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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医“抗疫”背景浅谈中医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2020-02-16孙远征王红琦张淼

医学综述 2020年18期
关键词:抗疫中医药肺炎

孙远征,王红琦,张淼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哈尔滨 150040)

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与自然界疾病斗争取得的宝贵经验,并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共同演化而成的古代医学智慧结晶。中医药理论体系于春秋战国时期已基本成形,并在此后历代医疗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凭借其良好的临床疗效,中医药发展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活力,并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纳入第11版全球医学纲要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从古至今尤其在防范和抗击各类疫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发展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疾病认知理论和相应诊疗体系,具有独特的治疗优势,对保障中华民族的传承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指出的是,自2019年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以来,依靠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积极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疫情形势已基本得到控制。对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诊疗方式发挥了极大的优势和重要作用,在改善临床症状(发热、咳喘、消化道症状以及阻止病情转重等)方面疗效确切,形成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全覆盖”“全过程”的战略布局。据相关临床报告表明,91.5%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使用了中医药,总有效率达90%以上[1-3]。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对此次中医药抗疫给予了“这次抗击疫情的一大特色和亮点”的高度评价。不可否认,中医药自古对于抗击重大疫情就积累了许多宝贵成果和经验,值得进一步挖掘和发展,但同时中医药在此次重大疫情防控过程中仍存在许多不足与弊端,需要进一步探讨解决。

1 中医药抗疫背景概述

1.1古代中医药抗疫史 人类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疾病的抗争史。对于疫病,人类很早就对其有相关的认识。殷墟甲骨文中便有“疟疾”“疾年”等记载。《周礼》《礼记》中也有“以索室殴疫,大丧”“民必疾疫,又随以丧”等疫病相关记载。《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瘟疫大行,远近咸若”“疫大至,民善暴死”[4]。《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记录的1840年以前的抗疫史就有826条。中国中医科学院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中记载,从西汉至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5]。在西方医学尚未传入前,中医药凭借其丰富的疫情防控思想和对医学理论的不断创新,较好地控制了疫情,使得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如西方史上流感、鼠疫传播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甚至国家灭亡的悲剧。

1.1.1丰富的古代朴素抗疫思想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认识到疫病的发生与季节变化的规律。《周礼·天官·疾医》中记载:“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脔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疾,冬时有漱上气疾。”而且古代医家很早就发现隔离感染对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中记载:“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何以论?当迁疠所处之。”西汉时期就有了政府设立的临时隔离处,用以治疗疫病患者,“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5]。在古代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与指导下,中医药形成了“不治已病治未病”“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防治观及“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的防疫观等理论体系。

1.1.2古代中医药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除了当时人们初步形成的防疫理念外,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担任不可或缺的角色。每逢遇到大病急难,中医药一定知势而为,逆势而上,应势而行,一次次将中华民族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从伤寒杂病论时期到清代温病学的出现,在古代记载的众多重大疫情救治过程中,中医药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张仲景根据当时疫情情况撰写的传染病专著《伤寒杂病论》,针对传染病的不同时期的症状变化确立了对应的治则治法,辨证施治的思想为以后的疫病治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医典范之作。东晋时期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详细记录了天花、沙虱病等传染病的症状及治法。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记载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并提出熏药法、消毒法等预防疫病的手段。金元明清时期是瘟疫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如李东垣创制的“普济消毒饮”对于急性大头瘟毒的治疗极具特效,又如人痘接种术治疗天花不断发展,不仅在许多范围推广,并成功为全球烈性传染病天花的消灭奠定了基础,再者此时期《温疫论》提出了疠气致瘟学说,以及叶天士、吴鞠通等温病学名医辈出,使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体系得以发展完善,为临床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理论指导,自此我国对瘟疫的防治从理论到临床已相当成熟。

1.2近现代中医药抗疫发展史 千百年的临床实践,有很多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思考与取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全面加强对卫生事业及防疫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确立了“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大力推进预防接种,对防疫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天花的消灭,鼠疫、霍乱、麻疹等传染病的控制,脊髓灰质炎的消灭,许多传染病发病率降到最低水平,从2003年成功应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病毒到2013年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中药代茶饮预防应用,再到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清肺排毒汤”作为“国家处方”的有效运用[6],均提示中医药在疫情防控及治疗方面的重要性及有效性,中医药也用千百年的抗疫实践证明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2 中医药发展机遇分析

2.1国家对中医药的政策支持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形成发展的医学科学,尽管它曾经历过数次的存废之争,面临着西方医学和文化的冲击,却依旧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逐渐发展向好。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制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保护政策,《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提出,《中医药创新发展纲要(2006—2020)》的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颁布与实施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第一个中医药文件《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7]等,均有力保障和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医药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8],传承创新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要任务,要求中医药发挥其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协同作用以及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全方位地为健康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并走向世界惠及更多的人民[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医药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参与驰援,参与程度之深、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中西医的默契合作,积极、深入参与抗击疫情,助力国际抗疫,让人民对中医药的发展更添信心,让党和国家更加坚定了支持中医药发展、支持中西医并重的理念,让国际社会更加深切认识到中医药的价值。中医药的振兴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光时刻,乘着大好时机开启传承创新发展的新征程。

2.2人民对中医药认知度的提高 西方现代医学自传入我国以后,便迅速发展占据了国家诊疗体系的主体。中医药作为传统医学,其医学地位受到极大冲击,长期处于现代医学的辅助地位,其医疗优势和重要性逐渐被人们忽视,认同度降低。而经过数月的艰苦努力,我国疫情形势持续向好,亮眼的抗疫成绩扭转了人们对中医药的印象与偏见,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中医药的重要作用,提高了认同度。根据《知识经济》对《经此一疫再看中医》网络调查的简要解读,近90%的人对中医药参与抗疫并发挥重要作用有所了解,75%以上的人了解“三方两药”及多个版本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均包含中医药方案[10]。根据数据调查,超过50%的人对中医药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不仅加深了对中医药的了解与认同,还对中医药的发展前景及中西结合深入发展持积极态度[10]。

2.3自身优势的充分体现 中医学强调以人为本,形神统一,注重未病先防和个体化治疗,在临床实践中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11]。在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保卫战中,中医药充分发挥其辨证论治和扶正祛邪的理念,在注重驱邪的同时,更注重扶正,使正气得复,邪有出路,积极快速应对病因未明、来势凶猛的急性传染病,对于轻症患者疗效确切,如武汉江夏方舱医院94例患者的“转重率”几乎为零[12-13],同时中药、针灸、导引等特色疗法对于缓解住院隔离期间患者的焦虑抑郁心理也有明显作用。中医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具有多个作用靶点,多个治疗环节与多种治疗途径,其整体治疗毒副作用小,并能减少西药副作用,有效控制并发症,提高治疗效果以及感染人群的生活质量,具有整体优势。

3 中医药发展挑战分析

3.1中医药教育体系不完善 长期以来,中医药的教育模式仍坚持传统的教学方法,传统课堂、临床观摩、“师带徒”等方式一直占据教育的主导地位,临床实践往往只停留在观摩阶段。而中医药在重症和急症方面的人才培养比较欠缺,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缺少能力强的骨干人才。因此,中医药教育发展的目标是培养一批既熟悉中医理论和诊疗技术又拥有急重症救治能力的临床人才队伍,加强中西结合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在医学高校教育中,应增加在校学生的相关课程,如传染病学、温病学,建立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学科体系。对于临床实践,要加大对临床培养基地的投入,加强高校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只有完善中医药教育体系,重视人才的储备,才能打好疫情狙击战。

3.2中医药临床诊疗技术落后 中医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诊疗技术的落后依然是影响其快速、准确诊断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过程中,作为中医一直以来的临床诊疗方法,传统“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手段远不如现代医学的CT、磁共振成像等影像学诊断技术精准,加上隔着护目镜观察舌苔、透过防护手套诊脉的客观条件限制下更是很大程度阻碍了中医四诊的运用同时增加了与患者的密切接触,增加了医护人员的感染风险;此外,中医药治疗多局限于四诊配合中药内服外用、针刺、推拿、导引等传统治疗方法,其相较现代呼吸机、体外膜肺氧合技术明显不足。以上传统的诊疗方式并不适合这种传染性强、患者数多、条件严苛的特殊时期。因此,中医药必须创新发展,与科学技术相结合,深入发展技术设备,拓宽临床诊疗方案。只有坚持创新,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并结合自身的独特优势,才能使中医药有质量、可持续发展。

3.3相关应急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虽然中医药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但是中医药在参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相应的应对机制的制订上还缺少“话语权”和“主动权”。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在《求是》中对此次中医药参与抗疫凝练了“五个首次”[14],即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中医药首次大范围有组织地实施早期干预;首次全面管理一个医院;首次整建制接管病区;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巡诊和查房;首次在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中深度介入。这既是对此次中医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的肯定,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在我国目前建立的体系完备、相互衔接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中医药并没有第一时间真正介入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对于中医药最为核心重要的法律《中医药法》,也对中医药参与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规定没有明确说明[15]。此外加之整体约束力不够、法律后果又难以落实,致使中医药对类似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主动权不够,而更多地依赖于国家发布的政策性文件。因此,建立健全完善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修订相关法律,强化中西医结合诊疗制度十分必要,使中医药能够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优势与作用,为健康中国的发展增添力量。

4 小 结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同时也是弘扬中华文明的有效载体。中医药承载着党和人民的深切期望,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取得基本胜利后,必将迎来中医药发展的高光时刻。这一背景下,中医药更应该把握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同时勇于面对时代挑战,在国家政策、中医药专业人员及其他相关科研技术人员共同协作努力下,努力弥补自身不足,更进一步追求科学规范化的稳步发展。在今后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中,国家应大力培养中医药人才,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高质量发展,让这一中华文明瑰宝焕发新的光彩,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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