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江南文人篆刻生活中的印谱制作与出版
2020-02-14王维
大学书法 2020年1期
⊙ 王维
我国古代传统的出版业主要可以分为官刻、私刻以及坊刻三种基本的图书出版模式。所谓官刻,顾名思义即是指官方出资并组织的刻书出版行为,一般而言,官刻的书籍多为经史典籍。私刻、坊刻是相对于官刻而言的民间出版行为,它们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简而言之,私刻一般来说是私家刻书行为,并不拿到市场上流通,而坊刻则不然,其等同于民间的出版社,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刻书行为。
明代以来,一个十分明显的趋势即是官刻的衰落和私刻的勃兴,有研究者指出:“纵观明代图书出版,有一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即官方出版由兴盛而逐渐衰落,而民间出版则由沉寂而迅速发展、勃兴,最终成为明代出版业举足轻重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现象在嘉靖、万历年间的江南地区表现得尤其显著。”[1]之所以江南地区表现得尤其显著,显然是与江南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及繁荣的文化市场关系密切。另外,在国家政治控制逐渐松弛、江南浓厚的文化底蕴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万历江南民间出版业达到了空前的盛况。
另有学者统计了明代江南书坊的数量,经过估测,有明一代全国共有民间书坊400家左右,而其中就有半数集中在江南地区,分别是南京104家、苏州67家、杭州36家。[2]足可见其热闹程度。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民间私人书坊由于盈利的需要,所出之书大多是贴合市民生活的畅销书,而非官方书籍“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之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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