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位俭，王思凌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1914年7月底，欧战(一战)爆发，8月1日发行的《东方杂志》第11卷第2号就刊载了高劳(杜亚泉)撰写的时论《欧洲大战争开始》，对战争的发生原因、发展态势和可能后果都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评论。在整个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和平会议时期，《东方杂志》密集推出有关欧战的文献翻译、深度报道和时政评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主编杜亚泉。这一时期正是由杜亚泉主编改良后的《东方杂志》(1911-1920年)，他既是主编，又是主笔，以伧父、高劳等笔名发表欧战有关文章60余篇，而且以时论见长。他的欧战时论一方面依托商务印书馆强大的编译力量掌握即时的战争资讯，同时又有深度的思想性分析和预判，体现了《东方杂志》对世界局势以及中国问题的清醒洞察。伴随着欧战的发展，杜亚泉的比较文明思想得到不断深化，他也是较早指出西方文明“病理”并倡导中西文化调和、再造新文明的现代知识分子之一，在世界眼光之下显现出更为深沉的本土自觉。关于文明反思与重建的思想差异进而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但是东西文化论争并未随着杜亚泉的去职而终结，随即又扩展为科玄论战，其中诸多问题仍有待今人再做深入思考和详微辨析。

一、作为文明反思前提的“大战争”与中国

“大战争”是由英语Great War翻译而来，在英语含义里，这个词还有“伟大”的意思，这个命名包含了一种“为文明而战”的骄傲。然而，今天的人类应该已经明白，任何美化战争的行为都不可以再被称为“伟大”，正如弗尔克·贝克汉恩所评价的那样，“这场战争对所有的参战国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