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克思因早期揭示历史之谜的需要而在叙事上表现出时间偏好，然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理论禀赋使其并未将此偏好绝对化，而是在兑现其现实地改造现实世界的理论承诺中保持了时空敏感性的动态平衡。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敏感性在马克思、恩格斯过世后的大段时间内呈现出大面积的蛰伏状态，一定程度上损耗了其政治能量。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批判理论在列斐伏尔的带领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敏感性为跳板，对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空间化重构，以求跳出历史决定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陷入的僵局。但将空间本体论化、超越化和第三者化有矫枉过正之嫌，这种做法僭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视阈，容易滑进为空间而空间的理论之笼。

21世纪初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在国内的持续热销，特别是作为旗舰人物的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苏贾、史密斯（Neil Smith）和马茜（Doreen Massey）等个案研究的跳跃性增长，空间日渐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重要出场方式之一，更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学术生长点。但其中一个初始问题仍然悬置着，即以时间敏感性见长的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同样具有空间敏感性，它为何能在当代直面空间问题并爆发出极大的理论潜能？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和空间敏感性是怎样的关系？只有弄清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才能恰当评估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以科学的视界回应当代社会的激进空间运动。

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禀赋看其空间敏感性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坐标，也素来是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视角。随着在基督教历史观中孕育并在启蒙运动中得到世俗化重构的“历史意识”和“进步史观”［1］的崛起，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时间和空间这两种维度在18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界获得了新的出场方式，在话语和分析对象上，前者集中表现为“历史”，后者则通常体现为“结构”。在19世纪声名显赫的几种主要社会思潮，无论是由黑格尔集大成的旨在回应“历史之谜”的历史哲学，还是由斯密和李嘉图执牛耳的意在解码“资本之谜”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抑或是以傅立叶、圣西门等代表的志在探索“社会之谜”的空想社会主义，最终都没有被现代无产阶级遴选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如果从方法论上找原因，其中一个关键之处就在于，它们都没有真正实现时间/历史与空间/结构视角的协调，从而终究未能站在科学世界观的前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将结构分析和历史考察，辩证法的视界和唯物主义的原则在科学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乃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2］

毋庸讳言，作为现代历史意识的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也因同其主要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处于共同的时代精神之中而分享着某些共同的逻辑底色，比如将进步、承认变化的正常性等作为前提假设。［3］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它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表述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普遍性或统一性的理论冲动（这主要依赖时间性视角），从而在叙事上表现出一定的时间偏好，然而，尽管存在这种相似，它同黑格尔仍然是根本异质的。对此，历史唯物主义在诞生伊始就已作出清晰的自我标识，《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4］(P73-74)

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被其创始人称为历史科学而非历史哲学，要旨之一在于，前者表明历史叙事无非是一种事后清理，只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指南或桥梁，而后者则遵循逻辑在先的原则并把逻辑运动等值于现实运动，为了逻辑的自洽性而排斥或剪裁意识之外的历史。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后，历史哲学那种“大写的‘唯一的’历史逻辑被多种可能的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经验所解构，历史的普遍性与阶段性理论假设被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空间差异性视野所取代”［5］。马克思意识到，要挣脱历史哲学的魔咒，必须从只具有形式意义的抽象时间/历史叙事向现实的社会空间/结构分析纵深。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这种内在要求，马克思在以唯物主义方式完成重释历史之谜并竭力将唯心主义赶出最后避难所的任务后，立刻投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解剖，从而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延续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力。

由此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以时间敏感性见长，它同样保持着一颗空间敏感性的“初心”，只不过在表述上并不像后来的空间理论那样直白和决绝。从根本上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敏感性是由其改造世界的理论使命决定的。不过，它所指的改造世界，是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人的改变与物质环境的改变的统一，但显然它又以客观世界和环境的改变为落点，所以它的核心方面是现实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而非改造主观世界的观念活动。它不再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或改变对世界的解释，其奋斗目标也不再是通过无尽的词句斗争建立起完美的思辨体系或雄伟的理论丰碑供人们朝拜，在它看来，那种局限于在主观范围内改造世界的意识活动，纵使造就了无数“思想英雄”，却无法推动现实世界向前挪动一步，因为“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P9)。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不需要解释世界、不需要理论活动，相反，正确认识世界是有效改造世界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抱负必须要以科学的历史观先行。既然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改造现实世界，那么，它就必须首先阐明历史也即人类活动的物质性、客观性以及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包括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和主客体关系等），只有这样，才能清理出改造的现实对象、现实主体和现实道路，否则，无论它如何摇晃改造世界的理论旗帜，都终将同一切旧哲学的陈词滥调一样栽进“从意识开始、以道德结束”的泥潭之中。

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初衷是改造现实世界（由无数尺度不一的人造空间秩序组成），所以它对从前被自然科学（牛顿、莱布尼茨等）、唯心主义（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和半截子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等）所器重或热衷的那种不变的、绝对的、物理意义的空间或思辨性的形式空间，已失去兴趣，而是侧重于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把握空间（也包括时间），从而在承认空间的自然性和绝对性基础上，更强调空间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6］(P49)，因此，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建构早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之意，这也意味着，“人为地分离‘空间’和‘社会’，然后再以不同的方式将它们重新组合是一种最基本的错误。必须彻底摒弃这种康德式的二元论”［7］(P3)。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社会时空观”，学界已形成共识，故笔者在此不再赘引马克思、恩格斯的众多文字表述，只想稍做引申。首先，不论是在广义层次还是狭义层次，历史唯物主义都具有时间/历史和空间/结构的双重敏感性，没有前者，它就无法穿透资本主义的物化结构（比如，不揭开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就无法认清已化为经济形式的资本的非经济起源）；缺少后者，它将重新被揽入历史哲学的怀抱。其次，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作为社会结构的资本主义可被视为一个大空间，因为马克思主要分析的是以英国为原型的“资本一般”，所以，在探讨这个空间内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其叙事仍表现为时间（抽象）优先；最后，由于上述大空间又由无数具体的现实空间和空间运动构成，所以马克思在阐述资本一般时仍携带着空间敏感性，否则关于“资本一般”的经济科学也将异化为关于“一般资本”的经济哲学，这一点，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已说得十分明确了。［8］(P339-342)

概言之，广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都具有时间和空间敏感性，但在两个不同层次中，两种敏感性的地位有别：对前者来说，对不同空间场域的人类活动加以粗线条的概述是历史叙事的基础，时间则是叙事的主角；在后者中，大时间尺度是理论化的基础，空间分析则是主导。换句话说，在前者中暂时压抑空间敏感性和在后者中暂时压抑时间敏感性，都只是出于理论侧重点的需要（阐述一般规律还是特殊规律）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一旦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发出邀请，被暂时撇开的任何一方，就会马上“回归”。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问题。

二、空间敏感性的沉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能量的耗损

上文的清理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及其政治潜能蕴藏于时间敏感性和空间敏感性的交互运动，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两种敏感性偏废一方的情况却时有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除了列宁、卢森堡、葛兰西等少数例外，历史唯物主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空间敏感性的大范围沉寂。

这种沉寂首先显著地发生于第二国际和苏联的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之中。表面上看，空间敏感性在第二国际正统派中的消隐是由当务之急决定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仍以“原生态”的形象散落于不同文献中，所以正如安德森所言，正统派着重关心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有关人和自然的全面理论而加以系统化，使之能替代对立的资产阶级学科，并为工人运动提供其战斗者们易于掌握的广泛而一致的世界观”［9］(P13)，这使他们没有将更多精力用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

但深一步看，缺少辩证法训练以及深受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导致正统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化”运动中把它弄成自然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翻版。他们看不到“社会生活总是在社会时间的各种不同的、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中展开的”［10］(P12),因而当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梅林、拉法格等以进化论、一元论、还原论、经济决定论等思想透镜座架历史唯物主义时，把复杂的历史线条化和图式化了，把社会时间净化成钟表时间，而空间则变成一种附带现象、一种对历史活动的投射或镜像，历史意识在扁平化中丧失了对社会结构的穿透力，即便正统派有心对资本主义展开空间分析，也因无法充当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指南”进而难以结出实质的理论成果。

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敏感性在前苏联教科书化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中则完全失踪。这一体系是“在特定情况下凭借政治力量而树立起来的‘权威理论’，它的理论‘权威性’不是来自于其理论自身的真理性，而是来自于外在的政治权威”［11］(P1)。为了建立稳定可靠且形式统一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叙事，这种马克思主义范式把空间视为一个匀质的“白板背景”，把历史活动的空间差异当作必须加以屏蔽的干扰项，或是对常态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偏离，亦或可有可无因而可随时剔除的偶然性，历史就仿佛发生在真空或针尖上一般，社会过程的空间条件、空间形式和空间影响统统被挡在外面，以防对必然性产生“破坏”，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变成像杠杆和钟摆原理那样“与空间无涉”的似自然科学（在哪个地方做试验，都不会影响原理本身），进而在“原理+案例/注释”式的模板中被抽空为某种模型或图示，最后在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宣传中则只干脆化为语录式的词句。

有趣的是，空间敏感性不仅在正统派和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中折戟沉沙，在以其反对派姿态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也长期陷于失语的窘境。这种情况与其来由存在很大关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受十月革命的“刺激”：被马克思、恩格斯寄予厚望的西方工人阶级非但没有像雄鸡报晓那样率先取得革命成功，反而令人失望地支持并参加了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大战，倒是生产力落后和工人阶级相对弱小的俄国第一个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这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同情者无疑是当头一棒，促使他们在理论上进行深刻反思。此外，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强烈不满，也让他们举起了理论造反的大旗。

在此背景下，主体性问题几乎成为其早期的集体理论“痛点”，为此，他们大多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意识等为己任，以期跳出教条马克思主义的包围圈、唤醒西方工人阶级的主体性、重燃西方革命的希望，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们对物化和物化意识、辩证法、领导权、意识形态等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被视为经济基础附属物的主题趋之若鹜，并表现出巨大的理论兴趣。为了上述目标，他们大多程度不一、或直接或迂回地借道历史辩证法。但从总体上看，这些被重构了的黑格尔式辩证法，大多是去空间化的、严丝合缝的历史叙事，仍然先入为主地给时间以绝对优先权。就像福柯后来批评的那样：“空间被看作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相反，时间代表了富足、丰饶、生命和辩证。”［12］(P206)例如，在青年卢卡奇眼里，空间与物化在逻辑上是等价物，也被直截了当地视为惰性的代名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聚焦上的这种主体偏好，使其对生产方式的并置性、混合与不平衡发展（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中心与外围、城市扩张和更新、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住宅与动迁等与空间息息相关的理论议题视而不见，从而在空间话题上长期缄默无为，以至后来批判理论空间转向的旗手们在推动空间视角再度崛起时，都痛心疾首地发出要“填补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空场”这类豪言壮语。

不得不承认，教条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哲学确实没有意识到社会与生俱来的空间性或社会和空间在逻辑起点上的不可分割性，看不到“空间中布满社会关系，它既被社会关系支撑，也生产社会关系并被社会关系生产”［13］(P285-295)；漠视了空间在历史发展中的建构作用，没有认识到空间是因果力量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不仅仅是形成因果关系的外部条件，历史不能离开空间而独自得到说明；忽略了空间的政治性，没有注意到“空间结构不仅是阶级冲突的竞技场，阶级关系也在空间中并通过空间被构成”［14］(P120)，如地方的历史和环境特征对政治结构、政治倾向和行动的影响等。对时间的过度偏爱与空间视角的缺席，使得“理解历史形成的方式成为解放性深刻思想和实用政治意识的主要源泉”［15］(P1)。如果说，在理论上，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关注历史唯物主义在空间上的睿思哲见，那么，当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大规模的政治经济过程（如殖民、城市化等）已牢牢抓住空间并以空间策略（如街道设计、住宅分区等）对抗工人斗争的时候，他们在经验上仍对空间问题麻木不仁。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逐步提高，固定资本（建成环境）投资在对抗利润率降低趋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在经验上直接反映这一点，特别是当民族国家的外部领土扩张因帝国主义争夺而变得困难时，资本主义就更需借助国内空间重组来克服再生产危机，对此，空间政治经济学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的重要开创者尼尔·史密斯说道：“只要资本的绝对地理扩张一直持续，那么构成资本社会结构秘密的那些矛盾就能通过非空间的方式化解，空间可被视为外在的；但当经济掉头向内发展并导致内部地理空间急剧分化时，矛盾的空间维度不仅骤然突显，空间成为资本的核心这一点也就变得更加真实了。”［16］(P121)从这个角度说，如果不回应资本主义地理/空间的构型问题，不对资本主义如何通过“空间生产”（比如空间距离成为交通运输业的生产资料）而实现幸存做出理论说明，那么，革命就不可能“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4］(P74)展开；如果不从认识论上对社会-历史-空间的关系等元命题进行澄明，就无法建立“空间生产的知识”以取代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空间科学”，也就不可能借助这种知识打开解放政治的新阵地，恰如列斐伏尔所言：“如果每种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的独特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换就必然伴随新空间的产生”［17］(P46)，“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18］(P47)。循此思路来看，空间敏感性的贬值确实压抑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能量。

三、空间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空间敏感性的激进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批判理论发生了显著的空间转向，但严格说，这并非其专利，实际上自20世纪下半叶，空间转向近乎是整个西方思想界的一种流行学术动态，这种转向在根本上是理论意识对晚期现代性之“空间爆炸”的一种应激反应，其核心旨趣在于从不同学科和角度揭示空间体验的当代特质（时空压缩、虚拟化、地方感丧失、超空间等等），充分释放在时间的视野霸权下长期被压抑的空间的丰富意义。但是，如果仅限于在此一般的知识逻辑上认识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显然遗漏了更有价值的东西，即政治。空间转向为何同文化转向、性别转向、身体转向、肤色转向等后现代左翼运动并期出现，且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众多原因中，有一点常被忽视，即这些转向，不论典型还是非典型，都代表了1968年五月风暴后左派的新一轮理论和政治突围，属于全球政治右转下的“后风暴”浪花。因此，空间转向虽不是批判理论激进化的独门绝技，空间也不是被其重新赋权或格斗化的唯一知识领地，但其特殊意义在于，它接过了波普尔“历史决定论贫困”批判的理论绣球，在承受主体性哲学溃败的苦恼后，揭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叙事危机即时间偏好问题，并在把空间/城市作为新的政治战场方面颇有建树。

有意思的是，批判理论家们在推动空间转向时发现，他们可以气势汹汹地批判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缺失，可以理直气壮地发掘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思想资源，但就是不能绕开历史唯物主义。这仅仅是因为马克思是左派的政治标签吗？说是，那是因为在解放政治的理论解释力和影响力上，至今无人能与之比肩；说不是，那是因为正如上文已述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在以“实践”为首要观点潜在揭示社会空间是社会建构这一元命题上有开创之功，而且凭借其对历史作为过程的绝对性的强调而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多种尺度的空间分析上表现卓越。在此意义上，笔者将空间转向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空间敏感性在批判理论中的激进化。

激进化的先驱和典范当属列斐伏尔，以致从他身上受惠良多的哈维、卡斯特、史密斯等人都异口同声地指责其有“空间独断论”之嫌。在建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同时，列斐伏尔的思想在近古稀之年再次悄然转变，以1968年法文版的《城市权》为标志正式转战空间议题，于马克思主义内部发起空间化革命，在《空间的生产》这一空间元理论的皇皇巨著和扛鼎之作中，他“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反转为一种‘空间化本体论’，或将历史辩证法‘空间化’”［19］(P439)，围绕“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这一主题孜孜不倦地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认识论”实施空间化的“元哲学”改造，开创了“社会-历史-空间三元辩证法”和空间实践-空间呈现-再现空间之“三重空间辩证法”，进而借助生产关系再生产这把手术刀，用空间生产叙事替换物质生产叙事，以空间批判替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问题翻转为空间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推动政治经济学走向空间政治经济学。［20］(P102)在他拓荒的这片空间知识新大陆上，一簇簇空间认识论之花竞相开放：空间化危机取代工业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当代形式；都市社会取代工业社会，从而马克思的工业问题式让位于城市问题式……基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空间化重置，列斐伏尔最终抛出了空间的政治性和解放政治的空间化命题，并把城市作为空间政治想象和实践的落点。

爱德华·苏贾可谓是列斐伏尔空间理论后现代薪火的最忠实传播者，他不仅高度评价列斐伏尔在空间开拓的广度和深度上的杰出贡献，热情赞扬其“三元辩证法”企及的理论高峰，尊奉其为“元哲学家”和率先以空间研究“差异”与“他性”的开路人，而且在1996年出版的《第三空间》中，直言该书及其后续《后大都市》以“三元辩证法”和“三重空间辩证法”为理论之源，并声称列斐伏尔在中心与边缘穿梭中孕育的思想宝藏，浸润于他关于“作为他者化的第三化空间”的通篇论述。［21］(P7-12，P37-39，P41-45)站在洛杉矶这块后现代主义灵感的栖息地上，苏贾通过上述姊妹篇及稍后的《追寻空间正义》，最终推动空间政治的“洛杉矶化”，这种多元主义文化政治学把一些边缘人口在街角、公园、酒吧、广场等边缘空间发起的边缘斗争，同生态、城市权等游牧和身份政治嫁接起来，勾兑成差异空间政治学，力求超越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的二元政治模式。

相较于前两者，大卫·哈维的知识激进色彩则弱得多，因为他不同于他们由果及因的倒推套路，这位曾经的实证地理学大家是在意识到“严密的科学在处理人类事件中永远无法中立”［22］(Piv)之后转而向历史唯物主义求助的，因此他并没有以空间对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洗牌，而是走了一条将其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温和之路。但在空间政治上，哈维亦表现出激进倾向，这在他1984年的《论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一文提出将地理学变成政治事业、建立“人民地理学”口号中就已初露端倪。［23］(P120)而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吸收了后现代主张后，哈维2000年出版的《希望的空间》则力图“沿着空间形式的乌托邦思想来思考时间过程的乌托邦思想”［24］(P168)，进而借助“辩证时空乌托邦”这一概念走到空间政治学的前哨，他以“埃迪里亚之梦”为隐喻和意向的乌托邦想象在“别无选择”的新自由主义历史宿命论背景中，试图同当今以迪士尼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静托邦和歹托帮（封闭和异化的空间）进行竞争，从而为地理学想象力的激进化注入了强劲资源。

当然，这里我们只是粗线条列举了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多的几位领军者锐化历史唯物主义空间敏感性的方案，事实上，列斐伏尔等人对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化重估，产生了让人目不暇接的知识和激进政治效应，比如，史密斯对城市恢复失地者运动的追踪及其发出的“另一个可能的世界”的知识呐喊，其高徒唐·米歇尔发起的旨在反对城市以安全之名而被堡垒化的“公共空间保卫战”，马茜的女性空间政治学、杨（Iris Young）的差异化空间正义等等，都是在上述本体论、认识论、策略的空间转向中迸发出的激进火花。

全面评估历史唯物主义空间敏感性的上述激进动向，显然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和笔者的能力。在此，只扼要谈其几点过失之处。

首先，空间敏感性激进化者过分强调相对空间，贬低甚至完全抛弃绝对空间：“相对空间概念的倡导者常常忽视了一点，即尽管空间是由对象构成的，但是它不可以还原为对象……并不依赖于在场的特定类型对象……恰恰是空间关系相对于那些构成它的那种对象而具有的这种独立性，使得绝对空间概念在日常的思维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7］(P53)这种合理性在今天资本到处攻城略地的现实中得到了直接反映，正如史密斯所说：“只要这种绝对扩张体现着资本的进程，那么绝对空间概念对于理解空间的生产就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必须的。”［16］(P119)

其次，激进主义者夸大了空间的相对独立性，撇开了空间的自然和社会界限，甚至颠倒了社会与空间的关系，从而遮蔽了资本主义空间问题的制度根源。在我们看来，以空间对社会的建构作用而使其超拔于社会之外或之上，事实上把空间本体化了，这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将市场脱嵌于社会的做法颇为相似。比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城市的集中有利于形成革命意识，但阶级意识的根源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城市并不是阶级意识的发源地，只是其产生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一点，不仅恩格斯早在《论住宅问题》就已谈到（“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再产生它们”［8］(P194,P196-197)），而且西方众多经验研究也给予支持，英国城市规划学者卡麦伦在一本有关英国城市密集区的研究文献中说：“有关弱势群体的众多思考中的强烈空间偏见走过头了。就业数据表明，任何种类的工人在城市密集区的失业率并不比其他地区高。贫困数据也没有显示贫困在空间上高度集中。”［25］(P318-319)大量迹象表明，西方城市/空间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只能通过整体的社会革命才能根除，将历史唯物主义空间敏感性激进化的做法，恰恰把从空间问题发起的革命变成滞留于空间问题的革命，这正是为何我们不能在突出空间视角时逾越马克思在时间敏感性中设置的社会历史界限。

最后，从实际政治表现看，空间理论激进阵营的一个显著弱点是内讧，“争论压倒了共识，新观点逐步驱逐了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26］。这使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比要解决的问题更多。而将空间理论发挥至后现代主义的那些人，借助空间视角转换政治的程序和语法，把解放的集体事业变成个人或少数人时空体验的解放，知识分子替代工人阶级成为政治主语，这是苏贾和迈克尔·迪尔等秉持后现代空间立场者的通病，史密斯就指出：“‘后现代城市主义’很多时候逐渐变成作者自身身体的激进再中心化的载体。如果去中心化让我们知道作者是侧身于这一世界而不是超脱其上，并且鼓励我们去了解作者的世界，那么后现代主义的这一保守版本就刚好把公式给调转了过来：‘我们即世界。’”［27］(P59)这种政治在面临围绕资本利益而集结起来的大规模经济政治权力时，显然不堪一击，还是哈维说得好：“当一个以坚定而强大的基本信仰武装起来的政治组织对抗一群怀疑主义者，而后者唯一的基本信仰就是怀疑所有的基本信仰，那么预测赢家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28］(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