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哈特穆特·罗萨 胡 珊 译

内容提要 批判理论的首要任务应是系统性地分析社会的结构状态和文化状态。在结构方面，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应被定义为一种通过动态稳定的模式，亦即通过成长、加速和创新来进行再生产的社会形态。在文化方面，这种社会形态则是由(世界)范围的扩增计划所推动的，亦即试图让世界变得更能被调遣、被支配、被触及。在结构方面，这种社会形态导致了去同步化的病症；在文化方面，导致了异化形式。因此，现今的人们需要实现思维范式的根本转变。第一，在结构方面，必须要以适应性的稳定取代动态稳定；第二，在文化方面，必须要以基于共鸣概念的美好生活构想取代范围扩增计划。

前 言

我认为批判理论的目的之一，就是从整体上确立社会形态，或者说从整体上确立现代社会的主要形态。而社会形态是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结构特质与制度特质，另一方面是文化面向的价值态度和自我认识。这随即发展出两个分析角度：一是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进行描述与分析，二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来进行描述与分析(这种角度允许也需要一种诠释学的理解能力)。如果没有(从文化方面)来理解现代社会形态所造成的动机能量、渴望、害怕、应许和威胁，那么也就无法了解社会的改变动力和变动能量。如果没有(从结构方面)理解制度性的实在，那么也同样无法理解那种害怕和渴望的形式。唯有同时检视两者，才能确立社会形态的整体特质。而这种特质也同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关系，或者说是世界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

所以我认为批判理论的首要任务是系统性地分析社会的结构状态和文化状态。然后，以此分析为基础，对可观察到的社会的错误发展方向与社会的病状进行指认与批判。最后，则是从分析与诊断出发，找出“在世界当中”克服这种错误发展的可能性或出发点①。上述这三个步骤，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分析、诊断与治疗。

本文意图分析以下几点核心内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必然造成的危机与病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范式方面加以转变或彻底改变的可能方式。这些分析背后的假设是，如果我们要了解社会的构造和动力，那么我们必须同时检视社会的结构特质(亦即“客观的”特质)和文化特质(或曰“主观的”特质)。这两种特质为社会生活的进程与发展提供了(动机方面的)能量。我认为，这两种特质具有韦伯(Max Weber)所谓的“选择亲和性”，且二者总是相互关联的。换言之，我不认为结构的形成先于文化的形成或结构优先决定了文化，亦非相反。

若以更直观、更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表述，我的论点概要如下：(1a)在结构方面，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现代性定义为，唯有在动态稳定的模式当中才能进行自我再生产的社会形态；(1b)在文化方面，社会形态是由(世界的)范围扩增所驱动的，亦即试图让这个世界更能被调遣、被支配、被触及。(2a)在结构方面，这种社会形态会造成去同步化的病症；(2b)在文化方面，这种社会形态会导致异化。因此，人们需要的是一种范式上的根本改变。(3a)在结构方面，要以适应性的稳定模式取代动态稳定；(3b)在文化方面，以美好生活的共鸣概念取代世界的范围扩增。

动态稳定与范围扩增

(一)现代社会的提升逻辑

我认为，“动态稳定”是现代社会或现代制度的主要特质②。进言之，现代社会或制度只能以提升的形式来维持自身的结构。这种提升的形式通常是(经济的)增长、(科技的)加速以及(文化的)创新。因此，现代社会可以定义为：唯有当一个社会需要通过动态才能实现稳定，也就是说唯有当一个社会需要系统性地依赖着增长、创新以及加速，才能确保自身结构的再生产、维持社会经济与制度现状时，这样的社会才是现代社会。

乍看之下，这个定义似乎会招致异议：我们声称要通过创新、加速和增长，说白了就是要通过改变，社会现状才能持存下去，是什么意思？改变的是什么，持存的又是什么？什么是动态，什么是稳定？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探讨加速的著作当中全面讨论过了③。当我谈到社会现状结构的再生产与持存时，我指的是：第一，基本制度秩序的稳定，特别是以竞争为导向的市场经济、科学系统、教育系统、福利系统、医疗系统以及一般的政治法律体系等秩序的稳定；第二，社会结构的秩序及社会经济的分层，亦即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阶级分层”；第三，社会现状是由“积累”和“分配”这两个运作逻辑所界定的，也就是说，资本积累的提升逻辑、增长、加速、活化、创新这些事情本身是稳定不变的。当然，政治、经济、教育等制度的形式或构成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是这些制度自身的系统要求以及内在的提升强制力、增长强制力、升级强制力本身是保持不变的。

不过，这种说法会直接导向另一个需要我们严肃讨论的问题：现代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吗？当我提到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时，我仅意指“资本主义”吗？

我的回答是，虽然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动力，但动态稳定的逻辑远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18世纪(甚至可能更早)开始，社会的稳定方式就从适应性的转变为动态性的了，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核心领域中都存在这种深层的转变。这种转变在经济领域最为明显，马克思和韦伯对此已有深刻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几乎所有经济行动的基础，都是获利，而这就是人们对于利润提升的一种期待。马克思用一个简短的公式表达了这种关系：金钱—商品—更多的金钱(Geld-Ware-Geld’,GWG’)。更多的金钱就是利润，而利润主要是通过(产品或生产过程的)创新及加速来实现的。这个公式表明，创新、加速和增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竞争逻辑乃至金钱信贷的本质。如果没有持续的增长，没有加速和创新，至少在晚期现代的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市场当中，资本主义经济将无法维持其制度结构，从而导致失业率增加、工厂倒闭、国家财政支出增加、税收下降等问题，继而会出现财政赤字、国家政治系统面临正当性危机。南欧(尤其是希腊)现下的危机便是例证。而且，不仅经济系统依赖着动态稳定模式的提升逻辑，福利国家乃至整个民主政治系统也是如此。正如卢曼(Niklas Luhmann)指出的那样，民主政治系统的一切都是以动态稳定逻辑作为基础：不只是相对来说处于静止状态的君主制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的特征是，在君王有生之年的统治期间和王位继承规则的约束下，国家秩序都是稳定不变的)必须让位给民主系统，且每四到五年进行选举，以达到动态稳定；而且更为夸张的是，就连选举本身的基础也是政治集团对于提升的承诺。也就是说，只有当政治集团向它们的选民承诺将会有更高的收入、更多的就业机会或更多大学、更好看的财务报表、更多的病床等时，他们才能赢得选举。④

虽然一个国家可能发生几年乃至几十年的经济衰退，但就全球范围来看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太久。一个国家的生产总值(GDP)即使停滞多年，加速和创新也还是会继续下去。一般来说，经济停滞、衰退或萧条，通常会造成市场竞食效应、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社会团结削弱乃至制度现状破坏。因此，我们可观察到的长期的经济衰退，恰好支持了(而不是否定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现代社会只有通过稳定的增长才能保持稳定的结构状态。

此外，虽然现代科学和知识完全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增长逻辑无关，但它也展现出一种从适应稳定模式到动态稳定模式的转变。这个转变改变了科学和知识的制度秩序。在非现代的社会形态中，知识通常被视为一种社会财富或宝藏，它需要被仔细谨慎地保存下来，并代代相传。相比之下，在现代社会中，Wissen(德语，知识)开始转化为Wissenschaft(德语，科学)了。在德语中，-schaft这个表示性质集聚的词缀，精彩地呈现出，在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不再是保存、珍藏与传递知识，而是不断系统性地扩展知识的边界，增加已有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超越未知的领域。科学意味着要探索比以往更宽广的宇宙，更深入洞察物质的微观结构和层面，更接近生命的运作方式等。获得知识的神圣领域从经院转移到了实验室。在实验室当中，通过知识的增长、提升和超越，科学以一种动态的方式来进行再生产。正如“金钱—商品—更多金钱”的驱动力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样，类似的“知识—研究—更多知识”(Wissen-Forschung-vermehrtes Wissen, W-F-W’)这一过程，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

在《以学术为志业》一文中，韦伯已对这一点进行了强有力的阐释⑤：“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科学领域中的新成就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内就会过时。这是科学事业必须面对的命运；或者说，这正是科学研究的意义所在，因而需要我们全身心的投入……每一次学术工作的‘完满’，便意味着新‘问题’的提出；科学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任何有志献身于科学工作的人，都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我再重复一遍，科学工作……总有一天将会被别人超越，因为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命运和目标。当我们工作时，肯定不会不希望其他人比我们做得更好。原则上，这个进步会周而复始地继续下去。”⑥

最终，艺术领域的工作方法也具有类似的增长与超越逻辑，即：艺术历经了数千年的模仿阶段，在这一阶段，艺术创作的目标是模仿自然、传统风格或古文化的精髓。随后，文学、诗歌、绘画、舞蹈、音乐等领域的创作方法与目的都发生了转变，这使得人们有责任去追求创造与革新。与韦伯观点相反的是，我认为，艺术领域与科学领域一样，同样面临超越前人已有成就的挑战⑦。

如此一来，动态稳定的逻辑已经完全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形成一个加速循环，这个循环让动态稳定变成了一个自我驱动的过程⑧。这个加速推动循环，通过生产力和产能的不断提升，既维持了社会经济现状，也保持了市场经济体系、福利国家、科学、艺术、教育系统的制度结构。无需多言，社会由此所取得的稳定性如此强大，足以让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超过250年，但与此同时，社会的脆弱性也会增多。同样，在任何时候，稳定可能会因其外部效应而被削弱，如生态成本的提高、社会整合的失败(尽管这也会呈现出一种增长和加速，但却是失业率、社会压力的增长和加速⑨)或是因不同步而产生的问题(详见下文)。在这一点上，动态稳定便类似于骑一辆自行车：自行车轮子转动的速度越快，它向前行进的速度就越快；但是，自行车前进的速度越快，它面临严重事故的风险便越高。

(二)文化相关性：通过范围扩增而来的美好生活

如果我们接受动态稳定中隐含的提升逻辑，是现代社会形式的基本需求或结构必要性，那便产生了一个核心问题，即：社会由此产生的对增长和速度的需要，与主体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和期待，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显而易见，无论是假设个人仅仅是这些需要的受害者，还是假设个人只是这些需要的被动接受者，都没有说服力。

当然，人类最终必须通过不断的自我优化来实现增长、加速和创新，并通过经济、文化、社会和身体资本的无止境的积累来玩这个增长游戏。但是，为了充分把握将社会的结构需求转化为个人期望的相应过程，我们首先要了解现代文化情境的一些特殊性。

于此，麦金泰尔所说的“美好事物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the good)⑩，是特别重要的概念。现代社会在其结构与制度朝向动态稳定发展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人们无法就美好生活的定义达成一种普遍有效的共识。正如罗尔斯所说，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理性地对各种矛盾的“无所不包的美好事物概念”进行仲裁。因此，伦理多元论已成为现代社会基本的文化条件，而美好生活已成为所有事情中最私密的个人事务。事实上，由于动态稳定，人们生活的背景条件正在迅速改变，你永远不知道，将来你会想要什么，需要什么。这个世界会变化，你自己对未来的期望也会有所变化。因此，“我应该为什么样的生活而奋斗”这一问题的答案已经变得难以捉摸，充满了不确定性。

然而，我们并不是不能给出任何伦理建议。虽然现代社会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来回答美好生活是什么或包含了什么，但它能清楚地回答过上好生活的先决条件是什么，为了拥抱美好生活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抓住一切能帮助你实现梦想的资源(无论那是什么)！这已成为现代性最合理的动机了。

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以最直接的方式描述了这种困境。他不期待人们对于关于美好事物的各种理论会达成共识；但是，不管人们如何界定“美好事物”，“基本的美好事物”对人们而言总是多多益善的。这些“基本的美好事物”首先是指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经济财富、文化能力和知识、社会网络、社会地位、社会认可和健康等。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持续不断的提升逻辑和对增长、速度、改善的追求，深深地嵌入在现代主体的惯习(habitus)结构中。事实上，这种逻辑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我们对扩展自身资源与可能性的欲望，二是对竞争失败的恐惧，亦即人们害怕自身的资源基础遭到侵蚀，会失去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也许，最终，在一个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增长逻辑更多的是由恐惧所驱动，其次才是贪婪或承诺。但尽管如此，难以抗拒的欲望，亦即提升逻辑在文化方面的吸引力，不能仅从资源方面来解释。因为毋庸置疑，(经济)增长、(科技)加速和(社会文化)创新，这三者都与我们对自由和幸福的想象息息相关。

为什么“拥有更多和移动得更快”对于大部分的现代主体来说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我认为这是因为动态稳定的提升逻辑，被认为可以扩展个体与集体的影响范围。这就导致了我所谓的(世界)范围的扩增：现代社会的在世存有(In-der-Welt-sein)与行动，都是为了让世界无论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越来越能被我们所支配、掌握和企及。科学就是如此承诺的，而且科学实践也表明：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越多，世界就越来越变得可被计算和支配。这也是经济财富的意义。我们(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越富有，就越可能从世界中获取和实现更多的便利。事实上，科技的吸引力显然就在于范围的扩增。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推动了范围扩增，也展现了大城市对于现代社会主体的吸引力。在几乎所有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想生活在大城市而不是小村庄，因为城市让人们体验到多姿多彩的文化、运动、娱乐、爱、工作以及照料等，城市仿佛为人们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通过金钱、教育、科技那令人着迷的魔力，世界变成了一个人们可以支配和企及的地方。

以此而言，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结构方面，现代社会在面对世界时，因为提升逻辑、控制逻辑和增长逻辑，建立并培养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基本态度。

结构病状与文化病状：去同步化与异化

(一)去同步化(De-Synchronisation)

上述情况会产生什么问题吗？现代社会持续且泛滥的动态化所带来的基本问题是，加速的系统或行动者会对较慢的系统或行动者施加压力，并在双方的相交点产生不同步和摩擦的风险。当两个系统之间存在时间差异或“适应”关系时，如果其中一个增加速度较快、另一个却太慢，发展较慢的那一方就会变成“刹车”或障碍，损害二者的同步性。这有助于解释社会分层是如何被强化的。事实上，那些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充足的人们，在加速竞赛中成功地利用这些资本作为资源：他们的子女在诞生之前，父母就已为他们积累了丰厚的资本；而缺乏资源的人则“落后”了，从而导致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去同步化也是21世纪晚期现代社会四大危机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简单地遵循“系统理论”的方法，可以将“社会系统”设想为位于整体生态系统和个人身心系统之间。社会加速给各个系统带来了不同步的压力。此外，即使在社会内部，一些过程或子系统比其他的过程或子系统要更容易加速，如经济交易、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等的加速进程更快，而民主政治和社会再生产/照料的加速进程则更慢一些。因此，特别是民主和照料(也许还包括教育)的“不同步”危险正在增加。最后，即使在不同的社会子系统之间，不同步的问题也会在此再次出现。因此，虽然金融市场可以加速到几近光速，并可以改变交易和盈利的方式，但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实体经济”进程要慢得多。所以，即使在经济领域，也潜伏着有害的不同步。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些过程。

1.宏观层面：生态危机

可能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我认为，“生态危机”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可以被重新诠释为一种不同步的问题。一方面，砍伐树木和捕鱼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在雨林中砍伐树木和在海洋中捕捉鱼群的频率过高，以至于他们自然繁殖的速度完全跟不上。与此类似的是，我们认为的环境“污染”，只有在我们生产和排放物质的速度远高于自然的自我净化速度时，才成为一个问题。最后，即使是“全球变暖”的问题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物理和物质的不同步：由物理能量消耗驱动的物质动态化过程造成地球大气的“不同步”，从而导致大气变暖。

这显然对我们的文化困境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人们已逐渐发现，我们并不是从地球上获取什么或是对地球资源进行配置，而更多地是在破坏和危害地球。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在增长和加速的过程中，我们使资源枯竭、自然环境遭到污染和破坏。矛盾的是，在晚期现代社会中，一方面，“自然”的意思等同于不可接近、不可获取、不可企及的“他者”，但另一方面，自然又意味着某个我们正在摧毁的存在，人们对自然的破坏造成了海啸和台风、雪崩和干旱、细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等灾害的爆发。自然界不再是可接近、可获取、可企及的，许多动物和植物开始濒临灭绝或正遭遇危机。现代主体与他们赖以呼吸和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显然不符合人们以追求视野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为目标的在世存有方式。

2.社会内部的去同步化：民主危机和照料危机

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不仅对自然环境来说太快了，而且也给社会本身较慢的领域带来了问题。目前，西方民主的弱点基本上在于，政治意愿形成、决策制定和民主进程的实施在本质上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事实上，社会越具有多元化和后传统主义的特征，社会网络、社会的交易链、行动和决策环境便越复杂，民主进程就会显得越慢。因此，文化、经济生活和技术变革的速度在加快，但民主的步伐反倒在变慢。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政治系统与政治系统试图控制和操纵的社会系统之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不同步情况。民主不再像是社会变革的领导者，反而像是“灭火器”，或者更不如说像是在“胡乱应付”。民主只能被动地对社会其他领域的压力做出反应，而不是在塑造一个我们共享的世界。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就是因为政治决策的步调晚于市场，而又快于立法机关及话语权。议会似乎已经被降格成只能当事后诸葛亮(如果他们没有完全被政府的行政命令所左右)，这会加重选民的沮丧感或异化感，导致选民(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倾向于选择仇外或民粹主义政党甚至完全放弃投票。因此，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不同步导致了公民对政治自我效能失去信心的状况；对他们而言，政治机构不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期望。

同样的，与民主和自然环境一样，照料过程在本质上也是耗时的，它们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或“动态化”。教育孩子和照顾病人或老人都需要时间。因此，照料也会产生去同步化。

3.社会内部的去同步化：金融危机

去同步化的问题还不仅止于此。除了在自然和社会技术发展过程之间，以及不同行动领域之间的加速会产生问题，时间病状也可能会在单一行动领域之内产生。即使经过二百年的科技加速，生产汽车或房屋仍然是一个耗时的过程。此外，不仅仅是生产耗时，消费这些商品也要耗费时间。与其价格相比，真正的“消费”要花很长时间，比如阅读一本书。然而，全球竞争性市场的增长需求和速度需求是永远不会被满足的。因此，也难怪金融经济会通过买卖“金融商品”的方式和手段，来提升资本流动速度、超越物质速度的限制而创造获利的机会。通过这种“虚拟化”的生产和消费，交易可以加速到接近光速的程度。事实上，在许多方面，金融交易的速度已经变得太快。人们只能通过计算机及其计算方法，让它们在微秒内利用市场波动来获取盈余。唉，这必然导致金融市场与“实体”或物质经济之间严重地去同步化，直到两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以此而言，经济“泡沫”其实就是时间泡沫，它一旦破了就会造成巨大的、难以解决的后果。所以，再同步化(Re-Synchronisation)似乎是必须的，经济学家也这么认为；但再同步化的代价很高。金融业与“物质工业”的平衡，也是市场与政府或政治之间的平衡。但要实现这种再同步化，很可能只能以(金融)经济显著放缓作为代价。

4.微观层面：全球倦怠症危机

如果动态稳定模式使得物质、社会、文化的再生产永无止境似地加速，那么人类的心灵(和身体)的结构以及个体特质，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问题在于，动态化的程度到何种情况下，个体会承受不住、导致所谓的“崩溃”？很明显，这件事证明了去同步化是一种病状。事实上，大多数形式的“人类增强”都与人体和心灵的速度能力的提高有关。超人类主义者便幻想，可以通过协调科技速度与社会行动者的速度，来“治愈”那些被超人类主义者视为“残疾人”的人。

如今，去同步化的病状，正以倦怠症和抑郁症的形式向人们敲响警钟。事实上，现在连世界卫生组织也意识到，除了饮食、睡眠障碍以及慢性焦虑症等因为压力而带来的病状反应之外，抑郁症和倦怠症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健康问题。倦怠症和抑郁症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缺乏动力。对于陷入倦怠症或抑郁症的人来说，时间是停滞的，世界和/或自我似乎被“冻结”了，他们缺少生活的动机和意义。因此，像艾伦伯格(Alain Ehrenberg)这样的研究者认为，抑郁症是心理和现代生活所要求的速度之间因为不同步的压力所导致的病状。

(二)异化

因此，当我们阅读现代文化史时，会发现一个与范围扩增所产生的矛盾有细微差异、但也有关联的现象。自18世纪以来，当社会转变为动态稳定模式时，我们似乎越是掌握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便越不受我们控制。这个经验事实及其造成的恐惧一直困扰着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在获取世界的同时也失去了世界。在社会理论、哲学、文化理论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例如，卢梭认为，我们在通过进步来获得好处时，其实失去了我们在世存有的质量。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人类从自爱(amour-de-soi)变成了自负(amour propre)。马克思则将之定义为劳动、劳动产品、自然、人类伙伴及最终是人类自身这五方面产生了异化的过程，并将这一观点作为他哲学的出发点。这一观点后来影响了阿多诺、弗洛姆、马尔库塞、乔治·卢卡奇及最近的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与菈黑尔·耶基(Rahel Jaeggi)关于异化和物化的诊断。所有这些概念都在告诉我们，在我们试图控制世界及将世界加以商品化的同时，我们也编织出了一个肤浅沉默、又聋又哑的世界。异化已经成为一个描述世界变得冷漠、灰暗、艰难和无反应的关键词，也让主体感觉到内心麻木、空虚，变得沉默、冷淡。我们找到一种严重脱离世界的感觉，感到世界正慢慢地远离我们。在社会哲学的其他思想传统中，也是如此。我们在涂尔干的失序观念中就可以看到。齐美尔也提到，现代人对周遭事物和事件的麻痹(blasé)态度，对人类伙伴的“潜在”厌恶，都是现代惯习的特质，而这就是一种脱离世界的感觉。又或是韦伯提出的“祛魅”概念与理性化过程(亦即一种让世界变得可计算且可控制的过程)是一体两面的。最后，对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来说，无论人类在经济和技术上如何有所成就，如果他们失去了共同的、创造性的政治行动的能力，他们就将失去世界。

如果我提出的“脱离世界与让世界变得可接近、可获取、可企及是一体两面的”这一诊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便不难理解，在范围扩增最成功、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倦怠症”也会成为主要的、最具标志性的文化恐惧。它象征着一种变得冷漠、灰暗、死亡与失聪的世界体验，同时，身处其中的主体的内心也会感到空虚和枯竭。简言之，它象征着“异化”，象征着人类与生命、地球或世界的关系被视为一种冷漠或排斥关系的作用方式。

一种不同的未来：适应的稳定和共鸣

到目前为止我所指出的是，基于增加和加速的升级逻辑之上的现代社会形态，早晚都会因为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的消耗殆尽而走向终结。它会被“(人类的)智能设计”或毁灭性的灾难所取代。探讨这种现代社会形态的可能出路，正是德国科学基金会委托耶拿大学的重大科学项目“后增长社会”(以下简称耶拿计划)所要研究的内容。我所负责的部分，是去探索(从马克思、马尔库塞和阿多诺的视角来看)一种不同的社会文化模式可以是什么样的。

(一)改革一：朝向适应性的稳定

科学家是否可以不拘泥于对既存的社会文化结构进行分析，而去思考另一种尚未存在的可能性，这想必会引起争议。这就是要去建构一种“复杂的、与事实相反的世外桃源”。要达到这个境界，就必须对社会转型需要克服的动态稳定模式加以指认和考察。我认为，让当代社会学渐渐接受这一社会责任，是一个有意义且值得追求的目标。

正如我们所见，现代社会稳定模式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其动态特征，而在于它的升级倾向。非动态的社会形式，亦即(主动排斥或拒绝变化、创新、成长的)“稳定的”或是“不变的”社会，从晚期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可行的发展方向；从“现代性的计划”的规范背景来看更是如此。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原则上抗拒成长、进步或创新的社会形态(对于南半球许多还相当贫困的区域来说，或是对提升永续发展的科技领域而言，抗拒增长、进步、创新，是非常没有说服力的)。然而，我们应该要追求的是一种不只是为了自身结构再生产所以不断拼命增长、提升和创新的社会。这并不是去否认总是有社会可能会且值得需要(或是想要)动态发展。事实上，没有什么社会形态能在长时间内只通过静态的方式对自身结构进行稳固化和再生产。所有社会都偶尔需要制造变化和发展。不过，在非现代的社会形态里，稳定模式是适应性的：成长、加速和创新的出现，如果不是偶然的，那么就是适应性的，亦即改变只是为了应对环境的改变。相反地，我这里所谓的动态稳定，意指社会因为内在的、内生的必要需求而产生的提升逻辑与加速逻辑。

这就是为什么耶拿计划谈的是“后增长”(Postwachstum)而不是“反增长”(Degrowth)。实际上，一个社会是否达到了经济增长或是高水平的创新和提升，与这个社会是否以动态稳定的模式在运作，这两者在概念上完全是两件事。

所以，当代希腊和西班牙社会因为多种病状而导致经济衰退，进而导致社会衰败(反增长)，这与我的社会学研究并不矛盾。这些国家现在所经历的社会衰退危机，正好就是基于动态稳定模式之上的。这里的真正挑战是去探索能够超越动态稳定模式(亦即升级逻辑)的现代社会基本结构以及探索社会转型时所需要的基础结构。显然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去理解和解决经济侵吞、文化加速以及政治动员的机制。只要这三种“动力”都还在用它们现在的模式运作，那么便无法想象社会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稳定形式。

耶拿计划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只有当复杂的改革同时对社会形态的几个基本结构特征进行多方面的修改(如果不是革命)时，这种转变才是可能的。显然，多方面的修改所针对的，就是经济侵吞、文化加速以及政治动员这三个推动升级螺旋的动力。关于改革的草图，我建议其中的修改要点应包括以下几点：

(1)所有已知的资本主义种类都是依赖增长的，而且它们通过不断地侵吞迄今为止非商品化生活领域的逻辑来运作。到目前为止，资本积累不可避免地需要三个升级要素，即增长、加速和创新。因此，后增长社会必然需要改革经济制度，通过将经济“重新嵌入”文化和政治世界，使经济从“强制必需”的侵吞，转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这种想法也被许多人采纳，尤其是弗雷泽(Nancy Fraser)。因为，只有通过这种重新嵌入，我们才能评估增长、扩张和创新的好处(与坏处)。相应地，还要实现新的经济民主形式，这种新的经济民主形式并没有完全放弃市场和竞争，但可以约束自身的升级倾向。

(2)我们需要将现代社会的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进行全面的翻新。事实上，它们的整个语汇和深层逻辑都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积累原则。这种积累原则，首先在于生产剩余价值，接着则是对剩余价值进行分配。进一步来看，这个积累过程的基础，是一种对个体行动者与集体行动者进行政治动员的持续过程。而动员的手段，则是借助为了提升人类生产力而制订的制度、计划和管制方式。如果世界各地的福利制度和计划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有一个共同点，那么这个共同点肯定是通过个体化经济和社会责任而来的政治动员逻辑。为了阻断激发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成长动力的生产主义政治动员逻辑，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做法是引入无条件的基本收入。这个想法虽然只是反生产主义改革议题当中的一种想法，但却有助于消灭社会动态力的支配地位。人们不再因为被结构强迫而将自身劳动力加以商品化，也不再让他们只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能获得稳定的报酬，而被迫参与越来越险峻的市场竞争。除此之外，还有作为配套方案的无条件的“基本时间”。基本时间指的是一种社会权利，它使人们可以通过大幅减少工作时间，来保证个人可以自主管理与分配自己的(生命)时间。基本收入概念可以是后增长社会的宪法的基石，亦即后增长社会的指导方针与制度基础。

(3)如果人们一直都还在用量的增长、经济增长、选择与机会范围的扩大，来当作衡量福祉和富裕的社会、政治、文化标准，那么人们就会始终无法想象社会如何能转变为一种不以提升为主的稳定模式。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动态稳定的文化驱动力，来自于个体和集体都想要共享世界、支配世界，都想要控制资源并加以最大化。因此，我们需要用新的视角去探讨“美好生活”的社会前提，以及是什么阻碍了现代社会的主体去拥有这个前提。

迄今为止我已试图指出，不断增加和加速的强制逻辑必然导致异化的此在(Dasein)。在本文的最后一节，我想探讨共鸣作为一个“不同于”异化的概念，如何可以提供一种可行的路径，让幸福不用和增长挂钩，从而切断社会加速和动态稳定的文化动力。

(二)改革二：朝向美好生活的共鸣

我对现代性晚期的文化困境的基本看法是：(1)美好生活是一个有关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我们在世存有方式的问题。(2)动态稳定和范围扩增导致我们的社会关系和在世存有的形式越来越异化、越来越失败。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异化的对立面是什么？与空间、时间、人类及自我的“美好的”或完满的关系是什么？不异化意指什么？

我的命题是，异化是与世界的事物、他人乃至于自我都缺乏回应的一种特殊形态，也就是一种缺乏意义的关系。借用耶基的概念，异化可被视为一种没有(真实)关系的关系。虽然在这种关系当中，主体与世界可以有因果性和工具性的互动，但是世界在各方面都与主体格格不入。它不与主体“说话”，看上去也没有声音和色彩。因此，在异化的状态下，主体和世界之间的联系非常疏远冷漠，甚至是敌对的。

但是，唯有当我们去想想什么叫做没有异化时，才能真正理解异化的真义。没有异化，意味着人与世界之间有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主体能被他/她所遇到的人、地点、物所感知、所感动。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都知道因一个人的一瞥或声音、一段音乐、一本书、一个曾去过的地方等事物而感动意味着什么。我们被世界影响的能力，反过来也会提升对我们产生影响的那部分世界的价值。同时，这种能力是我们与世界产生积极关系的核心要素。人们之所以会罹患抑郁症和倦怠症，大多数情况正是因为他们无法受到世界的影响，也无法从世界中获得感动。所以，我们要克服异化，就需要有“回应”召唤的能力。我们常常可以体会到，当我们感动时，会出现诸如鸡皮疙瘩、心率加快、血压变化等身体反应。因此我认为，共鸣是一种刺→激(af←fection)(一些事物从外部与我们产生关系)与感→动(e→motion)(我们通过反应对此回应并与之建立关系)的双重过程。身体基础于此当然很重要，但我们所给的回应也具有心理、社会和认知等面向。共鸣既包括我们所接触到的和回应召唤的经验，也包括我们通过自身的内在或外在作用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作用，我们得以吸收(Anverwandlung)世界中的各种共鸣经验或关系。我们所经历的这种共鸣，如爱情或友谊，也是耶拿计划的核心旨趣；除此之外，关于自然(或身处自然)的经历，民主(审慎的和发自内心的)政治的矛盾过程，照料和教育的关系，当然也都是耶拿计划的研究重点。这种善于接受且积极的关系，能够促进自我和世界的转变与进步。

不过，共鸣不仅仅是建立在被感动或受影响的经验之上，还在于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方面，自我效能感产生自以下情境：我们意识到我们有能力实际接触和影响他人，同时，他人也能真正倾听、连接和回应我们。同样，当我们踢足球或弹钢琴时，或者努力写文章(写作就是一种典型的自我表达形式)时，也能体验到自我效能感。只有这样一种接受影响和反应自我效能的方式，才能够实现自我和世界的连接：这种相互作用方式改变了双方，既改变了主体也改变了主体所体验的世界。这种共鸣是所有自我认同的重要因素，也是大多数人的传记中的标准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共鸣的转变也会超出主体的控制范围：当事物触及我们时，我们永远不能知道或预测我们将会成为什么。

总而言之，共鸣作为非异化的世界关系，有四个特质：第一，因刺→激而产生的心中触动；第二，由感→动而产生的回应(而不是工具性的)自我效能感；第三，转变效应；第四，内在的不可控制性或不可支配性(Unverfügbarkeit)。共鸣不能以工具性的方式建立或产生，它总是难以捉摸的。换句话说：我们能否“听到召唤”，是超出我们的意愿和控制范围的。所以共鸣不是回音：回音仅仅是自己的声音毫无响应地在回荡，最终我们感受到的还是只有自己。共鸣需要“他者”，这种他者不受主体控制，有自己的声音；简单来说，共鸣需要有不同于主体，且始终不同于主体的他者。

所以，共鸣不是合音(Konsonanz)或和谐，它需要有差异，有时候甚至需要对立和矛盾，因为唯有如此共鸣才会真正出现。在一个完全和谐一致的世界中，根本就不会有共鸣，因为我们将无法辨别“其他”的声音，并且最后也将不能辨别出我们自己的声音。然而，一个只有冲突的世界也不会存在共鸣的经验，因为这样的世界仅仅是被各种矛盾所包围。总而言之，共鸣需要有差异，差异让吸收得以可能。这是一种需要循序渐进、相互转化和适应的回应关系。因此，共鸣是一种处于协调和冲突之间的情境。正因为如此，我相信共鸣这个概念可以提供一个克服基于身份和观念差异的理论与哲学之间的传统对立的关键点。共鸣不需要同一性，而是需要转换性地吸收差异。

从定义来看，显然共鸣不能被存储或累积。因此，共鸣为我们传达了一个观念：美好的生活与增长逻辑及范围扩增是相矛盾的。想想看，一首就算是我们很喜欢听的歌，如果每天一直循环播放，我们会有什么感觉，那就是：我们不会增加共鸣经验，而是会失去共鸣经验。

共鸣虽然具有难以捉摸和转瞬即逝的特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完全随机和偶然的。因为，虽然经验事实永远不能被完全控制和预测，但这里涉及两个因素(这两个要素取决于社会状况)，它们将共鸣转变成一个可以用于社会批判的概念。首先，个体和集体共鸣经验，通常都遵循着特定的共鸣“轴”，这些“轴”总被集体建构和维护。其次，就主体而言，共鸣需要一定程度的“共鸣意向”，即一种会倾听和回应的态度(而不是支配和控制的态度)、一种与接受社会脆弱性相应的开放性及一定意义上的自我效能感。当然，个体是否能发展出这种共鸣意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及制度环境。而在以动态稳定的方式运转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意向会受到竞争、速度律令及最优化律令的威胁。

当我们仔细检视这些轴时，我们发现，可以将“共鸣”系统地区分为三个不同的面向。我称之为共鸣的社会面向、物质面向和存有面向。首先是社会共鸣轴，它将我们与他人联系起来。现代西方社会自浪漫主义时期以来，爱、友谊、公民、民主一直被概念化为这种类型的“共鸣”关系。其次，物质共鸣轴是由我们用某些物体(自然物或人造物、艺术品、护身符及我们用来工作或娱乐的工具或物质)所创造出来的。因此，面包师的面团、记者的文字，都可以成为“共鸣”的对象。最后，我还认同诸如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这些哲学家们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主体同样在探寻能将人类与生命、存在、宇宙连接和联系在一起的共鸣轴(这便是纵向的或存有性的共鸣轴)。这些哲学家指出，这类共鸣轴给人类带来了宗教体验，并将似是而非的宗教变成人们首要的信仰。当然，现代性建立了其他不依赖宗教观念的存在性共鸣轴。尤其是大自然，它被经验为一个终极的、包容万象的、有回应的实体。倾听自然的声音，不仅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核心观点，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实践中，更是如此。因此，很多人时常宣称他们要到森林、海洋或沙漠中去探寻自我、感受自我。与此极为相似的是，音乐和艺术同样为受众开启了一个相似的共鸣轴：当我们闭上双眼用心聆听一段音乐时，我们会同时感受到自己既走向外界也深入内心。因此，自然与艺术已经发展成现代人的一个重要的存在性共鸣轴。

共鸣不必然是愉悦和谐的经历，也可能会让人感到心烦不安，如同我们在学习历史时可能会体验到的那样。历史是实际发生过的现实。学习历史时，我们和曾出现过或未来即将出现的人们建立了联系。我们无法控制或命令这种现实，但是它却会回应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体验到自我效能感。

虽然我认为这些具体的共鸣轴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产物，而是由历史和文化所建构的。但这样一些共鸣轴的建立对于美好的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能让主体有意向共鸣经历敞开心扉的环境。转向共鸣模式，需要我们承担受伤的风险。从概念上讲，需要我们以一种非预测、非控制的方式，能被接触和转变。当我们处于一个充满恐惧、压力、随时准备与人争斗的状态时，或做任何事情只是为了达到目的时，我们不是在寻求共鸣或考虑共鸣。相反地，我们这样做只会是有害的。这也意味着，整天汲汲营营于共鸣，反而不是一种聪明的做法。我们不能一直都只在追求共鸣，而是也要与这个世界保持一种冷静的、工具性的、分析性的距离。现代的科学和技术就是这样一种距离，而且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它们也能为人类提供并保障一种涉及上述三个共鸣面向的生活方式。

因篇幅有限，我无法在本文中对当今晚期现代的共鸣关系进行详尽的探讨。但我相信，读者会认同一个观点，即动态稳定的增长逻辑和范围扩增策略，不利于建立和保护上述三种共鸣轴。因此，对共鸣环境的批判性分析，是我们将现存模式调整到适应的(和共鸣)的稳定模式及再生产模式的核心要素。

至此，关于我所提出的现代批判理论的诸概念，本文在最后用下表(见表1)作为总结：

表1 晚期现代批判理论的诸概念

①关于最后这一点仍有些争议，反对观点可参阅Brumlik, Micha, “Resonanz oder: Das Ende der Kritischen Theorie”,BlätterfürdeutscheundinternationalePolitik, No.5, 2016, pp.120～123.

②Rosa, Hartmut，Beschleunigung，DieVeränderungderZeitstruktureninderModerne， Frankfurt/M.: Suhrkamp, 2005; Rosa, Hartmut，Resonanz,EineSoziologiederWeltbeziehung， Berlin: Suhrkamp, 2016, pp.671～706; Rosa， Hartmut, Dörre, Klaus & Lessenich, Stephan， “Appropriation, Activation and Acceleration， The Escalatory Logics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and the Crisis of Dynamic Stabilization”,Theory,CultureandSociety， Vol. 34, 2017, pp.53～74.

④Luhmann, Niklas，PolitischeTheorieimWohlfahrtsstaat， München: Olzog, 1981.

⑤Weber, Max， “Wissenschaft als Beruf”, inGesammelteAufsätzezur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88, pp.592～593.

⑥此段文句的中文翻译，援引自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9页。

⑦Groys, Boris， ÜberdasNeue,VersucheinerKulturükonomie, München: Hanser, 1992.

⑨Dörre, Klaus， “Social Capitalism and Crisis: From the Internal to the external Landnahme”, in K. Dörre et al. (Hrsg.),Sociology,Capitalism,Critique，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15, pp.247～279.

⑩MacIntyre, Alasdair， “Die Privatisierung des Guten”, in A. Honneth (Hg.),PathologiendesSozialen，DieAufgabenderStaatsphilosophie， Frankfurt/M.: Suhrkamp, 1994, pp.163～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