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念文　李鹏

摘 要：我国历史上纵贯东南沿海的“海上丝路”，是世界潮流涌动之所，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影响巨大。近代以来，以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顺应世界潮流，为“振兴中华”发起民族民主革命，“海上丝路”的历史文化沉淀及其经济、社会、文化交流范式成为其革命、建国思想形成的重要参照与佐证依据;而“海上丝路”覆盖的广阔地理空间与民族构成是民主革命建国实践的主要地缘依托与组织基础;“海上丝路”的文化积淀也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处理中国与亚洲周边各国关系的基本依据。时至今日，传统“海上丝路”的诸多文化遗产仍对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部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海上丝路”文化;知难行易;革命实践;华侨

上世纪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发起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亚洲建立比较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根本冲击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奏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再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赢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所进行的民族“心理革命”，改变中国面貌之思路以及实现崛起的路径选择，均与中国传统社会大异其趣，具有来自海洋文化的浓厚气息，与我国历史上“海上丝路”文化遗产具有深刻渊源。

一、“海上丝路”文化积淀是孙中山“知难行易”论断的佐证依据

知行关系一直是中国哲学探讨的核心命题。无论是程朱主张的“知易行难”说还是王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理论，都强调儒家本位，维护道统。孙中山认为，民主革命在封建中国进行，必须对国人进行“心理革命”，他断言，“知易行难”学说是革命党人“信仰不笃”、“奉行不力”的思想错误根源，是其革命建国“生平之最大敌也”，为矫枉过正，大力宣扬“知難行易”学说，其论证依据多引用传统“海上丝路”文化现象，超出传统中国哲学的关怀范畴。

例如，他以中外造船业的兴衰论证其“知难行易”的论断。20世纪初，上海船厂已用外国机器造千吨大船，华人工匠认为：“施工建造并不为难，所难者绘图设计耳！”强调“知高于行”;考察明朝郑和“巡游南洋”，“示威海外”，正是因有高超的造船技术与娴熟的航海经验（知），才使郑和七下西洋（行）成为可能;他称赞中国古代航海发明——罗经与指南车，认为“无罗经为航海之指南，则航业无由发达，而世界文明必不能臻于今日之地位。”将罗经原理与近代西方的“电机”相比附，慨叹中国先人在“知”的层面早熟而先进，又对近代国人对“知”的忽略导致“行”的优势不再而扼腕;又如，古代“南海丝路”，又称陶瓷之路，“唯瓷器一物，则独为中国之创制，而至今亦犹以中国为最精”，但近代西方将化学运用于制瓷后，“始能与中国之瓷质相伯仲。”直指中国古代科技（知）之失传，存在“理论性建构不充分，实证性考虑也不够，没有达到近代科学要求的程度”，中华文明在近代失去发展时机，由此得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结论。

他的论证，既充分肯定中国海上丝路文化“知”的内涵在中世纪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领先地位，杜绝历史、民族虚无主义;同时，又对近代中国面对西方科学理性的挑战被动挨打的局面当头棒喝，反对固步自封，主张变法求新。最终得出“能知必能行”的结论，希图彻底改变国人传统价值取向，坚定中国革命党人革命救国的信心。

二、“海上丝路”广阔地理空间是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实践的地缘依托

辛亥革命前，国内发动多次起义，基本是在兴中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下展开，1905年后，同盟会举事居多，并形成一系列高潮。具有以下特点：

长江以南地区，尤其是地缘上与“东洋”、“南洋”等传统海上丝路有关联的沿海地区，对腐败守旧的清政府发难最早，坚持武装反清时间最久。得益于传统海上丝路文化熏陶下南方群众的革命觉悟，为发动民主革命拓展空间。清末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武装革命，无不以传统“海上丝路”所在地域为革命策源地与革命后方。辛亥革命前夜革命党人多次在广东、云南、广西边境发动革命起义，均以“海上丝路”地域为交通与运动之所。1907——1908年，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皆策划于新加坡侨领陈楚南的晚晴园。孙中山在越南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立指挥机关，策划西南边境起义。辛亥前历次武装起义，无不以日本、南洋、美洲旧金山、当时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等“海上丝路”旧埠为筹款基地。1910年，南洋各埠同盟会员捐款，南洋英属十余埠50余名侨商“均甚踊跃”，计捐近5万元;荷属诸埠计捐3万余元，越南、暹罗均有捐款，遂有黄花岗一役。

三、“海上丝路”经贸模式是我国建设规划的参照系统与建设重点

中国南海丝路，始于秦汉，发达于唐宋，繁荣于明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经贸往来古老的商道，由北向南，几乎囊括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形成中世纪全球范围内少有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中，提出未来中国实业建设的基本构想与建设重点，就是秉承传统海上丝路经贸运作的模式，并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侧重。

振兴国家经济，必以东南沿海大海港建设为最基本突破口，力主建设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港口，引中国快速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他说：“筑北方大（海）港于直隶湾（今渤海湾），则该地之丰富物产全赖此港为世界贸易之通路;在华东建上海港和杭州湾乍浦深水良港;以此为点，发展内河商埠，形成溯长江而上直至汉口的经济发展轴，则“东起海边、西达汉口即沿江两岸相连之市镇，可以成为事实！”在华南，重点建立以广州为核心的南方大港，“中国而得开发者，广州将必恢复其昔时之重要矣”，堪称中国最早的港口带动沿海沿江城市化发展规划。

对东南沿海诸口岸摸底，形成从世界大港到二等港、三等港乃至区域海洋经济的渔业港总体布局。一方面，发挥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旧港优势，重现传统海上丝路商贸繁荣风貌，同时，顺应世界现代化潮流，形成新时代开放而有序的海上商贸系统，合力带动全国对外经济发展。

对于国家经济大发展之战略布局，遵循“国民需要”、“必先有利之途”原则，以盘活中国内地经济发展，保证国家布局的平衡稳定。其中，依托传统“海上丝绸之路”所形成的国家经济固有格局仍然具有轴心地位，这一理念集中表现在建立全国铁路网络系统中。在西北、东南、西南铁路系统建设中，无不以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为基点，编织铁路纬线，继而网络全国。在国土北方，形成渤海湾到西部新疆迪化乃至伊犁的铁路干线;在国土中部，首推东方大港至重庆一线，“此线途径中国长江沿岸之富庶地区，长约一千二百英里，经贸意义巨大”。在西南，以广州港为基点，形成辐射整个大西南的六条铁路干线，直达祖国西南腹地乃至边疆。以海洋大港为起点的铁路管网布局，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有效对接，必将促进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形成，提高市场经济效率。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架构与经济建设成就，尤其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理念，不得不佩服孙中山百年前对中国经济格局的前瞻性规划。

四、“海上丝路”民族构成是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社会基础

我国传统“海上丝路”，最突出的文化结晶就是遍布各大洲的华侨社会群体。近代，东南亚地区华侨已有民间会党组织，“尤以农工二界为盛”，具有市民社会公共组织的性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嗅出它带有近代民主的气息”。于是，国内革命条件尚未成熟，遂将革命重心转移海外以获得华人华侨的人力资源与精神支持。

首先，孙中山、尤列等革命领导人在檀香山、新加坡等地加入“洪门”、“义兴堂”等会党组织，宣传革命，壮大革命队伍。之后，改造会党，成立“中和堂”，遍设分会于南洋各埠;将“洪门”改造成现代性政党“致公党”;杨衢云联络东南亚、非洲“义兴会”，促其加入革命组织“兴中会”，海外侨民的自组织系统向现代社团组织转型。

其次，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南洋创办报纸、书报社、剧社宣传革命，获得华侨的支持。新加坡华侨创办《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以及槟城的《光华日报》，大造革命舆论。当时，在新马两地至少建立50多个鼓吹革命的书报社;与保皇派围绕革命与改良展开激烈论战，有力反击保皇派攻击革命的论调;在越南西贡，创办粤剧社上演《梁红玉》、《岳飞》等历史剧，激发华侨民族观念与爱国心，海外华人群体更加革命化。

最后，整合华侨社会团体，建立同盟会南洋分会，南洋华侨成为历次武装起义的中坚力量。1905年冬，孙中山倡导，尤列督办，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南洋成为同盟会行动大本营。1907年潮州府城起义与惠州汕尾起义的主导者许雪秋本是新加坡富商;1908年钦州起义的主力是由200余名越南华侨组成的中华国民军南军;河口起义也是由越南同盟会员黄明堂、王和顺等发动。1911年广州新军起义，南洋华人募集10万元经费，并组织500名义勇军开赴前线;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殉难86烈士，其中南洋华侨就有27人，最终成就辛亥革命大业。之后，在历次涤荡大陆封建军阀势力的统一建国斗争中，世界各国华侨及其组织均发挥独特的政治作用。

第五，“海上丝路”文明交流经验是孙中山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依据自秦汉以来，围绕中国沿海“海上丝路”的国际交往形成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始终是以中國为中心，以朝贡体制运作为主导的过程，遂有一个亚洲范围内区域性政治、经济和平有序发展的海洋社区，区域内的诸多国家和民族讲信修睦，平等互利，和谐相处。虽经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传统亚洲秩序在清末几近崩溃，但这种文化积淀仍然存在，并成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处理亚洲国际关系的基本依据。

首先，将国内民主革命与亚洲的复兴通盘考虑，旨在亚洲国家相互增援，摆脱欧美殖民主义压迫，建立现代国家。革命初期，革命党人主要在日本活动，旨在依托已成功现代转型的日本，帮助中国民主革命建国。1909年，菲律宾独立党武装反抗西班牙、美国殖民统治，孙中山助其采办军火，组织军队，相约菲律宾独立成功后，“菲人协助中国革命”。辛亥前，革命党人在云南边境发动一系列起义，越南革命组织给予了帮助与掩护，孙中山承诺：中国国内“大事告成，不论越南兄弟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都乐意帮助”，最终形成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外交思想，呼吁亚洲国家树立区域意识，亚洲民族“大团结”，共同抵抗帝国主义欺压。他强调日本应与中国合作，共同解决亚洲被压迫的民族问题，日本应做“东方王道的干城，不要做西洋霸道的鹰犬”，最终实现东亚的和平，为实现复兴亚洲的目标而努力。他所探索的亚洲各国区域合作，共同发展模式，在我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对外战略中均有体现，也对当代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致力于实现亚洲区域一体化，并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具有借鉴意义。

孙中山所倡导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中国近代的灵魂，既领导和印证了近代中国甚至世界的文化进程，还将继续印证和引领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文明走向”。时至今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党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海上丝路”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构成，仍就散发出恒久而坚韧的生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释放着巨大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孙中山.建国方略[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2] 谢扬举.“中山先生之痛”及其反思——孙中山知行关系学说再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 邓志松，卢怡茹.孙中山的南洋革命组织：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转引自.从孔子到孙中山：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4]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 王小秋.辛亥前孙中山在日本和南洋革命活动的比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6]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7] 邹鲁.广州二月二十九日革命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

[8] 许肖生.华侨与第一次国共合作[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

[9]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0] 刘碧蓉.孙中山与日治时期台湾知识分子[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社科规划办项目（2014）：明清以来我国南海“海上丝路”与封建国家南海海洋政策研究（GD14CLS02）和广东省高校重点平台科研成果培育项目（2015WTSCXO36）：明清以来我国南海“海上丝路”与国家海洋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任念文，女，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研究;李鹏，硕士，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