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身处“中-日-西”三重文化语境之下的郭沫若，面对西方基督教文化并非是简单运用和全盘接受。他在“身边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忏悔意识虽主要来自于西方，却也融入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内省”态度;此外，他通常采用日本私小说中的“告白”方式，进行暴露式忏悔，并竭力挖掘主人公的痛苦心理，突出欲望与现实的矛盾、灵与肉的纠缠。

关键词：郭沫若 “身边小说” 忏悔 基督教 “内省” “告白”

一.引言

郑伯奇曾将郭沫若的前期小说归为两类：“一类是寄托古人或异域的事情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的，可称为寄托小说;一类是自己身边的随笔式的小说，就是身边小说。”[1]郭沫若的“身边小说”多以留日生活体验为背景，其中《圣者》《漂流三部曲》《行路难》《喀尔美萝姑娘》《落叶》等小说都染有较多的基督教文化色彩，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有较为强烈并且高度自觉的忏悔意识。而若细加辨析，则会发现郭沫若“身边小说”中的忏悔书写是及其复杂的。由于留日背景，郭沫若本身就已处于中国与日本这两大文化语境的纠缠之中，而受到西方基督教影响的郭沫若，他的忏悔观念又陷入了“中-日-西”三重文化语境的交叉之中。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当时漂泊无依，物质与精神双面受困的郭沫若来说，“忏悔”是他宣泄自我焦虑、重塑自我人格的一种独特方式。而在“身边小说”的创作中，郭沫若又是如何融汇这三重文化语境，呈现了一番独具特色的忏悔书写？这正是需要我们进行探究的地方。

二.忏悔意识：儒家文化“内省”态度之融入

郭沫若的忏悔意识主要来自西方基督教文化。初留学日本，郭沫若经历了一段十分迷惘痛苦的时期，正如他本人所说：“民国五六年的时候正是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每天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作日课诵读，清早和晚上又要静坐。”[2]而除了直接阅读《圣经》外，日本妻子安娜的宗教观也影响了他。安娜本名佐藤富子，出身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一名牧师。在郭沫若的“身邊小说”中也多次出现妻子安娜的身影，小说中的主人公爱牟时常称其妻晓芙为“圣母”，而《落叶》这篇书信体小说则从侧面揭示了洪师武（郭）曾因菊子（安娜）的关系一度信仰了基督教，可见安娜的宗教观对郭沫若的影响之深。同时，西方文学也对郭沫若的忏悔意识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并成为主导性因素。郭沫若留日期间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但丁、歌德、卢梭、泰戈尔等人作品中的宗教精神潜移默化地进入了郭沫若的视野，其中卢梭的《忏悔录》对他的忏悔意识影响较大。他那时常常困于自由与责任两者之间，坠入忏悔境地，还说：“我常恨我莫有Augustine，Rousseau，Tolstoi的天才，我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3]

“忏悔”即是负罪的教徒在心中求得上帝宽恕的一种宗教仪式。基督教强调“原罪”意识，即人生而有罪，唯有向上帝祈祷和忏悔，才能一步步接近天国。基督教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信仰文化，它信仰的对象是上帝，人们忏悔是为了最终能够回到“上帝的怀抱”，并求得新生。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虽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吸收了一些基本的概念，但他的忏悔里并不存在“原罪”意识，只是对当下所犯错误的反省;他的忏悔也不是为了回到“上帝的怀抱”，只是为了求得对方的原谅或者自我心理的平衡，以此获取内心的宁静，近乎于中国儒家文化里的“内省观”。论语有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便是“内省”意识。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几千年来的正统文化，它要求人们严于律己，并通过内省的方式来约束其行为时刻符合“君子”的道德规范，从而逐步提升人格修养。在另一方面，这种“内省”意识也形成了一种调节机制。当人们的所作作为不合乎传统伦理道德，越轨的行为造成了外部世界的动荡，而通过内省的调节可以抚平这种动荡的心境，使内心世界恢复平和与宁静。

试看《圣者》这篇小说，爱牟本意逗孩子开心买来了烟花，却不小心伤到了孩子的眼睛，于是他开始深深地忏悔自己不是一名好父亲，因为自己的无能让孩子跟着漂泊到上海，言语不同也没有玩伴，整天“囚禁”在家里。“我今天却为甚么要买些下等的娱乐品来谎骗他们呢？假设我不买花炮，怎么会烧伤他的眼睛？啊，都是我的罪过！都是我的罪过！”买花炮却烧伤孩子是爱牟进行忏悔的导火索，而爱牟的忏悔也只是出于规范于传统道德伦理的父母责任意识，西方基督教义里的“原罪”意识荡然无存。疏通爱牟的阻塞心境的也不是上帝，而是他的孩子。看着整日玩笑，毫无悲观心情的孩子，“一种虔诚的心绪支配着爱牟的全身，使他感谢得想流眼泪。爱牟对着他的孩子，就好像瞻仰着许多舍身成仁的圣者。”对于爱牟来说，是孩子原谅着他的罪恶，成为了拯救他的悲观灵魂与自厌情绪的“圣者”，他的心境也随之恢复了平静。

又如《万引》一文，主人公松野因为贫困，在书店顺走了一本价值六角钱的书，回家受妻子责备之后，便忏悔起自己的偷窃行为，“我到底是蠢，为甚么仅仅因为六角钱，便卖掉了我的良心，卖掉了我家庭的幸福呢！可怜我的女人，可怜我的儿子，因为我的错误，使他们在人群中也不能抬头。我的恶影响更不知要贻害我的儿们到怎样的地步！《Chatterton》哟，你是恶魔，我好像浮士德一样，把一条魔犬引进家里来了。”松野忏悔后将书归还，此刻心里感到的是格外轻松，“他的身子真轻巧，他甚么顾虑也没有，甚么忌惮也没有，他和燕子一样飞下楼来。”在这里，松野的“忏悔”进一步指向了传统儒家文化，由于犯了盗窃之罪，松野受到了良心道德观念上的谴责，他自责这样的行为不仅毁了自我人格，而且出卖了家庭的幸福，给孩子树立了坏榜样。但这并非基督教义中的“原罪”，只是对传统道德规范中所谓“正人君子”的一次越轨，而松野也通过这种夹杂着“内省”意识的忏悔方式，收获了内心的平静。也正如王本朝所说：“他的忏悔之归宿不是回到上帝的怀抱，而是求得对方的宽容、理解，满足自我心理的平衡，一句话，是在良心、道德那里领取通行证。”[4]

可以说，郭沫若笔下人物的忏悔意识有着深刻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烙印。在这一层面上，郭沫若的忏悔是西方文化语境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的双重结合，他的忏悔意识虽主要来自于西方，却也融入了中国本土的内省态度。

三.表达方式：日本私小说“告白”手法之应用

而郭沫若留学日本，当他身处于“中-日-西”三重文化语境之下，他笔下的忏悔书写又是否呈现出一些别的特征？

大正年间，日本文学界兴起了独具特色的“私小说”，这种小说通过描写身边的琐事与私欲，直观式地将自我暴露出来。田山花袋的《棉被》是最早的一部私小说，这部小说讲述了男主人公时雄厌倦与妻子的生活，对女弟子芳子产生了爱恋之情，并在想象中将芳子作为自己真实的情人的故事。其描写可谓大胆而露骨，震惊了当时的文坛。日本著名评论家岛村抱月评论这部小说：“是赤裸裸地、大胆暴露个人肉欲的忏悔录。”距今已经有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日本私小说中的忏悔潜质，“日本私小说作家善于在自我的心灵内部‘反刍着罪的意识，这种把自我的行为和心境真实坦率地加以暴露，日本人称为‘告白，它本身就具有忏悔或忏悔录的某些特点。”[5]

值得说明的是，西方基督教徒的忏悔是面对神灵的一种反省和倾诉，主张消除人的肉欲，通过教义的洗礼而达到精神的纯洁，这是一种及其神圣的宗教仪式，带有虔诚而内敛的特质。而日本私小说中的忏悔却是一种私人告白，并具有暴露式的特点，消解了西方基督教忏悔的神圣特征，毫不掩饰大胆的情欲表达，展现灵与肉的纠缠。通过阅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郭沫若“身边小说”中的忏悔表达更接近日本“私小说”，而非西方基督教。他笔下的人物通常采用日本私小说中的“告白”文风，即以暴露的方式，大胆地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表达其欲望在现实环境中受挫的苦恼，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忏悔。

但，其实郭沫若本人对日本的这种“告白”类文本似乎是有些抵触的。他很不客气地将之称为“毒害”：“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的流到中国来了。譬如极狭隘、极狭隘的个人生活描写，极渺小、极渺小的抒情文字的游戏，甚至对于狭邪游的风流三昧……一切日本资产阶级文坛的病毒，都尽量的流到中国来了。”[6]犀利的批评的确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在郭沫若的否定之中不也正明白地表明了日本“私小說”对当时中国文坛的影响吗？特别是对留学日本的创造社群体的影响颇深。就郭沫若来说，他虽然很想与这“毒害”隔开距离，但却又往往深陷其中，暧昧不清。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有岛武郎。有岛武郎曾是基督教的信徒，其作品较多染有基督教色彩，而他也曾表达：“在我的心中，圣经与性欲曾经进行过激烈的斗争，艺术的冲动增强了性欲，道义的冲动偏袒圣经。我的炽烈的感情不知道应当怎样来调和它们之间的冲突，因而感到苦恼。”[7]这也就是当时弥漫日本文坛的“告白”之风。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阅读过有岛武郎的不少作品，他那时曾致田汉：“我昨天买了一部有岛武郎氏底‘三部曲。……（中略）我想我读后的印象是否有岛氏创作时真实的心理，那倒该当得打出无数个问号的了……描写的是灵肉底激战，诚伪底角力，Idea与Reality底冲突，他把Samson作为灵底世界底表象，Delilah作为肉底世界底表象。”[8]“打出无数个问号”正是表明了郭沫若对待日本“告白”文风的一个暧昧态度。或者更进一步来说，这体现的是郭沫若面对自己复杂的内心情绪与选择何种处理方式的一个暧昧态度。对于当时留学日本，精神与物质双面受窘的郭沫若来说，灵与肉、诚与伪、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纠葛其实是常态化的情绪困境。问题在于该如何去正视这些情绪，又该如何处理。郭沫若在“问号”的背后究竟有否给出答案，实不可知。但通过阅读他的一些作品，却可以从中寻到一些答案，而正是这些答案揭开了暧昧面纱之下真实的一面。

可以说，郭沫若至少在写作时是陷入了这些“毒害”之中，借鉴运用了日本“私小说”中“告白”文风。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时常浮现“告白”潜质，即暴露式地揭露自己的内面，直白自己的罪行，表达其欲望与现实的矛盾，并在受挫之后，深深忏悔。

这种暴露式的忏悔通常体现在书信体形式的小说之中。如《喀尔美萝姑娘》是男主人公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他在这信里告白了这样的一个秘密：男主人公精神出轨恋上了一位卖糖饼的日本少女，但因为现实的原因与家庭责任的束缚，使得他备受煎熬，最终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在字里行间，他近乎赤裸地表达着自己的情欲，“朋友，我直接向你说罢，我对于她实在起了一种不可遏抑的淫欲呀！啊，我的恶念，我的恶念，她定然是看透了！她把眼低垂下去，脸便晕红了起来，一直红到了耳际。可爱的处女红！令人发狂的处女红哟！啊啊……”主人公迷恋着卖糖饼的小姑娘，但因为已婚的事实使得他不能任性言表自己的爱欲，更因为自己中国人的身份，陷入了深深的自卑。在欲望与现实的纠缠之中，在自由与责任的矛盾之中，他的身心都受着折磨，不仅开始荒废学业，更荒废了妻子对自己的一片真心，“啊，朋友，但我受她无形的鞭打已经早受到二十四下了。我的性格已为她隳颓，我的灵肉已为她糜烂，我的事业已为她抛掷，我的家庭已为她离散了。”当面对自己的妻儿时，他便陷入了深深的忏悔情绪，“我很想跑去跪在我女人的脚下痛苦一场，忏悔我今天对于她的欺罔。”主人公反复形容自己是“恶魔”，“卑劣的落伍者，色情狂，二重人格的生活者”，毫不掩饰地揭露着内心的丑恶世界，暴露式的忏悔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落叶》这篇小说则直接为我们展示了四十一封真挚的信件，其间的忏悔更显得直白暴露。菊子姑娘是一名基督教徒，她在医院当看护妇的时候爱上洪师武，却因误会，独自一人奔走南洋。菊子姑娘在这一封封热烈的信件之中表达着自己的爱意，也进行着深刻的忏悔。她毫无保留地向爱人倾吐自己的“苦杯”，极其直白与暴露式地揭露自己的“罪行”，并陷入具有消亡意识的忏悔情绪之中，常常想到死。如对自己与已婚的洪师武之间不道德的性爱关系所做的忏悔：“我挚恋着的哥哥哟！我自己真正是恶魔！真正是可怕的恶魔！我把你引到可怕的地狱里了，我这可怕的女人！”（第三封信）又如面对自己原本鄙夷的皮肤科病人所做的忏悔：“‘你呢？你自己呢？不也是和他们同样的吗？你和他们究竟有甚么不同的地方？你犯的罪比他们更深，你佯装着不知道的样子，你把污秽了的肉体和精神藏着，你不是一个完全的伪善者吗？……你该在他们的面前下跪，你该在他们罪恶之前叩首呀！”（第四封信）再如当爱人牵挂自己，菊子姑娘认为是自己妨碍了爱人的学业，成为了爱人的负担的时候，她又陷入了忏悔之中：“是我这个寄生虫把哥哥的血液和营养都吸收了呀！”（第二十八封信）……总之，在菊子的爱情告白之中处处皆笼罩着浓浓的忏悔情绪，纯真而又热烈地暴露自己的“罪恶”。

可以说郭沫若“身边小说”的创作也受到了日本私小说“告白”文风的“毒害”，借鉴了其中的表达方式，即在忏悔之中毫不掩饰地暴露个人的欲望与罪恶，并通过这种暴露的方式来推进忏悔的心理流程。

四.结语

需要说明的是，基督教本是一种异域文化，而拥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与留学日本体验的郭沫若，又是如何将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在“中-日-西”这三重文化语境中重新整理、择取、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表述方式，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本文努力从“忏悔”这一视角入手，做了一些解读。可以发现，郭沫若“身边小说”中的一系列忏悔书写并非是对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全盘接受和简单运用。他的忏悔意识虽主要来自于西方文化，却也融入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内省”态度;此外，他通常采用日本私小说中的“告白”方式，进行暴露式忏悔，并竭力挖掘主人公的痛苦心理，突出欲望与现实的矛盾、灵与肉的纠缠。郭沫若笔下的“忏悔”不仅表达着他早期的精神困顿，更显露了他面对异域文化的一种“择己所需”的个人姿态。或许对于郭沫若来说，基督教更类似于一种工具而非真正的信仰，他将基督教转化为一种个人话语，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自我救赎。

参考文献

[1]郑伯奇著，赵家璧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5集）[M].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35：13-14.

[2]郭沫若，太戈儿来华的我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270.

[3]郭沫若，三叶集·郭沫若致宗白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45.

[4]王本朝，基督教与郭沫若为文学创作的文化阐释[J].河北学刊，1994：3.

[5]王向远，文体与自我——中日“私小说”比较研究中的两个基本问题新探[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6：4.

[6]郭沫若，文艺论集续集·桌子的跳舞，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54.

[7]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文学史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70.

[8]郭沫若，三叶集·郭沫若致田汉，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102.

（作者介绍：聂齐齐，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