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何雅婷 张宝山 金 豆 林 瑶

(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西安 710062)

1 引言

进入老年期后，个体面临的不确定事件或突发状况会越来越多，如亲人离世、退休、身体机能衰退等。控制感作为重要的心理调控资源，在个体应对老年期的消极生活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控制感是个体相信可以通过自己，而非外部因素影响事情的进行，并获得所期望结果的信念（潘仲君, 阎力, 2008）。高水平的控制感意味着个体能够感知到自己是生命历程的主人，可以掌控所经历事件的进程；随着年龄的增长，控制感和身心健康的联系也变得愈发紧密（Rodin, 1986）。Chipperfield 等（2012）认为，控制感对于老年期的个体尤其重要，能够很好地预测个体的健康水平。高控制感的个体患病的概率更低，因为他们会表现出更乐观的心态，以更积极的方式应对治疗（Seeman & Seeman, 1983）。此外，高控制感的老年人倾向于将老年阶段发生的事件知觉为受自身因素决定的，因而幸福感和生活质量会更高（Calvo,Haverstick, & Sass, 2009; Lau-Walker, Cowie, &Roughton, 2009）。而缺乏控制感会导致个体习得性无助，易使个体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曹新美, 刘翔平, 2008）。因此，探讨老年人控制感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对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

控制感会受生活环境的影响，对居住地的情感认同可能是老年人控制感的重要预测变量。Burke（2007）认为，对个体而言，认同意味着一种象征，当个人将自己归为某个群体时，就能够产生对于某个刺激的共同反应，个体会感到自己决定了事情的进程，能够预测事情的结果，也会采取身份转变、情感策略等方式维护认同。继而，个体会感到自己在人际交往和生命历程中掌握了控制感。情感策略可以增进认同控制的过程。居住地情感认同是指个体在情感上感觉自己归属于当地居民群体（Tajfel, 1974）。研究显示出了认同和控制感的正向关系，对某个群体认同感高的个体，控制感也较高（Greenaway et al., 2015）。而认同程度低的个体，控制感也会降低（Jang,Kim, & Chiriboga, 2005）。因此，对居住地的情感认同是个人控制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除了情感认同，领悟社会支持也是控制感的重要预测变量。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个体能够知觉到的外界支持程度（Zimet, Dahlem, Zimet, & Farley,1988），相较于实际社会支持，它更能够预测个体的健康（Haber, Cohen, Lucas, & Baltes, 2007）。徐美君（2015）通过横断研究揭示，老年人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和控制感密切相关。这可能因为领悟社会支持是影响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控制感是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一个指标。Ferguson 和Goodwin（2010）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和控制感能预测老年人的幸福感。Leblanc 和Jacelon（2019）的研究显示领悟社会支持作为社交网络的资源，对老年人的控制感有积极的影响。同样，Gadalla（2009）也发现老年人的领悟社会支持对控制感有显著预测作用。因此，领悟社会支持可能也是影响控制感的重要变量。

此外，对居住地的情感认同和领悟社会支持也存在着联系。根据Haslam, Reicher 和Levine（2012）的观点，群体成员越是感知到自己属于一个群体，他们所感受到的相互支持和信任也就越多。Sugihara 和Evans（2000）则认为对某地的依恋意味着广泛的情感联结，而社会支持则是个体和少数人发展出的更亲密的关系，这两者可能存在联系。研究表明情感认同与领悟社会支持有着密切关系，高认同水平往往预示着较好的社交网络，这能够预测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O’Connor,Longman, White, & Obst, 2015）。

基于以上文献，已有研究关注了认同和领悟社会支持的关系，或认同对控制感的影响，但总体来说，相关领域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不足。

在城市居民群体中，老年人是城市建设发展最具说服力的见证人。城市化进程使城市日新月异，城市原居住者或移居者都需要面对更多的变化（郑真真, 杨舸, 2013）。并且，在社会变迁中，老年人作为失去优势的群体，其经济收入、健康水平、认知功能衰退、保守决策和社会地位的降低，都有可能导致其情感认同及适应的困难（张力元, 毕研玲, 张宝山, 陈璐, 2015; 张卫东, 2006;Jopp & Rott, 2006）。在遇到环境快速变化和自身功能退化问题的多重困境中，老年人对居住地生活和文化的认同更显不易。因此，老年人对居住地的情感认同有着不同于其他群体的显著特征，很有必要检验老年人的居住地情感认同对控制感的效应及机制。还有，以往相关领域的研究多采取横断设计。它无法反映因果关系，对揭示控制感的形成和作用机制还远远不足。

基于以上局限，本研究以老年人为被试，采取纵向研究设计，进行了每次间隔6 个月，共3 次的追踪调查。本研究系统地探讨了老年人的居住地情感认同水平对老年人控制感的效应以及领悟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1：老年人的居住地情感认同可以预测领悟社会支持；假设2：老年人的领悟社会支持可以预测控制感；假设3：在纵向维度中，领悟社会支持在居住地情感认同和老年人控制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选取西安市6 个社区（建立时间分别为不到10 年、约20 年、约30 年）的55 岁以上老年人为对象，采取简单随机抽样和滚雪球抽样。使用纵向追踪设计，三次调查分别于2018 年4 月—7 月（T1），2018 年10 月—2019 年1 月（T2），2019 年4 月—7 月（T3）实施。共回收三次都参与的有效问卷281 份，男86 名，女195 名。原居住者181 名，移居者100 名。完整参与调查的被试与流失的被试信息均呈现在表1 中。卡方检验及t检验结果表明，流失被试与完整参加的被试，在性别（χ2=1.17,p＞0.05）、受教育程度（χ2=0.65,p＞0.05）、年收入（χ2=1.13,p＞0.05）和主观健康（t=0.29,p＞0.05）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被试流失是随机的。

2.2 研究工具

2.2.1 居住地情感认同

本研究从Nguyen 和von Eye（2002）的移民文化适应量表中选取了4 个能够有效反映居住地情感认同的项目（如“我会以居住在本地而骄傲”，“我更喜欢本地的居住环境”）来测量居住地情感认同的水平。项目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翻译和回译，在检验内容效度和区分效度时，大部分研究者都能够根据定义成功地从由测量居住地语言适应、行为适应和居住地情感认同混合在一起的项目池（18 个项目）中，筛选出这4 个项目（内容效度指数大于0.78）。此外，4 个项目与孤独感呈现负相关（r=-0.26,p＜0.001），与幸福感呈现正相关（r=0.25,p＜0.001），表明其具有效标关联效度。采用5 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总分为量表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居住地情感认同的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三次测量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61、0.69、0.70。

2.2.2 领悟社会支持

从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姜乾金, 2001）中选取5个因素载荷最高的项目（如“在需要时我能够从家庭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帮助”）测量领悟社会支持（Cheng & Chan, 2004）。项目用7 点计分（1=“极不同意”，7=“极同意”）。为了保证5 个项目的效度，本研究使用另一批由1614 人组成的样本，包括821 名男性（占比50.87%，平均年龄15.96±0.92 岁）和793 名女性（占比49.13%，平均年龄15.84±0.89 岁）。被试在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水平等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检验了5 个项目和原量表12 个项目的相关（r=0.94,p＜0.001），表明具有较好的相容效度。结果说明了这5 个项目可有效地反映被试的领悟社会支持。这5 个项目与外部效标抑郁、孤独感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r=0.27,p＜0.001;r=0.55,p＜0.001），说明它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三次测量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75、0.75、0.82。

表1 被试的构成

2.2.3 控制感

采用Pearlin 和Schooler（1978）所编制的控制感量表来测量老年人的控制感（如“我未来的命运主要取决于自己”）。该量表在测量成人的控制感中被广泛使用，并且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采用4 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4=“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控制感的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三次测量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6、0.78、0.72。

2.3 数据分析

首先，使用SPSS20.0 对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次，使用AMOS23.0 建立自回归模型、纵向中介模型和竞争模型。随后，通过比较各个模型的拟合度、与研究理论的契合度、简洁性，来确定模型的优劣（邱皓政, 林碧芳, 2009）。使用Bootstrap 方法对最优模型进行模型估计，根据Hu 和Bentler（1999）的建议，模型评估使用的拟合指标及可接受临界标准分别为CFI 和GFI 大于0.90，SRMR 小于0.08，RMSEA 小于0.08。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

本研究采取Harman 单因素检验来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三次测量的第一公因子的解释变异量分别为23.98%、26.84%、26.08%，均小于40%，表明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的结果如表2 所示。由表2 可知，居住地情感认同、领悟社会支持和控制感都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并且，T1 的老年人的居住地情感认同和T2 的领悟社会支持、T2 的控制感、T3 的领悟社会支持和T3 的控制感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这表明老年人居住地情感认同、领悟社会支持和控制感之间呈现跨时间的稳定性。

3.3 纵向中介分析

为了检验领悟社会支持在居住地认同对老年人控制感纵向效应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建立了四个模型。首先，将“是否为居住地居民”作为控制变量，建立自回归模型M1；其次，在M1 的基础上，分别以T1 的居住地情感认同，T2 的领悟社会支持，T3 的控制感作为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建立M2；再次，再以T1 的控制感，T2 的领悟社会支持，T3 的居住地情感认同作为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建立M3；最后，建立一个包括M1、M2 和M3 路径的模型M4（见图1）。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系数

图1 居住地情感认同、领悟社会支持和控制感的模型

通过对自回归模型和其他模型的比较来确定模型之间的优劣；其次，依据模型简洁性、理论契合度、模型路径是否成立等指标；通过其余三个模型的比较，确定最佳模型（邱皓政，林碧芳, 2009）。

这四个模型的拟合值数如表3 所示，各个模型的拟合指数都符合标准（Hu & Bentler, 1999），表明各模型拟合良好。

表3 各个模型的拟合指数表

在后续分析中，本研究首先比较了M1 和M2、M3、M4。结果表明，M1 和M2、M3、M4 之间的卡方差异显著（Δχ2=13.93, Δdf=4,p＜0.01; Δχ2=24.74,Δdf=4,p＜0.001; Δχ2=33.98, Δdf=7,p＜0.001），说明M2、M3 和M4 优于自回归模型M1。

其次，对M2 和M4、M3 和M4 进行了模型比较，结果发现，M2 和M4、M3 和M4 卡方差异显著（Δχ2=20.05, Δdf=3,p＜0.001; Δχ2=9.24, Δdf=3,p＜0.05），这说明在拟合指数方面，M4 好于M2和M3。

最后，通过对模型的路径分析发现，在M3中，T2 的领悟社会支持不能显著预测T3 的居住地情感认同（β=0.07,SE=0.04,p＞0.05），因此，虽然M3 的模型拟合达标，但纵向中介作用不成立。同样，在M4 中，T2 的领悟社会支持无法显著预测T3 的居住地情感认同（β=0.08,SE=0.04,p＞0.05），中介路径也不成立。因此，M3 和M4 的纵向中介作用不完全成立，M2 的纵向中介作用成立。在此种情况下，M2 最符合研究的理论假设，也最为简洁。所以，本研究以模型简洁性原则、理论契合度和纵向中介路径成立为标准，最终选择了M2。

如图1 所示，为了进一步检验居住地情感认同、领悟社会支持和控制感的关系，本研究采用Bootstrap 法进行纵向中介分析，结果表明，在M2中，T1 的居住地情感认同可以正向预测T2 的领悟社会支持（β=0.13,SE=0.08,p＜0.05），此结果支持了假设1。T2 的领悟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T3 的控制感（β=0.14,SE=0.02,p＜0.05），此结果支持了假设2。T2 的领悟社会支持在T1 的居住地情感认同和T3 的控制感之间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03, 0.05]，说明中介效应成立，此结果支持了假设3。

4 讨论

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老年人都面临居住环境的不断变化。个体能够适应居住环境，在情感上认同居住地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纵向研究设计，检验了居住地情感认同，领悟社会支持和控制感在城市老年居民群体中的关系，以及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首先，本研究发现了居住地情感认同对领悟社会支持的正向影响。关于这两者的关系，Greenaway 等（2015）认为，个体对某个群体的认同之间会存在某种共通之处，共通的认同意味着将他人纳入了自我体系当中，使得他人与自己的利益休戚与共，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更愿意去接受他人的帮助，也更能理解社会支持，这样，其所知觉的社会支持就会更多。在本研究中，在城市居住的老年居民属于同一群体，如果他们都感知到自己归属于这一群体，那就意味着他们在情感上认同自己的居住地，其认同之中也会有共通性，他们就更能够感知、给予和理解社会支持。

其次，本研究发现了领悟社会支持对控制感的正向影响。根据毕生控制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个体通过对外部条件的领悟，能够感觉到自己决定事情的进程，从而实现成功老龄化（王大华, 申继亮, 陈勃, 2002; 张春虎, 2019）。老年人能够通过寻求、感知社会支持的策略，来获取对于自身命运的控制感。因此，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他们就越能感觉到自己能掌控自身的命运，实现终身发展。反之，个体越不能感知社会支持，他们就越容易处于失控状态。

最后，本研究发现了在城市老年居民中，领悟社会支持在居住地情感认同和控制感间的中介作用。研究显示，领悟社会支持可被视作个体对于外源性因素的内源性领悟（连灵, 郭胜忠, 2017）。它常作为中介，在两种因素之间起到沟通作用（张婷, 张大均, 2019; Yu, Qiu, Liu, Cui, & Wu,2020）。在本研究中，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心理资源，能够促进居住地情感认同和控制感之间的积极联系。

认同控制理论也为解释中介作用提供了思路，个体通过对某种身份的认同，将自己归属于某个群体，再通过具体的行动或者策略，维护自身的身份，在行动中获得控制感（Burke, 2007）。在本研究中，老年人将自己归属于某地居民这一群体，通过维持与该群体中其他人的互动，来获得社会支持和人际资源，同时确认自身的身份。因而老年人掌握了生活和人际交往的主动权，成为了生命历程中的主人，获取了控制感；相反，如果老年人对居住地缺乏认同，那么，他们就不愿意与他人互动，失去了感知社会支持的来源，会在生活中处于被动的地位，也容易处于失控的状态。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丰富了认同控制理论。居住地情感认同高的个体，会更为自觉地维护自身周围的人际资源，从与他人的交往和互动中获得更多控制感。这些结果为认同控制理论在老年人中的应用提供了支持。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为提升老年居民的控制感提供可行的干预线索。通过帮助老年居民更好地认同城市生活来增强其领悟支持，从而增强其对自身生活的控制感，更好地面对具有不确定性的环境。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并未探讨居住时长对结果的影响。老人在本地的居住时长有可能对居住地情感认同造成影响，未来的研究应关注这一因素的影响。其次，本研究追踪时间较短，未能揭示居民居住地认同的显著变化，未来的研究可适当延长追踪时间，应该关注城市居民情感认同的变化特征及心理效应。最后，本研究的数据均来源于自我报告，自我报告法会造成研究的结果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和偏差（朱海腾, 李川云, 2019），未来的研究应当采用更客观的指标，为本研究的效度提供更多证据。

5 结论

（1）老年人的居住地情感认同可以在纵向维度上预测领悟社会支持；（2）领悟社会支持可以在纵向时间维度上预测控制感；（3）领悟社会支持在居住地情感认同和控制感中起纵向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