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堡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00)

我有我身，便有情欲，于是“纵欲”与“灭欲”聚讼千载，而鲜窥《吕氏春秋》之执中“适欲”思致。“执中”谓持中庸之道、折中主义，而此论从来誉毁相参。《尚书·大禹谟》“维精维一，允执厥中”，子曰“过犹不及”，《孟子·尽心上》“子莫执中”，赵岐注曰“执中和近圣人之道”，刘向《说苑·修文》“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执中以为本”，朱熹《中庸章句序》“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自孔子起即以教化人伦、控遏人性为念，孟子、荀子论性善恶亦各执一端，至宋明甚而竭力灭之。老庄一派虽以任性自然为念，然而“无为”与“逍遥”亦是各执一端。儒道或制或任，皆逆人性。独吕氏主“执中”为尚。《孟春纪·本生》说：“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人之性寿，物者抇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不违反自然，不拂乱人性，亦非放任自流。人之性，天生之，“勿撄之”，“勿抇之”，而当以物养之，反之以性养物、为物所乱则害性。天子之动是全天下之治本，立官者佐治也。吕氏把庄子之个性解放、绝对自由撮为养性与治国一体，皆在制欲，而以“执中”为要。

一、“执中和”几近圣人之道

自吕氏问世，界定其思想流派即为两千年之话题，或曰整齐百家，或曰根底道家，或曰儒家本色，或曰驳杂不纯，诸说短长，非本题所涉[1]。洪家义说：“道家学说偏重于自然和人生。他们致力于探讨宇宙的本源以及万物演化的程序和规律，也探讨人的本性和人生的究竟。在先秦诸子中，他们的概括力最强，抽象程度最高，眼界最开阔，胸怀最广大，因此《吕氏春秋》对这家学说的扬弃最多，用来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2]127但吕氏于老子则不取翕张予取与和光同尘之说，独取至公、至正、无为与自然英旨，本于“天道圆，地道方”而衍说“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之道，指出“无为而治”当为“君臣分工”，即君无为而臣有为。老子曰道之“大”，吕氏曰“太一”，“太一”则乐君臣、和远近、说黔首、合宗亲。《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吕氏引庄列之文亦不取其放诞恣肆，故较之于庄子之任天顺性、不假人为，吕氏之全生养性则更切情理。吕氏引用《庄子·胠箧》“故盗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吕氏意在驳庄子混淆“圣人之道”与“盗贼之道”，即“辨若此，不如不辨”。然此故事却反证“制欲”一理，盗贼尚知制私而尚公，知“均分”而不专独，盗之道尚不离天之道，况家国乎！“制欲论”乃吕氏妙义之一，儒道于欲，一禁一纵，而吕氏则执中。然儒家偏社会人事与伦理道德，重礼乐教化与个人修养，吕氏有所因之。洪家义说：“道家学说从自然原理层面上贯穿着《吕氏春秋》全书，那么，儒家学说则从社会秩序层面上贯穿着《吕氏春秋》全书。”[2]142仁义为儒家核心，亦以两千多年之老大帝国以吏为师而无不高蹈道德建设，立道德楷模，行思想教化。名曰控扼物欲横流，其实豢养伪君子矣。施教者阴阳两面，外倡大道理，内打小算盘，早成社会常态。吕氏揭去儒家空论道德之面纱，拂去道家空言任性之无奈，而采儒墨之善，又撮名法之要，务为贯通，独辟蹊径，因顺阴阳，法天地而不禁不纵，唯执中以“行情适欲”。

二、“行情适欲”通乎性命之情

老子知欲多害生，且由身及国，弱肉强食，礼崩乐坏，苦无应对，唯倡少私寡欲，恒思小国寡民；儒学主导世俗时政而务为制欲，甚而灭欲。故老子骑青牛而紫气西去，奈何买路“道德篇”；孔子怀仁礼而栖遑奔走，终于悲鸣“天丧予”！独吕氏言欲不可纵，不可灭，亦不可无，人若无欲无求，岂得用之？人不欲贵，不欲富，不欲寿，君上则无以牧民矣！

其一，行情全性。“人情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死生荣辱之道一，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矣”(《仲秋纪·论威》)；“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为用矣”(《不苟论·当赏》)；“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行孝览·义赏》)。“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3]，圣人之全性之道，在“利性则取”，“害性则舍”，若全性，六欲皆得其宜。吕氏扬弃老子之否定感官欲望，重塑庄子适欲思想，并奉为“死生存亡之本”(《仲春纪·情欲》)。高诱注曰“适犹节也”。节者，一曰节制欲望，二曰顺遂欲望。《孟春纪·重己》：“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吕曰：凡顺性则物长，而不令其顺性者即多欲，故圣人必先“适欲”。刘咸炘诠释“适欲”说：“凡生长也必先适欲，此即《序意》顺惟生之义，然谓使生不顺者欲而必先节欲，是固用逆以济顺也。节者亦止自然之节而非强造，故不言节而言适。适者，合宜也。合宜必有其标准，即自然之理也。然则虽逆而实顺也。”[4]

吕氏曰感官欲望为人性，其合情合德。《仲春纪·情欲》曰：“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贪欲乃天赋，节者适情。此中所谓之“情”非唯情绪与情欲，乃相联于“本性之情”，即“情性”(本性)。一曰欲望出于本性之情(“欲有情”)；感官对声、色、味之欲求合乎人性自然之情；二曰无论贵贱智愚或圣贤暴君皆有声色之欲；三曰圣人与常人之异在于顺应本性之情而行欲——“得其情也”；四曰行欲者能否“得其情”在其是否珍爱生命——“贵生”；五曰顺应本性行欲乃“死生存亡之本”。故管仲论易牙烹子悦君、竖刀自宫侍身、卫公子启方弃父事国之事曰：此三子者，不爱子、不爱身、不爱父，违道德、悖人性，“将何有于君”？此必国家之危、百姓之害！吕氏秉承管子之论以为合于人性者，始合道德。

其二，唯通性命。《离俗览·适威》说“仁义”乃为君者之要务，即必以爱利民为心。《似顺论·有度》曰：“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吕氏之论韵高正在“通乎性命之情”，既用人之天赋人欲，又制其泛滥。显见儒家“说教”多于事无补，盖因道德说教难通“性命之情”，吕氏拥道家之“性命之情”以济儒家空洞说教之窘。儒家之失则在于以仁义道德凌于利益之上，故而“爱民”往往流于形式。吕氏于“义”前再加一“理”字，即“当理不避其难”，一反儒家“罕言利”或“何必曰利”或“小人喻于利”之论。《慎行论·慎行》曰：“君子计行虑义，小人计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则可与言理矣。”有利之利，亦有不利之利，必须审其选择去取。吕氏一以贯之为者，“有度”“适度”。言“欲”必不离“利”，故适利也须适欲。吕氏于“乐”则黜墨子《非乐》《非攻》，以“乐”乃“天地之和，阴阳之调……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盖因乐欲亦天性，墨家“非乐”者，不通性命之理。

三、“贵生治身”胜过道德说教

孟子有“圣人与我同类者”“尧舜与人同耳”之论，而天赋人欲，不节乃滥，然过犹不及耳！所谓圣人君主，无修节止欲，则天下汹汹。圣人嗜欲爱恶与人无异，所异者，“得情”为明，“失情”为暗，得情者，知贵生，唯于“疾学”。或曰疾学而致尧舜，此通家与专家之别也。

杨朱之“为我”只言适欲须制四官(感官)，而吕氏则以“情”论之，欲生于情而复节于情，故制欲便在于节情。以贵生而制欲为“得情”，非贵生即纵欲而“失情”，情发于内而欲求于外。欲基于肉体而生于天性，情原于思想而生于理性。荀子认为，生而有好，生而有欲，欲而生恶，而制之策即临之以君上、化之以礼义、治之以法正、禁之以刑罚。荀子之策均在外力，吕氏认为化善之道，当本于内力，凡动物之情，皆在贵生恶死，故此基于“贵生”而“行情适欲”乃可。《不苟论·贵当》曰：“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贤不肖之所欲与人同，尧、桀、幽、厉皆然。”荀子以“性”为坏，“偏阴而正，悖乱而不治”，所以要以权势、礼仪、刑罚重塑之。吕氏则以性为自然，《孟秋纪·荡兵》曰：“性者所受于天，非人之所能为也，武者不能革，工者不能移。”《仲春纪·贵生》曰：“天地之数”无论好坏，欲乃天赋，应“因其固然而然之”。“害于生则止……耳目口鼻，不得擅行，必有所制。”即以情节欲，不使泛滥，则生善性。儒家以礼节欲，以理性制情性，至荀子又加之以刑法。老子主绝欲，庄子主任欲，而杨朱则纵欲。可见，儒家以外力制欲，道家以内力或禁或纵，皆偏执一端，未得“执中”。而独吕氏以顺遂六欲之法，此长生久视之道，善养生命者必先适欲，最得其要。奢靡则戕生，顺适则养生。世间万物为我所用，用之得宜则有利，否则有害。因“嗜欲无穷，则必有贪鄙悖乱之心，淫佚奸诈之事矣”(《仲夏纪·侈乐》)。吕氏“对情欲既加以肯定，又要加以节制，与儒家相同，但节制的根据不是直接求之于理性的本身，乃由《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直接求之于情欲的本身。他反复发挥物质享受太过，则反使情不适而生命为之剥丧。能节制欲望，反可适于情，而保全天所与人的生命：此之谓‘全生’‘全性’‘全天’”[5]。《孟春纪·本生》曰：“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贵富者，其于声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则遁焉。遁焉，性恶得不伤……万物章章，以害一生，生无不伤；以便一生，生无不长。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吕氏以生命之须为准，亦曰生理卫生。吕氏本于《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认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即人身自有天性，须养生以全天。

四、“贵生御君”胜过鬼神吓唬

墨子认为，天下祸篡怨恨之乱之所起，在于不相爱，若兼相爱则家国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是故“兼相爱，交相利”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若此则天下治，三代圣王即兼而爱之，从而利之以治。而墨子未明世态之难于“兼相爱”，乃因其与“交相利”并非必然因果，“利”非源于“爱”而源于“夺”，“夺”源于“欲”。故墨子以“天志”“明鬼”以吓唬天子、诸侯。然天下汹汹，礼崩乐坏，天鬼何在，墨家技穷！吕氏打通墨子“爱利”之说，言君王南面而立，必制私欲以爱利民为心，以“适威”而止滥权。《离俗览·适威》曰：“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即以仁义、爱利、忠信并举，恒思人民福祉，今言“心里装着百姓”。而“爱利为民”心之天敌即“私欲”，纵欲致使权威滥用，故吕氏又曰“适威”。《离俗览·用民》曰：“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绝也。”人欲即天性，“贵生”必节欲。吕氏之“贵生”在于“全天”“养性”，即“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人皆欲长生久视，君王则极之，故以“卫生”说之，则不容其不受。治国用威乃自然之理，威滥源于纵欲，而纵欲则害生，“欲”与“生”权之，“生”之不存，“欲”之焉附？故不“贵生”则身咎、天下绝。何谓“贵生”，“行情适欲”也。

墨子“兼爱”“爱利”之难为因果，“天志”“明鬼”之赏罚难明，吕氏“贵生”“适欲”则鹄的分明。《恃君览·知分》曰：“达士者，达乎死生之分。达乎死生之分，则利害存亡弗能惑矣。”《孟春纪·重己》曰：“世之人主贵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故吕氏黜墨子《天志》《明鬼》与《尚同》《非命》之旨甚明，虽鬼神不能唬君而死神足矣！

五、“顺天用欲”胜过用威压服

吕氏以天赋人欲，贵贱愚智若一，炎黄桀纣无异，欲生恶死、欲荣恶辱、衣食保暖何罪之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恶，人弗得不辟。欲与恶，所受于天也，人不得与焉，不可变，不可易。”(《仲夏纪·大乐》)故禁之是为逆天，顺之是为顺天。御君须“适欲”，而御民亦须“适欲”，即吕氏又一高论。

君欲“贵生”，民弗“贵生”？故“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前论欲不可禁，亦不可纵，唯在“行情适欲”。“欲”乃人之行动之源，社会进步之阶，故曰“不可禁”；“欲”为乱德之源，伐性之斧，故曰“不可纵”。吕氏“执中”之理正在于“用欲”以励志进取。《离俗览·为欲》曰：“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夫无欲者，其视为天子也与为舆隶同，其视有天下也与无立锥之地同，其视为彭祖也与为殇子同。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寿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劝。舆隶，至贱也，无立锥之地，至贫也，殇子，至夭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禁……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可得用亦无穷也。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其为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顺其天也；桀、纣不能离，不能离而国亡者，逆其天也。”御人之术在于“令人得欲无穷”，或曰御民者，莫过于施惠，“务除其灾，思致其福”(《离俗览·适威》)，便民利民，民乐从之，“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使便(利)之，无不行也”(《开春论·爱类》)，顺应民意“欲荣利，恶辱害”之天性，则“民无不令”。顺天性则成，逆天则败。吕氏“适欲”论较之儒家压抑人欲、道家之放纵人欲、法家扭曲人欲，境界尤高。而自汉起，儒家意志渐成主流，降至宋明，禁欲日甚，殊料人性之欲愈压愈张，人心不古。

无欲之人无用，吕氏思致精微。《仲春纪·情欲》说：“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与死无择。”心如止水者，何以自强不息？欲者，有天性也有习性，而习性即“非性”，革除习性，欲望乃正，否则必遭身夭国亡。《孟春纪·本生》曰：“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纵欲即为伤身害体之习性，故古之智者始有不肯富贵者，非为邀名，乃重生之故，即“适耳目，节食欲，去巧故”(《季春纪·论人》)。

吕氏任自然、减私欲之贵生观源于老子而本于《周易》，然吕氏不惟养生论之，以此论治道乃其用心所在。《审分览·执一》曰：“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此四者，异味同体。”为身、为家乃至治国之本必在于满足人之合理欲望。《离俗览·用民》曰：“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无所不用。用民有纪有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欲与恶乃网罟之纲领，用民须使民有欲。用民不滥威，“威愈多，民愈不用”，可谓前无古人。《离俗览·为欲》曰：“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可得用亦无穷也。”“故古之圣王，审顺其天而以行欲，则民无不令矣，功无不立矣。”以适欲为准绳，以民生为基点，以治国为鹄的，此乃“春秋”之英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