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南洋诗歌中华夷观念的嬗变

2020-02-04刘嘉怡李嘉嘉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0年10期

刘嘉怡李嘉嘉

摘要：康有为的南洋诗基于忠君兴国的思想内核，在抒发民族主义及世界秩序构想的同时，糅合其经学视角下的华夷观，于各学界皆为重要参考。经过初至南洋、环观世界、光绪逝世的时空进程，康有为的华夷观念由天朝上国遗留的贵华轻夷态度，转变为游历南洋后相对淡化的华夷之辨，再到重审世界格局后，借夷力以强华的救国思想。其观念的嬗变本质上是因南洋从属关系的转移而做出的调整，始终伴随着康氏的忠君思想。

关键词：康有为南洋华夷海外诗

一、引言

自1900年2月2日踏上新加坡的领土，到1911年5月8日返港宣告流亡生涯结束，这十一年间，康有为在南洋各地留下了足迹，且留下了夥颐的南洋诗篇。以康氏南洋诗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从文学地域的角度来看，是逋客临时创作的影响在地文化形成的“赘瘤”a，也是不被正统诗教所重视的他乡产物；从诗学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既是见证着帝国崩塌的晚清诗，又是经历着近代中西文明碰撞的海外诗。处在时代和地域交织的节点上，南洋诗承载着独特的时代意义和文学价值，近年来已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无论是分析绝顶云气和孤岛风涛的特殊意象b、研究诗题的特色，还是挖掘诗中“十死身”和创伤意识的内涵c，或是解读常用的典故，都为南洋诗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诗学视角。

康有为在南洋的汉诗创作意识和成果，是他在华夷杂处之境对帝国没落和个人流离所进行的自觉思考，这些思考中又流露出他对中国“民族—国家”的地位、亚洲秩序的重建、华夏声教文化的独特诗性图绘与想象。本文以《万木草堂诗集》中的南洋诗为研究对象，以时间为线索，以对康有为影响较大的事件为节点，将这些诗作划分为三个阶段，通过厘清康有为在眼界和意识不断移动的过程中，看待近代世界格局中华夏与其他民族的方式与角度，窥见康氏在这一时期对内/外、华/夷、中心/边缘的省思。

二、经学语境下的华夷观念

董仲舒作为春秋公羊学的先师，继承了先秦儒家中“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夷夏思想，通过阐释《公羊传》呈现出极具个人特色的董氏春秋学，其中“华尊夷卑”的观念影响了后世今文经学在“国家—民族”层面的思想基础。

康有为少时研究古文经学，十四岁始就科举事，三十八岁考中进士。他先后受朱次琦和张鼎华思想的影响，“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d，后游历香港，涉猎西学，始知西人治国治术皆有法度，不能以故见视之。此后，他从事今文经学研究，又与今文经学家廖平相交相知，遂利用今文经学托古改制，主持公车上书，并写成两考等呈现其思想体系的学术著作。不管是从古文到今文经学的改变，还是重新阐释今文经学，康氏的思想从未脱离过经学体系；尽管形成了更贴近时代的国家民族观，认识到中国“非复一统之世，为万国并立”e，但其华夷观念更是无法摆脱经学思想的浸染。这种借助经学思考我族与他族关系的思维惯性，延续到康氏逋亡海外以后的思想之中，而南洋作为其海外经历的起点和终点，见证了其观照世界的视角和思考的变化，南洋诗更是承载了其华夷观的嬗变过程。

康有为避居南洋期间，大清的局势处于风云变幻之中。内有政坛各色势力竞相逐鹿，义和团、革命党你方唱罢我登场；外则列强侵略愈演愈烈，宗藩体系彻底崩塌。康有为以帝国逋臣的身份流亡在英荷殖民地，只能隔海北望中原的龙血玄黄，其思想情感由故国之痛、帝业之忧、流离之苦、愿景未竟之寂等种种情绪杂糅。除了国际形势的变幻，康有为自身也处于不断移动之中。变法领袖和政治遗民的身份使得他有更多周游世界的机会，以及对“民族—国家”关系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日异月殊，促使康有为对世界局势、亚洲秩序重新思考，其华夷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变化，同时也滋养着作为康氏情感宣泄载体的南洋诗，使之伴随着康氏身体和眼界的移动而呈现出独特的光彩。

南洋诗所承载的特殊时空意义，横跨“晚清诗”和“海外诗”两大范畴。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晚清诗人开始走出国门探索世界，他们在海外所创作的诗歌均可称作海外诗，内容多为异域风物的描写、近代文明的记述、去国怀乡之情感。南洋指东南亚一带的各国，此地虽与中国相去不远，但自左秉隆、黄遵宪创立文社，才是此地由中原士人阶层带动的文学与文化播迁的开始。f南洋以华夷杂居作为特殊的政治地理特点，正处于西方文明与中华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时刻，而康有为主要寓居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其偶尔探访的缅甸、安南、哲孟雄等地，原是中国藩属国，此时也成为列强殖民地。康氏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进行的诗篇创作，如诗句“我识鸱夷心寄远”g和诗题“遂有浮海居夷之感”，既有明显的华夷之别，背后也有隐然的消解迹象。

受到政治改革运动和诗歌内部规律流变的影响，诗界革命给晚清的诗学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同是维新派，黄遵宪主张以口语入诗，高喊“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推动诗歌语言的变革；梁启超则认为要“用西方高级思想来启发中国民众，从而在改革派知识精英和市民阶层之间架设起一座普及的桥梁”h。康有为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了一些指导诗界革命的重要文艺理论著作，并且在后期创作实践中追求新语句、新意境，如“樓东槟榔树，楼西椰子树，楼南红荚树，楼北黄花树，树树相引临官路”，语言浅白易懂，极具南洋地域特色，表现出色彩鲜明的新意境。

康氏南洋诗兼备海外诗与晚清诗的特点，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色，呈现出诗人在异国他乡回望故国、观照世界的视角与思考，展现着康有为在大变局之下，以经学思想构筑的华夷观念经历着消解与重构的过程。

三、南洋十年的嬗变之轨

（一）清凉新域，贵华贱夷

康有为逋亡南洋初期，恰逢南洋诗坛建构之时。基于南洋诗学文化落后之背景，以邱菽园为代表的南洋华人领袖积极发展南洋诗坛，却一度陷入瓶颈。携中原诗教之风，兼以诗界革命“新题材、新语句、新意境”之主张，康有为的到访于南洋诗坛而言无疑有如久旱逢甘霖。此外，早在康氏赴南洋前一年，孔教复兴运动已在南洋多国陆续展开，康有为重构儒家普遍性话语之文化身份使其在南洋本有声望。虽其此时需要靠英人及华人庇护以避清廷缉捕，但康有为与华人领袖的密切往来，使其成为影响南洋旧体诗与孔教发展的重要角色。这使康有为对于自己的文化身份自视甚高，中华文化自携之优越感尽数体现。

对于一名爱国文人政客而言，流离之无奈不言而喻。初至南洋的康有为身处异乡，遥望故乡，虽受庇护但仍面临杀机，虽受礼遇却仍遭侨胞淡漠，如此尴尬两难之境不断深化其流亡国外的飘零之感。如“中原忧患满人间，海外逋亡转放闲”一句，比对异域与故乡之风土及形势，可见康有为在故乡感怀与异乡闲愁间徘徊往复。逋亡异域的流离感受、故国朝局之扑朔迷离，促使他不断思量华夷之别，亦加深其救国之道德使命感。“褒姒灭周天丧乱，离骚忧国语涕洟”通过化用骚楚等典故，让学界看到康氏中华传统政治视域下的民族主义思想内核，亦示其天朝上国的帝国想象。i加之其携诏出逃的忠臣定位，屈己逋亡的命运与救国报君的宏愿让康有为看似“身负重任”，更明确其“贵华”观念之源。

而反观南洋之境，自1877年清廷于新加坡设领后，英殖民政府便对南洋华人多种倾轧，“华人生聚既繁……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掣肘”j，南洋展现出一种难以介入的殖民地政局之态势k。而初至南洋的康有为独具慧眼，明了南洋已成为华夷较量的重要地域之现实。“千里窍海峡，万岛点芙蓉。……回睨望中原，悲风接华嵩。”这一句通过对南洋地理的客观描写展现康有为对芙蓉屿、马六甲及中原大陆相对位置之了然程度，其对世界格局之见识亦可见一斑。“隐几愁看征舰过，中原一线隔芙蓉。”象征夷狄国力的征舰驶过，殖民与护国的图景尽现诗中，海天一线乍看之下仿佛拉近了华夷之距离，而华夷之界却不可打破，诗句展现了康有为强烈的国土界限感。此外，康氏对南洋当地之态亦言：“出亡久筮明夷晦，玩易翻疑未济终。”此句述其逋亡渐久，体察夷境的同时亦深谙其晦，表达其对南洋形势的疑虑。而“下视槟屿市，蚁垤营窟隆”则体现了康氏观槟榔屿时的俯视姿态，城市仿若群蚁建穴般浩荡，但群蚁溃堤的力量亦难以想象。如此象征性的表述展现了康氏对于夷狄轻视与畏惧的感情色彩。基于对南洋周边海域及南洋诸邦的认识，康有为既展现了中华文人的意境书写与客观描绘，又融入了其意识深处隐晦的重华轻夷的态度。

文化政治身份之特殊性、思想观念之民族化、传统化，使康有为天朝上国遗留的华夷之辨暂未消解。尽管当时的康有为正处中西政治、文化剧烈碰撞的时代，亦能够认识世界格局、反思华夷势力之差，但就史料所载及其逋亡南洋初期的诗歌所述，当时的康有为具有贵华贱夷的华夷观念。

（二）环观世界，相对淡化

伴随着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康有为流亡海外的时间不断推移。在1903至1904年，与初期仅在新、马两国避世而居相比，康有为的活动范围更加广泛，他先后游历了缅甸、爪哇、印尼、暹罗、安南，因作为维新运动领袖，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地位而被当地的华人群体奉为座上宾。而在赏风物、访古迹的过程中，伴随着亚洲局势日益剧烈的变化，康有为的眼界也进一步开阔起来。

康有為时时由所见所闻思及故国，将异国情形尤其是国家局势与华夏相比联，《缅甸哀》一诗写了缅甸数日之内便沦陷为英国殖民地的惨剧，往日的繁荣与现时朝不保夕的王族相对照，令康有为哀痛不已，落泪如珠。彼时的亚洲秩序正在重建，随着列强的入侵，原来以宗藩体系为基础的亚洲秩序被欧洲资本主义列强殖民扩张建立起的殖民体系所打破，曾经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也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与其藩邦缅甸同样处于存亡的危急关头。在这样的局势下，缅甸亡国对康有为的震撼非常巨大，“语终称吾缅已矣，中国阽危不可乐。颇闻恃大尚守旧，深恐亡同一丘貉”，缅人此语让康有为意识到中国当下的危难处境，也从中惊觉若想救国就必须除去妄自尊大的陈腐观念。

与前期多关注自身处境相比，此时康有为的目光开始聚焦于南洋国家的状况，更多以同情的眼光看待南洋诸国。当他登上宫高塔后，雄伟宫殿、山川，江流滚滚，阿瓦城的景色尽收眼底，但一派生机勃勃中仍能看出历经劫难的痕迹，他也在诗作中透露出一丝叹惋与隐忧。诗作同时也涉及该地的历史民俗以及景观建筑，如花大量笔墨描写黄金塔的富丽雄伟，写爪哇火山景观的奇崛，以及游历阿瓦城时遍观佛寺的描写，等等。此时康有为的南洋诗作或是慨叹南洋国家的遭遇，或是客观摹物，表露赞美钦佩之情，已不同于之前的“俯视”姿态，康有为的华夷观念已有淡化的趋势。

对南洋国家的态度有所转变的同时，康有为也关注到了南洋华人的境况。他在《游西贡》中写道：“园林靘丽市楼峻，赋税繁苛刑罚偏。已改地图奴隶久，最伤华旅受征廛。”殖民者园林丰饶靓丽、生活富足，而华人却承受着繁苛的赋税，受着严厉的刑罚约束，反映出殖民体系下海外华人地位之低下，生存之艰辛。《游爪哇杂咏》中又以地主的富裕丰饶与华人地位低下作比，慨叹华人在殖民地为奴劳作的悲惨状况。早期的南洋华人被清政府视为“天朝弃民”，清政府并不对他们负责。至近代，国内与南洋往来的禁令虽被废止，但南洋的华人不仅仍面对着当地土著居民的排斥，遭受殖民者的歧视虐待，亦难为国人所接受，是绝对的弱势群体。而在此时，康有为却不仅关注到了亚洲秩序重构对华人生活境遇的影响，表现出对在外华人的同情，更因为同为华胞深感家国渐衰、无力护侨的悲愤和无奈。种种情结，体现出了康有为国际视野的开阔和更为客观冲和的华夷观念。

（三）重度时势，以夷强华

1908年11月14日的光绪之死可看作康有为南洋诗作前后风格转变的节点。康氏受知受遇于光绪，立志匡扶帝业，即使逋逃海外仍宣称受光绪之诏外逃为变法蓄势，保皇会更是为保救光绪支持变法而创立，其忠君爱国之情热烈而深刻，亦时时在诗篇中流露出为故国和君王感伤忧愤的情怀。康有为将光绪的生死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光绪之死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促使其思考和行动进一步发生转变。

在光绪离世后的1908至1911年，康有为多次进出南洋各国，其间所写的诗篇多为触景怀人伤情之作，伤存念亡之情更哀，而开新强华之志不减，既有《读报》中“天地无情可终古，国家多难独登楼”的为国抱忧之辞，也不乏“多情怀旧谁能免，着意开新我尚能”这样重拾河山的勇气和壮志，更有对国内政治局势变化的关注，如《闻高丽亡，日俄协约，且有蒙古、辽东之约，痛慨感赋三章》一诗便抒发了对国力昔盛今衰、由清朝主导的亚洲秩序崩塌的感慨。

此时的康有为已在欧美、日本、南洋诸国游历多时，对国际政治形势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在度过一段飘零无着、忧忿萦怀的流亡生活后，他开始沉下心来继续探索国家的出路。在《读史》中，诗人抒发了历尽千帆后意图总结经验、再掀风雨的雄心壮志：“可待功成从范蠡，轻舸西子去西湖。”《论诗示菽园，兼寄任公、孺博弟》一首亦有“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的感触，则可见博采各国众长以探索新出路的豪情。早在初到南洋之时，康有为便已认识到南洋独特而重要的战略地位。综观世界版图，英、美、沙俄、日本等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处于三面夹击之下的中国，其冲破突围的出口便落在了一水之隔、华人聚居的南洋。对于丧失主导权的中国而言，若要重塑东亚的政治秩序和重返世界舞台，南洋无疑是一个最具有发展性的拉拢对象。康氏在认识到南洋的战略位置的基础上，再起雄心，试图借助海外势力，以夷强华。

身在南洋的康有为并无足够的经济实力或政治权力可借助南洋势力从物质方面支援故国，因此，在价值观念方面寻找一种更为开放的思路，将维系中原统治的儒家价值体系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康有为在《寄徐君勉、伍宪子二子》中写道：“孔墨为教主，范世称大力。又观佛耶摩，六种震其辙。”他认为孔教有强华兴国的文化、政治使命，因此在重构的过程中，对孔教的论说以及树立孔子教主形象便成为康有为努力的焦点。此时，华人聚居且对华夏地位和中原文明抱有敬畏之心的南洋，则为孔教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生存土壤。早在康有为来到南洋之前，当地的孔教复兴运动已初见端倪，而当他来到南洋之后，更是推动了孔教在南洋的发展壮大。从康氏在南洋后期所作诗篇里不难读出他对孔教的热情，《己酉除夕前二日，酬梁任公弟寄诗，并电问疾，六章》一诗中，他在抒发“誓拯众生甘地狱，备缠诸苦陷天罗”的抱负之余，不忘为孔子建立教主形象的使命：“孔佛耶摩并圣医，各能起病药尊师。尊天明鬼皆有托，出世同民尽大悲。但苦一身难两面，虽云圆觉亦遍知。悠悠万古众生苦，昧昧吾思一救之。”诗歌表露出康有为坚持以儒教传统拯救中华，并表示珍视精神内涵与儒家相似的其他宗教。

或许是碍于逋臣的身份，康有为的诗中并未显露出公开参与孔教活动的痕迹，但他对南洋孔教活动的影响不容小觑。南来后，康有为积极参与南洋的办学活动，宣扬华人文化，推动当地华文教育的发展，践行自己传播孔教的使命。这一系列的举动，既是对孔教的推崇，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重现，也在南洋留下了中华文化的遗风。

四、观念调整中的忠君内核

虽然康氏的华夷观念经历身份自傲到趋于平等，再到以夷强华的转变，但是这种变化是在外部势力空前强大的压力下康氏的华夷观念表现形式的调整，而观念调整的最终目的仍是服务君权，把周边世界改造回旧秩序。在康氏的政治蓝图中，借他国之力以图自强是贯穿始终的线索。无论是在国内时主张效法英、日君主立宪，还是远渡英、日欲借力扳倒西后（指慈禧），或是出逃南洋后传播孔教思想、壮大保皇会势力，都是为了强国以恢复往日荣光。

中国的华夷观念源于文明发达程度较高而对异族产生的优越感，在号召各诸侯尊王攘夷、服务君权、抗御侵略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华夷分野的重要依据是礼法制度，而君王在其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是华夏民族的核心所在。康有为以救国与勤王为己任，忠君与爱国成为他在南洋时期政治思想的底色。“苦心结豪杰，誓死救君王”，这句诗可作为康氏在南洋一切活动主旨的概括。他一直有感于光绪的知遇之恩，并在南洋诗中呈现出鲜明的忠君主题。从“圣主蒙尘犹戚戚”到“奋起醵资祝圣龄，祈圣安”l再到“鼎湖龙去只号天，南海波臣泣坠渊”，他对君主的感情并不随时间的流逝和对象的消散而减弱，反而糅合了关于帝国、时局、流离的情感，使得忠君思想愈加浓重。君臣之分与华夷之防均为儒家教义，君臣大义代表阶层关系，华夷观念强调的是民族间的名分等级意识，在大变革的背景之下相融相通。故康氏对君臣关系的认可，本质上反映着其思想中华夷观念的长期存在。

康氏看待中国与南洋诸国关系趋于平等，源于康氏看到中国与列强力量对比及南洋从属关系的转移，而被迫做出的调整。而在他看来，南洋诸国依旧不是与中华同一层次的民族，只是使我族强大的“工具”，他渴求重构东亚秩序顺应了时代变革的要求，但其目的却仍是恢复过去万国向大清帝国朝贡的秩序。

（本文共同作者：向扬、陈明秀，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

a 黄锦树：《过客诗人的南洋色彩赘论——以康有为等为例》，台湾《海洋文化学刊》2008年第4期，第2页。

b 谭勇辉：《〈大庇阁诗集〉與康有为的南洋诗》，《粤海风》2015年第1期，第23页。

cfi 高嘉谦：《帝国意识与康有为的南洋汉诗》，台湾《政大中文学报》2010年第13期，第203页，第214— 216页，第199页。

d 马洪林：《康南海自编年谱》，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e 康有为：“列国政要比较表”，见《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16页。

g 康有为：《万木草堂诗集——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h 杨四平：《由古典至现代：晚清诗论的过渡性特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2期，第157页。

j 李钟钰：《新加坡风土记》，《东南亚》1997年第1期，第50—56页。

k 甘德政：《中英（英中）关系与马来亚华人的身份认同》，复旦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l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