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鹏

中医身体观，即中医学对身体的综合理解。中医学身体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医家往往会借鉴当时流行的社会文化思想，对其进行改造和发展。透过这些转变，可以洞悉中医学知识体系的嬗变与社会文化的变迁。身体观研究的提出[1-2]，虽非由医学开始，但却引发了对中医学古代文本资源中身体问题的思考，提供了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医学独特性的新视角，也改变了早期中医学界相对单一和封闭的医学史“内史”研究视野。广东在近代西医学传入中国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范行准[3]24曾明确将1844年广东医家陈定泰撰著《医谈传真》作为西医传入中国的标志性学术事件，认为“中医接受第二次传入之西洋医学，当权舆于定泰之书”。正因如此，近代岭南中医是了解和研究近代中医身体观构建与嬗变历史的重要样本。

1 近代岭南中医身体观构建的医学社会背景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之风日盛，广东是近代西医学传入中国最早和最重要的地区之一，西医通过建立医院诊所、创办医学校、翻译出版西医书籍和期刊等途径，得到广泛传播[4]2-19，时人得以对西医有广泛的接触、学习和认可。据广东南海医家朱沛文[5]24《华洋脏象约纂》所载，光绪丁亥(1887年)科考经古取录，“粤录医学经古自此始”。另据李慈铭[6]《荀学斋日记》载，翰林院侍读学士潘衍桐“以辛卯(1891年)冬自浙江学政请假还广州，以一目微眚就西人治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西医在广州发展的前沿优势性。

西医传入中国，尤其是西医解剖学，因其与传统中医存在的巨大差异，最易引起时人的震撼和关注。解剖学在近代传入中国最早可追溯到1643年刊行的《泰西人身说概》，但解剖学在华传播并产生革命性影响则始于合信翻译的《全体新论》[7]。咸丰元年(1851年)，合信[8]524于广州惠爱医局所作《全体新论》自序中讲：“予来粤有年，施医之暇，时习华文，每见中土医书所载骨肉脏腑经络，多不知其体用，辄为掩卷叹息……予自弱冠业医，于人身脏腑部位历经剖骸看验，故一切体用倍悉其详。近得华友陈修堂相助，乃集西国医谱，参互考订，复将铰连骨骼及纸塑人形与之商确定论，删烦撮要，译述成书，颜曰《全体新论》。形真理确，庶几补医学之未备。”另外，当时中西医学的学习交流是相互的，西医传入中国也有明显的本土化调适，如《全体新论》例言云：“是书文意，其与中国医书暗合者，间或引用数语。”[8]526

合信的《全体新论》，是近代第一部把哈维以后的西方解剖生理学系统地介绍来中国的中文医籍。其中有大量的解剖插图，据统计，初版(1851年)有136幅，2版(1853年)有271幅，3版(1853年～1855年)有212幅[9]。关于这些插图的来源，松本秀士、坂井建雄、陈万成等已有考察[10-11]。西医书籍中这些直观、详尽的解剖图，是中医古籍中难以见到的，也因之引起了比较普遍的关注。与西医对解剖的关注不同，古代中医虽不乏解剖的实践事实，但并未将其作为核心内容。正是因为西医解剖与传统中医身体知识存在的巨大差异，解剖的有无、精细程度、关注侧重等问题，成为近代以来评价中西医学的重要标准之一。例如，近代思想家广东香山郑观应[12]166，在其颇为有名的《盛世危言》中言：“西医论人身脏腑、筋络、骨节、腠理，如钟表轮机，非开拆细验，无以知其功用及致坏之由……今中国习医绝无此事，虽数世老医，不知脏腑何形。遇奇险不治之症，终亦不明病源何在。”

2 中西汇通身体观的形成

朱沛文[5]105《华洋脏象约纂》曾云：“合采华洋之说而折衷之。”“折衷”二字，表明了近代岭南医家对于当时的中西医学，并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面对中西医学身体知识的差异，考虑如何对差异进行汇通。近代岭南医家折衷和汇通中西医学身体观所作的尝试，可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2.1 西医解剖与传统中医脏腑经络图的比较

如前文所述，解剖学是较早传入中国，并引起国人关注的西医学科。在近代岭南医家的著作中，经常见到对西医解剖方法、概念术语和知识体系的引用，西医解剖图谱也经常附刊于书中。例如，被范行准作为中医接受第二次传入西洋医学标志的《医谈传真》一书，其作者广东新会陈定泰，是近代最早的中西汇通医家[4]28，自序中云：“王清任先生于脏腑考得其真，而于经络尚未得其确……余乃以洋图之绘，考证于王清任先生之说，及古传之脏腑经络图，而孰真孰假，判然离矣。”[13]可见，他身体观的构建是基于对西医解剖学与王清任《医林改错》的比较和结合。至于他对西医解剖的了解程度，以及所借鉴西医解剖知识的源来，范行准[3]198认为，“陈定泰于道光中叶，虽曾亲见西洋解剖书，惟定泰不谙西文，仅取其解剖图十六款，其名词一依《医林改错》”。基于此，范行准[3]198认为，陈定泰“虽见第二次传入之西洋医学”，但是从他对王清任学说的承继而言，“其说犹不能谓非受明季西洋传入医学之影响也”。

陈氏一家可谓是中西医汇通世家，其孙陈珍阁著有《医纲总枢》，光绪十六年(1890年)自序中详细论述了他汇通中西医的习医经历。起先是“将西洋之图，与王子(即王清任)之绘，及古传之说互相参看，觉古传之谬，不言而知”[14]620，但是“惟于王图与洋图，又有不同者，其同者十之八，不同者十之二。虽部位相若，而形状略殊”[14]620。之所以如此，他原以为是“洋人与华人面貌不同，或者脏腑亦异”，但“疑而未确”[14]620。而后1886年他到新加坡学习西医的经历，则彻底改变了他最初的推断，“余亲越南洋星嘉坡埠，英国王家大医院内，剖验人身脏腑、经络、筋骨、肌肉、皮毛，层层剖视。其有细微观难见者，则制一影大镜以察之。余寓于此，考验三年，然后知华夷脏腑同一式，即王清任先生之剖验能见其大，亦不能见其小也”[14]620。该书正文中也再次强调解剖图谱对于学医的重要性，“学医之法，当先识脏腑，脏腑明，则辨症有确据。欲识脏腑，须将形图玩熟。此处如何形状，若何牵连，属何功能，一一通熟”[14]623。

朱沛文[5]76认为“惟西医剖验脏腑，拆影洗涤，有形可据，初学入手较易”，当时“西书近行十余种，如合氏(合信)、哈氏(哈来)、海氏(海德兰)等书，尤精覈简明，用以疏证《内经》，而经旨益显”。其中虽提到当时流行的西医数家，但影响最深的则是合信。牛亚华对比《华洋脏象约纂》与合信《全体新论》，发现《全体新论》39个篇目，被引用到的有36个篇目[15]。另外，《华洋脏象约纂》“凡例”中曰：“集后附刻脏腑官骸图式，皆选自洋医。”[5]129陈万成[11]通过对比，认为朱氏所谓“选自洋医”，其实十居其九都是来自合信的《全体新论》。

2.2 中西身体观的体与用、格物与穷理之辨

西医解剖知识与图谱的引入，自然很容易发现传统中医在解剖层面的粗疏。但若要实现折衷中西医的目的，就必须要说明传统中医的优势虽不在于解剖，而单纯依靠西医的解剖学也不能穷尽身体的复杂生命变化。近代岭南医家为此而将体用、格物、穷理等常用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引入，借之阐明中西医学身体观关注焦点的差异，彼此的得失之处，以及可以折衷汇通的方向。

朱沛文[5]121-122《华洋脏象约纂》自叙中云：“沛文少承庭训医学，迄今临证垂二十年，尝兼读华洋医书，并往洋医院亲验真形脏腑。因见脏腑体用，华洋著说不尽相同。窃意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大约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华医未悉脏腑之形状，而但测脏腑之营运，故信理太过，而或涉于虚。如以五色五声配五脏，虽医门之至理，乃或泥而不化，则徒障于理，而立论转增流弊矣。洋医但据剖验脏腑之形状，未尽达生人脏腑之运用，故逐物太过，而或流于固……夫理非物则无所丽，穷理贵求其实。物非理则无为宰，格物贵徹其源。”他以体用来说明脏腑的解剖形态与功能变化，中西医学身体观相对比，以格物指称西医解剖之长，以穷理阐发传统中医学对身体动态生命功能变化的侧重。体与用，不可分离，那么格物与穷理便不能仅执其一端，中西医学身体观因之各有长短，需要折衷汇通。

与朱沛文相类，郑观应[12]168《盛世危言》中言：“中西医学，各有短长。中医失于虚，西医泥于实。”以格物为实，穷理为虚。其《中外卫生要旨》中云：“泰西良医，首重察确内腑形状，不敢稍涉揣摩。”[16]客居广州的医家于八风，在其《医医医》中云：“不深究夫气化之源，而徒执乎中西之见，皆属梦中说梦耳……盖《内》《难》仲景之书，西医从未之闻，故以剖瞟实验自矜，然皆详形迹而昧气化，未免得粗遗精……况生气已尽，何从知所谓气化耶？”[17]将西医解剖与中医气化相对，亦即体用之辨。

上述观点，是近代中西汇通医家评述中西医学利弊时的常用方式，时至今日，体与用、格物与穷理等传统文化表述方式虽已少用，但以物质与功能、静态与动态、形象与抽象等作为切入点，表述中西医学身体观关注焦点的差异，依然是近代医家思想的延续。

2.3 传统中医身体知识的调适

近代岭南医家构建中西汇通新的身体观的重点之一，便是及时引入在当时看来颇为先进的西医解剖知识，或补缺，或结合，或互相发明。可以说，传统中医身体知识面对近代西医解剖知识的冲击，需要作出一番调适，才能使中西医之间的折衷汇通具备知识互通的基础。近代岭南医家对传统中医身体知识的调适，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生命本原说起，将西医胚胎学与中医传统肾和命门理论相融汇。如《医纲总枢》“人身总论”中云：“人之初生，男子一点真阳，入妇子宫，是为太极。真阳直入卵管，逼裂胞卵，阴阳相抱，遂成一胚，是生两仪。”[14]624《华洋脏象约纂》云：“男精生于睾丸，藏于精宫，络于内肾，交媾时精从精宫射出。女精生于精核，精核下系子宫两旁，而分居少腹左右，交媾时子宫感动精核泄精，旁入子宫，与男精抟结而成孕。然男精所以能射，女精所以能泄，虽由两情之乐育，实由命门真火以鼓动之也。”[5]102-103精核，即卵巢，朱沛文亦称其子核。卵巢产生排出的卵子，当时称为精珠。朱沛文[5]76认为西医对精珠等生殖理论的阐发很详尽，最能补传统中医相关理论的缺失，称西医“脑筋、迴管、胆汁、精珠等说，尤能补古未备”。

其次，对于传统中医阐发不足，西医解剖确有启迪者，往往直接引入。例如，对于脑，朱沛文[5]226-227直接引述了西医解剖知识，“凡人百体之能运动者，皆脑气筋所为，而脑为之主使也。脑气筋者，由脑所生，其色白，大者如线，小者如丝，缠绕周身，五官百体，皮肉筋骨，脏腑内外，无处不到，故全体听脑之驱使，无不如意。若脑气筋有坏，则失其觉悟运动矣”。胆汁的功用，亦是如此，“胆汁化食，华所未言，创自洋医，似为诧说。然观患疳小儿，食不消化，腹胀而屎白，疗以羊胆，胃口即进，屎亦渐黄，则洋化食之说不谬也……至洋谓胆汁过多，下泄清疶，胆汁入血，内成黄疸，皆华所未言者”[5]183-184。对于消化系统的认知，他也认为“胃中消化饮食之说，《内经》陈义高简”，“仍以洋义为确”[5]193。

再次，对于西医解剖有所阐明，中医虽经常缺失，但传统中医的一些身体知识，尤其是对脏腑功能关联性的阐发，却可以作为西医解剖的补充。以脑为例，近代岭南医家普遍接受了西医对脑功用的阐释，陈珍阁[14]635曰：“夫脑乃人身之最要者也。”朱沛文[5]105也讲到，“尝阅西洋医书，见其验脑甚详，能补中国未备”。但是，他认为传统中医对“肾-脑-髓”等功能关联性的阐发，却可以作为西医纯解剖所见的补充，其曰：“然而内肾为脑之原，脊髓为脑之本，则洋医未之知也。”[5]105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近代岭南医家虽然倡导中西身体知识的折衷，但并非是彼此有异便强行汇通。对于诸多中西差异之处，实际并未作强合。例如，《华洋脏象约纂》“呼吸之气”篇，朱沛文胞弟朱熙文按曰：“洋医呼吸之气，即经所谓宗气……惟营卫二气，洋所未言，盖洋必以剖验有据，始著于书，故营卫之行，不加察核……洋医但知呼吸功用，专由于肺家，而不知呼吸根原，实藏于命府。”[5]403-404

3 近代岭南中医身体观的影响

近代医家中西汇通身体观的形成，直接影响了传统中医理论与临床辨治体系的嬗变。在理论层面，中医传统身体知识与西医解剖生理知识相结合的理论构建模式，成为近现代中医基础理论“范式”得以构建的基本模式。以血液循环为例，当时的西医论述，已渐为中国医家熟知，朱沛文[5]164曰：“心肺之系相通，华洋一理，至行血之道路，洋义更为精密。”《华洋脏象约纂》列有“血脉管回血管微丝血管”专篇，介绍西医血液循环生理。对比今天代表中医理论范式的中医教材，便不难发现，教材对心主血脉、肺朝百脉的解读，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近代医家借助西医解剖生理对古代中医文本的诠释。

在中医临床方面，借由西医解剖知识改良中医传统，而构建的新的身体观，也往往影响了对疾病病机的传统认知，进而导致了传统辨治体系的局部改变。以脑病辨治为例，《医纲总枢》列“论脑病”专篇，其中云：“查其受病，有脑内血多而逼胀，有脑中血少而失养，有瘀塞脑脉而不通，有血压脑髓而不醒，有水液涌聚于脑中，有疮瘤生于髓外，有脑膜发烧，有脑膜变坏，此皆为脑之受病也。”[14]714这些明显参照西医理论的病机论述，是传统中医理论体系中所缺乏的。基于这种病机认识，确定治疗原则时，便进一步将西医的病理阐发与中医传统的瘀血、血虚等病机理论结合，进而确立治法和选择方药，陈氏常灵活选用血府逐瘀汤、桃仁承气汤、滋营汤、脑府逐瘀汤、补脑益气汤等。以往学界普遍对近代医家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的关注度较高，但与前述陈珍阁《医纲总枢》相对比，便不难发现张氏以脑充血、脑贫血等西医理论阐释中风病机[18]，并非是其首创，陈定阁等近代岭南医家早已开其先河。

需要注意的是，若缺乏对自身传统的深刻理解，而执泥于西医身体观，则很容易造成对中医传统身体观的误读。依然以《医纲总枢》为例，“辨十二经八脉之谬”中云：“维此十二经脉，古今奉以为然，自汉至今，遥遥二千余载，未有人敢言其非。今余剖验细查，并无如此之经络，故余以为非。”[14]641单纯以解剖形质探寻十二经脉，并否定经络学说，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未能洞悉经络学说的实质。

综上所论，近代岭南中医新的身体观的构建，既标志着中医传统理论与辨治体系的近代嬗变，也是当时整个社会思想文化转型在中医界的展现。今天，全球化愈趋广泛和深入，中国本土医学发展的空间格局早已有巨大变化，地域差异也逐渐缩小。岭南中医在近代中医史中“得风气之先”的地域优势诚然不如往昔明显，也很难直接找出近代岭南中医对当代中医界持续的、直接的巨大影响，但正如本文所论，近代岭南中医构建的新的身体观，以及由之带来的中医传统理论与临床辨治模式的时代调整，则已成为近代以来整个中医业界的重要参考，甚至是效法的对象。而近代中医的与时俱变和对传统的灵活调整，其基本方法与主要模式，则又延续至今，直接影响了现行中医理论“范式”的构建。从这个角度而言，近代岭南中医身体观的构建，对当今中医学界的影响又无疑是持续和巨大的。受时代客观所限，当时中西医学的折衷汇通虽不乏汇而难通的生硬之处。但是，折衷汇通中西医的努力，却为传统中医面对时代变化的近代转型提供了一种可能和方向。这应当成为重新评价近现代中医学术发展史和谋划中医守正创新之路的重要历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