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丽

现在的写作，正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现场。一方面，自媒体的出现，让作品發表更加容易;另外一方面，由于泥沙俱下海量般的信息，使好作品变得越来越难被发现，因此也让很多作者更加焦躁不安。

如果单从技术上看，由于开放所带来的各种新的观念和技巧，正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小说创作。所以，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小说创作比过去丰富多了，也好看多了，确实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尤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基于这一点，即使不能肯定地说我们的小说创作正在赶上和接近世界水平，但是如果作一个纵向比较，可以看出确实有了较大的提高。

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讨论小说，也不能脱离“中国特色”这个最现实的语境，这个语境就是深深垫在小说底下的“文化因素”，或者说是文化土壤。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中，蔓延在国人心中那种莫名其妙的焦虑和急功近利的现实环境，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小说创作。

我觉得现在的小说创作，有两个倾向性的东西必须要警惕。一个就是离生活太近，它几乎就是生活的描摹，根本谈不上文学性和艺术性。无病呻吟，故意放大个人病态的感受以期引起别人的同情或者同感。第二个倾向就是离生活太远，既故作姿态，又语焉不详，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要表现的到底是什么。而且这两种倾向的通病都是离心灵很远，即使他说的是所谓的心里话，那也是来自心脏。

我所熟悉的中国作家里，对土地和人民爱得最深的当属陈忠实和李佩甫，他们的经历和写作经验也很接近——虽然都是多年生活在城市，但是作品几乎都埋在乡土里。陈忠实的《白鹿原》，是用生命奏响的一曲中国乡土文化挽歌，那种乡绅自恋自爱式的尊严的破灭，几乎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缩影。而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李佩甫的《生命册》，可以看做是《白鹿原》的延续，是农民在从乡村到城市的嬗变过程中所遭遇的精神蜕变。他们离乡背井进入陌生的城市，寻求出路、寻找价值。而在那里，农耕时代的道德，迎头遭遇商品世界的嘲弄，遭受资本社会的摧残。在失措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失去的是生活的根基和信念。

有时候，文学比哲学的啰唆事还多，它至少比哲学更不规范，所以这激起了很多人的发言欲望。既然文学是人学，那么人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可真正对文学发言的人，又有很多是不懂文学、不爱文学或者是根本不看文学的——我这样说并不是有某种优越感，而是一种可悲的事实。常常听人说，“某某的层次太低，我从来不看他的作品”。没道理可讲，既然从来不看人家的作品，怎么知道层次低？这虽然并不是光鲜的武器，但杀伤力却极大，往往成了这些人结束战斗的利器。当然，世界是平的，而且写作这种很通俗的手艺，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如果再加上网络各种平台和因话语权扩大化而造成的冲击，文学真的被熬成一锅“坚硬的稀粥”了。甚至有些“做文学”的人，市场意识很强，他们知道怎样跑马圈地，也知道靠传统的叙事方式无论如何也占不了上风。在他们的作品里，生活被一些琐碎的细节和大段大段的“思想”（有的只是刚刚泊来的口号）所堆砌，他们用后现代的东西演绎出了新的“假大空”。如果一部作品，没有了对人类的关注和对生活的热爱，无论到何时，无论到何地，都不会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在目前急遽转型的社会变革时期，有些作家选择了沉默。我理解并尊重这一点，同时也觉得非常遗憾，既然选择了做一个作家，就应该有自己的责任、原则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