蹂地也”,类似蜥蜴等长虫。又如小篆“禹”即为。又比如《说文解字》云:“巴,虫也,或日食象蛇,象形”等。具有较深西学背景的闻一多,从文化学的视野,发挥《说文解字》而进一步阐释说:“禹,从虫,即蛇的初文”。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蛇,“人间天堂”西湖边关于来自峨眉山和青城山的两条灵蛇的神话等,可以佐证巴蜀“蛇图腾”神话的久远。从蜀中峨眉山和青城山降临西湖的两个蛇仙的故事,正是巴蜀“蛇图腾”崇拜的潜在影响所致。

《“禹”身份研究》认为,“禹”既然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是治水英雄,是“夏”国的开创者,他当然就不可能是“一条虫”。但是,我们也知道,“禹”并不是那个治水英雄和“夏”国开创者的本名。关于“禹”的本名,史书上或说是文命,或说是高密……,那么,为什么又以“禹”尤其是被敬称为“大禹”之名而传之后世?顾颉刚关于“禹是一条虫”的论断,其实是说,“禹”是动物,它只是一个氏族的图腾。对“禹”只是一个氏族的图腾这一见解,应该这样理解:“禹”只是一个氏族首领的称号,而非一个人的名号。这样的认识,正是解开关于“禹”的身份的钥匙。李殿元先生的这些观点,对大禹以及先秦史的研究,对巴蜀文化早期形态与构成元素的研究,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三是对众多史籍记载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新结论

《“禹”身份研究》在众多史籍记载的只言片语中找到了“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群体的证据。在《史记》中,中国古代历史是以《五帝本纪》开篇的。其讲从黄帝到大禹,中间距离的时间是700年左右,仅五代人就可跨越——这当然不可信。南宋罗泌撰《路史·发挥》引《竹书纪年》的资料认为:“黄帝至禹,为三十世。”这很可能是推测,缺乏充分的文献依据,却反而让人觉得可信。在《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处,《史记索隐》有如下一段精彩的论述:“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案:《国语》云:‘少典娶有蠕氏女,生黄帝、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黄二帝虽则相承,如《帝王代纪》中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

可见,古代的史学家早就认识到,对“五帝”这些氏族、部落首领,如果只是认定为是一个人名,那么,所谓的“代纪”必然大乱——从一个人的有限生命和间隔的时代根本无法去推算。能够正确地提出“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这样正确的结论非常了不起。它为拨開历史迷雾,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有益的思考角度。

例如古蜀国有五王。《蜀王本纪》记载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日柏滢(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可见蚕丛氏等三代在蜀统治的时间各有“数百岁”,当然这不可能是指蚕丛氏等人做了几百年的部族首领,而是以“蚕丛”“柏灌”“鱼凫”为名号的时代持续过几百年。对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著名历史学家,集《华阳国志》校注之大成的任乃强先生,在他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有精妙之论:“分析旧籍所传关于蚕丛氏之资料,可以肯定其为原始社会最先形成一个氏族集团之首领。其至周末之时间,说三千岁,为保守数;四千岁,为近似数;估万余岁亦非甚夸。此为结论之一。”…此三代各数百岁。此亦犹古代相传,伏羲、神农各数百岁,皆就其十足旺盛年代言之。非一人能活数百岁。任何民族皆有施用于酋长之特称。”

对古蜀国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这五代的历史,《华阳国志·蜀志》难得有精准的时间记载,但其中的“周慎王五年”很明确,就是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被秦国灭亡了。对古蜀国4000年的历史,《华阳国志》也只留下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这五位帝王的名字。他们当然不可能是“各数百岁”。难得的是,《华阳国志》在记载古蜀国开明氏灭亡的同时,还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凡王蜀十二世。”即是说,以“开明”作为王朝帝王名称的共有十二代人,这个王朝的历任君主均应称“开明”,而不仅仅是在今天四川成都市郫都区望丛祠里享受祭祀那位丛帝。

“五帝”“五王”都不是单独的人名,而是一个一个的部落首领的称号,这与在“氏族”和“部落联盟”中存在着“世袭酋长”的历史情况是完全吻合的。即是说,“五帝”“五王”都各自是一个时代群体,他们彼此问也不可能有什么继承关系。那么,“禹”当然也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群体而不是一个人!

这样看来,《“禹”身份研究》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对“禹”的身份进行了清楚的研究,更在于通过对“禹”的研究,启发我们对中国远古历史去进行新的认识。这应该是本书最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