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广林 文 茜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一处远离普通生活居住区域的单纯性、高规格巨型祭祀建筑遗址群，位于努鲁尔虎山东麓大凌河中游北岸，地处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凌源、喀左三县交界的丘陵地带，分布面积广达50 平方公里，目前发现的礼仪性建筑遗迹主要包括分布于多道山梁顶部的1座“女神庙”和14 处积石冢遗址。其中，位于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的第一地点，处于中心位置，是整个遗址群中最重要的遗迹。1983年至200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分布于第二、第三、第五和第十六地点的4 处积石冢遗址进行了发掘，并对分布于第一地点的“女神庙”遗址、分布于第十、第十三、第十四地点的另外3处积石冢遗址进行了试掘①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页、第10页、第17页。。以下拟在全面分析整理相关文物考古材料基础上，试就“女神庙”遗址及其出土的人形造像性质问题进行讨论。

一、“女神庙”遗址及出土遗物分析

地处整个遗址中心位置的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在整个遗址群16个遗址点中，属于唯一一处木构建筑遗址，其余15处均为石构遗存。该遗址出土的大量体量偏大、腔体中空的人形造像，也为其他遗址点所不见。所以，这处遗迹及其出土遗物，均具有特殊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女神庙”遗址

“女神庙”遗址位于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N1）。在该地点范围内，先后清理发现了4 个建筑址①a.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b.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7-54页。。其中，第一建筑址（N1J1）位于遗址区南部，以在山梁冲沟内采集到人体陶塑残块而于1983年秋季被首次发现。随后，经过1983年—1985年先后三次试掘，基本查清了该建筑址的结构布局和室内堆积情况。据2012年出版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以下简称发掘报告），这座称作“女神庙”的第一建筑址为一座土木结构的半地穴式房屋建筑，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沿同一中轴线组合构成，二者间隔2.65米，总面积约75 平方米，建筑材料完全不用石料。

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编号N1J1B，南北总长18 米、东西最宽9 米，最窄2 米。可区分出中室（主室）、东室、西室、北室和南室。各室之间，均有通道相连。其中的南室面积最大，又可进一步区分为3个单元。西室已于20世纪60年代挖林区排水沟时被破坏。单室在南，为附属建筑，编号N1JA，穴口横长6米、最宽2.65米。室内堆积包含大量具有女性特征的人形塑像残块，因称“女神庙”。

室内堆积遗物除了大量人形泥质塑像残件，主要还有泥塑动物形造像残块、泥质彩绘建筑构件残块、特异形陶质祭器等。

泥塑动物形造像有兽形和禽形两种，各发现2 例。其中，兽形造像为耳部和爪部残块，均具熊的生物学特征（图一：1）；禽形造像为具有鹰的生物学特征的爪（图一：2）和翅的残块。

泥质建筑构件包括仿木建筑构件、彩绘墙壁面、乳丁式泥构件等。数量较多，规格不一。仿木建筑构件多为仿方木平带，其中有的为方木与圆木以直角相交的仿木榫卯结构，外表均抹光，起多层。有的层面布满状若蜂窝的圆洞。彩绘墙壁面为墙面或仿木建筑构件的表面绘彩残块背面多有禾草类植物印痕。其中出土于“女神庙”近底部的彩绘墙壁面N1J1A:20，壁面压平，其上绘有精美的赭红黄白多彩交错的三角纹几何图案（图一：3）。如此高规格建筑，绝非普通房屋所可比拟。

图一 “女神庙”室内出土遗物

特异形陶质祭器发现有火候较高、形制规整、施彩绚丽的特大型彩陶无底塔形器残片、造型玲珑，制作精工的熏炉器盖（图一：4）、泥质红陶圜底钵等。这种高等级异形陶质祭器，也为国内同期相类遗存所不见。

此外，在“女神庙”南侧10 米处，还发现一座深1.5 米、底部南北长2.8—2.9 米、东西残存宽2.4—2.6 米的袋状祭祀坑。坑底见有纯净的黄白色土层堆积，其上为厚0.75米的纯白色灰烬层，内含丰富的泥质陶器、彩陶器、石器以及动物烧骨等文化遗物。

第二建筑址（N1J2）位于“女神庙”北侧的梁顶之上，1986年清理发现，由三座呈“品”字形分布的山台组成，三座山台均残留有人工砌筑的石墙。在北部山台北侧边缘遗有大量红烧土堆积，这里也发现有人形泥塑的手、耳残件，同时还清理出泥塑仿木建筑构件残块，其规格、形制与“女神庙”有所区别，疑为另一座庙址。

第三建筑址（N1J3）位于第二建筑址东侧，1985年—1988年清理发现，大体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上部为大量筒形陶器残片堆积，下部为一座长方形竖穴基岩坑。近坑底处堆积包含陶器残片、红烧土块、兽骨、石器等，坑壁可见火烧痕迹①华玉冰：《牛河梁女神庙平台东坡筒形器群遗存发掘简报》，《文物》1994年第5期。。

2009年，在东山台北墙以北20 米处，西与西山台相对的位置清理出第四建筑址（N1J4）。该建筑址为一座呈中轴对称布局的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南北宽约5米，东西长约10米。发掘者据其所具有的按中轴线分布的特点，认为其性质不同于一般居住址，而是与庙台有关的建筑物。

（二）“女神庙”泥塑

牛河梁“女神庙”发现的人形造像分别出土于第一、第二建筑址，约分属8—9个人形个体。

1.N1J1泥塑

以“女神庙”著称的牛河梁第一地点第一建筑址内出土的人形造像均为草伴泥质地塑像的头、肩、臂、乳、手、腿等部位残块（图二：1，2，3）。其中，出土于北多室中室西侧的头部残块（N1J1B：1），规格与真人大小相当，头顶以上部分缺失，额顶有箍形冠饰，鬓角部位有竖行系带，眼嵌玉石为睛，口唇部位可见有表现牙齿的疑似蚌壳质地帖物痕迹，保存完好的右耳垂部位见有佩戴耳饰的穿孔。脸形宽扁，颧骨突出，眼角上斜，鼻宽口阔，耳部纤小，眉弓不显，面颊丰满，下颏尖圆，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女性特征。此外，出土的多件肩部、手部和乳房残块，表面都打磨光滑，颇显丰满圆润，均具女体特征。其中一件较为完整的右侧乳房残件，长13.5厘米、宽13厘米、峰高4厘米，被认为仿照少年女性个体塑造而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臂和手部残件上，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塑像原本贴附于墙壁之上，且肢体乃至躯体均作空腔的迹象。其中的一件上臂标本N1J1B：3，为左臂连接左肩头及左侧胸部残块，采用圆雕与浮雕结合手法塑造。臂为圆雕，有空腔，腔内遗有灰白色骨骼碎片。左胸残块内侧露有带斜行草禾的平齐残面，发掘报告编写者推断这种较为平齐的斜断面系与墙壁贴附相接的产物（图二：4）。另一件出土于北室与中室连接的左手残块标本N1J1B：2，手指握拢，作按压状，手下残断面也较为齐平，腕部扁圆而中空（图二：5）。

1983年，曾在打破“女神庙”的西侧自然冲沟中采集到与女神头像不属同一个体的人形塑像残件多件，发掘报告指出这批采集品的最初应位于北侧多室建筑的西室，由于西室的被破坏而遗落于近旁的冲沟之中。其中的标本N1J1采:3，为大腿根部残块，呈“盘腿状”，残长27.2厘米、宽26.8厘米、厚12.4厘米；标本N1J1采：4，“为横置的盘腿状”的小腿残块，残长34厘米、宽22.5厘米、最厚17厘米。

据发掘者统计，这里出土的人形造像残件，约分属6—7个人形个体。其体量规格，有相当于真人大小的3倍、2倍和原大三种。

2.N1J2泥塑

1986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牛河梁第一地点第二建筑址（N1J2）北部山台北侧所遗红烧土堆积处，采集到分属两个个体的泥塑人形造像的手臂、耳部残块各一件。其中的泥塑耳部残块（N1采：1）个体甚大，其体量约当真人的3倍。残长16厘米、宽9.6厘米、厚4.4厘米（图二：6）①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38-39页、图版三一：1。。从出土如此规格的人形造像角度分析，第二建筑址的等级规格，应该与第一建筑址大体相当。

图二 第一地点出土的人形造像残件

二、“女神庙”性质分析

自从1986年《辽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正式公布以来，学术界关于“女神庙”及其出土人形泥塑的性质，一直存有争议。

《发掘简报》把该建筑址明确定性为“女神庙”，认为这里埋藏的诸多人形造像“有的可能是象征当时社会的权势者，有的或许是受到崇敬的祖先”②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辽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发掘领队孙守道、郭大顺先生认为，“女神庙”玉睛头像的性质为神像，是神化了的祖先形象。女神像及出土的其他塑像应是与祖先崇拜有关的偶像。从祭祀场所的规模看，牛河梁的庙址已远远超出以家庭为单位、在生活住房内设祭的家庭祭祀，也远远超出了基本以氏族为单位、以设在村落内部的“大房子”为祭祀场所的氏族祭祀，而是远离住地专门营建独立的庙宇，并围有许多附属建筑物，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场所。这绝非氏族甚至一个部落所能拥有，而是一个更大的文化共同体崇拜共同祖先的圣地①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苏秉琦先生指出，牛河梁“积石冢”是建在特意选择的岗丘之上，用以埋葬那种特殊人物，同时又进行某种祭祀活动的场所，而“女神庙”则是5，000多年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或女祖像)，而不是后人想象创造的“神”，她既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②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以卜工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女神庙”的性质不是供人们朝拜的神庙，而是存放神像的库房。理由是北多室和南单室的建筑布局与有史以来中国的庙宇无一相似，且建筑空间狭小，造像众多，人兽混杂。如果将其视为祖神庙来理解，则无法解释一座庙之中同时供奉着多尊神像和同出的猪龙、禽类问题。而这批人形造像，应属于自然崇拜性质，是自然崇拜高级发展阶段被人格化了的大地母神③a.卜工：《牛河梁祭祀遗址及其相关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2期；b.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97-98页。。

黄盛璋先生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具有古代宗庙性质，可以视为宗庙的萌芽。“宗”的原意表示庙，为祭祀祖先、鬼神、上帝之所。宗庙祭祀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文明，宗庙的出现应是文明的标志④黄盛璋：《宗（庙）、示、主、祏、宔、祖（且）的来源与中国文明形成的关系略说》，《夏商文明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5-22页。。

翟超认为，牛河梁第一地点第一建筑址在目前发现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存中具有唯一性，屋内陈列的成群神像，颇有周礼中合祭祖先的祫祭意味，具有开后世宗庙祭祖先河的意义⑤翟超：《红山文化祭祀遗存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笔者赞同牛河梁“坛、庙、冢”是我国古代早期崇祖中心的观点，认为“女神庙”的性质属于祖庙，诸多女性造像所代表的是那些生前为族群的生存与发展建树丰功伟绩、死后被祀为族群保护神的英雄人物，其基本神格为祖神。同时就牛河梁“女神庙”的出现代表了中国传统宗庙崇祖的起源、最早的祖神何以为女性形象等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意见⑥田广林：《红山文化“坛、庙、冢”与中国古代宗庙、陵寝的起源》，《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但限于篇幅，未能就“女神庙”的性质问题展开分析，这里有必要再作进一步讨论。

首先，有迹象表明，“女神庙”内的人形残像堆积，其中有的属于贴塑在室内墙壁之上的高浮雕造像，而不是独立存在的圆雕。据发掘领队孙守道、郭大顺报道，“女神庙”发现的玉睛头像并非单独的头部塑像，也非半身像，从伴出的其他残存塑件判断，这是属于一尊全身人形造像的头部。该像出土时，颜面呈鲜红色，眼眶、面颊尤显，唇部涂朱。头的后半部分断缺，但较平齐。据《发掘报告》图版一一所附N1J1出土泥塑头像背面照片观察，该塑件背面形成的断面不仅呈现垂直平齐状，而且在中部区域呈现出较大面积的抹平内凹状态（图三：1）。对于表现在这尊相当于真人大小的整身造像之上这种不寻常现象的合理解释，只能是贴附墙壁所致，即“附贴在墙壁或其他构件上的断裂面”①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即最早出现在中国东北辽西一带的神庙内塑像，均为泥塑，其体态姿势为盘腿坐姿。5，000年前红山文化奠定的这种神庙造像采用泥塑、体态姿势采用盘腿坐姿的传统，直到现在，仍在传承。至此，我们可以明确一点认识：既然该建筑址室内的塑像有的是贴附于墙壁之上的固定造像，那么也就排除了这座建筑的性质属于供存储神像之用的库房的可能，因为固定在墙壁之上的造像是无法随时移进或移出的。

其次，从建筑本身角度观察，尽管“女神庙”依然保留着红山文化时期普通居住址的半地穴式房屋建筑特点，但其所特有的两组建筑呈同一中轴线分布的总体布局结构、北多室内多室互通相连的复杂规划设计、木骨泥墙施加的颇具“豪华”意味的仿木结构贴面、各种复杂的蜂窝状和乳丁状墙面、色彩绚丽、图案多变的彩绘壁面，从多维角度、多重层面上暗示出这座建筑所具有的显贵气质与神圣色彩。不仅在红山文化遗存中具有唯一性，也为国内同期相类遗存所仅见。

其三，室内出土的质地细腻、施彩绚丽、火候极高的特大型无底塔形器，堪称红山文化同类器之最。这种专门用于最高档次神事活动的异形陶器与胎体偏薄、遍施镂孔的陶质薰炉，当时都应属于供奉在室内的陈设圣物。而设在北距“女神庙”仅有10 米之遥的祭祀坑N1H1，其所祭祀的对象无疑与“女神庙”有关。此系“女神庙”确为庙址的又一例证。

其四，如前文所及，这座建筑内发现的人形造像，质地均为泥塑，其规格，体量小者与真人体量大小相当，大者有的相当于真人3倍，有的相当于真人2倍。即使不考虑固定造像这重因素，在相对狭小有限的建筑空间里，经常移进移出这种强度较低、体量庞大的神像，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牛河梁第一地点第一建筑址的性质属于神庙，无可置疑。

图三 各地发现的红山文化人形造像遗存

三、“女神庙”造像神格分析

“女神庙”所具有的“神”性既然明确，接下来所要讨论的问题便是其内诸多神像的具体神格属性问题了。在笔者看来，牛河梁“女神庙”内的人形神像所代表的是脱源于祖神崇拜的早期国家保护神。为了证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从这批造像的体态姿势说起。

如前文所及，1983年，曾在打破“女神庙”的西侧自然冲沟中，采集到原来安放于北多室西室的人形塑像残块多件，其中包括两件腿部残块，一为呈“盘腿状”的大腿根部残块（N1J1 采:3），另“为横置的盘腿状”小腿残块（N1J1采：4）。这就是说，这两件泥塑残件所代表的安放在西室的塑像，乃是一种屈腿盘坐的坐姿造像。

最早发现这一现象的是发掘者孙守道和郭大顺先生，他们在《发掘简报》公布的同时就曾敏锐地指出，这种人形泥塑的体态姿势，“从大腿和小腿部分的弯曲形状分析，可以肯定为坐式，且以双腿盘坐为主要姿态”。不止这两尊造像，迹象表明，屈腿盘坐之于“女神庙”内堆积的大量人形造像，乃是一种普遍的体态姿势。据孙守道、郭大顺先生报道，除了北侧西室这两尊盘坐泥塑，“另在发掘南单室时，也发现大型人像盘坐的迹象，其旁并有特塑的方形土台残块”。此外，在“女神庙”主室北侧还与女神头像同时出土有2件人体手部泥塑残块。其中一件与女神头像一样，塑造精细，比例也相当于真人大小。这两件手部塑件残块的共同特征是“下部都有一平面塑块作依托，手都作按附状，这种动作形态往往与人像的坐式姿态相一致，而不是立式姿态所应有的”①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可以认为，体量偏大、内腔中空、屈腿盘坐的体态姿势，是牛河梁“女神庙”出土人形造像的基本造型特点。

除了牛河梁，红山文化体量较大、内腔中空的盘坐神像还见于东山嘴、兴隆沟遗址的出土品。东山嘴坐像发现于1982年，出土于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晚期祭坛遗址南部的圆形神坛附近，为同一尊腔体中空、屈腿盘坐神像的上身和下身残块（图三：2）。其中，上身残块为手臂和胸腹部分，双手交叉于腹部的中间，右手握住左手腕部。下身残块的右腿搭在左腿之上，呈盘腿正坐姿式，左膝部有一圆形孔洞通入腔内，底部平齐，满饰席纹②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兴隆沟坐像发现于2012年夏季，出土于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红山文化晚期环壕聚落一座房址居住面中央的灶侧，为一尊保存相当完整的整身陶质人形盘坐造像，通高55 厘米③汪永基：《内蒙古红山文化考古获重大成果出土罕见陶人》，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12年7月4日，来源：新华社。。这是迄今为止，在红山文化遗存中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有明确出土地点和准确层位关系的一件屈腿盘坐造像（图三：3）。此像头戴箍形有梁头冠，睁眼张口，上身挺直，屈腿盘坐，体态端正。与东山嘴盘坐像一样，兴隆沟坐像也为腔体中空、右腿交盘于左腿之上的坐姿造像，在膝部和脐下位置，留有贯通腔体内部的孔洞，右手同样搭握于左手腕部。

上述出土腔体中空坐姿造像的三个地点，牛河梁“女神庙”和东山嘴祭坛皆为红山文化晚期远离普通居住址的单纯性高规格祭祀中心遗址，这两处祭祀遗址出土的人形造像，其性质无疑属于神像，这一点已属学术界的共识。与牛河梁和东山嘴遗址的性质不同，出土整身坐姿陶像的兴隆沟遗址为一处红山文化晚期规格较高的环壕聚落遗址，因此在认识出土于该遗址所属房址坐像的性质问题上，也就有了较大的想象空间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巫者说、王者说、祝者说和神者说四种意见。

如果我们把兴隆沟出土的整身盘坐塑像作为基本对照系，将之与牛河梁、东山嘴发现的同类残像进行一次综合比对，便会发现其中具有十分惊人的高度一致性：其一，与牛河梁头像对比，可见二者均有箍形头冠，所不同者，兴隆沟陶像的冠帽顶部，多了一道贯通脑后的冠梁；其二，与手部和腿部保存较全的东山嘴陶像比对，二者的双臂均抱拢于胸腹之前，右手握在左手之上，并且都是右腿盘屈于左腿之上；其三，这三个地点出土的人形造像，均具四肢与躯体为中空腔体的特点。一个基本的生活常识是，塑造这种腔体中空的造像，其工艺难度要远远大于体内充实的塑像。可以肯定，反映在分别出土于三个地点的人形造像上的这种高度一致性绝非偶然，应是出于某种既定意识形态支配而产生的具有程式化意味的统一造型模式。而这种盘腿危坐，双手按固定程式交握的身姿造型，也绝非世俗大众日常生活片断的定格。种种迹象表明，兴隆沟陶质人形坐像的性质与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一样，都属于神像，而非其他。

那么，分别出土于上述三种不同性质、不同规格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的同一类人形坐姿神像的神格是否也有区别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样的看法，可以在传统的古典礼书记载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分明、分层管理的社会。西周时期，大夫有家、诸侯有国，王有天下，等级明确，制度森严。这种世俗通行的等级秩序，也被推而广之，扩大到神事领域，当时的祭祀，也有着分层祭祀的严格等级规范。

关于上古时代的分层祭祀，《礼记·郊特牲》：“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示本也。”这里所说的“主”，是指神主。所谓“家主”，即家中保护神，而“国主”，则为国中保护神。

关于“社”，唐朝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的解释是：“社所以神地之道者，言立社之祭，是神明于地之道也。”说得明白一点，所谓社，即古代诸侯在国中祭祀神明的场所。关于“中霤”，《释名》卷三《释宫室》的解释是：“中央曰中霤。”又曰：“霤，流也。水从屋上流下也。”可知中霤的本义是指开设在屋顶正中的天窗，后来引申为与天窗相对应的居室中央部位。

目前在辽西一带发现的红山系列文化的房屋，均为半地穴式方形居室，而兼有炊事、取暖和照明功能的灶，一般都建在居室的中央。就目前所知，与红山文化有着渊源关系的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房屋，都有于屋顶开设天窗的迹象，这应是“中霤”产生的原始出处之一。

《礼记·郊特牲》所谓“家主中霤”，是指于“家中”屋内中霤之下设祀祭祀家族保护神（地方性神灵）；所谓“国主社”，是指于国中立社筑坛以礼祭国家保护神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古时代的“家”，与战国秦汉以后“编户齐民”意义上的个体小家庭不同，应该理解为“族”，即宗族或家族。古者聚族而居，一般说来，同一血缘系统的宗族或家族成员，聚族而居所形成的人文景观乃是一个个散处各地、大小不等的聚落。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为一处红山文化晚期的环壕聚落，从远古居民普遍聚族而居的风俗习惯分析，共处于环壕聚落内的人群应属同一血缘社群共同体，这种社群共同体，其实就是一个合族同处的“家”的概念。而兴隆沟陶塑坐像的出土位置是在居室中央的灶侧，这个位置正是《礼记·郊特牲》所载供奉家主的“中霤”。所以，兴隆沟陶像的神格应为“家主”，即地方基层社会的保护神。

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所走过的是一条“化家为国”的路线，两个以上的“家”的社群组合，就是早期的“国”。因此，最早出现的国家都是“小国寡民”，所谓黄帝之时，天下有“万国”、尧舜之时，天下有“万邦”，讲得就是这种情形。东山嘴和牛河梁这两处遗址都属于建在远离居住址的高地之上的单纯性祭祀遗址。出土于这两个地点的神像，所代表的都应是高于一般地方保护神（家主）的国主，即国家保护神。

在中国传统礼制中，奉祀的神灵特指天神和人鬼。天神包括地神、日月星辰和风雨雷电等各种自然神祇，人鬼则为祖神。关于古代设祀奉神的社会机制，《国语·鲁语上》载春秋时期鲁国名士展禽语曰：“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殛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非是不在祀典。”这就是说，所有受到祭祀的祖神和社稷山川之神，“皆（为）有功烈于民者”。其中，祖神的原型来源于那些“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的英雄人物，他们生前是人，死后以“人鬼”入祀，职能是庇祐所在土地与族人。即此观之，供奉在兴隆沟房址中霤之下的坐姿神像，就是来源于那些生前为本族、本社群的生存与发展有着杰出功烈的英雄人物，死后被奉为族人的保护之神，因此被置于采光、取暖、取食、坐卧最为优越便利的“家中”的中霤，成为全族尊奉、守护一方的祖神和地方保护神。而东山嘴、牛河梁的同类发现，则应是来源于那些影响更大、功绩至伟的超级英烈人物，因为他们的职责不限于某一聚落或某处社区，因此被奉祀在能够辐射到远近四方的国中高地之上的社坛，其神格是直接来源于祖神的国家保护神。又由于建在山中高地的社坛去天最近，这种奉在高地神坛上的神灵，往往又兼有天神的神格属性。

要之，兴隆沟坐姿神像代表的是家族或宗族保护神，其性质是局域性的“家主”，其神格主要是祖神；而牛河梁“女神庙”和东山嘴坐姿神像代表的则是邦国保护神，其性质是全域性的“国主”，其神格是祖神和天神的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