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布洛赫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家之一，由于其思想内涵大量的宗教因素和弥赛亚主义而不被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者认可，布洛赫的的哲学思想以“希望”为核心，通过对宗教思想的独到解读为社会发展描绘一条清晰的发展通道，他从宗教思想中抽取出“实践”的思想内涵，以“具体的乌托邦”为马克思主义做概念定义，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充满想象力与生命力，对于信仰“神”的概念做抽象化界定，指出宗教思想中蕴含的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革命因素。新时代充分研析布洛赫的宗教思想，对于解决文化、文明冲突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布洛赫；宗教；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宗教

布洛赫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对宗教进行有力的批判是肯定的，但是布洛赫对宗教的批判是基于一定方法论原则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式的批判，同样可以看做是一种对于宗教思想的扬弃发展。在对《圣经》进行研究解读的过程中，布洛赫以侦探式的启蒙深度和异端宗教的深度，特别是从启蒙精神和真正严肃郑重的无神论视角来研究。布洛赫在坚持和主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对待《圣经》不应持刻板印象来解读《圣经》的文本，以免机械僵化、贴标签式地理解《圣经》。布洛赫对于《圣经》的解读旨在抽象出《圣经》文本中所蕴含的“无神论”元素。许多宗教学家基于自身利益和社会规则的考虑，对于《圣经》的解读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印象，对于许多模糊敏感的争议问题往往避而不谈，与此相对应，布洛赫对于《圣经》的文本解读则是直奔主题，明确点明《圣经》中所蕴含的“无神论”思想。

布洛赫的宗教思想观念与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自我异化思想有根本上的差异，同时也异于马克思对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认识，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对待宗教問题时，都把宗教看做了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顽固势力，而布洛赫则创新性地认为宗教有益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性因素，并认为宗教思想中蕴含着深层次性的“革命意识”。在布洛赫看来，宗教神学的思想与无神论并非是非此即彼、不能相融的，布洛赫认为所谓的无神论应是与传统意义上的反宗教不相一致的。布洛赫认为宗教的思想内核围绕权力、金钱的定位问题来展开，布洛赫认为宗教信仰不是对于虚无缥缈“神”的完全、盲目、无差别的信奉，而是应当努力促成个人与“神”的灵魂交流，宗教的信仰也不应简单地表现为在教堂中的礼拜祷告，而应上升为对于神性的探求。

《圣经》的文本经历了从旧约到新约的变迁，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新约还是旧约都不免沦为了统治阶层用来通知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文字工具，传教士和主教以说教的形式对其他基层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最终演变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但是《圣经》中所隐含的“革命意识”思想应当得到努力的发掘，因为这些兼具启迪与变革的思想无论经历怎样的时代变迁和文字表述的更改，始终保有其内在的精华。

布洛赫认为要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发展，就不可避免的要从宗教思想、基督教思想中去吸收其蕴含的革命要义，《圣经》的文本中同样展现出了市民阶层以及大量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状况，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对资本主义剥削和严重压迫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可以从宗教思想中汲取一个重要的策略思想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集集体之力与教会等世俗权力代表作最为坚决的斗争。

二、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

乌托邦最初指代“美好的地方”，更偏向于一种理想型社会形势，最早由柏拉图提出，托马斯莫尔在其《乌托邦》一书中也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哲学界对于“乌托邦”的概念多少都带有些批判的成分，像如在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将“乌托邦”与“科学社会主义”做了明确的界定划分，指出其是空想社会主义形态下的思想意识，但是恩格斯同样没有彻底否定空想社会的乌托邦精神，而是创造性地把它视为了科学社会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思想理论来源。虽然在早期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就已经认识到私有制的“罪恶性”，但是既没有提出相应的社会改革方案，也没有彻底的否定和废除私有制并以此为基础来建立新的社会。恩格斯对乌托邦的认识同样存在片面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恩格斯简单的把乌托邦的概念局限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意识层面，而不是把自托马斯莫尔以来因社会矛盾而形成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当做乌托邦精神的反映，仅仅把空想社会主义看做了一个固定不变的存在阶段。第二方面是，恩格斯对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做的一个整体性、简单性的归纳概述，对于乌托邦精神中表达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表现得不那么在意，同时将社会主义全面地放置在“科学”的层面上去探讨，而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则是与传统的乌托邦精神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布洛赫将马克思主义标定为“具体的乌托邦”，布洛赫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最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因为在布洛赫看来，所谓的“具体的乌托邦”就是实践性质的乌托邦，而实践性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和重建的过程中不算塑造着整个社会环境。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人类以及人类社会才能准确、客观的发现社会矛盾并制定相应的改革方案，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进而消除阶级矛盾，废除私有制条件下的精致利己主义，布洛赫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作用称之为“寒流”。其次，马克思主义指向的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更加强调人的主体性意识，主张激发人们的个人潜能，最终以达到自我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布洛赫则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作用形象的称之为“暖流”。

三、“元宗教”思想

16世纪，托马斯闵采尔领导了德国的农民革命战争，第一次将宗教改革同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通过武装斗争的革命形势，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国家权力中心天主教会和根深蒂固的腐朽的封建制度。托马斯闵采尔通过对基督教价值观念和《圣经启示录》的独特解读，主张建立所谓“千年天国”来恢复基督教建立之初的要义，并强调废除一切与基督教本质思想相违背的制度，意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解放，被思想界称为“解放神学”。自托马斯闵采尔之后，解放神学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许多地区借由这种思想开展多次宗教政治革命。在布洛赫所著《作为革命神学家的托马斯·闵采尔》一文中，布洛赫则是将“解放神学”这一概念上升为“革命神学”，对于革命神学的解读布洛赫有其独到的特点，首先要明确的是布洛赫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同样排斥对于“造物主”的无限信仰。

布洛赫的宗教思想强调的是无神论，这里的无神论不是与宗教思想的彻底决裂，而是对于真正宗教理念的复归，一方面，他吸收借鉴费尔巴哈、马克思对于基督教思想的批判，鲜明点出基督教宗教思想的虚伪性、欺诈性；另一方面，深刻地揭露出基督教宗教思想所掩饰和曲解的事实真相，同时指出《圣经启示录》所要表达的本质思想内核应当是：反抗与造反的精神。对于《圣经》文本的解读，将反抗、出走这一极具革命性质的概念性词语进行了抽象，指出事实上，最原始的宗教是指导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奋起反抗的革命运动，这也应证了布洛赫提到的反抗和叛逆的精神象征。在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由于受到金钱权力的影响，基督教的宗教本意被曲解，而要实现基督教本真意识的复归就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就必须以推翻金钱权力化身的天主教会的统治为手段，重新激发人们内心所蕴含的反抗与叛逆的精神。

“有希望的地方也有宗教，但是，有宗教的地方并非总是有希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布洛赫却在宗教思想中发现了未来社會的发展希望。“哪里有希望，哪里就有宗教”，布洛赫的这一独特论断，精准地把握了宗教思想的核心内涵即：主体性的人可以通过宗教的形式来实现主体性的本真意愿。因此虽然布洛赫认为宗教信仰属于迷信的范畴，但是他同样指出了宗教思想中的有益成分，虽然人们可以抛弃宗教思想中对于“神”的概念的抽象，但是不能完全抛弃宗教而存在，因为只有深入认识和解读基督教本真思想的基督徒才能把本真的宗教观念带回现实社会，同样也只有我无神论者才能把基督教思想中对于未来社会的“希望”内核进行彻底的揭露。所以布洛赫大胆地提出了“只有一个无神论者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只有一个好的基督徒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无神论者”。

四、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布洛赫的哲学思想因为充斥着大量的宗教思想以及表现为明显的弥赛亚主义，又其著作中文字表述过于晦涩难懂，在思想界往往被忽视，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总结其原因是因为布洛赫的语言文字表述并不是走的一条传统的理性主义道路，而是走的一条内在思维方式的道路。布洛赫的“希望哲学”给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未来世界的新路径，在深陷困境时，激发人们积极迎接挑战的意识，是给与人们希望的救赎性质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哲学体系，只有与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相碰撞，结合时代实践发展背景，才能有效摆脱发展困境。布洛赫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践的观点的同时，以全人类的自我解放和救赎为根本立足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独到的理论创新，尖锐的指明现存社会主义学说中存在的理论发展缺陷，同时为我们展现出其“希望哲学”所蕴含的独特魅力，从而使我们更加坚定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更多的主体性的人的参与，而布洛赫的哲学思想则为主体性人的塑造提供了发展途径，从而构建一个可以相互交融的共同体模式，进而实现多元的文化发展与繁荣，布洛赫的哲学思想为人类社会描绘了美好的未来蓝图，充分激发人们对于美好社会生活追求的热情，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 恩斯特·布洛赫著，梦海译.基督教中的无神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2] 周斌，和佳.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具体的乌托邦——基于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8（01）.

[3] 金寿铁.“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乌托邦”——论恩斯特·布洛赫的哲学命题“乌托邦”[J].社会科学，2015（03）.

作者简介：徐圣权（1993—），男，山东烟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