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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考古发现和研究综述

2020-02-04石巩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0年22期
关键词:红山文化考古

石巩

摘 要:文章从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考古成果着手,就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出土情况以及形制概况展开了更深入的探究,最后通过对玉龙、兽首形玦以及其他动物形玉器的研究综述内容推进,进一步实现考古界对于红山考古文化的深入了解,为促进我国古代文化的发掘进程向前迈进一步提供参考。

关键词: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考古

在我国,红山文化主要是指新石器时期的原始文化,在该时期文化中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其在国内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东北地区的辽河、西拉木伦河流域,具体包括建平牛河梁、喀左东山嘴以及胡头沟等地理位置。与当前时代的陶器发展水平相比较,红山文化中的玉器无论是在造型审美方面还是在工艺表现方面均具有显著的突出性,此结果充分表明了当时红山文化在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卓越性,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动物形玉器已经成为当今考古界的重点研究内容,意在借此更加深入地了解红山文化精髓。鉴于此,针对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考古发现和研究进行深入探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考古成果分析

进行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的考古成果分析时,可以从下述三个不同考古阶段着手,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该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期,期间首次在三星他拉村内发掘出大型玉龙,随后通过文物普查的方式,陆续发现了牛河梁、东山嘴及三官甸子三个红山文化考古遗址。当时由于受到考古能力及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未针对该遗址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考古行为均以采集品形式为主,导致此阶段考古发掘的玉器具体出土位置不详①。1971年,三星他拉村挖出C形玉龙(图1),该玉龙通体墨绿色,身体呈卷曲状,细节部分运用了浅雕、浮雕的工艺手法,在造型上与商周时期的玉龙相比更简洁,引发了业界对玉龙的关注。1979年,在巴林右旗遗址调查期间,共在民间征集了100余件玉器,多为软玉,主要呈淡黄绿色,其中包含4件玉蚕,1件龙形玦、颈部区域有穿孔,2件玉鸮、其上有多组交叉穿孔痕迹。

第二阶段:该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末期,期间开始针对牛河梁遗址进行系统性的考古发掘,共发掘20处遗址点。1983年,孙守道进入牛河梁发现了女神庙遗址,在1984年正式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期间共出土了两件玉饰,为猪形和龙形,两件玉器均为兽首形状,身体呈卷曲状,背部区域穿有两个孔洞,此为穿孔类玉器在红山文化考古期间的首次发掘②。随后五年中,陆续出土了两只玉龟,出土时被墓室主人握于左、右手中,此玉龟的口、目及四肢均使用线雕方式雕刻而成。1989年,牛河梁21号墓地出土一件玉龟(图2),该玉器头尾呈收缩状,背部有三道竖脊凸线,腹甲位置有一对穿孔,有摩擦使用痕迹。

第三阶段:该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期间考古工作主要围绕红山文化遗址继续发掘展开。2002年,在牛河梁遗址发掘出土了玉鹄,该玉器整体呈扁薄片形状,鹄的正面呈卧姿,身上共四个穿孔,均为竖穿,穿孔部分分别处于鹄的翅膀、尾巴、背部、腿四点③。

2 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出土情况以及形制概况研究

目前,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已发现40余种,其中超过90%的玉器出自墓葬,但在不同的墓葬中出土的动物形玉器的数量并不等同,且数量也十分有限。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与动物形玉器于同一地点一起被发掘出土的文物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玉器文物,主要包括勾云形玉器、玉环等④。例如,在喀左东山嘴建筑群址考古中仅发现两件动物形玉器,在此建筑群挖掘中与动物形玉器一同被发掘出来的还包括石器、骨器及陶器等,但此种墓葬仅有这一个,剩余遗址考古均为玉器,此考古结果充分表明了红山文化中对于玉器墓葬习俗的重视。

分析红山文化中的玉器形制能够发现,考古出土的玉龟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主要出现在墓室主人的左胸部位,此位置出土的玉龟大部分在构造上具有一定复杂性,龟的腹甲中心位置通常会带有一对穿孔,据专家推测该穿孔的作用可能是用于挂坠或是穿插之用①。另一种考古出土形式主要是被握在墓室主人双手中,通常成对出现,此种形式出土的龟在雕琢工艺方面通常比较简单,且两只龟的造型存在一定的区别,但是在大小方面基本等同,且玉龟上无穿孔痕迹。

分析玉鸟的形制发现,一种玉鸟细节上没有加工,且呈正面展翅状态,背部会横穿小孔。另一种玉鸟脊背呈隆起状态,扇尾主要以凹凸纹路加以表现,且近玉鸟头部的腹部位置会有穿孔痕迹。

分析玉鱼的形制发现,一种玉鱼主要以片状为主,鱼的头部区域有穿孔。另一种玉鱼主要以扁圆锥状为主,且玉鱼的双目对床成孔②。

分析兽首形玦的形制发现,一种为C形,且玉器的背部会有鬃毛体现。另一种在形状上均以扁圆柱形状为主,此类兽首形玦均为大耳、圆眼,且吻部呈前突出形状。

綜合上述内容可得出结论,由红山文化考古中所得的动物玉器数量上十分可观,利于考古借鉴,品质上也十分卓越。此外,动物形玉器在造型的呈现上虽然比较简洁,但却不失传神特质,雕刻工艺上则主要以钻孔、刻画为主,此为红山文化中动物形玉器的重大特色。

3 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研究综述

3.1 针对玉龙、兽首形玦的研究综述

在针对玉龙和兽首形玦的研究中发现,兽首形玦在考古意义上充分将红山时代先民的精神活动通过玉器的形式展现出来,其中也充分地将龙这一形象的出现以及历史演变过程展现了出来③。同时,兽首形玦的存在也是后世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加以深入性探讨的一项历史见证。

在考古界研究兽首形玦的时代归属时,通过与玉龙未被发现前的文物相对比,玉龙的各方面均具有该时代的文物特征,所以初步确认兽首形玦为商周时期的文物,研究佐证上也有《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下文简称《三星》),孙守道在文献中针对考古出的玉龙与商周时期的其他文物进行对比后发现,两者在形态、工艺特征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据此得出结论:玉龙从属于红山文化。此文献最初被发布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近几年有部分学者针对该结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其中朱乃诚提出:《三星》中的玉龙并不是红山文化中的玉器,而是从属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文物④。

针对龙这一中华民族形象而言,找出其形象来源是考古其所属文化时代的重要考据。最初,龙这一形象主要被用于代表原始的文明和农业,孙守道认为龙这一形象的最初雏形源自猪,而关于兽首形玦中玉龙是由猪演变而来的说法则是被作为“地母”象征而定义的⑤。与孙守道观点不同,俄国学者通过对红山文化进行研究得出,龙这一形象的出现应该与自然界中的昆虫幼虫的形象连接在一起,随后有学者针对这两种考古说法进行总结后得出红山文化中兽首形玦玉龙的形象源自昆虫蛴螬的结论。虽然这种考古说法被公布于世,但是大多数的考古界人士仍旧认同且接受的一个综合性观点:龙这一形象是通过将多种自然界动物形态及其显著特征杂糅混合而成的艺术表现形象。

通过上述对红山文化兽首形玦的研究分析,能够发现对于兽首形玦在历史文化精神以及文化内涵的反馈方面,大部分考古人士对于玉龙这一兽首形玦的形象认知基本保持一致的状态,即认为龙并不是真实存在于自然界的一种生物,而是先民为了满足当时经济、农作需求而创造出的一种神灵崇拜物,等同于人类原始时期的宗教标识,此标识同样能够发挥与宗教信仰相同的图腾崇拜作用。另外,在红山文化中,玉龙这一形象的存在,同时也是原始时代中拥有权力的象征,表明在红山文化时期华夏就已经初具社会等级雏形,代表了中华文化原始文明的起源。

3.2 针对其他动物形玉器的研究综述

除了上述内容中所提到的玉龙兽首形玦,针对其余的动物形玉器进行研究能够发现,其余动物形玉器也能够充分反映出红山文化所属时代的文化内涵及特征。

具体而言,针对动物形玉器最初的发展起源点进行考古分析得出,由于大部分动物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能够见到的,所以此类兽首形玦的创作灵感来自具体生活这一观点被考古界一致认同。在此期间,郭大顺经过一系列的考古研究后认为,与红山文化中所发掘出的其他玉器相比较,动物形玉器在起源文化内容上是一致的,均与当地的渔猎文化相符合。在目前考古发掘出的动物形玉器形象中,多数动物原型是以当地草原或森林中的鹰、水中的鱼类动物为原型,并且此类动物形象呈现在玉器上时会根据既有的基础加以神化处理,甚至针对既有动物形象进行抽象化呈现,这种呈现结果的出现充分表明了当时先民们对于艺术的高超概括力。

在研究玉龙以外的动物形玉器文化内涵时,也有学者就此给出另一种解释,认为此类玉器的出现并不是单纯被应用在日常生活装饰上,更多的是借助崇拜图腾的外在形式表达先民们对于神通和权力的一种向往。例如,在分析红山文化中考古发掘出的玉龟能够发现,此类动物形玉器在考古期间出现在学者眼前多数是被握于墓室主人的手中,而在先前的大部分考古资料中,“龟”均是作为一个展现神通权力的图腾来呈现的,红山文化的考古成果也充分佐证了这一观点①。也有部分墓室主人将玉龟放置于腹部位置,其中多数考古发掘出的玉龟均成双成对地出现,充分体现出了先民对于动物形玉器在神器中所代表的性质和神通能力。对于此种结论的得出,由于能够辅以佐证的现实考古资料过少,多数结论的得出均是依赖于既有的考古资料以及专家个人对于中华文化内涵的理解,所以得出的结果往往以主观演绎为主,还有待后续的不断发掘和考古研究。

在其他动物形玉器的功能概括方面,学者杨伯达进行了更深入且详细的概括分析,他认为此类动物形玉器在创作时可能并不仅是日常装饰和权力代表两方面,而是其中也会关联一部分当时的礼仪抑或祭祀活动,即装饰的存在均属于辅助功能,该种功能与其他功能之间的交织可能是其被创作出来的主要目的。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动物形玉器在整个红山文化中是一个极为显著的文化特色,对于红山文化的推广和宣传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受到当前我国考古能力及手段的限制,对于红山文化的更多考古资料掌握得并不充足,致使红山文化与生活具体化两者之間的关联性构建仍存在一定的矛盾,在整合的力度方面也有待加强。在这一基础上,针对红山文化展开后续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充分将如人类学、宗教学等多学科融入其中,最终为更加全面地了解红山文化创造机遇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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