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筱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我国古代的先民们对于时间观念的认知，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经验中自然事物的周期性变化。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的实践过程中，人们从自然界四季轮转、周而复始的时间变化中总结出了理性规律，建构了一套“顺时而为”的月令思想体系，从而将人类的社会生活与自然界的四季轮转联系起来。

先秦时期的“月令方帝系统”是古人认识世界、阐释自然现象、探索宇宙规律的杰出思想成果。这一系统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由朴素的“农夫之时”向缜密的“王官之制”的发展过程，即由“自然时间”向“礼仪制度”的转化。至战国晚期，完善的月令方帝系统已经形成。它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序的系统，并依据阴阳五行思想来解释全部的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生活，从而建构起一套描绘宇宙规律的话语体系。探究月令方帝系统的运作模式并理清其层累的构建过程，有助于我们剖析古人的思维方法及其世界观形成的基本原理，并为我们理解先秦时期的社会文化和精神世界提供有效途径。

一、系统基础：以“物候”为中心的农事指南

就文本的流传情况而言，目前学界掌握的先秦两汉时期的月令文献主要包括：《夏小正》《逸周书·时训解》《淮南子·时则训》《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管子》中的《四时》《五辅》《五行》《幼官》《禁藏》《七臣七主》《轻重己》《度地》等篇。这些文献内容丰富，各文本间还具有一定的承继关系。

在文献分类方面，林甸甸在《先秦月令文体研究》中将全部月令文本归纳为两种(1)林甸甸：《先秦月令文体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4期。：广义上，指所有符合以月系事特点的文本，即依照时节顺序描述当月的风物与人事，以《夏小正》为代表的农书都可归属于此类；狭义上，指阴阳家所传的蕴含五行思想的月令文本，例如《淮南子·时则训》《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此类文本具有鲜明的四时五行观念特色，且格式规整，将天文物候作为阐释五行系统的话语资源。许迪在《论月令系统的时间图式嬗变——以<礼记·月令>为中心》一文中，将月令文献分为三类(2)许迪：《论月令系统的时间图式嬗变——以<礼记·月令>为中心》，《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一类是《夏小正》和《逸周书·时训解》，此类文献将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并在每月之下记录当月的天文运行、物候气象与农业生产等相关情况，提醒人们根据时间开展特定的农业生产与政事；第二类是《管子》的《五行》《幼官》《五辅》等篇，此类文献将阴阳与五行思想融为一体，并与当月的时令方物、治国政策、用兵之道等关联起来，可视为以阴阳五行思想来阐明四时变化规律的首次尝试；第三类是《淮南子·时则训》《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这三篇月令文本综合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将四时与星象、物候、干支、帝神、音律、味臭、祀祭、政令相结合，是月令体系的日趋发展完善的典范。

不论是早期或是晚期的月令文献，自然物候都是月令系统中重要的基础性内容。古人依据物候时间来开展相应的人事活动，体现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统一，而这一特点在西周时期的月令文本《诗经·豳风·七月》和《夏小正》中体现得尤为充分。《七月》篇记述了豳地的农民根据时令与物候的变化，开展与之对应的人事活动的生活图景。《七月》(3)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99—204页。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其中三月名为“蚕月”，四月至十月与现代汉语的涵义相同，十一月名为“一之日”、十二月名为“二之日”、一月为“三之日”、二月为“四之日”。全文共由八章组成，每章均以月份对应物候与农事活动，涵盖了春耕、养蚕、织布、狩猎、酿酒、采摘、修缮房屋、凿冰等各个方面。

《夏小正》(4)孔广森撰、王丰先点校：《大戴礼记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60页。则为《大戴礼记》的第四十七篇，杨宽在《月令考》中考证其为“春秋时代以农事为主的月历”(5)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卷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485页。。《夏小正》将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每月都记录星象、物候、气候即人事活动，内容丰富而详实。根据闵宗殿在《中国史系年要录》中的统计，《夏小正》总共记录了“动植物37条，植物物候18条，非生物物候5条”(6)闵宗殿：《中国史系年要录》，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其中，动物类包括兽类十一种、鸟类十二种、虫类十一种及鱼类四种；植物类包括草本十二种，木本六种；非生物类则包含风、雨、旱、冻等。

将两者从物候、农事、社会活动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可归纳为下表：

如图所示，《七月》主要记述的是四季变换与农事活动之间的关系，强调万物依时序生长与衰亡，人类活动应当以遵循时序为前提。《夏小正》的内容则更为丰富，顺应自然物候的变化，各项人事活动在十二个月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个月的物候和农事生活都有所增加，还新增了养马、养鹿的畜牧业以及渔业。此外，其中有很多“物物转化”的描述，如三月“田鼠化为鴽”(7)孔广森撰、王丰先点校：《大戴礼记补注》，第47页，第57页，第58页，第48页。，八月“鴽为鼠”(8)孔广森撰、王丰先点校：《大戴礼记补注》，第47页，第57页，第58页，第48页。，九月“雀入于海为蛤”(9)孔广森撰、王丰先点校：《大戴礼记补注》，第47页，第57页，第58页，第48页。等，体现出了先民对于物候变化的感性认识。而三月的“颁冰”，即帝王“分冰以授大夫”(10)孔广森撰、王丰先点校：《大戴礼记补注》，第47页，第57页，第58页，第48页。，这说明政事活动开始被纳入时令体系。

总体而言，早期的月令文献关注的是将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与天象和农业活动联系起来，从而实现自然物候时间与人事活动的和谐统一。在先民们对于日常的生产生活经验的归纳总结的基础之上，一套以“物候”为中心的农事指南逐渐形成，并为后世更加缜密的月令方帝系统奠定了基础。无论后世的月令系统发展如何精密复杂，“物候”都是其中一以贯之的重要内容。

二、系统调适：以“五行”为主导的综合性建构

先秦时期文化繁荣，思想活跃。以早期月令系统中的自然物候内容为基础，先秦知识分子又糅合了以五行为主导的思想，从而赋予了月令系统对于日常生活中各种现象和规律的解说权力。

首先，“四时”与“方位”的结合，由来已久。“四时”是古人对于时间节律的划分观念。通过对昼夜变换、月圆月缺、四季更替、草木荣枯等自然现象的观察，古人对于时间的理解逐步加深，并将其与时节、方位等联系起来。受到春种秋收的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古人率先划分出了春与秋两个时间段，这种分类方法简单而明白。根据刘文英的考证，明确的四时的划分，大约到西周末才出现(11)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此后，对于春夏秋冬四季的认知稳定并传承下来，如同《荀子·王制》中记载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12)王先谦撰、沈啸寰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5页。一般，成为一种公共的知识。

甲骨卜辞中的《四方风》，见于殷墟YH127坑出土的龟腹甲卜辞与刘体智旧藏牛胛骨刻辞。李学勤对其作出释义：“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风曰凯，西方曰彝风曰韦，北方曰伏风曰役”(13)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李学勤进一步指出，四方风体现出了商人的四时观念。胡厚宣提出，这段《四方风》的记载足以说明四季观念的萌芽在商代已经产生(14)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9期。。由此可见，四时与四方的结合可以追溯到殷代。

在《尧典》与《山海经》当中，也有对“四时”与“四方”的记载。以《尧典》为例，《尧典》开篇阐明了其主旨在于敬授民时，即根据天象运行的规律告知百姓时令的变化。又以春夏秋冬四季为序，分别描述了东南西北四方的太阳位置变化、星象变化、民众活动和鸟兽鳞毛的变化情况。末尾借尧帝之口，说明一岁有三百六十六日，并设置闰月。以春为例：“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1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9页。这段关于春季的描写，描绘了尧帝命令羲仲在东方旸谷观测日出，以昼夜长度相等、黄昏时鸟星出现在南方作为仲春的标志，百姓们分散在田间劳作，鸟兽繁衍生息的景象。

关于“五方”的具体涵义，胡厚宣在考证了殷墟甲骨文之后提出：“五方观念的起源应该是殷代对五方或五示的崇拜。‘中商’即商，中商与东、西、南、北并贞。”(16)胡厚宣：《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载《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第383页。因此，五方观念具体指的是“东西南北中”。

其次，“四时”与“阴阳”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庄子·缮性》有言：“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17)王夫之著、王孝鱼点校：《庄子解》，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0页。所谓阴阳调和，则四时有序，阴阳与四时共同形成了一种规律性的“秩序”。需要注意的是，“四时”观念是古人对于客观的时间的规律性变化的理解，其产生时间要早于哲学范畴的“阴阳”观念。所谓“阴阳生四时”，只是以阴阳这一抽象概念对四时的自然现象进行解释而已。

在上述基础之上，“五行”思想又融入进来。“四时”与“五行”两种思想融合为一体，成为“一种组织经验的有效的思维工具”(18)王梦瑶：《中国早期知识系统与宇宙观念研究——月令系统及其模式的形成》，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并尝试去建构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能够解释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宏大系统。然而这一建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调整和尝试。例如，在《管子》的《四时》和《幼官》两篇文本中，出现了不同于《礼记·月令》的“四时”与“五行”的匹配方案。

在《管子》诸篇当中，已经出现了相对完整的以“四时”配“五行”的系统。在《幼官》(19)(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管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9—52页，第290—297页，第298—304页，第300—301页。篇中，一年被划分为三十个节气，每个节气有十二日，并划分出五个时节。其中，“八举时节”与春相配，“七举时节”与夏相配，“九和时节”与秋相配，“六行时节”与冬相配，并分别记述了违时灾异、节气、人事和对应的五行配属。其中，本应与“中”对应的“五和时节”缺乏对应的季节，只是虚设项。其具体配属，可归纳为下表：

《四时》(20)(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管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9—52页，第290—297页，第298—304页，第300—301页。篇在《幼官》篇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和补充。在《四时》中，“中央土”被置于南方与西方之间(即夏秋之间)，“土德”取代了《幼官》中的“五和时节”。显而易见，土德的加入实际上被视作协调四时与五方、五行的对应关系的最优解。如此一来，《四时》中的五行序列变得更加明晰。“中央土”的加入，的确解决了木、火、土、金、水五行与东、南、中、西、北五方一一对应的问题。尽管如此，“中央土”依然是虚设项，在一年当中并不对应实际天数。

《五行》(21)(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管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9—52页，第290—297页，第298—304页，第300—301页。篇则采取了用五行等分一年时间的方法，将三百六十五日等分，每七十二日对应五行中的一种。其对应方式如下表：

但这种方法依然存在缺陷，即违背了现实世界中四季轮转的自然规律。在这一方案中，“木”对应春季，“火”对应夏季，然而当“睹甲子，木行御……七十二日而毕”(22)(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管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9—52页，第290—297页，第298—304页，第300—301页。后，现实世界中的夏季尚未到来，而“五行”中的“木”阶段已经结束，即将进入下一个“火”阶段。尽管将五行与时令进行了一一对应，但由于该方案与自然规律背道而驰，“因此《五行》中的时令并不具有可操作性”(23)白奚：《中国古代阴阳与五行说的合流——〈管子〉阴阳五行思想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针对这一问题，邹衍提出了“季夏”的概念(24)古人随季节变化而选取不同的取火木材，称为“变火”。《周礼·夏官·司爟》云：“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就时疾。”在邹衍《邹子》的佚文中，出现了“季夏”的概念。郑众引《邹子》佚文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拓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此外，其他文本中也有相关说法，孙诒让《周礼正义》引皇侃《论语义疏》亦云：“改火之木，随五行之色而变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枣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枣杏也。桑拓色黄，季夏是土，土色黄，故季夏用桑拓也。柞楢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作柞楢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即在夏与秋之间增设一个季节“季夏”，并与五行中的“土”相配，最终使得四时、五方与五行在理论层面达成了完整匹配。

在《七臣七主》(25)(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管子》，第347—353页，第351页，第458—462页。篇中，四时对应着“时禁”，并没有配以五行，例如“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夏无遏水”、“秋毋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藏”(26)(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管子》，第347—353页，第351页，第458—462页。。而在《轻重己》(27)(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管子》，第347—353页，第351页，第458—462页。篇中，一年被划分为八个时节，以四十六日为单位，分别是：与春相关的春始、春至，与夏相关的夏始、夏至；与秋相关的秋始、秋至；以及与冬相关的冬始和冬至。总而言之，《管子》诸篇中出现了不同的“五行”与“四时”的匹配方案，这恰恰说明当时的“五行—四时系统”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仍在调整与建构的过程当中。

除了“五行”与“四时”的结合之外，“阴阳”与“五行”的合流也在月令系统中完成。阴阳与五行是两种独立发展的思想观念，白奚认为二者“虽然模式各异，但都试图解释世界的本质、万物的成长和探索宇宙变化发展的规律，本有交融的可能”(28)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5页。。白奚进一步指出，在《管子》的《禁藏》篇中已经出现了五行思想向阴阳学说渗透的痕迹，这一融合过程在《管子》的《五行》、《四时》、《轻重己》、《幼官》诸篇中得以最终实现。至《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和《淮南子·时则训》，阴阳与五行已经融合的十分充分。

就思维方式而言，“阴阳”和“五行”都体现出了一种圆形的循环模式，与月令系统中四季循环的“四时”模式相一致。月令系统将四季更替的时间变化与自然界中的生物、以及人类的社会生活纳入同一个体系，并建构起了一套解释宇宙运行的规律和秩序的理论话语，最终成为解释世间一切现象的终极规律。

三、系统完善：“月令方帝系统”的形成

随着五行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五行的配属元素不断增加，愈发丰富庞杂，包含五色、五声、五味、五帝、五神、十二律、干支、方位、五畜、五谷、五虫、五臭、五祀、五祭等各个方面。五行的适用范围急剧扩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认知系统。而“月令方帝系统”，正是五行与四时、阴阳观念相结合的集中体现。

从《管子》诸篇中的“方位”到《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中的“方帝”，五方帝与五色、五行的匹配同样经历了层累的建构过程。首先，方与色的匹配，由来已久。如《周书·作洛解》有云：“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舋以黄土。”(29)王鸣盛著、陈文和编：《尚书后案》，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9页。《白虎通·社稷》引《春秋传》载：“天子有太社焉，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30)班固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77页。其次，五方天帝的出现，源于殷商的五方观念。但五方天帝本身，起初并不处于同一个体系当中。太皞、炎帝、黄帝、少皞与颛顼，只是分散各地的部族神。正是由于方色系统与部族神之间的相互融合，五方帝的建构得以完成，并进入月令系统。

完善的月令方帝系统形成于战国晚期，以《礼记·月令》为代表。由于《礼记·月令》的内容与《淮南子·时则训》和《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基本相同，故而在《礼记·月令》的成书年代的问题上，众说纷纭。郑玄认为《礼记·月令》出于《吕氏春秋》：“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礼家好事者，钞合之；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31)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52页。此外，马融、鲁恭等人主张周代说；晋束皙主张夏代说；隋牛弘主张杂有虞、夏、殷、周法说；明方以智《通雅》卷十二提出的《月令》因《夏小正》说；汉人篡改周、秦书。杨宽在《月令考》中对上述说法进行反驳，并主张《月令》为战国末晋国后裔的阴阳五行家所作，《吕氏春秋·十二纪》和《淮南子·时则训》均据《月令》而来(32)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集》(卷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3—510页。。晁福林则认为《月令》的内容多为东周时期社会情况的反应，因此应产生于周代(33)晁福林：《先秦民俗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顾颉刚提出《月令》全篇为刘歆辈为王莽伪造，前人已指出其问题。总体而言，可以认为《礼记·月令》的产生时间不迟于战国晚期。

就内容而言，《礼记·月令》以四季十二个月为序，记录每个月的天象、物候、五行配属、天子的衣食住行、政令、祭祀、农事活动、禁忌与警示。与早期的月令文献不同，《礼记·月令》除了对农事生活的记录愈发详细之外，更为关注天子按月颁布政令。其一，《礼记·月令》中对天子每个月的衣食住行有着细致的安排，例如孟春的时候，“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旂，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34)陈澔注：《礼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第171—211页。，从坐骑、衣着服饰到饮食器具均有讲究，可谓面面俱到；其二，《礼记·月令》中的祭祀活动十分丰富，例如在孟春、孟夏、孟秋和孟冬的四立之日，皆由天子于郊外举行“迎气大礼”，象征四时到来；其三，《礼记·月令》中的政令内容详细，涉及农事、祭祀、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并与四时的季节特点密切贴合，例如春季的政令重“生”，秋季的政令则重“收”。其四，《礼记·月令》在每月都记述了不依时行政带来的危害，具有警示劝诫的意义。总而言之，《礼记·月令》的核心是天子按月颁布政令。正如蔡邕《月令篇名》中所言：“因天时，制人事。天子发号施令，祀神受职，每月异礼，故谓之月令。”(35)陈延嘉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3页。

《礼记·月令》(36)陈澔注：《礼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第171—211页。全篇具体的五行配属，可归纳为下表：

由淮南王刘安组织编纂的《淮南子·时则训》，尽管在内容上与《礼记·月令》几乎如出一辙，但其最突出的差异在于用“季夏”替代了“年中祭祀”的中央土的内容。《时则训》载：“季夏之月，招摇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37)陈广忠注：《淮南子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90页。可见，中央土的划分是四时系统与五行系统之间矛盾调和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杨振红认为，《时则训》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刘安及其宾客在前朝月令的基础之上，删减了其中不符合汉代制度的部分，并且添加了一些汉代的时代元素编纂而成的(38)杨振红：《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时则训》篇在四时五行的月令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了五兵的内容，以矛对应春、以戟对应夏、以剑对应季夏、以戈对应秋、以铩对应冬；其次，在每月末尾增加相对应的官与树；另外，《时则训》还提出了“五位”、“六合”(39)五位：即东西南北中之极，五帝、五神分别掌管东西南北中五极之地并负责行与五方相应之令。六合：即十二个月形成的一种两两相对的联系，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的概念，强调如若政令不当则会在对应的月份发生灾祸，具有更强的警示作用。

在研究月令方帝系统的过程中，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尽管月令方帝系统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主导，但其“顺时而为”、“顺时施政”的思想却并非阴阳五行家的专属。儒家一贯重视“顺时施政”。《论语·学而》记载：“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40)常谦和：《论语诠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孟子·梁惠王上》有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41)万丽华、蓝旭注：《孟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页。董仲舒也强调圣人要顺应天时来安排政事，《春秋繁露·四时之副》有云：“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天有四时，王有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42)曾振宇、傅永聚注：《春秋繁露新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63页。。

法家和道家也主张“顺时施政”。《管子·四时》载：“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43)(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管子》，第290页，第290页。《管子·五行》载：“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44)(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管子》，第290页，第290页。顺时则降福，逆时施政则会引发灾祸。《淮南子》对于顺时施政的记载，更无需多言。总体而言，在“顺时施政”的观点上，儒家、法家和道家是一致的。由于“天时”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因此“顺时施政”就与国家能否长治久安联系在了一起。换言之，“敬天顺时是社会经济发展对国家政治所提出的时代要求”，顺时施政是先秦诸子的共同思想倾向，月令系统是“时代共同观念和公共知识的结晶”(45)王利华：《<月令>中的自然节律与社会节奏》，《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其二，月令方帝系统的完善和推广，与当时知识分子的现实需求密不可分。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为例，吕不韦在《序意》中已说明其编书目的在于“法天地”(46)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页。，《吕氏春秋·十二纪》将多家学说杂糅在一起，实际上是为了扩大秦国的话语权力并进一步为秦国的统一霸业而服务的。同时，商贾出身的吕不韦也需要通过月令的话语资源来提升自己的文化地位，因此有学者认为“《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为了制造舆论而编成的”(47)王鹏飞：《评<吕氏春秋·十二纪>》，《气象》，1975年第4期。。此外，月令文献中记载的诸多施政的福祸后果，也体现出了阴阳家在物候知识体系上所附加的政治诉求，其根本目的是在政治上获得话语权。

其三，月令方帝系统是先秦知识分子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世界运行规律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尝试，它涵盖了气象、历法、农事、政令、祭祀等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对古人日常生活的全景式描绘。因此，月令系统的研究者应当密切关注历史学、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以“明堂”为例，月令思想的起源与明堂制度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对象。薛梦潇认为，周代不存在经学家所描述的名为“明堂”的独立建筑，“明堂”是汉代统治者将典籍中的记载与不同学术系统的知识相结合，从而“制造”出来的(48)薛梦潇：《早期中国的月令文献与月令制度》，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明堂的主要职能是祭祀、治历和布政，其五室建制的特点与月令四时五方的时空构架相似，或许是古人“对天象的模仿”(49)萧放：《明堂与月令关系新证》，《民族艺术》，2001年第1期。。因此，明堂是月令思想“外化为形式上的具象”和“空间实物表述”(50)王璐：《汉代月令思想研究》，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月令方帝系统”的建构是层累性的，经历了由朴素的“农夫之时”向缜密的“王官之制”转化的过程。从早期指导农事活动的《夏小正》，到初步融合了五行观念的《管子》诸篇，再到五行配属丰富而庞杂的《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月令方帝系统的建构在战国晚期已经完成并趋于完善。月令方帝系统以“四时”和“五方”为经纬，构建起了一个涵盖自然物候、农事生产、政令祭祀等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完备的“秩序时空”。这一系统是宏大且具有普适性的，它试图对世间的各种现象和自然万物的运行规律进行合理解释，并以探寻宇宙的终极规律为最高目标。

与近代以来西方传入的“二元对立”思想不同，月令方帝系统并没有将人与自然界视为相互对立的主体和客体，而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动物植物、气象变化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四时五行规律的统摄下依序轮转运行。月令方帝系统展现出了先民们独具中国特色的智慧，以及他们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平衡状态的美好追求。而探究这一系统层累的建构过程，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先秦时期先民们的社会文化和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