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

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对自己的电影和小说做一个系统的梳理。

我大概1991年开始发表小说，大学读的是藏语言文学专业，大学一年级时发表小说《人与狗》，那时候经常把以前写的一些东西拿给学校的老师看，也不断地写一些新的，一些好的就发表了出来。到现在大概出了三四本藏语小说集、四五部汉语小说集，所以其实小说创作大概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

2002年我有机会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之后从2003年开始电影创作，先是拍短片。2004年毕业时北京电影学院刚刚恢复了联合作业的传统，在所有毕业生中遴选剧本，我写的剧本《草原》成为当时六个入选的毕业剧本之一。联合创作有学校的资金和器材支持，我做了自己的第一部胶片电影《草原》（短片），之后参加一些电影节，获得了一些奖项，得以被更多人看到。之后，老师们建议把2003年拍的一个30分钟的短片扩展成一个长片，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我的长片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2005），那年正好中国电影诞辰一百年，在三亚举办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影片获得了最佳导演处女作奖。

《静静的嘛呢石》在藏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能受到肯定我非常高兴、非常激动。一方面，以前都是其他民族的电影人拍藏区藏地题材电影，终于有一部自己民族的人拍的、能够呈现自己民族的生活现实，反映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电影，我非常高兴;另一方面又觉得特别悲哀，因为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一百年的历史，在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才有了这么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藏语电影创作。

这几年随着更多年轻人加入电影创作的队伍，藏语题材电影也多了起来，不断呈现出丰富的面貌。像2018年上映的《阿拉姜色》的导演松太加，他之前拍过《太阳总在左边》。还有拉华加等藏族年轻一代电影人的出现，他们都在从事自己母语电影的创作。国内很多研究者把这一现象称为藏影新浪潮（我认为这个词只是对这个现象的概括，不是对法国新浪潮那样的流派的概括）。

目前为止我的创作涉及剧情片、纪录片，也有汉语的电视电影作品，《撞死了一只羊》是我的第六部藏语电影，它和刚刚完成的《气球》都是根据我自己的小说改编的。

至于我電影的市场问题，藏语电影算是个另类，在市场上确实有不少困境。比如我的第一部电影《静静的嘛呢石》，这部电影讲的是过年期间小喇嘛从寺庙回到家乡的三天的故事，春节期间在北京、成都、上海等几个大城市做了展映，上映范围不大。那时候院线不多，艺术电影的观影氛围也不如现在，所以很短时间就下线了，整体票房不是很好。

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院线电影是2016年公映的《塔洛》，当时还没有艺术院线的说法。发行方是北京一家公司，他们提出“限量发行”的策略，挑选了一些艺术电影观众基础相对较好的城市集中放映，希望集中七天时间吸引市场及观众的关注，但不是很成功。《塔洛》最后的票房大概一百多万。但是这个电影的成本比较小，对于投资方来说，通过影院、网络，还有政府资助等渠道收回了成本。本身这样的公司，投拍电影目的不是为了赚钱，也是为了扶持艺术电影创作，像《路边野餐》《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都是这家公司（即天画画天影业）投的资。投资方对我们有一个承诺：不干涉你的创作，导演也不用考虑市场的压力。我想这点对创作者来说非常重要吧。

2019年上映的《撞死了一只羊》，虽然档期上跟大片相撞，但也成为话题，相对于2016年上映的《塔洛》，《撞死了一只羊》面对的电影发行市场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在全国大概有2000多块银幕，它们会给出一个好的时间段，场次上相对也有保障，这样一部艺术电影也就找到了它需要的观众，所以票房也比之前好了很多。一千多万虽然跟商业电影相比是很少的票房，但对艺术电影、尤其对藏语电影来说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它给藏语电影的投资者和正在从事藏语电影创作的电影人树立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