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颖

“养生”，是指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增强体质的一系列理念与方法。“养”即颐养、保养、调养；“生”为生命、生存之意。印度虽然没有“养生”概念的提出，但从广义上来说，“养生”一词被广泛运用于各国各族人民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传承下来的对身心积极合理的养护与调适的文化理念与行为方式。

数千年来，中国导引与印度瑜伽根植于本土人民大众“养生”的需要，通过对人体成长规律、生老病死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延年益寿的理念与方法，为人类体质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瑜伽与导引的渊源

遥远的东方古国，黄河与恒河两条“母亲河”历经数千年的冲刷与积淀，孕育出两个内涵丰富、神奇璀璨的文明——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在经济腾飞的今天，中国导引和印度瑜伽传承了两大文明古国的传统养生文化，展示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和无穷的魅力。

瑜伽与导引堪称东方双璧，历史上也曾互通互补，瑜伽曾被称作印度气功，而气功又被唤为中国瑜伽[1]。近年来，随着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进一步邦交，瑜伽文化愈发充实了中国健身领域，而中国导引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近年来，一些国内养生学者在瑜伽与导引相结合的编排与运用上做出了探索性的研究，尝试将瑜伽体式用中医理论进行解释，并将其运用于疾病的临床康复治疗，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基于印度瑜伽与中国导引的哲学文化与传统医学理论的探讨却稍显滞后。因此，在养生视域下去探究瑜伽与导引在文化层面的异与同，是推动两者共融与共荣的根本问题。

1.1 瑜伽的起源与文化背景

瑜伽是梵文“YOGA”的译音，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千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1800年)，也就是说，瑜伽与印度文明几乎同时出现。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古城出土的遗物中有一枚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彩釉陶制印章，描绘了中间一位莲花坐盘的男人及两位崇拜者伸展双手立于他的两侧，他们后面是两条高昂着头的蛇[2]8。此外，还有一些石雕和印章上刻有各种瑜伽坐姿进行冥想的人物图案。

瑜伽最初是由渴望长生不老的祭祀者、对现实生活不满的平民阶层共同交流而产生，无论他们出于什么原因走出社会生活，他们的向往却是相近或一致的，那就是回归自然、体验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以此寻找长生不老之术和获取无边神力，他们被统称为瑜伽最早的“修行者”。他们打坐、冥想，思考着人与宇宙的关系问题，最终认定个人与自然、自性与神我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之后，瑜伽成为了印度婆罗门教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形成以信仰为基础、思辨与实践为内容的瑜伽文化，瑜伽被赋予了宗教与哲学的意义。

“瑜伽”在文字中得到体现始于约公元前1500年成书的《梨俱吠陀》。公元前300年，帕坦伽利著成《瑜伽经》，首次记录瑜伽理论思辨与实践方法，提出“瑜伽是控制心灵的波动”，标志着瑜伽与宗教分离，成为独立的哲学体系。瑜伽行法正式修订为八支体系，成为印度人民群众锻炼身心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也逐渐被世界各大宗教所汲取、运用。直至20世纪传入欧美后，瑜伽集艺术、健康、医疗、教育于一体，融入体育界、医学界和学术界。正如苏珊娜·纽科姆在对瑜伽领域发展的调查中提到：“瑜伽的魅力在于把瑜伽理疗和古老的精神传统的结合，诸如健康、康复和瑜伽‘科学的’功效信仰。”[3]

1.2 导引的起源与文化背景

“导引”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刻意》，晋代李颐将“导引”注释为“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唐代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解释：“凡人自摸自捏，伸缩手足，除劳去烦，名为导引。”导引历经数千年发展，形成了以中医的气、阴阳、脏腑、气血津液、经络等理论为基础，以养精、练气、调神为运动的基本特点，按照一定的规律和方法进行肢体运动和呼吸吐纳，以达到调养身心、祛病延年的目的。

导引历史源远，可以追溯到阶级社会尚未形成的远古时期。《吕氏春秋》等古籍记载了“消肿舞”的由来，早在尧舜时期(约公元前2377年)，洪水连年泛滥，人们长期生活在湿冷的环境中而患上关节凝滞、肢体肿胀之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人们利用“舞”的运动形式来达到运行气血津液、舒展筋骨肢节、通利寒湿积滞的目的，可视为导引的先例。《黄帝内经》记述了“民食杂而不劳，病多痿厥寒热，治宜导引按跷”，即采用“导引”、“按跷”来治疗骨关节疾病。

受到中国传统道教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追求长寿百岁的愿望与神仙思想产生结合，出现了一批修炼升仙、长生不老的“神仙家”，他们行吐纳导引之术，炼丹采药制方，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他们的方术，使之系统化和理论化。至秦汉时期，“神仙家”经过执着的探索与追求，逐渐形成了专门从事养生治身的方士。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导引发展的重要时期，道教与导引以“内丹”的修炼为契合，形成“精气神”理论学说和“守一”、“坐忘”、“吐纳”等多种实践方法；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从医学角度吸收道家导引和佛家按摩的修炼方法，在其所著《千金方》中对导引、调气、按摩等都作了系统的整理。宋元明清时期，导引的发展进入鼎盛繁荣，“八段锦”、“小劳术”的出现使导引趋于理性化，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摄生财富。

当代导引以“健身气功”为代表，已在中国各高校、中小学、体协、企事业单位及社区中推广普及，形成了体医结合、全民健身的锻炼热潮。

1.3 印度瑜伽文化与中国导引文化的关系

大量史料表明，中国导引与印度瑜伽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相继出现，两者在动作方法、身心理论、康养效用、思辨体系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

印度早期瑜伽文化与祭祀相关，在没有文字记载之前主要通过仪式传承。瑜伽源于人们希望生活清净、回归自然、用心对话神灵的美好愿望，所以修炼瑜伽所要达到的境界是个体身心可以与神性相通，以此获得无边神力和长生不老，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对于当代盛行的瑜伽来说，则体现为一种健康而时尚的生活方式，起到恢复身心健康、缓解生活压力的作用。

中国导引文化根源于古代哲学、宗教和防治疾病的经验总结，尧舜时期已被用来消除关节僵滞、肢体肿胀之疾。东汉末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随着印僧来华宣讲佛法佛经，佛教对导引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被少林寺僧侣改编于唐宋年间的《易筋经》，其中的“韦驮献杵势”练习时宜心澄貌恭，两掌胸前相合近似拜佛(“韦驮”即佛教守护神)[4],《易筋经》可谓是具有佛教烙印的中国导引。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说：“天竺国按摩，此是婆罗门法。”[5]该书详细记载了数十个来自于印度的导引按摩术式，实际上就是部分瑜伽体式的记录与传习。这个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兴盛对导引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的“禅定”、“止观”以及“天竺按摩法”、“婆罗门导引术”等在养生著作里也时有体现[6]。宋代《云笈七签》中则完整记载了婆罗门导引十二法。

由此可见，隋唐后期的部分导引既根植于中国古代哲学和儒、道文化理念，又吸收了佛学和瑜伽的智慧。从养生文化视域中窥探瑜伽和导引，不难发现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印度瑜伽丰富了中国导引的内容，并对导引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2 养生思想理论类比

从语源学的角度上来看，梵文的“瑜伽”——YOGA一词，派生自“yuj-a”和“yuj-i”两个字源。《瑜伽经复注·真理明晰》的作者筏遮塞波底·弥室罗认为，前者表示“集中”之意，而后者则是“结合”的意思。毗耶娑大师提出，瑜伽是一种“分离”，把高度纯净的意识，从各种不良的心理状态之中抽离、提炼、提纯出来。商羯罗大师则提出瑜伽是“结合”——个体自我与本体大梵的结合、统一[7]3。《瑜伽经》指出“瑜伽是抑止心的活动”[8]，它将肉体、精神和灵魂三者融为一体，起到解释、治疗疾病和促进、维系健康的作用[9]。此外，印度大部分学者认为，瑜伽是古印度医学“阿育吠陀”的姐妹花，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瑜伽是阿育吠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某个层面看，几乎可以把哈达瑜伽视为印度医学的预防分支”[7]83。因此，绝大多数瑜伽修行者都熟悉阿育吠陀的理论知识，瑜伽是一种体医相融的运动形式。

导引的养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土壤，以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中的气、阴阳、五行等理论为基础，以促进身心健康为宗旨，通过人体自身的姿势调整、呼吸锻炼、意念控制使身心融为一体，增强人体各部分机能，调整人体阴阳平衡。导引依托中国古代形而上的哲学思想和中医理论的深厚底蕴，博采儒、道、释家以及诸子百家等众家之精华，是一门涉及身心互通、道德陶怡的自然科学。与瑜伽修行者一样，中国导引传习者对中医学理论也须有相应的研习。

2.1 导引之“气”与瑜伽之“Prana”

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气”是指一切无形的、不断运动着的物质，是构成世界的本源，《庄子·知北游》有“通天下一气耳”的论述，认为气是一种生命能量；《黄帝内经》提出：“人以天地之气生”。气在中医理论里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至精至微、无所不到，有较强的活力，贯行于各大脏腑、经络、筋骨、血肉、百骸、孔窍……通过升降出入的运动形式主宰着人体一切机能变化。中医学还认为，人出生时的先天之气为人体最初的生命活动提供能量，之后的生长过程中，通过肺与外界交换而得的清气和脾胃运化吸收的水谷精微共同构成后天之气，以灌溉人体全身脏腑组织，帮助人体生长发育，剩余部分封藏于肾储备“元气”。所以，导引很注重“气”的养炼，总以“养气”和“补气”为宗旨，“炼精归气，练气归神，炼神化虚，反其当来，此性命之还原也”[10]。

瑜伽行法认为通过呼吸可以获得一种生命之气“Prana”(普拉那)，它可以使身体洁净并提供生命能量，它无处不在，也不是具体的物质，但我们能感觉到，并可以从空气、阳光、食物和水中获得。格奥尔格·福伊尔施泰因指出：“阿育吠陀和瑜伽共有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元气，或者说生命力之能量，阿育吠陀和瑜伽这两个体系都寻求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元气。当元气长期低迷时，会引起退行性疾病和过早老化。”[7]83Prana以不同的形态和作用存在于人体中，赋予人的生命，主导着语言、精神、记忆、消化、吸收、排泄、生殖、循环等多重生理机能。阿育吠陀医生维桑特·赖德是这样形容prana的，“它是攸关生死的生命能量，没有它，生命便无法存在；它是细胞的智能从一个细胞流动到另一个细胞；相当于东方所说的‘气’”[11]。

印度医学中这种被称为“Prana”的东西，与中医学的“气”的概念和功能都出奇地一致，以至于饶宗颐先生在《安荼论与吴晋间之宇宙观》一文中指出：“Vedanta-sara中所谓人体之五风，其首即prana，实即气也。风之为气，中印之说悉同。”[12]

2.2 导引之“阴阳”与瑜伽之“Gunas”

“阴阳”是宇宙中相互关联事物或现象对立属性的概括，中国古代哲学运用阴阳之间的关系认识生命，解释世界的本原。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及其运动变化，形成了事物的发生并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和变化[13]25。人体内阴阳二性的相互依存和消长平衡是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基本条件，中医用阴阳的关系来解释人体的生理、心理、神态、道德等，阴阳失调会引起疾病,阴阳离绝则喻示着衰亡。导引以动态、前进、背部、体表、外侧、上方、向上向外的动作等划分阳性，以静态、后腿、腹部、体内、内侧、向下向内的动作等划分阴性。导引的动作演练往往呈现对称性与连结性：有上必下，有左必右，有开必合，有升必降……以此确保肢体运动、经络拉伸、气血布散和力量发展的均衡性，起到提高协调性、平衡性的作用。

印度数论派哲学认为，宇宙或原质是由悦性(Sattva)、激性(Rajas)、惰性(Tamas)三大自然原动力交互作用衍生而成，即Gunas，“它们彼此压制、彼此依赖，具有创造性，并在活动中彼此合作”[7]77。人体内，Gunas在特定的时间、环境和饮食的影响下此消彼长，它们是一切生理现象和精神状态的基础。激性代表移动和变化，为感觉与运动器官的移动提供能量，表现为活力、运动、兴奋、紧张等；惰性代表阴暗、无知、沉重，负责深度睡眠，带来停滞、困惑、迷惘、迟钝等；悦性代表稳定、纯净、清明、本质，衍生出心智、五种感觉器官和五种行动器官，是平衡、协调、纯净、智慧、觉悟、亲切的象征[14]。瑜伽理论认为人体与万物相应，可视为微缩的宇宙，一样具有不同程度的Gunas，在习练瑜伽体式时也注重两侧肢体的对称性以及动作舒缓与力量的相兼性，当激性与惰性相对平衡时，就能使悦性发挥更主动的作用，提升感知力和行动力。

麦克斯·缪勒认为，Gunas是生物多样性的原因，我们可用两极和中间概念解释它们，或者看作张力与合力的关系[15]。对比“阴阳”和“Gunas”，都蕴含着事物对立统一和彼此消长的属性，“Gunas”中的激性与“阴阳”中的阳性相应，惰性与阴性相合，悦性主清明与平衡发展，类似于“阴阳平衡”状态。

2.3 导引之“五行学说”与瑜伽之“五大元素”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五行”，即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元素及其运动变化规律，中国古代认为大自然由该五种要素所构成，五个要素之间的运行使事物产生变化，它不但影响到人的命运，同时也使宇宙万物循环不已。如果说“阴阳”是一种古代的对立统一学说，“五行学说”则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普遍系统论。在导引的《五禽戏》中，非常注重每一个象形动作与五行、脏腑的对应——虎应肝，开窍于目，为木所主，练筋，志怒；鹿应肾，开窍于耳和二阴，为水所主，练骨，志恐；熊应脾，开窍于口，为土所主，练肉，志思；猿应心，开窍于舌，为火所主，练血，志喜；鸟应肺，开窍于鼻，为金所主，练气，志悲。习练导引注重五脏调和、六腑通顺、心绪平稳，气血才能运行滑利，四肢百骸方能自如。

令人惊讶的是，在瑜伽系统理论中也将万物的构成、运动、变化总结为五种元素，但不同的是瑜伽理论中，五大元素由空、风、火、水、土组成，其相关性从空开始依次显化，风在空中移动，风的摩擦产生火，火的蒸腾熔出水，水的凝固形成土。阿育吠陀医学认为，五大元素与五种感官属性相关——空司听觉，官窍及耳，产生爱与慈悲；风司触觉，官窍及皮肤，带来清新、兴奋；土司嗅觉，官窍及鼻，反映睿智、批判；水司味觉，官窍及舌，体现知足、包容；火司视觉，官窍及眼，促进支持与成长。在习练瑜伽时，通过控制呼吸收摄五官感知，排除外界纷扰，达到心的专注。

相较而言，中国的“五行学说”与印度的“五大元素”都不是指向具体的五种物质，而是五种物质属性的概括，并且于人体都有映射，体现了五种感官意识、生理活动和情志表现[16]。“五行学说”的每一个物质属性都和其他四个紧密连接，它们之间通过相生相克的网状结构维持相互的平衡，与阿育吠陀的“五大元素”更多地表现为线性或并存的联系有所不同。

2.4 导引之“天人合一”与瑜伽之“梵我如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医“整体观”的广义体现，是指人与大自然是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人与其他生命体一样，只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个部分。“整体观”也喻示着，如果这个整体或某一部分受到损害，那么其他方面也将受到影响，整体则因之破坏。《素问·保命全形论》提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的生命起源于自然，所以人会受到大自然的时令、气候、环境等条件的影响；《素问·上古天真论》也说养生在于“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中国古代养生家将人体养生活动置于一个大的系统环境中去考虑和认识，按照自然法则和规律来养护生命、炼养形神[17]7。这种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认识，即是“天人合一”思想。

中国传统养生学探求天人和谐合一的思想，同样的，在古印度名著《薄伽梵歌》中也找到了相似的论述，它提出瑜伽修炼的最终目的是“梵我如一”。瑜伽的最后阶段强调的是专注(samadhi)，在此状态中，修习者与现实完全隔离，可以与神面对面地相处[18]。这与印度浓厚的宗教色彩关系密切，人们希望将生活中的所有事物都与天神取得联系，以求得个体与宇宙的结合。

2.5 导引之“经络、腧穴”与瑜伽之“Nadi，Marman”

中医学认为，“经络”是经脉与络脉的总称，它们遍布全身，是人体运行气血、联络脏腑、沟通内外、贯串上下的径路[13]102。人体最大的经脉有十二经脉、奇经八脉、脾之大络等，构成一个严密的网络系统。气循行于经络之中，最重要的流注主干是十二正经，由手、足各三条阴经和各三条阳经组成，只有经络运行通畅，才能保证气血源源不断地周流全身。经络之气汇集并输注于体表的部位，即为“腧穴”。导引在习练时，通过躯体和四肢关节的扭转运动和敲扣循按，加强了经络之间的联系，加深了穴位的刺激，因此对经穴起到了很好的按摩疏通作用，如“握固”手型将循行于大拇指的手太阴肺经强力握拉于手掌中，《舒心平血功》的捶臂扣腿对手三阳经和承山穴的叩击以及手扣劳宫刺激手厥阴心包经的运用、《八段锦》对背部足太阳膀胱经的循按、传统《五禽戏》的猿挠对百会、人中、膻中三个腧穴的点叩动作等，经穴的刺激在导引的练习中无处不在。

瑜伽认为人体内存在着一个巨大而肉眼不可见的管道网络，梵语称为“Nadi”，通常，瑜伽经典总共提到72 000条脉，某些经典提到多达300 000条[7]330，它们遍布全身，如河流纵横，用以贯行生命之气。医学权威一般列出13条脉，认为不同类型的Prana沿着这些脉或在这些脉之中穿行，而哈达瑜伽经典通常提到14条这样的主脉[7]82。这些脉中最关键的有三条，分别是“Sushumna(中脉)”、“Ida(左脉、月亮脉)”、“Pingala(右脉、太阳脉)”。“Sushumna”位于身体中央并纵向贯穿整个身体，上至顶轮，下延根轮，也是这三条中最重要的一条。“Ida”指的是从左鼻孔发出，沿脊柱左侧回环下降到脊柱末端，也叫“月亮的通道”。“Pingala”则是从右鼻孔发出，与“Ida”对应，沿脊柱右侧回环下降到脊柱末端，也叫“太阳的通道”[2]105-107。三条Nadi交叉缠绕成麻花辫状，每一次交汇形成一个如莲花绽放的脉轮，汇聚气血与能量，掌管着人体的各项机能活动。根据阿育吠陀的观点，人体中有107个穴(marman)，它们是肌肉、骨骼、关节和筋之间或者静脉之间的重要连接点。南印度的武术卡拉里帕亚图(kalarippayattu)认为伤到身体中的穴，会打断风元素的流动，由此导致严重的身体问题，有可能导致死亡。有时，突然猛拍受伤部位可以恢复Prana的流通。Marman依赖Prana的流动，如果没有Prana，就没有Marman[7]82。通过瑜伽体式的练习，可以遍行元气、清洁经脉、驱除疾病，这一观点在阿育吠陀医学奠基之作《阇罗迦集》中亦有体现。

瑜伽中脉“Sushumna”在冠状解剖面上与中医学的“督脉”几乎重合；而“Ida”与“Pingala”类似于中国的阴阳理论，“Ida”月亮脉类似于阴，掌管人的记忆和情感，“Pingala”太阳脉类似于阳，控制人的思维和行动，两脉的能量平衡是最理想的健康状态。瑜伽和导引同样认为，通过身体姿势的调整和练习，可以使生命之气汇聚于经脉，清除代谢物，消退身体不适感。

2.6 导引之“治未病”思想与瑜伽之“防重于治”

中国传统养生方法自古注重“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19]32，即预防疾病比疾病发生之后再治疗更为重要。《养生要集》也提出了啬神、爱气、养形、导引、饮食、禁忌等养生方法，注重养神护气、导引锻炼、合理饮食，善于用简便易行的导引预防疾病的发生，维护健康，因而《八段锦》中出现了“调理脾胃需单举”、“五劳七伤往后瞧”、“背后七颠百病消”等一类习练口诀。

《阇罗迦集》明确提出了“预防重于治疗”的医学观念。据阿育吠陀督夏(Dosha)理论阐释，人体由Vata、Pitta和Kapha三大基本要素组成，它们也会被阿育吠陀医生称为“生命能量”，它们的平稳运行共同维持着人体生命状态的任何一环。但是，在不同季节、时间、饮食、情绪和生活状态下，人体又会出现相应的某一要素偏盛，此时它会被称为“病素”，如果得不到及时调整和平衡，疾病就会到来。瑜伽修行者主张了解地理环境、预知气候变化，知道如何应对不断更替变化的大自然现象。他们不断地观察自己，当认知到自己某一类病素偏重时，就会通过规律作息、调配饮食、瑜伽冥想和体式练习等方式进行调整，防止变化因素对人体身心的伤害和影响。

“治未病”是中、印传统养生理念的基本原则，瑜伽和导引同为预防疾病最简单有效的运动疗愈法。

3 养生实践要素与方法类比

导引的内容虽然繁多，但基本要素是相同的——身形端正舒展(调身)、呼吸匀细深长(调息)、心神宁静祥和(调心)。导引三要素分别与瑜伽八支中第三阶段体式练习(Asana)、第四五阶段调息与制感(Pranayama与Pratyahara)和最后三阶段专注、冥想与三摩地(Dharana、Dhyana与Samadhi)相似。通过导引三要素与瑜伽八支的类比和探究，更有利于中印传统养生文化的互学互鉴。

3.1 导引之“调身”与瑜伽之“体式”

“调身”，就是有意识、有目的地把自己的形体控制在一定的姿势或动作范围之内，以肢体的牵引、拧转形式促进关节的活动、肌肉的舒缩和内脏的按摩，以激发身体内气血的运行，消除瘀滞，平衡阴阳。在中国古代，身体姿势的调整多模仿自然实体、动植物形态和生产劳动而来。

《吕氏春秋》记载：“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行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20]中医学认为，“动能生阳，静能生阴”。因此导引练习时是“在静中运动，在动中求静”，主张不用外力、暴力，而是以自身的力量牵拉人体的骨骼、肌肉和经络进行锻炼，常以脊柱为中轴，强调“尾闾中正”，以肩、肘、腰、胯、膝等关节为主要活动部位，讲究“圆活连贯”，运动强度中等、不剧烈，对肌肉和关节的损伤较小，对场地要求也不高，可在方圆三尺之地轻松练习。另外，导引练习时不主张大劳大汗，有“汗血同源”一说，所以应做到心静体松、连绵寸劲，只要毛孔熏温、微微出汗即可，以免耗伤精血。

瑜伽认为，人类从四肢行走变为双腿直立，脊椎和下肢要承受更多的重压，也会引起内脏下坠。因此瑜伽常用的100多个体式中，亦擅长于模仿各种动植物，多以脊柱活动为中心，通过站、坐、跪、卧、倒立等姿势，使身体的骨骼、肌肉、神经得到充分的牵拉锻炼。瑜伽理论认为“不正坐就无法引导体内的气向上”，身体歪斜或晃动会引起气的散乱，从而引起心意的波动，所以瑜伽的体式练习是让身体做好呼吸和冥想的准备。

3.2 导引之“调息”与瑜伽之“呼吸法”

“呼吸匀细深长”是导引对“调息”的要求。“调息”，指在特定的身形或动作下，练习者对肺内宗气吐纳的调节和控制。通常，吐纳需结合身体姿势进行调整，如身体向上、展开、回正、发力前多吸；身体向下、内收、拧转、发力时多呼；不主张过度憋气。中医学认为“肺朝百脉，肺主治节”，习练者通过对呼吸的调控，可增强肺对津液的调节和布散功能，气行则血行，进而气血通畅、周达全身，提升机体氧合指数。在2020年1月爆发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的治疗中，封面新闻报道四川省中医院“中医特色肺康复走进新冠肺炎患者病房”[21]，多家网络媒体竞相转载，《五禽戏》等导引用于肺病患者康复的辅助治疗成为佐证。中医另有肺主气、肾主纳气一说，因此炼气也做培补肾气之用，在练习导引时“气沉丹田”的要义就在于此，所以我国自古就有胎息功、吐纳术等养生方法。“调息”可以促进气血运行、补益人体正气，还可以使练习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起到静心抛虑、安神除烦的作用。

梵语“Pranayama”是瑜伽“呼吸控制法”，体现于对呼吸的延长和控制，包括对吸气、呼气、呼吸停顿、吸呼停顿的控制。如何通过呼吸来控制生命是瑜伽五千年以来的中心问题，“瑜伽八支”中第四、五阶段就是关于调息和制感的论述，其目的在于通过慢慢的、细长的、专注的呼吸来约束修习者的感官。瑜伽认为，完成体式练习后，有控制性地调整呼吸能够让Prana在身体里运行，并且到达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此外，瑜伽也认为呼吸与心灵、精神密切相关，呼吸法被视为平静心境、调节情绪的关键手段。中印养生法中，在呼吸调节的认识和运用上极为类似，就连南怀瑾也不禁感慨：“从炼气而求得祛病延年、长生不老的方法，早已成为东方人文的专长。”[22]

3.3 导引之“调心”与瑜伽之“冥想”

中医学认为“心藏神”，因此导引所指的“调心”，实际上是对意识、精神、心境的调整，通过调整使练习者内心平静、身体放松、精神充沛、反应灵敏。

“调心”大概有以下三种方法：意守法(将注意力集中到身体的某一部位上，使其他部位放松)、默念法(默念词句，化杂念为一念)、数息法(默数自己的呼吸)[17]100。在导引练习时，讲求“身虽动，心贵静”、“致虚极，守静笃”。入静，就是为了使人达到平静的精神状态，也可以提高人体对外界刺激的抵抗能力，保持精神的清净，是颐养心神的最佳状态，是谓“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19]19

瑜伽修习中的第六阶段“专注”和第七阶段“冥想”，类似于导引中的“调心”，它通过保持静坐、对呼吸的关注和对五感官窍的收摄，把意识集中到一点或一个事物上，保持觉知但不被外在所扰，内心平静，所有烦恼消退，逐渐清除。把心念训练到绝对的专一毫不游移，那种“定”就是第八阶段Samadhi(三摩地)的“忘我之境”[23]。

4 结语

中国导引和印度瑜伽虽然发源地不同，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变迁也各有脉络，但二者不同文化体系的背后，却在思辨和实践中存在诸多的相似点和共通点。

从传统养生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导引同印度瑜伽认识世界的物质观一致，同样认为“气”与“Prana”都不是具体的物质，而是生命构成；同样认为“阴阳”与“Guna”包含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是宇宙和人体的共通性质，对立的两者趋于匀和时事物可得到发展；同样把物质的自然属性归类为“五行”与“五大”，用以解释物质世界的共存性和联系性，也解释人体官窍组织的关联性。中国导引同印度瑜伽的思想根源一致，都合理运用了“天人合一”与“梵我如一”来思考人类与宇宙、自然的关系；用“经络、腧穴”与“Nadi，Marman”来理解生命活动规律。中国导引同印度瑜伽的养生理念一致，都主张增强自身体质，于健康时“未病先防”。中国导引同印度瑜伽的运动方式一致，都采用了练形、炼气、敛神之法，共同完成身心健康的构建。其二者不同的是，在印度瑜伽理论中，瑜伽修习要首先着眼于身体的强健，然后逐渐深化自己内在精神，最终要求“小我”的身心融合并与神性的“大我”共通，达到肉与灵的完美结合；而中国导引宗旨在于纠正身体的偏颇、不平衡状态，以探索益智康养、身体长健为根本动力。

全民健身、养生热潮下，比较中国导引文化和印度瑜伽文化的异与同，可以加深我们对印度瑜伽文化的理解，更好地引导瑜伽在中国发展的方向与道路，对中国导引的发展也是有益的学习和补充。同时，我们应更清晰地认识到导引向国外传播的发展要求，愈加注重对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弘扬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与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