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川面对南疆景物，在仰视与俯视、历史观照与现实观照、直觉观照与理性观照中，因其壮丽与虚无、伟大与野蛮、五彩与贫穷、神秘与平庸而震撼、敬畏，从而获得解脱感。

关键词：西川 南疆笔记 群山

西川《南疆笔记》的写作时间在文后标示为2004年8月到10月。时间下面标示的写作地点为塔什库尔干—北京—额尔古纳—柏林—香港。a

在《西川创作活动年表》2004年条目下有这样四条记载：“8月在中国诗歌学会和中坤投资集团的组织下旅及新疆乌鲁木齐、库车、拜城、阿克苏、温宿、巴楚、阿图什、慕士塔格峰下卡拉库里湖、苏巴什达坂、塔什库尔干、奥依塔克、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等地，获睹天山和昆仑山的伟大。”“9月获首届‘明天·额尔古纳中国诗歌双年奖·艺术贡献奖。旅及海拉尔、额尔古纳等地”。“9月受邀赴德国柏林参加第4届柏林国际文学节”。“10月与作曲家郭文景同赴香港。郭文景根据西川长诗《远游》谱写的管弦乐作品由香港管弦乐团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首演。指挥：Edo de Waart（荷兰）。西川顺访香港大学”b。

之所以这样不厌其详地列举西川的创作时间与途经地点，是想提请读者注意：《南疆笔记》的空间创作背景是中国的东（北京）西（新疆）南（香港）北（额尔古纳）进而扩展到东方（中国）与西方（德国）的遥远跨度，其时间创作背景跨越2004年的8、9、10三个月。创作时间长，所涉空间广——这是在“大世界”中诞生的一篇力作。而以《南疆笔记》的逻辑，“混迹于大世界所需要的”是“幽默感”。

《南疆笔记》中有幽默感么？——没有。

幽默感是一种喜剧感。“幽默是通过超我的力量对喜剧做出的贡献”c。“幽默”里包含着对巨大事物、巨量痛苦等的轻视、藐视或无视，它通过强化“超我”的力量化解“自我”所感到的压力或痛苦。“天山和昆仑山的伟大”，给诗人西川造成巨大的压力和震撼。“群山，群玉之山，把它们的千姿百态浪费给了群山自己，这也许是天意。贫穷到只剩下伟大的群山，连天空也按不住它们野蛮的生长”。群山：千姿百态，贫穷，伟大，野蛮；这是直观群山的感受。“够荒凉，不可能更荒凉了。荒凉穷尽了‘荒凉这个词。在荒凉之中，我被推倒在地。举目四野无人，只有群山、群山上的冰雪。寂靜也是一种暴力”。被群山的荒凉与寂静推倒在地，这是诗人向群山“投降”的第一次征兆。这是一种审美的“投降”，与群山同体、感受群山气质的沉浸式“投降”，是与群山冥合、物我相通、心有灵犀的“投降”。

“被推倒在地”的“我”首先爆发出的是一种历史冲动。作者要对天山、昆仑山溯本追源，勾画其历史脉络。于是追溯到周天子乘八骏之舆巡行至春山，追溯到西王母在昆仑山修造花园，追溯到东方朔关于西域的奇谈怪论和玄奘取经路过西域，以及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的诗歌、马可·波罗的两走西域。——“后来我感到，我就是那个写出了《山海经》的人”。“写出了《山海经》的人”必定是怀抱着大山大海的人，这是一个山海的历史书写者的形象。“被推倒在地”的“现实中的我”借着山海书写的“历史中的我”的力量，从一个群山仰视者的形象转化为群山俯视者的形象。借助智慧观照的力量，“投降者”亦可成为“胜利者”。

群山的宏大叙事可以忽略细节，但对群山的智慧观照不能忽略细节。对群山的细节观照不能不观照“与群山厮守一生的”人。这是从对群山的历史观照转移到对群山的现实观照。“与群山厮守一生等于允许自己变成一个石头人”。这些“石头人”靠山却吃不着山：“这几乎什么都不生长的群山，除了壮丽，一无是处”。这些“石头人”毫不在乎群山，“他们只在乎毛驴可以拉车，可以驮物（母驴还可以充当临时老婆陪伴在男人身边，而且嘴严）”。他们把狗牙当狼牙卖为的是赚点小钱。“他们了无诗意，也不需要混迹于大世界所需要的幽默感”。他们被艰辛磨成石头，被黑夜推进石头屋，生于群山，死于群山。他们没有“我”对群山的多愁善感。群山尚有壮丽，他们只有毛驴。厮守群山却对群山无感，壮丽环绕的却只是一群“石头人”。

如果说对“石头人”的描述只是对群山中普通人的概括描述，那么接下来的是对群山里握权者的具体描述：龟兹歌舞团欢迎巴依老爷。蜜蜂取代苍蝇围绕羊肉飞舞，“膻腥的巴依老爷为此喝彩社会与人生”。在夜晚的雨中，十六个柯尔克孜小姑娘，“为她们梦中的巴依老爷哆嗦着绽放。而附近的第四纪冰川有如报废的天堂”。膻腥的巴依老爷手握和田玉“为我们区分了法律的老婆和宗教的老婆”，并暗示他善于在床上舞刀弄枪。第四纪冰川的圣洁与巴依老爷的膻腥同场并置，“冰雪下天山，像冰肌玉骨的仙女，跑成灰头土脸”。而神秘的苏菲派，除了读经就是乞讨，他们不听巴依老爷的，“却留着与巴依老爷相同的胡子”；这相同的胡子表示着他们共同的文化血脉与精神诉求。石头人、苏菲派、巴依老爷共同构成群山的社会现实。

而作为异乡人的“我”来此之后形同饕餮：吃一切能吃的，瓜果葡萄、馕和羊腰子，包括沙棘、石头、冰山、老妖怪、小仙女、花布花帽、独他尔，“我吃火焰。我尤其爱吃昆仑山上后半夜噼啪作响的火焰”。异乡人来此，以一切“异”为食物：身体的食物，精神的食物。深入到这里的衣食住行、石头、音乐、异性与火焰，“我”才真切地深入到群山最生动、最活跃的部分。如果说对群山的历史观照属于远距离观照，对群山的社会现实的观照属于中距离观照，那么此处深入的生活体验就属于对群山的近距离观照。

对群山直观的仰视观照，对群山历史的俯视观照，加上远距、中距、近距观照，群山的多侧面、立体性显示出来，群山活了起来。

对十六个柯尔克孜小姑娘的感受总不会超过对一个柯尔克孜小姑娘的感受，对一群山的感受也总不会胜过登上一座山后的感受。诗人的群山体验里就差“这一座山”了。面对这一座山，“冰山之父穆士塔格”，诗人内心的罗盘彻底失灵了。“我的心脏”严肃地跳动着，“甚至太严肃了”。诗人再一次被镇住了，被震撼了。在海拔3700米、4600米，“我”看到南疆的群山，“看不懂”，“仔细看也看不懂”，诗人甚至觉得自己被震成了“一个呆头呆脑的人”。“我的感官不足以生发出与那五彩的群山相称的诗句。我的理智不足以厘清突厥汗国颠三倒四的历史。我的经验不足以面对喀什城中那同样属于人间的生活”。三个“不足以”分别指向感官、理智与经验，对感官的质疑显示着感受对象的宏富与表达力的不足，对理智的质疑显示着历史的复杂性，对经验的质疑显示着一个异乡人对本地生活的悬置认可。这种认可是悬置的，因为“异乡人”明显觉知自己在本地人的生活外边，这种认可建立在诗人的自认无知上。在冰山之父穆士塔格上，西川面对五彩群山，立刻直觉到一个普通感官、理智与经验无法企及的地方。群山之美不浪费一个词，却使他“重新变成一个抒情的人，我投降。所谓远方就是这使人失灵的地方”。南疆群山以荒凉把诗人推倒在地，这是诗人的第一次投降；南疆群山以五彩把理性的诗人重新变成抒情的人，变成“失灵”的人，这是诗人的第二次投降。两次投降都起源于群山的震撼。这是一种美丑交加的震撼：伟大，宏大，壮丽，五彩，与贫穷，野蛮，一无所有，荒凉，交织在一起的震撼。

震撼之中必有敬畏。人性中不能缺少敬畏。敬畏感可以有效阻止疯狂失常与狂妄自大；尤其是可以有效阻止一个抒情诗人的疯狂失常和一个理性诗人的狂妄自大。诗人西川面对南疆群山的兄弟——沙漠——“大地极端的存在”，“我的暴脾气没有用武之地”。家乡暴怒的乌鸦可以轻而易举地飞过白花花的盐碱地，而让它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乌鸦的暴怒没有一丁点用处。我的暴脾气与乌鸦的暴脾气一样，没有一丁点用处。沙漠是大地的死亡，大地一块一块的死去，国王死去，骆驼死去，古村落尼雅死去，“眺望沙漠的人把水壶紧紧攥在手里”，这“紧紧攥在”的动作本能展示着生命的宝贵。沙漠的震撼就是死亡的震撼，对沙漠的敬畏就是对死亡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所以“那敢于向风沙撒尿、吐唾沫的，是这世上最无畏但也是最无人性的先知”。这是西川南疆之旅的第三次震撼。在死亡敬畏的背面，还生长出生命自由的念想。“一粒沙子提醒我们想怎么活就怎么活——還能活成什么样呢：沙漠不在乎，谁又在乎呢？而一床沙子仿佛就是死亡本身”。在对南疆群山的历史观照里，“我”成了那个写出《山海经》的人；在对南疆沙漠的现实观照里，“我”变成了沙漠里的一粒沙子。前者是一个自我的扩展式存在，可以叫作“扩我”；后者是一个自我的缩小式存在，可以叫“缩我”。扩“我”与天山、昆仑山的伟大匹配，缩“我”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狰狞匹配。群山与沙漠，伟大与狰狞，扩我与缩我，其间的拉锯扯锯、内在张力形成诗意与心灵中的对称平衡。

最后，在羯盘陀，石头城，塔什库尔干，在这个乐园，乌托邦，在海拔3200米，在可以飘起脚步的高度，诗人西川看到四面群山，看到“冰雪坐在群山之巅”，于是他“解除烦恼”，获得解脱。佛学里把烦恼褪尽、获得喜乐叫作获得“漏尽通”智。诗人西川的心境大约与此仿佛。他看到一只鹰落在十字路口，波斯人、罗马人、汉人、印度人在十字路口相遇；他看到宗教里的群山，同时群山也化作一种宗教。他看到扫街的老汉，油漆门板的中年男子，游荡在帕米尔高原的一头牛，出门闯世界的回乡姑娘，长着思想家面孔的警察，锻炼的八个妇女。他看到群山藏匿着黄金，而没有藏匿盗匪；他同时看到“限制生活”的四面群山。

西川没有把他混迹于大世界获得的幽默感用于南疆的群山与沙漠，他在震撼、严肃、投降、敬畏中获得解脱感。“面向群山，如同面向虚无或者大道”。

ab西川：《深浅——西川诗文录》，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年第1版。

c 〔奥地利〕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张唤民、陈伟奇译：《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46页。

作 者： 张永辉，文学博士，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鲁迅研究。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