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国伟 令茜

摘要：智力资本是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核心资产。随着我国科创板的新入市和探索实践的深入，智力资本披露在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资本运营和管理中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相关理论研究还相对薄弱，尤其是缺少针对智力资本披露研究成果的归纳和研究展望。本文通过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相关文献严谨的筛选，对其中77篇具有代表性的智力资本披露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按照主题-问题-理论-方法-实证的脉络对智力资本披露的理论基础、动机模型、影响因素、综合报告以及实践价值进行系统的分析。文献研究结果表明：（1）智力资本披露的研究正处于初级阶段，其理论基础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2）披露框架的研究缺乏对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创新；（3）研究方向从单一的欧洲传统转向现代全球学科。

关键词：智力资本；智力资本披露；综合报告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 ADOI：10.3969/j.issn.1003-8256.2020.06.009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L19BTQ002）

0引言

随着我国科创板的推出，智力资本逐渐超越物质资本成为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其披露内容在决定企业价值和绩效方面起着重要作用[1]。但是研究表明，公司通常很少披露其内部信息或者公司报告中包含的内部信息质量差[2]；不足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3]；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是评估公司风险和未来发展时出现错误的根源；组织现有的智力资本与报告的智力资本之间的差距仍然没有缩小；缺乏成熟的智力资本框架。种种现状都表明智力资本披露研究正处于初级阶段[4]，对其进行讨论归纳和研究展望十分有必要。

智力资本披露是智力资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组织对智力资本信息进行适当的披露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组织声誉、绩效和价值都产生积极影响[5]。相比于国外的研究[6]，目前国内专家学者对于智力资本披露的研究成果比较分散，缺乏对智力资本披露的综合评述。本文对智力资本披露按照主题-问题-理论-方法-实证的脉络进行梳理，主要针对智力资本披露的理论基础、动机模型、影响因素、综合报告以及实践价值进行综合评述，以期对我国科创板的上市公司产生影响。

本文对智力资本披露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评述：回顾国外关于智力资本披露的主要文献，总结智力资本披露的理论基础，试图归纳智力资本披露动机模型，概述智力资本披露的影响因素，并对目前智力资本披露实践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为随后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1智力资本披露

1.1智力资本披露的定义及类型

智力资本理论是研究智力资本披露的基础。智力资本最常用的定义与Stewart最初开发的定义相对应，即智力资本被定位为知识、信息的总和，以创造财富和增值为导向的知识产权和经验[7]。但目前研究表明，智力资本披露没有公认的定义，较为典型的是Dumay和Guthrie[8]对智力资本披露的定义：组织通过各种形式的媒体（公司报告、新闻、社交媒体）来发布智力资本的自愿披露的内容或市场表现。Dumay[9]认为智力资本披露与报告有所不同，披露是揭示一些以前是秘密的或未知的信息，以便所有利益相关者了解组织如何根据生态系统方法考虑伦理、社会和环境影响，而报告是向股东和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活动、财务状况和前景的详细定期报告。智力资本披露按类型分，可以分为结构资本披露、人力资本披露和关系资本披露；按披露的形式分，可以分为智力资本报告、社交媒体上的披露；按披露的范围分，可以分为国家智力资本披露、地区智力资本披露和组织智力资本披露；按披露的自愿性分，可以分为自愿披露和非自愿披露[10]。

1.2智力资本披露的内容

人们普遍认为，智力资本由三个要素组成：结构/内部资本、人力资本和关系/外部资本[11-12]。Guthrie和Petty[13]报告了澳大利亚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该小组创建了Karl Erik Sveiby无形资产监控器的修订版（见表1）。由于不同研究中涵盖的披露内容差别较大，按最普遍的智力资本分类，智力资本披露的内容至少要包括人力资本、关系资本和结构资本[14-15]。人力资本包括员工个人的能力、技能、经验和智力[16]，它是组织解决商业问题的综合能力；关系资本代表组织发展和维持与客户或利益相关者关系的能力，意味着组织知识存在于与客户、供应商、投资者和合作伙伴的关系中[17]；结构资本由实体拥有但隐藏在财务状况表中的过程、方法、品牌、知识产权结构和其他无形资产组成[18]。

2智力资本披露的理论基础

2.1智力资本披露的动机及理论基础

组织披露智力资本信息的动机可以用各种经济和管理理论来解释，每种理论都侧重于公司行为的不同方面。这些理论包括利益相关者理论、信号理论、代理理论、专有成本理论、合法性理论、知识管理理论以及资产定价理论。

（1）利益相关者理论[19]认为，不仅公司所有者或股东的利益很重要，公司员工、客户、供应商、金融家、社区、政府机构、政治团体、甚至竞争者有时也被视为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导致管理者的误判，不利于公司治理，企业对其智力资本进行披露，有利于与各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获得支持和认可，也可以分散反对意见，有利于组织在社会中以可持续的方式生存和成功。同时，通过对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以及董事会多元化等治理机制的优化，改善企业治理方式，强化对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20]，從而提高包括智力资本在内的各类信息披露水平，增强信息透明度。

（2）信号理论[21]是指高质量的实体应该向市场发出信号，因为信号会引起市场参与者重新评估公司的价值，然后做出对公司更有利的决策。同时，这些参与者的青睐有望对公司进行更多投资，从而减少筹集资金（股权融资成本）的成本。此外，具有强大智力资本基础的组织可以通过自愿公开智力资本来与“劣质公司”区分开来[22]。智力资本的信号传递还可能会通过增强公司形象，吸引潜在投资者，降低资本成本，最大程度地降低股票价格波动，增进对其产品或服务的了解，从而提高公司价值，更重要的是，加强了与公司各个相关方的联系[23]。

（3）代理理论[24]是指当委托人和代理人都试图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时，会产生代理问题。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代理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组织披露智力资本信息可以减少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并对公司声誉、信任和对公司管理的信心产生积极影响。公司感知到的风险也会降低，因为公开披露策略可能会更好地评估未来的财富创造能力，从而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25]。智力资本披露作为一种机制，能够平衡股东与管理者间的利益，减少代理冲突。但是，现实中公司倾向于只披露对自己有益的信息，很少有企业披露负面信息，甚至很少披露他们的智力资本信息。

（4）专有成本理论[26]认为，公司对外公开披露的某些特定信息可能被同业竞争者所利用，为竞争对手提供意想不到的帮助，进而对披露公司的竞争地位与优势造成威胁。一方面，智力资本信息披露能够增强信息透明度、降低资本成本、减少代理冲突、提升公司价值。但另一方面，可能会使企业因关键性信息曝光，导致同业竞争者的模仿或制定针对性的应对策略而蒙受竞争优势损失[27]。并且，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信息披露产生的专有成本也越高，企业也越缺乏主动向市场披露相关信息的动力，同时会尽可能限制信息外流导致的利他效应[28]。

（5）合法性理论[29]是研究组织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论。合法性理论认为，各组织应努力确保其业务在各自的范围和规范内被社会各利益相关方群体视为“合法的”。组织应该自愿报告社会期望的信息，因为对社会期望的遵守可能会使资本、劳动力和客户持续流入[30]。根据这种观点，组织有必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可能在年度报告中）公开其智力资本，以表明它们符合社会期望，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较高智力资本数量的组织，他们需要进行更多的智力资本披露，因为他们无法根据“传统上被认为是企业成功象征”的固定资产使其地位合法化[31]。

（6）知识管理理论[32]认为，知识管理能够识别和协调组织中的集体知识来提升组织的竞争力，旨在增加组织的创新能力和反应能力。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的成功越来越依赖于企业所拥有知识的质量，利用企业所拥有的知识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和持续竞争优势对企业来说始终是一个挑战[33]。企业披露智力资本信息有助于收集、管理企业智力资本信息，尤其是通过集合企业的人力资本、关系资本和结构资本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绩效。

（7）资产定价理论认为，随着我国科创板的推出，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公司上市，对其公司市值的衡量出现了新的挑战，因为高科技公司的智力资本取代传统的财务资本成为公司资本最重要的方面，而对其进行资产定价就需要获得更多的智力资本信息。企业披露智力资本信息，有利于量化企业的智力资本，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来说，进行合理有效的资产定价，消除金融投资风险，更有利于其发展。

综上所述，有关智力资本披露的理论解释了企业公开智力资本信息的动机。作为一种企业治理方式、一个引起市场注意的信号和一种减轻代理成本的机制，企业的智力资本披露有助于改善公司形象并吸引潜在投资者，从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其他智力资本信息中受益。

2.2影响智力资本披露的因素

2.2.1企业特征

企业特征被认为是决定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水平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规模、产业特征、企业年龄、盈利能力、企业杠杆等[34]。规模更大的公司往往披露更高水平的信息，也就是说，公司规模与披露的智力资本信息呈正相关；知识密集型公司往往会披露更多的智力资本信息；企业年龄对智力资本披露的影响并不大；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其智力资本披露的水平呈正相关。基于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在公司获利能力较高时，经理人更有可能披露详细信息以表明其最大化股东价值，确保其地位并证明其报酬水平的能力。相反，无利可图的公司不太愿意发布信息以便掩盖其糟糕的业绩；Singh[35]发现，企业的杠杆作用和智力资本披露水平之间显示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杠杆率越高的公司可能会提供更多的信息披露，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其代理机构的债务成本。

2.2.2公司治理机制

（1）董事会特征。董事会特征可以用高阶理论来解释。高阶理论[36]是指组织绩效直接受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个人的知识、经验和专长的影响。该理论主要强调管理特征（如年龄、任期、教育、职能背景和财务状况等）影响公司的决策活动和成果[37]。董事会特征主要包括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董事会多元化等。董事会规模与智力资本披露水平呈正相关，Abeysekera[38]認为大型董事会试图通过将人力资本与内部资本结合起来，向投资者披露企业中的隐性知识，证明他们能够从智力资本资源中维持未来的收益；Emma和Juan[39]认为董事会独立性与公司自愿披露呈正相关，因为拥有更多独立董事的公司对管理者的活动会进行更彻底的监控和分析，并成为更有效的监督者；Anifowose[40]发现来自同一种族或宗教背景的董事会成员对智力资本披露与企业市值关系的调节作用呈负面影响。

（2）所有权结构。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对智力资本披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公司所有权集中度和股权结构上。对于所有权集中度而言，公司中所有权集中度低等于经理控制权，而所有权集中度高等于所有者控制权。所有权集中度与自愿披露之间关联度为负且显著，这证实了代理理论的假设，即所有权集中度高的公司，由于大股东能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因此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缺乏向市场披露信息的倾向；对于股权结构而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对自愿性信息披露具有负面影响，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过高可能对信息披露决策产生不利影响。这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有望降低，因为这些股东可以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而且由于信息压力较低，公司向市场披露的信息较少[41]。

（3）产品市场竞争。根据专有成本理论，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信息披露产生的专有成本也就越高，竞争对手很可能利用企业披露的智力资本信息对企业战略进行模仿甚至制定针对性的竞争策略，进而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傅传锐等[42]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与整体公司治理机制以互补的方式共同促进企业智力资本披露水平的提高。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增加了企业的专有成本，加剧了其对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披露智力资本信息的诉求，进而导致董事会、监事会治理水平与智力资本自愿信息披露水平间的正相关关系随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而减弱的“替代”效应。

2.2.3审计委员会特征

审计委员会特征主要包括审计委员会规模、审计质量和审计委员会会议频率。规模较大的审计公司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会鼓励更多和更高质量的披露。如果他们未能报告违规、犯错或歪曲客户的财务状况，就会蒙受更大的损失，因此考虑到声誉资本的风险，较大规模的审计公司对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具有积极影响[43]；审计质量与企业智力资本披露呈正相关。由声誉良好的独立审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可以增强投资者对公司及其年度报告的信心，由独立和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师提供的监督降低了管理层参与盈余管理活动的能力[43]；审计委员会会议频率与智力资本披露水平呈正相关。审计委员会会议频率越高，各成员履行职责的意愿越强，经常举行会议可以使公司报告质量得到有效监控，对公司智力资本披露具有积极影响[44]。

3智力资本报告

3.1智力资本披露的首次尝试

1985年，Sveiby在其著作《无形资产负债表》中公布了Konrad工作小组的研究成果——“无形资产负债表”的报告模式，之后又产生了无形资产监测器[45]；平衡计分卡[46-47]；Skandia价值计划[48]；知识资本账户[49]。Sveiby开发的框架，将智力资本分为内部结构、外部结构和员工能力。智力资本研究已广泛采用该分类法，并稍加修改，例如Guthrie和Petty，2000年报告了澳大利亚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该小组创建了Karl Erik Sveiby无形资产监测的修订版，将智力资本分为组织（结构）资本、客户（关系）资本和人力资本。

3.2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性报告

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性报告以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发布的报告框架为基础，旨在使经济、环境和社会三重业绩的报告成为像财务报告一样的惯例，形成一种普遍接受的框架，创造更高的信息透明度。实际上，随着GRI准则变得更加复杂并涵盖了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和治理问题，根据GRI标准编写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也变得更加复杂和冗长。尽管此类报告可能包含有关报告组织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实践和政策的大量信息，但由于报告的详细程度，读者通常难以系统地将信息链接到不同的政策、做法和影响[50]。

3.3综合报告

为了克服年度报告、可持续性报告等不能满足利益相关者信息需要的缺点，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IIRC）期望综合报告（Integrated Reporting，IR）成为新的公司报告规范。2009年，IIRC发布了一个提议的框架，该框架收集了利益相关者的反馈，并于2013年12月发布了国际框架（如表2）。IIRC的综合报告框架旨在以清晰、简洁、一致和可比的格式将财务、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汇总在一起，帮助利益相关者从组织中获取有关其战略、治理、绩效和前景的重要信息，对公司及其前景进行更明智的评估[51]。

但是，Dumay等[52]认为综合报告很难成为企业报告准则。一方面，框架所采取的基于原则的方法灵活性大、披露指标缺乏具体规定、价值创造定义模糊以及六种资本的非规定性分类，导致理解和制定综合报告的方式不同。Santis等[53]研究发现大多数公司只提供了很少的智力资本的信息，经常以敷衍地将IIRC框架的内容“复制和粘贴”到他们的综合报告中。另一方面，Flower[54]认为综合报告缺乏监管执法。因此，除非IIRC能够说服国际监管机构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或公认会计原则（GAAP）作为财务报告的强制性方式，强制实施综合报告，否则综合报告将难以成为报告准则。

4智力资本披露的价值

企业进行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可以通过减少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增强公司形象，吸引潜在投资者，从而降低企业资本成本，提高企业价值。

4.1资本成本

理论上，信息披露增强了信息的对称性，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资本成本。有两种相关理论文献的支持。第一种理论[55]认为，充分披露可以提高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从而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或增加对公司证券的需求，将资本成本降至最低。第二种理论[56]认为，披露可以通过降低公司股票的系统風险估计来最小化资本成本。从实证研究来看，Boujelbene[57]使用法国的SBF120指数调查得出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人力和结构资本与资本成本负相关但与关系资本无负相关。同样，Mutalib[58]分析了伦敦证券交易所126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发现智力资本披露（人力、结构和关系资本）与资本成本成本显著负相关。

4.2公司市值

公司市值是各利益相关者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不仅影响当前的决策制定，还影响未来的融资和投资决策估计。公司市值被视为公司实体的股票市值，可以通过智力资本的披露得到改善，因为这将确保资本市场的效率并改善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对称性[59]。有几项研究考虑了智力资本披露对市值的影响。例如，Anam等[60]分析了马来西亚的公司，Abdolmohammadi[61]研究了美国财富企业500强的样本，均发现智力资本披露对公司市值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样，Taliyang等[62]研究显示，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对马来西亚特区185家上市公司的市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3企业绩效

Martin等[63]研究了澳大利亚上市公司智力资本披露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智力资本披露整体上对公司绩效具有积极影响，但不同类型智力资本披露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来说，人力资本披露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结构资本披露无明显关系。虽然实体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最大，但是人力资本与实体资本以及金融资本的综合影响对公司绩效有着重大的直接影响。同时，研究前一年的智力资本披露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在本年度很重要，同时还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对未来的业绩产生影响，而结构资本似乎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4.4企业价值

理论上，允许投资者提高公司监控能力的机制，如披露智力资本信息，可以提高公司绩效和价值[64]。在实证研究中，Klein等[65]观察到，公司价值随着公司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增加而增加。Hashim等[66]研究发现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智力资本披露给企业带来的价值未必一定是持续的，因为企业管理者很难确保智力资本披露都向市场传递积极的信息。Dumay和Guthrie[8]通过几个非自愿披露导致企业利益受损的例子，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回答了智力资本披露给企业带来持续价值具有不确定性。

5研究展望

5.1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5.1.1理论方面

第一，智力资本披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缺乏智力资本披露的综合理论。比如缺少对智力资本披露的定义、对披露信息的量化标准，甚至没有一个综合的理论能完全解释组织为什么要披露智力资本信息。例如，Guthrie认为披露信息与报告信息是不同的，披露是解释一些以前秘密或未知的信息，报告是向股东和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活动、财务状况和前景的详细定期报告；目前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研究的理论基础为信息不对称理论，是基于“披露更多信息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展开，但是有研究表明，公司很少会主动披露自己的负面信息，披露的信息真实性和有效性难以鉴别，不是单一的信号理论或者代理理论能解释的。

第二，智力资本披露的理论研究水平存在国家间的差异，尤其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企业的智力资本披露的理论研究较弱。从2000年到2017年，在《智力资本杂志》和《人力资源成本和会计杂志》上发表的所有文章中，分别有38%和37%的文章研究的是欧洲大陆和澳大利亚的智力资本披露。欧洲大陆中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荷兰是智力资本披露研究的主导国家，英国与北美分别占7%和10%。而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塞尔维亚、土耳其，虽然也在进行研究，但是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范围和类型、智力资本信息披露与其他变量的关系以及信息披露的方式等方面，缺乏披露框架、研究方法的创新，企业披露智力资本信息的趋势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第三，智力资本披露的初始研究被高度引用，导致后来的研究人员只是模仿前人的研究项目，研究方法陈旧，缺乏创新。例如，Guthrie和Petty[2]的论文被引用了700多次，然而，Dumay[11]对这些论文进行回顾和评论时认为，除了Abeysekera[38]外，其他论文没有对智力资本披露研究方法论进行评论，也没有讨论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大部分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来调查智力资本披露的影响，只有很少一部分进行实践研究，而且，使用内容分析的智力资本披露研究结果往往是矛盾的[67]。此外，研究人员采用的方法也不一致，使得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进一步怀疑当代智力资本披露研究的准确性和相关性[68]。

第四，缺乏智力资本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的披露对企业影响的差异性的研究。智力资本披露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目前并不能确定。原因可能是，不同的行业、地域，企业披露智力资本信息对其价值产生的影响不同，企业不同的发展时期、发展战略中所采用的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策略也会对其价值产生的影响有差异性。没有太多证据表明披露的信息类型因行业而异，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69]。目前研究表明，缺乏对智力资本披露根据行业不同而有所不同的研究，以及在发展中国家不同部门之间人力资本、关系资本和结构资本披露的趋势及比较研究。

5.1.2实践方面

第一，智力资本披露框架或智力资本报告的采纳情况和效果不理想。目前智力资本披露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集中在年度报告等文件上，但是年度报告包含的智力资本信息有限且受监管或自愿披露的信息很少[70]；随后出现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性报告也不包含受监管或自愿的智力资本披露；综合报告作为独立报告却受很少国家的关注，早期报告大多不遵守综合报告的指导原则，很少具体使用六个资本框架，更不涉及智力资本信息[71]。其他研究证据表明，综合报告中包含的智力资本披露主要用于印象管理，披露的信息包含很少的定量信息且很少披露前瞻性信息，披露语气更乐观，信息的真实性存疑[72]。综合报告中的智力资本披露主要是话语性的（定性的）而非数字的（定量的），以过去为导向而非以未来为导向，对人力资本的关注有限[73]。

第二，发展中国家在证券市场、监管和法律层面上对智力资本披露或综合报告的接纳还在探索中。研究表明，相比于现有上市公司的数量，综合报告数据库中综合报告相对较少，来自私人公司、公共部门和非金融机构的综合报告更少[11]。南非是综合报告的先驱国家，在公司治理和财务报告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监管、法律层面上对综合报告的接受还不够。例如，Dumay[74]将“综合思维”作为一种组织文化控制进行了调查。他认为，综合思维很难渗透到公司文化中，因为根深蒂固的文化很难改变，假如改变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会受到其他环境问题的影响。Kang和Gray[75]进行的一项研究提供了证明大多数公司都是自愿披露信息的。智力资本信息的法定披露有其法律渊源。但到目前为止，有关智力資本信息法定披露的法律几乎看不到，这迫使法定披露减少。

第三，智力资本披露研究还停留在智力资本第二阶段，披露主体单一，没有深入到组织层面。披露的许多信息本质上是定性的，以往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公司自愿或受监管信息披露上。然而，全球经济关系和网络不断变化产生了新的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的方式，大量的信息现在由报告公司以外的公司提供。这里就引入了非自愿披露的概念，这种看待信息披露的新方法是必要的，因为目前的智力资本披露研究过于集中于年度报告。这些文件未能披露大量信息，因此我们无法看到整个情况。Dumay[11]认为目前的披露主体单一，没有深入到组织层面。组织应该将其边界扩展到更广泛的生态系统中，以使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够了解组织是如何考虑其道德、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同时，这也是智力资本研究的第四阶段。

5.2未来的研究方向

5.2.1拓展研究方向

智力资本披露研究的前进方向应该从目前的欧洲传统向现代全球学科转变，尤其是加快在发展中国家的理论研究。研究方向从关注某一国家的某一行业的智力资本披露到关注全球性的各行业之间人力资本、关系资本和结构资本披露的趋势，各类披露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实体资本的关系。研究人员需要理解智力资本报告和披露的区别，以便掌握上市公司、私营企业、公共部门或第三部门的组织披露对投资者或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新信息，拓展目前的研究方向。

5.2.2深化理论研究

加快完善企业智力资本披露的监管及法律的理论研究。在规则制定中应当把握好度，既要尽可能地将各类智力资本要素纳入公开披露框架，以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也要为公司留下弹性的披露空间，以避免在强制要求下关键性智力资本信息的披露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深化智力资本披露的综合理论研究，比如智力资本披露的定义、披露信息的量化标准、组织披露或不披露智力资本信息的动机的综合理论；深入结合理论与实际，进行企业智力资本转化能力研究，将具有不确定性、静态的的智力资本转化为确定的、动态的绩效或价值，将学术难题转化为现实问题。

5.2.3开发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结果和分析，研究人员需要在寻找智力资本披露信息方面有所创新。目前来看，新闻媒体是智力资本的主要数据来源，对于自愿和非自愿智力资本披露而言，这一数据来源都相对未被开发。今天，我们拥有丰富的媒体资源，尤其是互联网，这些资源可能会比希望披露的更多地披露一家公司的信息。实际上，Schaperet等[76]证实，公司更可能扣留智力资本信息，而不是披露它，因此我们需要超越智力资本信息的监管和自愿报告。然而，如果公司有动机披露信息，他们可能会使用直接与投资者交谈的特定文件，如招股说明书[77]、潜在的综合报告、新闻稿、互联网[78]或证券交易所的披露机制。

5.2.4创新研究方法

虽然内容分析方法是目前智力资本披露研究的主要使用方法，但是研究人员应该在使用这一方法的基础上继续寻找新的途径来理解智力资本数据的来源，因为内容分析方法在智力资本披露研究中有着悠久的传统，特别适合于在文本中发现隐藏的含义[79]。此外，新兴学者可以从成熟的研究方法中学习研究技能。但是，对组织实践进行研究和多个案例研究比比较结果更为有益。Goebel[80]认为，智力资本披露研究人员仍有很多机会进行有意义的研究。技术也为发展最先进的研究过程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因此可以进行更多的实践研究，以增加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定量概括。

5.2.5研究阶段转向更广泛的生态系统

研究人员现在应该转向智力资本研究的第四阶段，即更广泛的生态系统[78]。智力资本的非自愿披露报告了组织面临的机遇和威胁，以及可能影响企业价值和声誉的新风险。研究人员应该将披露主体从企业扩展到组织、区域和国家去，同时，将其邊界扩展到更广泛的生态系统中，不再将股东创造财富作为组织主要目标，使组织不仅仅专注于创造财富，而是专注于提供货币、效用、社会和环境价值，以使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够了解组织是如何考虑其道德、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以超越智力资本报告并包括其他价值[11]。

6结语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智力资本披露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发现，许多学者对智力资本披露的理论基础、动机框架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智力资本披露的内容，对于智力资本披露的研究已取得初步进展。但是当前智力资本披露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其理论基础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其披露框架的研究方面，缺乏对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其研究方向方面，当前主要应用于对发达国家上市公司等的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不同行业的各类披露、其它组织如公共部门的研究则涉及较少。智力资本披露的未来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且随着科创板的新入市和探索实践的深入，其研究领域将不断得到深化和拓展。

参考文献：

[1]MARR B， GRAY D， NEELY A. Why do firms measure their intellectual capital？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03， 4（4）： 441-464.

[2]GUTHRIE J， PETTY R. Intellectual capital： Australian annual reporting practices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00， 1（3）： 241-251.

[3]BEATTIE V， THOMSON S J. Lifting the lid on the use of content analysistoinvestigateintellectualcapitaldisclosures[J]. AccountingForum， 2007， 31（2）： 129-163.

[4]KAVEH A， RUZITA J. A multidimensional view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the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J]. Management Decision， 2015， 53（3）： 668-697.

[5]ABHAYAWANSA S， GUTHRIE J.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capital market： a review and synthesis [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CostingandAccounting， 2010， 14（3）： 196-226.

[6]CUOZZO B， DUMAY J， MATTEO P， et al.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a structured literature review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17， 18（1）： 9-28.

[7]STEWART T， RUCKDESCHE C. Intellectual capital： The new wealthoforganizations[J].PerformanceImprovement， 1998， 37（7）.

[8]DUMAY J， GUTHRIE J. Involuntary disclosure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is it relevant？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17， 18（1）： 29-44.

[9]DUMAY J. A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from reporting to disclosure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16， 17（1）： 168-184.

[10] DUMAY J， GARANINA T. Intellectual capital research：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third stage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13， 14（1）： 10-25.

[11] SVEIBY K. The New Organizational Wealth： Managing and Measuring Knowledge Based Assets [M]. Berret Koehler San FranciscoCA， 1997.

[12] MERITUM. Measuring Intangibles to Understand and Improve Innovation Management [M].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2002.

[13] GUTHRIE J， PETTY R. The Annual Reporting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in Australias Largest Companies [M]. Australian CPA， 2000.

[14] ANAM O， FATIMA A， MAJDI A. Determinants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reporting：evidence from annual reports of Malaysian listed companie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in Emerging Economies， 2012， 2（2）： 119-139.

[15] MARR B， CHATZKEL J. Intellectual capital at the crossroads： managing， measuring， and reporting of IC [J].Journal of IntellectualCapital， 2004， 5（2）： 224-229.

[16] ROOS G，ROOS J.Measuring your companys intellectual performance[J]. LongRangePlanning， 1997， 30（3）： 413-426.

[17] BONTIS N. Intellectual capital： an exploratory study that develops measures and models [J]. Management Decision， 1998， 36（2）： 63-76.

[18] BROOKING A. Intellectual Capital： Core Asset for the Third Millennium[M]. London： CengageLearningEMEA， 1996.

[19] DUFF A.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UK accounting firms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18（4）： 768-786.

[20] JING L，RICHARD P，ROSZAINI H.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UK firms [J]. AccountingandBusinessResearch， 2008， 38（2）： 137-159.

[21] ROSALIND H W，MILLER J C.Voluntary disclosure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in New Zealand annual reports and the "hidden value" [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Costing & Accounting， 2008， 12（1）： 26-50.

[22] VAFAEI A， TAYLOR D， AHMED K. The value relevance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s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11， 12（3）： 407-429.

[23] RODGERS W. Problems and resolutions to future knowledge‐based assets reporting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07， 8（2）： 205-215.

[24] AN Y， DAVEY H， EGGLETON I.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voluntary IC disclosure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Capital， 2011， 12（4）： 571-585.

[25] SINGH I，ZAHN J D.Determinants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inprospectusesofinitialpublicofferings[J]. AccountingandBusinessResearch， 2008， 38（5）： 409-431.

[26] VERRECCHIAR，DisclosureDiscretionary，Journalof AccountingandEconomics， 1983， 5（1）： 179-194.

[27]傅傳锐，王美玲.智力资本自愿信息披露、企业生命周期与权益资本成本——来自我国高科技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管理， 2018， 40（4）： 170-186.

[28] SHLEIFER A. Does competition destroy ethical behavior？ [J]. AmericanEconomicReview， 2004， 94（2）： 414-418.

[29] DEEGAN C， SAMKIN G. New Zealand Financial Accounting[M]. McGraw-Hill， Sydney， 2009.

[30] PFEFFERJ，SALANCIKG.TheExternalControl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M]. Harper andRow， NewYork， NY， 1978.

[31] GUTHRIE J， PETTY R， RICCERI F. The voluntary reporting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comparing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and Australia[J]. Journal ofIntellectualCapital， 2006， 7（2）： 254-271.

[32] ALAVI M， DOROTHYE L，郑文全.知识管理和知识管理系统：概念基础和研究课题[J].管理世界， 2012（5）： 157-169.

[33]盛小平，曾翠.知识管理的理论基础[J].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0， 36（189）.

[34] EDDINE C， ABDULLAH S， HAMID F，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a meta-analysis review [J]. Journal ofAsia BusinessStudies， 2015， 9（3）： 232-250.

[35] SINGH I， ZAHN V D. Does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reduce an IPOs cost of capital？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07， 8（3）： 494-516.

[36] HAMBRICK D C，PHYLLIS A M.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Review， 1984， 9（2）： 193-206.

[37] CLAUDE F， BEN-AMAR W， HAFSI T， et al. What makes better boards？： a closer look at diversity and ownership [J]. SSRN ElectronicJournal， 2013， 24（1）： 85-101.

[38] ABEYSEKERA I. The projec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researching the research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06， 7（1）： 61-77.

[39] GARCíA‐MECA E， JUAN Pedro Sánchez‐Ballesta. Firm value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in the Spanish capital market [J].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in Society， 2011， 11（1）： 41-53.

[40] MUTALIB A， RASHID A， ANNUAR A.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and corporate market value：does board diversity matter？[J]. Journal ofAccountinginEmerging， 2017， 7（3）： 369-398.

[41] RAHMAN M M， ISLAM M S， SOBHAN R.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and its determinan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isted pharmaceutical and chemical industry of Bangladesh[J].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2019，9（2）：35-46.

[42]傅傳锐，洪运超.公司治理、产品市场竞争与智力资本自愿信息披露——基于我国A股高科技行业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18（5）： 123-134.

[43] AHMED HA. The role of audit committee attributes in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s： Evidence from Malaysia [J].Managerial AuditingJournal， 2015（ 8＼9）： 756-784.

[44] UZLIAWATIL，SUHARDJANTOD，DJATIK.The characteristics of audit committee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in Indonesia banking industry [J]. GSTF Journal on Business Review， 2017（2）： 61-73.

[45] SVEIBY K. E. The New Organizational Wealth： Managing and Measuring Knowledge Based Assets [M]. Berrett Koehler， San Francisco， CA， 1997.

[46] KAPLAN R S，NORTON D P.The balanced scorecard--measures that drive performance[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2， 70（1）： 71-79.

[47] KAPLAN R， NORTON D. Us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as a strategic management system [M].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uary-February， 1996.

[48] EDVINSSON L， MALONE M. Intellectual capital： realising your companys true value by finding its hidden brainpower[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7.

[49] Danish Agenc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DATI）， Develop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accounts[M]. Experiences from 19 Companies， MinistryofBusinessandIndustry， Copenhagen， 1999.

[50] ZADEK S. The path to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J]. Harvard BusinessReview， 2004， 82（12）： 125-132， 150.

[51] VILLIERS C， RINALDI L， UNERMAN J. Integrated reporting： insights， gaps and an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J]. Accounting， Auditing&AccountabilityJournal， 2014， 27（7）： 1042-1067.

[52] DUMAY J， BERNARDI C， GUTHRIE J， et al. Barriers to implementing the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framework： A contemporary academic perspective [J].Medit Account. Res， 2017， 25， 461–480.

[53] SANTIS S， BIANCHI M， ALBERTO I， et al. Disclosure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components in integrated report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J]. Sustainability， 2018， 11（1）： 62.

[54] FLOWER J. The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a story of failure [J].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2015， 27（1）： 1-17.

[55] DIAMOND D， VERRECCHIA R D. Liquidity， and the cost of capital[J]. Journal ofFinance， 1991， 66（4）： 1325-1355.

[56] MANGENA M， PIKE R， LI J.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Practices and Effects on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UK Evidence[M]. InstituteofCharteredAccountantsofScotland，Edinburgh.

[57] MOHAMED A B， HABIB A.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on cost of equity capital： a case of French firms [J]. Journal of Economics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ve Science， 2013， 18（34）： 45-53.

[58] ANIFOWOSE M， ABDUL H， et al.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and corporate market value： does board diversity matter？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in Emerging Economies，2017，7（3）： 369-398.

[59] ABEYSEKERA I.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trends： Singapore andSri Lanka[J].Journal ofIntellectualCapital，2008，9（4）： 723-737.

[60] ANAM O， FATIMA H， MAJDI H. Effects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information disclose din annual reports on market capitalization： evidence from Bursa Malaysia [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Costing&Accounting， 2011， 15（2）： 85-101.

[61] ABDOLMOHAMMADI M J.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and market capitalization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05， 6（3）： 397-416.

[62] TALIYANG M， HARUN J， MUSTAFA H， et al.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and market capitalization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BusinessandSocialScience， 2014， 5（10）： 96-102.

[63] CLARKE M， SENG D， ROSALIND H W.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ustralia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11， 12（4）： 505-530.

[64] PAGANO R， ROELL A， ZECHNER J. The geography of Equity listings： why do European companies list abroad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57（6）： 2651-2694.

[65] KLEIN P， SHAPIRO D， YOUNG J. Corporate governance，family ownership and firm value： the Canadian evidence [J].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5， 13（6）： 769-784.

[66] HASHIM F， JAFFAR R， HASSAN M S. Do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s create values for high technology firms in Malaysia？[M]. Vienna： Proceedings of the 29t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formationManagementAssociationConference， 2017.

[67] DUMAY J， CAI L.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content analysis as a methodology for inquiring into IC disclosure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Capital， 2014， 15（2）： 264-290.

[68] DUMAY J，CAI L.Using content analysis as a 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J]. Journal ofIntellectualCapital， 2015， 16（1）： 121-155.

[69] SHARMA S， DHARNI K.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s in an emerging economy： status and trends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17， 18（4）： 868-883.

[70] DE SILVA T A， CLARK M. Intellectual capital reporting：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New Zealand companies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Capital， 2014， 15（1）： 157-172.

[71] WILD S， STADEN V. Integrated reporting： initial analysis of early reporters–an institutional theory approach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7th 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Accounting Research Conference， Kobe， 26- 8 July.

[72] MELLONI G.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in integrated reporting： an impression management analysis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Capital， 2015， 16（3）： 661-680.

[73] CINQUIN L， PASSETTI E， TENUCCI A， et al. Analyz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in formation in sustainability report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12， 13（4）： 531-561.

[74] DUMAY J. Reflections on interdisciplinary accounting research：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J].Accounting， Auditing&AccountabilityJournal， 2014， 27（8）： 1257-1264.

[75] HELEN K， SIDNEYJ G. The content of voluntary intangible asset disclosures： evidence from emerging market companies [J]. Journal ofInternationalAccountingResearch，2011，10（1）： 109-125.

[76] SCHAPER S，Nielsen C，ROSLENDER R.Moving from irrelevant intellectual capital（IC） reporting to value-relevant IC disclosures： key learning points from the Danish experience [J]. Journal ofIntellectualCapital， 2017， 18（1）： 82-101.

[77] GARANINA T， DUMAY J. Forward-look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in IPOs： implications for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integrated reporting[J].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2017，18（1）： 128-148.

[78] PISANO S， LEPORE L， LAMBOGLIA R. Corporate disclosure of human capital via Linked In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European companies [J].Journal of IntellectualCapital， 2017， 18（1）： 102-127.

[79] KRIPPENDORFF K.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M]. Sage， LosAngeles， CA， 2013.

[80] GOEBEL V. Is the literature on content analysis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reporting heading towards a dead end？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Capital， 2015， 16（3）： 681-699.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A Research Review

GAO Guowei，LING Qian（School of Management，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Intellectual capital is the core asse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terprises. With the new en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oard in China and the deepening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capital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terprises. At present， the domestic related theoretical research is still relatively weak， especially the lack of induction and research prospects for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Through the rigorous screening of relevant literature in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77 representative related literature，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motivation model， influencing factors， comprehensive report and practical value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of theme-problem-theory-method-empiric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esearch on 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is in the primary stage， and the research on its definition and theoretical basis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2） The research on disclosure framework lacks innovation on data sources and research methods； （3） The research direction changes from a single European tradition to a modern global discipline.

Keywords： intellectu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integrated 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