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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姨用手心拍走了灰，自己矜持地坐到其他椅子上，让那张干净的给我。我们先是没有内容地笑了一会儿，一楼大厅有股灰尘的味道，挂在头顶的几台电视机上正显示同一个节目画面，采访附近村里的孤寡老人，特写他们得到的粮油。常姨说，我老家就在那。我说，好些年不回去了吧。她说，回去没意义，不是上坟，一般不回去。其实坟也该迁了。

常姨是母亲的老部下，淡眉小眼，人精瘦，脸也抽着两腮，显出硬朗的颧骨。头发上面枯黄，下面灰白，像很多这个年纪的女人一样，烫染总是灾难，又架不住不烫染，最后只能默默收成一束，绑在脑后，将前额拔出高耸的空白。在我记忆里她出现的大多场合都是在走廊，每次关门前，开门后，她便从自己办公室里抱一摞乱七八糟的稿子迎上来了，有时和我与母亲坐同一班电梯，讲正事前先夸人，从母亲到我，再回到母亲，却在电梯重新开门，进来一大群人后缄口。现在母亲已不在这幢大楼里工作，常姨留了下来，工作没有大的变动。人人都在想办法要回拖欠的工资，因为拖欠，他们不敢离职。我看这大楼里上班时间没什么人走动，保安和我们一样，悠闲地瞧着一楼窗外过路的行人，外面热闹得多了，也是些老头老太太，走一步停一步地闲聊天。常姨的神态和他们有些像了，那是过去在母亲办公室里，她拖延着不出去、被母亲安排给窗台上的三角梅浇水时，才能出现的表情。母亲养什么花草都不像样，只有三角梅养得久，一排窗台上有三盆是它，在南向的玻璃窗上倒映出紫红色的花影。常姨浇完水用角落的簸箕把枯干了的花叶扫走。干枯了的三角梅更好看，透过阳光叶脉清晰可见。她拿一片比较完整的递给在沙发上发愣的我，说可以当书签儿。常姨知道我爱看书，知道爱看书的孩子管起来省事，自己就把自己管住了。当时的我远比现在乖巧，但仍然不记得那书签随手扔到什么地方了，只记得常姨磨蹭在母亲办公桌前，翻来覆去问我最近又在看什么。她女儿那时刚上小学，也爱看书她想让我多推荐。

这是我去南方上学后第一回见到常姨。她从母亲那要到我的联系方式，因为知道我在学校里写了几篇文章，也组织了所谓心理社团，算是会说道。她最近很需要个会说道的人来帮忙，尤其是岁数小的，能和她女儿更好地沟通。我没见过常姨的女儿，只听说过多次。我上高中时她在念初中，到我大学时她进了我读过的那所高中，那里的情况氛围都是我所熟悉的。所不熟悉的，只是这女孩的性格。没去南方前听说她已经逃过几次学了，心里不觉得怎么样，一来自己也逃，二来逃学被抓只能证明人缘不够好，或逃学计划不周密，没其他可说的。常姨当时经常打电话来，多在晚上，我在自己房间看书的时候能从母亲突然调低的电视音量中，听清同时压低了声音的谈话声，大概常姨就是从那时起长出白发。这次见了面，常姨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上来就抓我的手，力气有点重。她说，帮帮你妹妹。我说，谈不上帮忙，不就是聊天？她说，医院也给聊过天了，聊不好。我说，我也经过青春期，知道那股劲儿。全世界忙什么的都有，就没人忙一下我。挺需要关注的。她说，没人不关注她，真的，你帮帮常姨，让人少关注她点儿，我就这个诉求。我把按疼了的手从她手里抽出来，笑笑，她很各色？她说，真是各色，学校班主任也说，带这么多年学生了，没见过傻子也见过疯子，话是不好听，咱能听明白。我上次去开家长会，她班主任把手往讲桌上一拍，说，你家孩子不正常。我脸也红了，问怎么不正常？她告诉我，李故上课就哭。不是念课文的时候，不是有人跟她说话的时候，就是自己在那流眼泪，讲数学公式也不耽误她流眼泪。我说，小林黛玉。多愁善感也是有的，林黛玉哭鼻子的时候大概也这岁数。您这么一说，我倒理解多了点。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中午从不跟别人一起吃饭，也不回家，我们学校偏僻，往西走有广场也有江，我就每天一个人走在大中午快烤化了的瀝青路上，向着江边。到江边就折返回来，一路自己跟自己说话儿。说的都是自己想的小说情节，您看，现在不也就用上了？都是培养。常姨突然把脸转过去，泛白色的薄唇在抖，抖了半天，转回来，看我的眼神儿跟先前有较大差别。我想说点儿什么，她开口说，姨的心叫你稳住了。她从裤兜里掏出手绢，在纹过下眼线的眼睛上点起来，眼泪在青色的背景下浑浊像污水，跟着呕出一口长叹，说，这么些人，就你说得像。李故跟我学过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你走的那条道儿，有一阵她也天天走。常姨把手臂伸出去一只，手指一样伸张在最末端，那距离仿佛是遥远的西部。我说，那就没事。不过是抒发压力的一种方式，高中生累，歇一口气能被甩出几十名，这是她给自己按摩神经呢。她说，李故没有排名了。我说，一次考不好，不用着急。高中考试也多，还有机会。她说，老师说不给我们排名了，李故不在乎。我问，是不是老师对您女儿有些看法？她说，同学也有。我说，这也是青春期典型的交际障碍，长大了都能相处得开。关键是去接纳别人。她总有玩得好的朋友吧？或者，谈得来的？也可以找他（她）们帮她敞开心扉。常姨说，没有脸找。我眼看着她脸上刚才那丝笑纹突然隐匿下去，仿佛皱纹是完美的战壕，她得在年龄里躲一躲，才有胆色直言不讳。由此我才知道自己不经意点出了这次谈话的重心，想说些不疼不痒的话来收场，毕竟常姨又去掏她的手绢了。这一次，她眼泪阵势更大。只是掏出手绢的同时还掏出一张相片，是李故本人。常姨的语气很重。和我告别时，她像过节塞钱一样，给我塞好她女儿的照片，说，有时间你去看看她。大寺，109坐到终点。她说的地方，小城里几乎人人去上过香。

李故没比大寺难找。她倒是不知道我会去找她，早上下了点儿小雪，我是在雪停后快中午到的，寺里香客不多，和照片上相似的女孩子，抱着扫把在院子里一下下的，刷着。我看她在那儿，便没着急过去，站在寺门口售票亭旁看一门之隔的槛外的乞丐。大寺门口一年四季都有乞丐，冬天尤其多，开车来找不准地方，只要看看街道上哪个方向的乞丐密集，哪儿就一定对。进寺前手已经掏进口袋，我本是要给的。可乞丐仍在槛外靠着墙，静静看我，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我像突然被人敲了一棍子，只心硬如铁地往身后青烟袅袅里走。初七，中年妇女举着高耸的香烛正闭目念诵什么，在她身旁，有师傅模样的黄袍僧人也念经，我能捕捉到一些是，消业，慈悲，南无。女孩儿则在青烟与念诵之中，顺着石阶扫下来了。我故意躲开她，去找寺里的吸烟区，酝酿一会儿要说的话，捏着手里越抽越短的白纸棍儿，眼前都是过去的事。

李故的相片其实我不需要带着，也不需要看。她的形象在未见之前就已由她的事迹勾勒出来，多一笔少一笔都不对，我自己心里有她的相。侧过身去，还能看着她，一个一米六不到的小影子，穿黑色长款羽绒服，脚下是黑布棉鞋，少见，孩子们更少穿了。她梳干净的短头发，是女孩子的那种短。没戴口罩，嘴抿得很紧。双脸通红，从眼睛能透出来，她不怎么怕冻。我仿佛已看到一个少女出家的样子，怕是真的，晃了下脑袋。烟头扔在雪地里，她往这边看时，我们都迎了上去。李故偏头，看看地上，说，你最好还是带走它。我说，烟头？没什么垃圾桶。她说，这是寺，人人心里都该有拾捡垃圾的念头，必要时，自己就是垃圾桶。我只好拾了，揣进口袋，算是打开话匣，请她在院中长椅上坐一会儿，意思是请教。李故把扫把放在脚下，我刚想问，她说，进香的？我说，不是很信。看你这么小的岁数，很信？李故没直接表示什么，左手钻进右手袖筒里，上身荡秋千一样前后晃起来，像一只跷跷板上单薄的杆。我注意到她没戴这个年纪的女孩子脸上少有幸免的瓶子底儿，眼睛因而明亮，看来少年得道，能明白不少禅机。她似笑非笑地同我看了一眼，说，我妈为什么找你？你看着年纪也不大。我说，你都知道了，那我不酝酿了。她说，不用酝酿，大家都挺忙的。我还有三个院子的雪没扫，等一会儿太阳大起来，都成泥了。寺里得干净。我说，不急。本来无一物嘛！李故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走，脸上依然流露不可理喻的笑容。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她陪我干坐了一会儿，那一会儿，雪又开始下，大寺屋顶的红瓦上，一点积成一片时，她站了起来，朝我双手合十。我试着回礼，她顾着拿扫把，也没看。

2

大寺的佛是动过的，准确说，七零八碎过。事情发生在建国前，炮火连天之际僧人们无心礼佛，想着怎么把佛像保全下来，就是最大的功业了。奈何佛像巨大，搬运惹人注意，忙活几个日夜没有成果。最后僧人们请来专做此工的石匠，看出佛像身上有隐藏的关节，可像人骨般分解拆卸，将汉白玉大佛依次解成碎块，随土掩埋了。后来大寺改为公墓，再后公墓拆迁，碎佛在土间被找到。当年掩埋碎佛的圆智法师被景象触动，在杂草丛生的院子里，用脚丈量，信徒们依着隐约的方位开始挖掘。被找到的大佛残缺不全，主体仍在，修复组装一番之后，便供奉在这里。我说到这儿，身旁往嘴里塞橘瓣的父亲唔了一声。我看着他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喉结一动一动。父亲光着上身，皮肤很白，像常在澡堂泡着的人，但我了解他一辈子也不会喜欢澡堂这种地方，因他还时常会脸红，结巴，不知所云。父亲对我的表述深信不疑，尽管他比我在这城市里多住了半辈子，在很多方面，他仍然保持孩童似的接受。因為他对历史感兴趣，我才好容易想到这个话题，否则我们一旦独处在这个家里时，只能像合租的房客，他的书房和我的卧室，是分界清晰的泾渭山河。可这些年他总是希望我回家，我和母亲每周至少三通电话，但是和他没在电话里说过一句，他觉得我从没喜欢过他。其实这感觉不能说不准确，人对至亲总归是有深沉的感情的，爱或感激，都有成分在里面。后来我便不说喜欢了，只说爱着父亲，毕竟他已知道我在回避什么。

他咂么了半天嘴里的味道，说，这么回事儿啊。我说，从我妈拿回来的书上看的。地方县志，应该不会假。他点点头，说，那假不了。就是心理上有点别扭，想不出来佛碎了什么样。看盗墓小说里写的那些文物被破坏的事，挺难过。现在父亲经常通过手机阅读小说，有时我从他房门前过，能看见飘在床上的一点蓝光，没开灯，他和他的白肚子在床上平躺着，圆滚滚的手指捏着显示屏。在更久以前，我将父母的书柜当作冒险般获取的宝藏，虽然不清楚为什么，但知道一旦被父母看见我去读他们的书，总是会让双方尴尬的。我知道《乌鸦》《大浴女》属于母亲，也知道《帝京》《废都》《三言二拍》属于父亲。母亲的书爱折页脚，写短评，父亲的书则无论什么，看了也和没看一样，只有时间留下的旧书感，没有主人的气味儿。我伸手向果篮，拿的是芒果，对着垃圾桶一下下剥。他说，不用对准，弄到地上我正好拖地。可我还是对得很准，比之前更注意，他却已经去拿拖把了。厨房里有关火的声音，从我上初中开始，都是父亲在下厨房。母亲在外杀伐攻占，他则更多在厨房和书房里，后者有他电脑游戏中的万里疆土。他走出来说，你妈来电话说开会，回来得七八点了。要不咱俩先吃？我说，不太饿。要是饿了你就先吃。他看看左右，不知看什么，还点着头，像回味自己的意识，说，我也不太饿。那等等她吧。我轻松了许多，他也是，他知道他说了合适的话，可是有点伤感，拖布在脚底下放着，眼见我吃完芒果的地方仍然干干净净，还是拖了一遍。他最后说，行吧。这让我不能再说行吧，我想他既然觉得我比他好一点儿，我就应该好一点儿。于是又吃了一个芒果。

快九点母亲回来了，没喝酒，步伐平稳。听她到我卧室门口来，便把书合上，回头看她夹在门缝里的脸。她轻声说，你常姨夸，说你姑娘人挺有意思的。我说，这是谁夸谁？她说，常姨女儿夸你的，你常姨学话。我说，其实她女儿也没有太各色。我们没聊几句，她忙着给寺里扫雪，寺里是雇了她还是女弟子什么的？母亲说，没人雇她，寺里其实一直不让她去。我说，常姨也是病急乱投医，我帮不上什么忙。母亲说，当妈的就这样，总得抓挠一下。你不能懂。母亲出去以后，我站到房间窗口去，拉开窗帘，外头天色黑沉，没半点光。知道可能是下雪了，因为风声很大，行人声音又少，像被风雪卷去了什么地方。年已经过去，但正月里香客都不会断，来来往往，明日大寺里若不及时清扫，像她说的，要化泥了。想到女孩儿，想到她的评语，有意思又是什么意思，然后开始明白今夜这场大雪是注定要来的。也许我可以真正帮到她的，就这一点儿小意思。

开始她和我只是默默地扫雪，用寺里僧人手上的扫把，虔诚地表示，想在正月里给佛祖扫扫院子，积点德行。有其他香客看见，纷纷捋起貂皮的袖口，也要拿扫把来扫，僧人手里的扫把却不够了。我一面扫，一面和她慢慢拉近距离，快靠近时，有点儿像上学时雪天的早晨，和同班同学扫雪的情景，大家不说什么，看见便笑一下。大雄宝殿前已干净了，绕到后殿，觉得一时扫不完，直起腰跺了跺脚。李故不知从哪儿拿了一个毛线帽子给我，递在面前说，和尚最多的就是帽子，这个你先戴。我说，还人家吧，多冷我都不戴帽子的。她说，犟。不过我也不爱戴，脑袋箍得慌。我转过头，看她嘴唇冻得有些紫，还有不少雪没扫，下半天也许还要下雪，活儿不着急干。劝她进屋里陪我到处转转，我们便一同进了身后的宝殿，见一个中年妇女正监督儿子给文殊菩萨磕头。我们站在角落里背风，她一再回头看那个妇女，说，都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劝她，人各有志。方法是偏了点儿，和你也一样。我听常姨说，从去年开始你就半天半天地逃课来这儿，这学期更是根本没怎么去上课了。学校要开除，常姨回回说好话赔笑脸，都是因为你的偏。她没直接回答，反问我，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大学吗？我说，这和你的事儿没什么关系。李故笑了，我的事儿还和你没有关系呢，你不也劲儿劲儿地问。我说，高中毕业那天，第一次抽烟。胆子很小，避开所有人，到了超市声音也不大，排练一样地说可以给我一包娇子吗？老板但凡多说一句我都不买了，可他什么也没说，除了提醒我要不要拿个打火机。她说，你拿了吗。我说，拿了。然后一直往江边走，穿过广场，到了江边没人游泳没人烧烤的地方，蹲在草丛里点的。她说，感觉怎么样。我说，不知道，抽了一口烟就灭了，后来怎么也点不着。江边风大。殿里只剩下妇女在文殊像前嘟囔的声音，她闭着眼睛看不到殿里还有谁，倒是她儿子发现了我们，警觉地往前走了两步，又警觉地退回去，双手插兜，穿的是我高中的校服裤子，城里就这么一所重点。李故望着被他踩出来的两行泥印，不知心里在想什么。我说，妹妹，其实我上高中时碰上过和你很像的女孩儿。魏子心，你听没听过，没听过就证明你在学校里真被孤立了。她说，失踪的那个？我说，失踪有八年了，有一天她突然就没来，先是说病假，后来说家里有事儿，再后来由家里找到学校，找到我。我怎么会知道呢，没人知道她到底去哪了。沉默了一阵，再看脚底下，阳光在青砖上落得强烈了一些，和佛像的宝光彼此辉映，门口有不断的后来者倒头便拜，扑在蒲团上，念诵多了起来。我知道李故很快会撇下我去拿扫把，距离雪化成泥的时间越来越近，在她眼里已是刻不容缓。我却浑身再没力气了，便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表示距我回南方的时间也还长，有机会再见。往山门外走，主动和僧人们合十行礼。有一个僧人头上空着，我也忘了告诉他帽子放到了哪儿。

我坐在公交车上，去见常姨，很不想去，又做不到无视手机传来的条条短信，它们都长了女人的舌头牙齿，不顾形象地哭咬着。距离我上一次去见李故，过去了三天。三天里常姨每天都有报告情况进展，我认为这些内容，心理医生和班主任都比我更需要收集判断，他们才是能和李故的生活直接发生交集的人。我的出现对一个这样的女孩子又能意味什么，这问题早已解答过了，当年魏子心如何回答我的，就在那个高中午休时旁边的小区花园里，在手推婴儿车的女人和失业的男人中间，我们的谈话交织着下象棋时喊打喊杀的声音，那些老迈的咳嗽。魏子心对我伸出她藏在袖管里的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告诉我是菜刀砍的，才能这么整齐。那只左手上食指和中指已经不能再称为“指”，给我看完她很快又藏回去，仿佛它们格外受冻。魏子心用她藏在袖管里的手抱住我的后背，小小的身体压上去说，她母亲不在家很久了，她和继父每日相处都战战兢兢，可那些手指并不能证明虐待，他没有对她不好的证据。她说了，我耳边却好像没人说过话。魏子心耐心瞧著我背后的那些陌生人，他们来来去去，看我们一眼，很快避开，又拽来身边人去看，去指点。我问她，你动手的时候想什么了？不疼吗？魏子心说，是动了手才知道疼。然后用那只好手去拨电话，才知道拨电话那么难，根本按不下去。按了好几次，话机上都是血，你可以想象一下。疼得我等不及了，揣好自己两根指头，出门去找我后爸。可楼下保安就把我拦住了，说等等他先打个电话。我转头说，别讲了，你太傻。她说，讲给你听很好。我最近晚上睡觉前总想一件事，想以后你写书，我画画，我给你画封面。你到底想去北京去还是上海？我说，我想和你待在一起。她说，我想咱们跟那些人一样，过日子。我笑起来，过日子？魏子心也哈哈大笑，知道这个词儿有点不合适。可还是接着说，接着向往，一定要过日子。买菜烧饭带孩子，一个不落。我凭什么总是被落下？她说完这句，听我突然变了个语气说，你往那边去点儿。她一时没听懂，可我和她立马就分开了，这时候魏子心还试图拨弄我的刘海儿，它们因为紧张左右分家，像个汉奸造型。父亲在隔了很远的地方看见我，我也看见他，他手里提着饭盒。我早上告诉过他中午在外面吃，他不信，他总是有自己的逻辑。

车到站后，我走了一条街去大楼里找人，在门口保安眼皮底下跺净棉鞋粘上的雪。常姨见我到了，起身迎了几步。还是在大厅，不同的是这一次在电梯门口有些人在争执，话说得很快，动作推推搡搡。在劝阻她们的是一位脸熟的中年人。中年人是记者，常姨她们认识，在拉我坐下时避免不了地隔空点头一番，算是照面。我听清楚了部分争执，听到吃药也没用，听到他没有经济能力这些话，也就不想再听了。常姨把脖子向前一探，很快收到我耳朵边上，悄声说，你觉得吵不吵？嫌吵咱们去外边儿。我摇摇头，知道她不能把我带去楼上办公室的理由，让现在的领导看见她和以前领导的女儿走得这么近，没有必要。何况我觉得应该快刀斩乱麻，假期毕竟也短。对李故一事的建议在我心里已很清楚，这个孩子有佛缘也好，心理缺陷也罢，总归不适合素质教育。再好的规则，也有被淘汰出局的人，相比之下，后者适合的规则普罗大众也许根本想不到，更别说理解了。可常姨在听了我的话之后，表情并无明显的变化，反对或认可都看不到，只显示出仿佛石化般的耐心，就像我前面那些说的，都只是些真理的铺垫。却想不到沉默竟是真理。她等了一会儿，清楚等不到了，整个人陷在椅子里发怔。李故曾说我是有意思的人，常姨便一度以为我能走进她女儿的内心，从而把她拽出来。现在看来，我们只是臭味相投，且她把我也拽了进去。

3

那天中午发生过的事，其实我有好些年不再想了，也并不预备告诉给李故，尽管她在寺庙空灵的环境中无数次以那双仿佛镜面的眼睛，拷问我。我很后悔那天在宝殿里告诉给她魏子心这个人，容易让她觉得背后有所谓隐情，我后来的闭口不谈是为了让隐情更隐。为掩盖这些感觉，我没再去大寺找她。年过去后，在放假给人带来的时间被窃感中，十五很快就到了，那是回到南方之前最后一次家庭聚会。我喝了一点桌上的白酒，回到自己卧室，就躺下了，果不其然做了许多梦。梦境之一是回到小时候，父亲在龙沙公园里买回家的鲤鱼气球，又飘到房顶上了;之二是高中外面的居民小区里，我和一个当年在班上从没说过话的男孩子讨论魏子心的事。他说，她就是太贱，明明事情有很多办法。我靠在他的肩膀上附和，你说得对。之三是大寺着火，我也在其中，逃跑之时被绊了一跤，绊脚的正是佛像本来白玉的手臂，不知怎得被烧出许多油脂来，我不停单脚站立，用一只脚剐蹭腿上的油，继而三番两次地摔。也许还有之四，之五，实在记不起来，醒来是清晨六点半，北方天还黑着，窗外有老鸦在叫。拿手机去看，正好有一个电话进来——我有开静音的习惯。我接了，李故说，你回去了？我说，还没有，刚醒。这个时间你们是早读还是？她说，你说的是早课，四点已经过了。刚刚开静，出来打电话给你。我问，什么是开静？她说，我想跟你说的是，明年我会参加高考，随便上个大学，再考虑报考佛学院。也可能我不会再留在寺院修行，可能会去任何一个地方。我说，千万别让我知道，很久以后的某天，你也失踪了。她说，也许我妈会让你知道，到时候我嘱咐她吧。

我在一个小时后坐上109路，十五过去，大寺香客锐减。连先前路上乞讨的一批人，都仿佛吃够油水，懒洋洋地抬碗，眼神不追人。有个和尚跪在殿中蒲团上，背影很清瘦，天还寒冷，他却穿单衣，后背直接对着大开的殿门。李故捧着应是他身上的棉衣，站在一旁，正默默观看他念经时手指摩挲的珠串。我和李故退出来，她说，等你一会儿了。我说，昨天下雪，109师傅不敢开快。马路上都能打冰球了。她说，你回身看看殿后边，看看各个院。两点大家陆续起床，扫得热火朝天。香客们少了，寺里人就得干得更起劲，不让一点儿雪化在佛祖院子里。现在你看，多归置。我说，像没下过雪。她笑了说，你什么时候走呀。我说，没几天了。今天可能也最后一回来这儿看你。上次我找常姨谈过，表示对你支持。可能没说服她，但我想让她听听其他立场上的人说的话，也有好处。你说考大学，考佛学院，我都觉得不错。但不支持你浪迹天涯，等走出这儿你就会明白，换地方不能重新开始，世上能重新开始的事儿除了打游戏，还是打游戏。李故说，你喜欢打游戏吧？这时那个和尚念完了经，额头上渗满汗珠，一出殿门被李故看见，立刻被罩上了棉衣，李故罩他的动作就像一个刚做母亲的人，笨手笨脚用襁褓去罩孩子，和尚半天喘不上气。他对我们行了个礼，抬头时一双漂亮的眼睛显出虚弱，被沉重的眼皮盖下来，转身去了。等他离开，我默默看了李故一阵，轻声说，是我爸。五十岁的人了还在每天打游戏。李故走回来，在我面前，说咱俩继续讲。可她不知道我已经讲完了些什么，见我只是看着她，突然敌意地仰起下颌，问，怎么了？你兜来转去到底想支持我什么？你说吧。我咧开嘴动了动念头，没出声，然后按她说的，去后殿看看。

灰砖上只剩零星铜钱大小的水痕，草坪上的积雪也都被扫去，真是难得。可屋顶分明还有，尤其在檐脚，堆着整块白颜色的雪，像一个恶作剧摇摇欲坠，随时准备降落在清洁的砖地上。我一人坐在台阶上，想自己刚才脱口而出的话，想上天那些脱口而出的话，后者就隐匿在它赐给凡人的梦境里。看见李故冷脸跟过来，她用了很缓的时间，才在我上面的台阶坐下，我因为累，没扭回头看她。她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肤浅了。我说，肤浅什么呢。她说，这么说在你眼里还是浅薄了。我问，他知道你的心思吗？常姨曾和我提出过一些假设，假设有社会上的人看上了李故，李故因为叛逆心，随了对方。去寺庙只是一种掩护方式，为了见面，他们还应该有更多种掩护方式。常姨一度建议我在大寺附近多走走。可我在山门之外，只看到拉客的黑车或者成群的乞丐，和李故谈到时，她则告诉我多看正面。我问什么是正面？她闭目无言，沉默坚定得像一个小小的泥人。上初三那年，有一天，我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去了，就出门去坐公交车，我经常随便选一辆看见的，坐到终点站，在窗子里看那些我没去过的地方，看过好像去过了，又好像去得还不够，所以我会再坐回到出发的地方，重新开始。她大概是变换了坐姿，我尽管看不到，从声音的方位上听得出，她嘴巴的位置离我的脑后更近了，也更激动。李故带着美好的口吻说，然后我就坐到了大寺。我是在一天里第二趟来时才看见他的。那阵我在读冯至，他有句诗算是把我迷住了。我见到他匆匆过去，布鞋踏在一尘不染的灰砖上，跟着念了出来：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她话音停了，我于是回头去看，李故头上白绒绒的耳包贴得很紧，往下是颧骨两侧粉红的色彩，那是彗星过后，肉眼中视觉的存留。

她说，我需要他，其实跟他需要修行，没有两样。我说，为什么是他呢。她说，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会在某一时刻特别需要一个人，可能是母亲，可能是父亲，可能是很好很好的朋友。他们都应该出现在需要他们出现的时候，才能让我们感到珍贵，心生感激。可在不需要他们出场的时候，就都不对了。比如你不想在三岁的时候就拥有跟你谈论生活多么操蛋的老朋友，不想在渴望自由的年纪有一个管东管西的老母亲，比如，你已经习惯不去想象你有父亲，可还是会在影集上看到他，会在家长会上听老师点名说，叫你爸来。再比如有一天你母亲突然哭得稀里哗啦，然后求你，去趟内蒙古吧。妈不敢去，你替我去那边儿的亲戚家问问，打听打听，为什么他再也不回来了，啊？我说，常姨倒没跟我说过这些。李故发出冷笑，她哪儿会说。但凡她能说会道一点，那人也不会穿了裤子就走人。你心里明白，我妈长得很丑，别说现在顺眼点了，越丑的人越不怕老。她年轻时的模样我看过照片，惨不忍睹，没人会要。只有那个人，来东北做生意赔了钱，喝酒，闹心，跟人介绍认识了我母亲。他们当然要发生关系，当然要结婚——我母亲是这样说的，不这样说，我不成私生子了。说完，李故哼出一些旋律，寺庙鸦雀无声，是正流行的东风破。我说，别去想了。她拍拍屁股起身。我也想走，鉴于这是可能的最后一面，很怕留遗憾。我过去，把她冰凉的手指握在一起，攒到手心里，说她的爱情应该得到尊重，可也要为自己多打算。她低头讲，我说过可能不会留在寺里，也说过可能谁也找不到我。他现在想尽办法躲开我，我却还只得缠着他，缠着这里的一切。你不在其中，不可能真正明白，要把心里的雪扫净有多难。我说，妹妹，可别又学妙玉了。

这站是终点，已经是下午，我一个人在站牌下面坐着，等车来。脚下不觉扒拉着昨夜的雪，才意识到这街道多脏，雪也难以避免化成泥水，只要被人踩几脚，就灰了。车摇晃着抵达，我踏上109路高高的台阶，投了两个币，坐在倒数第二排的位置，把窗户关严，眼睛向外。要下雪的天空是红色的，这会儿颜色又上来了，暗示着今夜一场重雪，明早有李故他们忙的。车快发动时，几个妇女赶着上来了，纷纷刷响自己的公交卡，走过时身上带着浓重的焚香味儿，其中有张脸，是常姨的。我诧异着去点头，可她根本没看见我，在庙里看见没有，我不知道。常姨戴着灰色的头巾，坐在老孕病残座上，有些佝偻。我一直望着她的后脑勺，那些严重受损的头发，随着面孔的转向改变位置，最多的时候是面向车门。那张脸便能倒映在车窗里，一动不动，鱼一样微张着嘴。我在她前面下车，想了想还是没去打個招呼，我想她的念头里不会有和人打招呼的一项了，此处不是办公楼，不是领导办公室，不是大寺。她只是一个盯梢过后的母亲，坐在一辆行驶中的公交车上，从终点站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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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又去参加饭局，外面正下雪的晚上，我和父亲各在一个房间里，安静度过彼此的时间，尽管明天早上，我要离开家中，再回来又是一年以后。我拉开床头那个抽屉，过去存储信件用的文件夹还在，母亲后来也帮我整理过几次，但她都不觉得怎么有意思。想到这些我不禁想笑，母亲是在名利场里游泳的人，反不在意女儿的小秘密了。倒是父亲，我始终不明白在当年他怎能捕捉得如此准确，如此狠。文件夹里魏子心的信件很显眼，与男孩的不同，她精心挑选过信纸，字也小巧秀气。刚一展页，那张脸孔便清晰跳脱出来，还是上学时的样子，眼睛像欧洲人的，被双眼皮重压着，黑密的睫毛里扑朔迷离，带一点精怪。我凝视着自己想象出来的脸，假装托在手上，假装亲吻，假装时隔近日我也能够流眼泪。信面上这样写，人生短暂，短暂得来不及学会珍惜它便离去。所以人未必不可以任性的。喜欢什么，尽管去做好了。了解一个人定是在极度喜欢或憎恶他的情况下才可真正的了解，那么我是可以说了解你，才鼓励你无论想做什么，有多么想当然，都尽管去做。明知我改不了你分毫，但希望你多少快乐。

原来大家那时都在用这样的文体交流，好像两个穿越过来的老人家，在小儿女的年纪里说人生苦短。想着她而今或许在遥远的地方，拥有许多亲密的关系，也一样能满足了她当初同我许下的那些愿望，一样儿不差地过日子。我甚至在今夜里怀疑，这些年是否已经在什么地方碰见过她了，不然为什么眼前总有她后来可能的样子。魏子心今夜应该是走过了桥底的隧道，她应该穿长筒的黑靴子，踢踏而清脆地在桥下的黑暗中迎着驶来的车灯，叼着香烟，哆嗦地跳舞。她应该还是无法回家，应该还为我祈祷，也在眼前有我如今的画面。时间一跳，又见她忽然很扫兴地一扭头，眼中流露出成人的机敏，是比我当年更及早地发现了我俩身后的变故。而后她便十分从容地与我解释我们分离的理由，随信附上她后来的新地址，下半生细致的人生规划……诸如此类种种的圆满。仿佛这样我们才能够体面地在任何时候，再回忆对方，坦言那是个久违的老朋友。

而这些年我在父亲眼里又是什么样子，我们始终没有交过心，也没有往回看。其实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他，那一整个补课的夏天，我和魏子心把学校周围的居民楼都钻了个遍，我们脱去校服，只穿自己的衣服，手拉手在很多人面前走过，学习议论菜价，争辩社会上大事的是非，像两个游客不时询问他们，路该往哪里拐。那时我们只想逃避得优雅一点儿。有时候她说着说着会哭，有时候我在她面前念给她的诗，有时候我们拥抱彼此。我一点儿也不好看，短发，单眼皮，矮个子，萝卜头，却能在她瞳孔里看见另一个自己，插着裤袋，牵女孩儿的手，露出很有教养的微笑，仿佛我们就住在那里，某一幢楼上，柔软的双人床上还干干净净摆着我俩的棉睡衣。魏子心会偷偷带出来她在夜市买的，二十一双的短跟鞋子，拔去所有亮片，剩下漆黑的布面，穿上踢踢踏踏，跟着我走。我们从居民楼的楼梯上一级级走下的时候，每一次，都假装我们住过了。有次忽然停下来，在某一层的楼梯窗口前，看见光秃的树干上露出新芽，而大雪还在层迭地不断向下盖。楼下有正走来的行人，牵着他们的小孩，小孩和我们穿一样的校服，准备回家吃大人做的饭。那一刻，我们打算就手拉手站在原地，背对那些即将上来，经过我们的人。我们还想看一会儿雪。我们只是没有更勇敢一点。

我在房间里，时间已到夜里十一点，隔壁卧室传来他的鼾声，之后是窗外晚归男女在放声歌唱，一首属于他们的欢乐时代的遥远的青春之歌。我开了窗子，徐徐放出香烟在室内的味道，身上越来越寒。女人还在唱着，由男人搀扶扭到了我的楼下，他们开始按防盗门的密码了。我静静等着门锁被打开的一声，等到烟抽没了，雪也有停的迹象。可那个声音的到来，她踩着踢踏的脆响向我走近的时刻，却是异常的缓慢。

作者简介：

杨知寒，1994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短篇小说集《作茧》、长篇小说《寂寞年生人》。现居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