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虹韦 钟涨宝

摘 要：以小农户为主体，以水稻生产环节为例，探讨了小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主要特征及其本质。结果发现，小农户优先选择本组、本村的熟人服务，而个体农机手是最主要的服务供给主体。熟人服务的本质是社会交换，其基本逻辑在于：熟人社会是小农户经济活动的边界;互惠交换机制是小农户选择熟人服务的根本动力，并通过合约弹性化、经济交换关系向社会交换关系延伸等方式得以实现;同时，熟人社会中的经济活动被赋予了关系、人情、面子等符号性意义，拒绝熟人服务常被解读为否定社会交换关系，对小农户的选择形成软约束。由此可见，熟人服务在乡土社会中具有占先优势，给“外面的”服务主体进入农村市场制造了结构性壁垒，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排他的服务市场;个体农机手作为熟人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其自身的发展瓶颈也制约了小农户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因此，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强化对本土服务主体尤其是本土个体农机手的培育和扶持，一方面使其充分发挥熟人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提高服务供给者的农业现代化水平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

关键词：小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熟人服务;个体农机手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0）01-0121-07

一、问题的提出

小农户家庭经营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也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长期面对的现实。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经营规模达到50亩以上的农户数约376.2万户，仅占总农户数的1.4%[1]，而50亩以下的农户占比则达到98.6%。这表明，小农户是我国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基础力量，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占绝大多数的小农户的现代化。2018年和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相继强调要“通过扶持各类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组织，大力培育新型服务主体，推进面向小农户的生产性服务，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2-3]。因此，探讨如何向小农户提供高效的农业生产性服务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农业生产性服务指的是直接对农业生产提供的专业性服务，包括围绕着耕整、播种/插秧、打药、灌溉、施肥、收割、烘干等各个环节所展开的生产性服务，它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核心[4]。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不断市场化，传统上由人力所承担的农业生产全过程逐步分离成独立的生产环节，并由专业的生产服务主体所承担[5]，这种生产方式促进了资源的高效配置，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在允许土地流转与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背景下，多数研究关注了规模经营主体的服务供需状况。鲁可荣等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组织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综合性的特点，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出现了包括农机配套服务、农资与粮食收储、销售服务等在内的新需求，然而当前的生产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导致规模经营主体的一些需求难以得到满足[6]。在规模化、产业化的偏好下，地方政府将大量资源投放给龙头企业、合作社和专业大户等经营主体[7]，反映出当前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供给市场发展“以大户需求为导向”，而忽略了占绝大多数的小农户。姜长云敏锐地看到了当前生产性服务体系的供需失衡问题，并指出以大户为中心的服务体系构建挤压了小农户的生存空间，使小农户难以与规模服务主体有效衔接[8]。少数研究却也关注到了小农户的服务供需状况。蔡键通过对华北地区小农户农机服务供需现状的调查发现，当前小农户以购买农机作业服务为主要生产方式，其中，绝大多数农户购买的是个体农机手的服务，其比例高达89.64%[9]。与规模服务主体相比，这种以普通农户作为主要供给者的“个体形式的服务”，其经营形式相对灵活[10]，在乡土社会中具有更强的熟人优势[11]。

学者们对农户生产性服务的供需现状进行了广泛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首先，已有研究忽视了需求供给主体的分化问题。一方面，服务需求者包括规模经营主体和小农户，另一方面，服务供给者包括规模服务主体和个体形式的服务主体。其次，少数研究虽然关注了小农户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但也通常把他们假定为被动接受服务的弱势主体，认为一旦社会化服务体系不能主动而有效地为他们提供服务，那么小农户就会被排斥在外，小农户的服务供给市场便成为真空地带。本文以小农户为主体，考察了小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现状、表征及其本质。

二、小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现状及其表征

调查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8年8-9月在湖北省监利县、襄州区开展的实地调查。选取这两个地区的原因在于：首先，两地都是农业大县（区），以种植水稻为主，农业生產性服务体系相对较为完善;其次，监利县地处长江中下游，位于江汉平原南部，是典型的平原地形，襄州区则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地形复杂，从北到南分别是岗地、平原和丘陵。两个地区分别代表了不同自然条件下的农业生产经营状况。我们在每个县（区）随机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4个村，每个村调查20～30个农户。共发放农户问卷720份，回收697份，有效回收率为96.8%。剔除已经将土地全部流转出去或已抛荒等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实际有效问卷共623份。

由于灌溉、施肥两项服务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成本高，但收益不稳定且交易摩擦多等复杂因素，目前的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中少有提供这两项服务的主体，因此我们仅以水稻种植的耕整、插秧、打药、收割、烘干等环节为例，调查了小农户购买生产性服务的现状及其特征，具体见表1。

（一）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成为小农户的主要经营方式

1.从耕整环节来看，共有70.95%（442户）的农户购买了耕整服务，是小农户的主要经营方式。我们同时对农户家庭是否购置农机做了区分，以进一步检验农业生产性服务在小农户农业经营中的重要作用。结果表明，有249户（占39.97%）自己购买了耕整机，其中158户（占63.45%）可以通过自我服务满足需求，但仍有91户（占36.55%）在使用自有农机的同时仍然购买了耕整服务。没有购买耕整机的共有374户（占60.03%），其中绝大多数（351户，占93.85%）农户选择购买耕整服务。

2.从插秧环节来看，共有17.17%（107户）的农户选择购买插秧服务，有40.45%（252户）和42.38%（264户）的农户则是自己经营或雇工经营。整体上看，购买插秧机的农户较少，仅34户，其中有5户仍会购买插秧服务作为补充。与耕整环节相比，购买插秧服务的农户比例偏低。其主要原因在于插秧环节的复杂性，秧苗的品质、整齐度、密度、田块的陷入程度、天气等多种因素均会对机械插秧的质量产生影响，因此服务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通常较高。但总的来说，购买插秧服务已经成为小农户的重要经营方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劳动强度，节约劳动力。随着农业技术的进一步完善，插秧服务替代人工劳动成为主要经营方式的重要作用将更加凸显。

3.从收割环节来看，共有90.37%（563户）的农户选择购买收割服务，表明機收服务已经成为农户在该环节的主要经营方式。从自我服务与购买机收服务的关系来看，有4.82%（30户）的农户购买了收割机，其中有20%（6户）的农户会同时购买收割服务作为自我服务的补充;95.18%（593户）没有购买收割机，其中93.93%（557户）选择收割服务，足以表明机收服务的重要性。

4.从打药环节和烘干环节来看，首先，样本农户均未购买打药设备和烘干设备;其次，仅有56户（占8.99%）、9户（占1.44%）分别购买了打药服务和烘干服务。其原因在于：从服务供给的角度看，飞防设备和烘干设备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不仅需要投入高昂的成本（包括植保无人机、烘干机、传送带、厂房等实物资产），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因而提供该项服务的专业主体较少;从服务需求的角度看，飞防服务和烘干服务的费用通常较高，对小规模种植的农户来说并不划算，因此多数小农户仍会选择自我经营而非购买服务。

综上所述，在耕整环节、插秧环节、收割环节等主要生产环节中，农机服务已经替代人力劳动成为小农户的主要经营方式;同时，部分自有农机的农户仍会购买生产性服务，表明生产性服务与农户的自我服务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此外，虽然目前打药和烘干两项服务的发展稍显滞后，但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机械替代人工并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进一步推广，具有巨大的潜力。

（二）熟人服务：小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主要特征

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是典型的以熟人关系为主的社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彼此熟悉，相互认可，相互信任。费孝通先生曾对此有过经典的描述：“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并将其定性为“熟人社会”[12]。“熟人”一词内涵丰富，既包括了以社会主体之间人际关系亲疏为核心的血缘、亲缘关系，也包括了以地域远近为核心的地缘关系。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本质是一种经济交易活动，存在着市场范围和交易半径的限制，因此本文所说的“熟人”指的是基于地缘关系的熟人。根据服务需求者与供给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把农业生产性服务划分为熟人服务和非熟人服务两种类型。其中，熟人服务中的人情关系、信任机制和重复博弈机制等约束了合约双方的行为，使服务合约具有价格弹性化、非市场交易、社会关系强弱决定合约稳定性等特征。非熟人服务的市场交易特征则更明显，合约是维护交易稳定的重要纽带，关系特征相对较弱。

我们考察了小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时的主要特征，结果发现：

1.社会关系是影响农户选择的主要因素。我们首先向农户询问了“（假如）购买生产性服务时，您将优先考虑什么因素？”。结果显示（见表2），影响农户决策最重要的因素是“与服务主体的关系”，占比36.12%，“服务质量”次之，占比35.47%。调查发现，在同等条件下，农户往往会因为情面问题而首先向本组的熟人购买服务，属于典型的熟人服务。只有在本组的农机手不能提供服务时，才会选择其他服务主体，农户形象地把它总结为“肥水不流外人田”。

2.地缘特征：小农户优先选择本组或村的服务。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小农户“从哪里购买的生产性服务？”结果发现，小农户对服务主体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地缘特征（见表3）。在已购买服务的农户中，分别有63.8%、42.06%、51.15%、8.93%和45.45%的农户购买了本组的耕整、插秧、收割、打药和烘干服务。总体来看，本组的服务主体占比最多，本村外组、本乡外村的服务主体次之，再次为本县外乡与外县的服务主体。小农户对生产性服务主体的选择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

3.本组服务的供给主体以个体农机手为主。我们将服务供给主体划分为个体农机手和规模服务主体（包括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两类，进一步考察了本组、本村服务供给主体的性质。总体来看，本组、本村的服务主体中绝大部分是个体农机手（表4）。首先，从购买了本组服务的农户来看，在耕整服务中，规模服务主体的占比之和为13.83%（39户），不足个体农机手市场份额的1/5;插秧服务中，个体农机手（62.22%，28户）占全部服务主体的一半以上;而在收割服务中，个体农机手占比（89.58%，258户）更是规模服务主体的7倍之多。其次，从购买了本村外组服务的农户来看，分别有83.05%（98户）、48.57%（17户）和91.27%（115户）的农户在耕整、插秧和收割环节中向个体农机手购买服务。由此可见，个体农机手是本组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

综上所述，在当前农业技术进步、农村边界逐步打开、农村人口不以农为业的背景下，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是小农户的主要经营方式，熟人服务是其主要表征。具体表现在：其一，“与服务主体的关系”是小农户选择服务主体时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其二，小农户往往优先选择本组、本村的服务主体，具有明显的地缘特征。总而言之，小农户购买生产性服务的经济活动深深地嵌套在传统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当中，市场化交易和非市场化交易并存，“熟人服务优先”的决策不仅是经济理性的结果，也无法脱离其社会属性。

三、社会交换：熟人服务优先的本质

小农户优先选择熟人服务的本质是什么？波兰尼强调了社会因素在理性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指出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卷入经济或者非经济制度之中的[13]。格兰诺维特也提醒我们，应该在一个具体的、持续互动的社会关系系统中去分析人类行为[14]。因此，理解小农户的经济行为，既要将他们看作是追求经济理性的个体，也要将他们视为社会关系网络的一部分。以布劳为代表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其本质就是交换过程[15]。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是两种主要形式。在经济交换中，交易过程具有即时性、直接性，同时合约具有确定性，因此关系、人情、信任等要素就变得不那么重要和显著[16]。而社会交换则不同，它往往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尤为明显。因此，从本质上说，小农户购买生产性服务的经济活动不仅是即时的经济交易，更是社会交换。其逻辑在于：

（一）熟人社会：小农户经济活动的边界

村庄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大多数农户世代居住，终生为邻。即便在当前大量农民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生计来源的背景下，也仅有少数一部分能够留在城市。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既是他们的生存基础，也是他们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边界。小农户长期处于彼此熟悉的乡土社会中，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具有广泛的互补性。农户培育长期、稳定、友好的社会关系，有助于获得亲友邻里的支持与帮助，更好地实现经济互惠的利益诉求。同时，适宜的经济合作也会起到维护和巩固社会关系的作用。因此，小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依赖性更强。

（二）互惠交换：小农户选择熟人服务的根本动力

交换是各种活动的本质。在传统乡村社会，互惠和均衡既是经济交换过程中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关系持续互动的核心动力[17]。互惠意味着双方都能从交换关系中获益，而无论这种获益是过去、现在的，还是长期、短期的。均衡则意味着在付出一定成本后，双方都能够从交换关系中获得彼此认可的、相同的回报。小农户优先选择熟人服务是互惠均衡原则的体现，它不仅表示了小农户和服务供给者之间对称的经济互惠关系，而且是一种包容性更强的互惠模式，互惠的回报通过其他方式——合约弹性化、经济交换向社会交换的延伸中得到实现。具体表现在：

1.服务合约的弹性化。与外来服务主体的经济交易相比，与本地熟人服务的合约更加弹性化，服务费用的结算方式最能体现这一点。调查发现，农户购买熟人服务时通常都是先服务，后结账，大部分农机手会先给农户提供服务，到粮食收割、销售以后再统一结算费用，赊账的周期一般是一年，个别农户甚至可以拖上两三年才全部结清。而购买外来主体的服务时，则必须要现款现结。这是由于，不掺杂任何熟人关系的经济交易，交易双方都无法获得互惠收益的未来预期，更不可能诉诸道德、伦理以及情感等方面的“制裁”来中断社会交换关系。而在乡土社会中，人们对彼此都是熟悉的，信用、声誉以及重复博弈机制有效约束了双方的行为，从而大大降低了服务合约中事前、事中和事后的交易费用[18]，保证了互惠关系的稳定性，这也正是熟人服务具有占先优势的根本原因。

2.经济交换向社会交换的延伸。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区别。与经济交换相比，非经济要素在社会交换关系中显得尤为重要，并且常常会被纳入到互惠关系的均衡链当中来。与购买外来服务相比，小农户和熟人服务主体的交易完成，并不代表交易双方关系的结束。相反的，购买熟人服务的经济活动维护和强化了彼此的社会关系，也进一步深化了合作;从合作的广度来看，农户通过购买熟人的服务，使纯粹的经济交换关系向社会交换关系扩展，包括农业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合作与互助行为，掺杂了社会性、道德性以及个人感情等成分。正如被访农户所说：

“在农村干农活缺不了一个青壮年男劳力，但是现在农村外出打工的多，家里大多是老人、孩子、妇女留守，所以拜托邻里帮忙是常有的事，比如说照顾老人、接送小孩、农忙时候互帮互助，盖房子。”（XZ-XY-1）案例来源于课题组的一手访谈资料。研究者对原始访谈进行了整理，个案编码方式为“地区首字母-被访者姓名首字母-访谈次序”。如“XZ-XY-1”的个案，是指对地区为XZ、被访者姓名为XY的第1次访谈。案例编码方式，下同。

由此可见，购买熟人服务是农户表达、培育和维护社会交换关系的一种方式，也强化了服务双方的社会交往和非经济互助。

（三）社会交换的软约束：被赋予符号意义的服务交易

与其他服务相比，熟人服务具有特殊性。其特殊之处在于，经济活动在熟人社会中发生，农户除了要完成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经济交易，还要处理难以剥离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购买服务往往就被赋予了关系、人情、面子等一些符号性意义。选择“外面的”服务或无故更换熟人的服务，常常被街坊邻里隐含地解读为拒绝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导致社会交换关系的失衡。正如一位被访农户所说：

“让谁给你耕田，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你用了外人的耕整机，就是驳了熟人的面子，脸上过不去，哪怕以往经常用这个人，突然今年换了另一个人，你都需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JL-PZF-2）

对熟人服务的否定，通常意味着交换和互惠关系的结束，其不利后果不仅体现在购买服务这个事件本身，还面临着更多的社会关系制裁。一次不谨慎的处理，可能会导致双方社会关系构建的失败，而这类处理不好邻里关系的农户常常被认为是无能、自私和死板的，从而在更深层次上象征著他们在社会交换和网络构建领域中的社会性死亡[19]。由此可见，在彼此熟悉、依赖关系而生存的乡土社会中，购买服务本身成为了一种符号性表达，传达了一个人对社会交换与互惠关系的维护或者拒绝态度。

综上所述，与“外面的服务”相比，本土的熟人服务有占先优势，农户购买熟人服务的本质是社会交换。其基本逻辑在于：一方面，互惠与均衡机制是小农户优先选择熟人服务的根本动力，并通过服务合约的弹性化、经济交换关系向社会交换关系延伸等方式得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交换关系的软约束使农户不得不选择熟人服务。农户购买生产性服务的经济活动往往被赋予人情、面子等符号性意义，无故选择“外人的”服务会被视为拒绝维持良好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反向激励。但总体来看，优先购买熟人服务都是小农户基于保持互惠关系均衡、规避社会关系软制裁的长远利益而作出的理性选择。

四、结论与讨论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占绝大多数的小农户的农业现代化。以小农户的服务需求为中心，构建和完善当前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提高中国农业生产水平的根本动力。然而，在农地规模经营的偏好下，多数研究把焦点放在规模经营主体身上，而忽视了小农户的主体地位。本文通过对湖北省水稻种植户的实地调查，探讨了小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现状、主要特征和本质。结果发现，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成为农户的主要经营方式。小农户作为一个决策主体，优先选择熟人服务是主要特征。熟人社会是小农户经济行动的边界，因此购买服务的活动是一种经济交换关系，更是一种社会交换关系。小农户优先购买本村、本组的熟人服务，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交换关系的均衡，是小农户基于长远考虑所做出的理性决策。这一结论对完善当前农业生产性社会化服务体系也具有启示意义。

第一，熟人服务在农村社会中的内生优势造成了小农户不购买“外面的”服务、“外面的”服务也难以进入熟人市场的结构性失调现状，进而形成了一个仅以本组、本村为交易半径、相对封闭的、排他性较强的次生服务市场，给外来的服务主体进入农村市场造成壁垒，降低了市场流动性。

第二，小农户偏好本组、本村的熟人服务主体，而绝大多数本组、本村的服务供给者是个体农机手，然而个体农机手普遍存在着文化程度、专业技能、资金设备等方面的短板，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空间，而且个体农机手的规模通常较小，且相对分散。农业生产性服务肩负着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重任，服务的供给者是最核心的纽带。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有文化、懂技术、善管理的现代农民，而个体农机手在人力资本、实物资本、社会资本等方面所面临的瓶颈，将直接导致小农户的农业生产能力长期徘徊在低水平的状态。因此，如何提高个体农机手的现代化生产水平成为问题的关键。

综上所述，要打破当前农业生产性服务供需市场的结构壁垒，提高小农户的农业现代化水平，政府应该“因地制宜”，积极培育和扶持本土服务主体，使其充分发挥熟人优势，顺利进入农村市场;同时，要强化对本土的个体农机手的支持和培育。一方面，通过完善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支持、金融保险、技能培训等相互协同的政策体系，支持个体农机手的自我发展，并鼓励农机手之间通过合作与联合的方式实现互利互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积极引导个体农机手通过带机入社、带资入社等多种方式，与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规模服务主体达成合作，充分实现服务供给市场的资源整合，提高生产性服务供给主体的现代化水平。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2016年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转及纠纷调处情况[EB/OL].（2018-01-05）[2019-02-08].http：//www.jgs.moa.gov.cn/txjsxxh/201801/t20180105_6134216.htm.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2018-02-27）[2019-02-08].http：//www.moa.gov.cn/ztzl/yhwj2018/zxgz/201802/t20180205_6136444.htm.

[3]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2019年农业农村工作的实施意见[EB/OL].（2019-02-22）[2019-03-28].http：//www.moa.gov.cn/ztzl/jj2019zyyhwj/zxgz/201902/t20190222_6172581.htm.

[4] 司瑞石，陆迁，张强强，等.土地流转对农户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影响——基于PSM模型的实证分析[J].资源科学，2018（9）：1 762-1 772.

[5] 刘新智.农业发展新阶段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创新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56-57.

[6] 鲁可荣，周洁.农业生产组织对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意向及实际满足度分析——基于对浙江省178例农业生产组织的抽样调查[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135-139.

[7] 陈航英.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基于组织化的小农户与具有社会基础的现代农业[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0-19.

[8] 姜长云.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篇大文章[J].中国发展观察，2017（Z1）：47-49

[9] 蔡键，刘文勇. 农业机械化发展及其服务外包的原因分析——源自冀豫鲁3省问卷调查数据的证明[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2）：230-236.

[10] 李俏，王建华，吴林海.农业社会化进程中的个体服务形态及发展思路[J].贵州社会科学，2014（2）：49-53.

[11] 董歡.农机服务体系：模式比较与政策优化——基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视角的考察[J].农村经济，2018（10）：116-122.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6-11.

[13] 卡尔·波兰尼.经济——有制度的过程[M]//马克·格兰诺维特，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 瞿铁鹏，姜志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5-53.

[14] 马克·格兰诺维特.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M]//马克·格兰诺维特，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瞿铁鹏，姜志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56-84.

[15] 彼德·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利[M].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83-187.

[16] 李元旭，黄平.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国际服务外包企业间信任本质[J].求索，2010（9）：5-7.

[17] 黄庆波，胡玉坤，陈功.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J].人口与发展，2017（1）：43-53.

[18] 罗必良，林文声，邱泽元.农地租约以及对象选择：来自农户问卷的证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5（9）：4-16.

[19]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07-114.

Services Provided by Acquaintances：Object Selection and Logic of Small Scale Farmers Socialized Servic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I Hongwei1，ZHONG Zhangbao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Research Center of Rural SocialConstructionand Management，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2.Department of Sociology/Research Center of Rural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43007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small scale farmers as the main research body and takes rice production as example to discus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and the essence when small scale farmers purchase socialized servic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The study found that small scale farmers prefer services provided by acquaintance in group or village， while individual agricultural machine operators are the main service providers.The essence of services provided by acquaintance is social exchange.The basic logic lies in that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is the boundary of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for small scale farmers. Therefore， the reciprocal mechanism in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can fully play their role in the service transaction， and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flexible contract and the extension from economic exchange to social exchange，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small scale farmers to choose services provided by acquaintance.At the same time，economic activities in acquaintance society are endowed with symbolic meanings such as relationships，traditional code of conduct，and face. Denying acquaintance services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negative to social exchange relationship，which forms a soft constraint.It can be seen that the acquaintance service has an endogenous advantage in the socialized servic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o a certain extent，it creates structural barriers to the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 and forms a closed， exclusive service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main providers，the development bottleneck of individual agricultural machine operators also restric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level of small farmers.Therefore，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cultivate and support local service entities especially the local individual agricultural machine operator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so that they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local advantages，and it will also realizes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f service providers.

Key words：small scale farmers;socialized servic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services provided by acquaintance;individual agricultural machine operators

（責任编辑：马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