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司法实践对“水下地形地物”法律内涵的影响
2020-02-14周江刘畅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4期
周江, 刘畅
国际司法实践有助于国际社会明确不同海洋地物的法律地位。尽管国际法并未确立遵循先例原则(stare decisis),国际司法对国际法理论及实践的导向与促动价值却有目共睹,并成为“意欲确立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国家实践的依据”(1)蒂莫西·希利尔.国际公法原理[M].曲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9-30.。正如伊恩·布朗利所指,司法判决虽非严格意义的正式渊源,但在某些情况下仍能被视为国际法状态的权威依据,“一系列连续的判决自然会对国际法产生重大影响”(2)伊恩·布朗利.国际公法原理[M].曾令良,余敏友,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4.。在二战后的国际海洋法实践中,国际法院与国际海洋法法庭无疑成为国家在政治手段外解决海洋边界及相关权益争端的首要场所,也成为确认和发展国际海洋法状态的印证路径和重要累积。以1947年科孚海峡案标示正式开局的国际法院,海洋法相关诉讼一直为其受案领域的重要构成,尤其在1958年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后呈现稳定增加之势,至2014年7月已审结相关诉讼超过30件。而作为《海洋法公约》框架下配合其实施的专向国际司法机构,国际海洋法法庭自1997年第一件案件提交,也在近20年间审结本领域诉讼21件。在如上代表机构林林总总的海洋法司法摸索中,关联本论主旨的实践状态主要在两个层面有所累积并呈现出来: (1) 有关水下地域在地位认定与权利划分的理据、标准或原则;(2) 在前述划界原则或标准中被认为可能影响海洋权利归属的地形地物及其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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