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会

[摘  要]随着市场、现代性对乡村社会的不断渗透，农村闲暇娱乐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本文在苏北泉村麻将、棋牌娱乐闲暇发展变迁状况的质性调查基础上，指出其不断走向赌博化、灰黑化。并进一步通过消费主义文化视角分析这一变迁的发生过程，物化的农村闲暇娱乐生活带来熟人社会陌生人化，乡村社会走向“无主体性”村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關键词]消费主义;农村闲暇;麻将文化;娱乐物化;乡村振兴

[中文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008-4479（2020）01-0097-10

一、问题与进路

闲暇娱乐在很多学者眼中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娱乐休闲之所以被愈来愈多的学者所重视，就在于其能够成为“人的解放”的重要路径之一。工业化时代以来，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但货币、市场、启蒙、科层、科学等“理性”元素正压制着人类的意义、价值、人性、信仰和精神。马克思指出，人类处于被异化的危险;[1]韦伯认为，人类正陷入由科层和理性所打造的“铁笼”[2];福柯哀叹“人死了”[3];海德格尔思索“在”的意义[4];弗洛姆揭示我们正在“逃避自由”[5];马尔库塞直陈，工业社会将人们打造为“单向度的人”[6]。于是，休闲娱乐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最后一片净土，是人们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工业化背景下，学者期冀通过闲暇娱乐找回“人”的本初，具体又可分为“权利解放”和“人性解放”。所谓“权利解放”，就是要通过娱乐休闲减轻或消除社会中的剥削、不平等以及压迫。“权利解放”针对的是劳动与休闲之间的二元对立紧张关系，一些人将休闲娱乐作为“人权”之一提出。所谓“人性解放”，就是要通过娱乐休闲找寻人类的意义世界。娱乐休闲正是通向自我实现的道路之一。

在“权利解放”领域，休闲作为一项基本政治权利被法律确定，“权利解放”目的大致实现。但在“人性解放”领域，提议者们本希望通过闲暇娱乐达成“人性解放”自我实现、找回人的主体性，现实却令人担忧和失望：工业化的力量过于强大，以至于人们在休闲领域也不免遭受“物化”的侵袭，休闲和娱乐成为货币化和商品化的一个链条、一种产业，人们丧失了自主追求精神解放的能力，沉溺于各种感官刺激。而且，这种“不自由”难以令人们察觉以及产生反感，工人面对资本家在时间和工资方面的剥削，有切肤之痛，这样就易于和知识分子结成联盟进行反抗，如“权利解放”。但在“人性解放”领域，普通劳动者并不关注，当前的社会如马尔库塞所说是一个“舒舒服服的不自由社会”，人们心甘情愿地加入“物化”式娱乐。休闲娱乐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最后一片“净土”也正在沦陷，从这个角度看，重塑人们的闲暇娱乐生活意义更加重大。

具体到中国乡村社会，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农民正被不断纳入到“现代化”的维度之中，也正遭遇着各种“现代性”闲暇娱乐的好处和弊病。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参与村庄群体生活至关重要，村庄生产着全体村民共同在场的“当地感”，传承着村落集体记忆汇成的“历史感”[7]，“熟人社会”对于农民而言至关重要，不仅是生产、生活和娱乐的重要场所，而且还是生命的最终栖息之地，更是人生的归属。农民的闲暇生活基本上是在村落“熟人社会”内完成的，也只有在“熟人社会”中，农民才能获得本体性的安全感，才能获得休闲的娱乐感。因此，闲暇生活既依托于社会关系又再生产出社会关系。

学界观有研究在描述中国农民休闲娱乐状态时，大多以西方休闲学的框架进行分析，采取各种量化指标对村民进行问卷测量，结论大多显示：其一，农民学会了许多“现代”的娱乐方式，这体现了进步，说明农民休闲处于“觉醒”时期;其二，与市民相比，农民娱乐仍然不够“现代”，不够丰富;其三，农民在从事“现代”娱乐时，不免有“消费”和“享乐”等“现代”式弊病。以上论述，仍然仅仅着眼于休闲的表层事项，而并没有把休闲放在具体的“场域”中进行考察，休闲学从来不是“无水之鱼”，其逻辑链条为“休闲者-社会-休闲行为”，西方休闲学中将社会属性不言自明地隐去了，但在中国研究中，我们必须重新“发现社会”，如中国农民娱乐，必须放在村庄中看待，即“休闲者—村庄—休闲行为”。

本文以苏北泉村为案例，通过对乡村社会最常见、最普遍的棋牌、麻将等闲暇文化的考察，将闲暇置于村庄内部的整体经验中，从消费主义文化视角去考察乡村社会闲暇娱乐文化的变迁，并指出其对村庄社会的深远影响。泉村属于苏北农村，地处淮河下游，目前共有常住人口608户，2428人，山林、田地共计4800亩，人均两亩地，以种植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为主，兼有其他的花生、油菜等经济作物。外出打工者占各个自然村总人口的20%左右，本地打工约占30%。

二、    苏北泉村麻将、棋牌闲暇文化及其变迁

泉村所在区域资源基础、经济基础均十分薄弱。当地在1983年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之初，收入来源仍然主要来源于种地收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村民纷纷去往苏南及沿海地区打工。2000年以来，因处于长三角辐射地带，泉村所在县域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随着当地招商引资和房地产事业的发展，县域兴起各种类型的具有私人性质的商业和服务业，县城大面积兴建工业园区和商业中心，当地村民开始在本地打工，县城的消费场所也逐渐增多。经济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浪潮下，苏北泉村经历了前所未有之变局，泉村的闲暇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这里，以棋牌、麻将为例细描泉村闲暇文化的变迁。

（一）棋牌：金钱与刺激

“牌”是一个泛称，在泉村比较常见的“牌”的形式有麻将、扑克牌、长牌、骨牌等等。麻将等棋牌游戏，解放前一些地主等大户人家曾有涉猎;新中国成立后，麻将等棋牌活动因为游走在赌博的边缘而被政府被禁止。在集体主义时代，泉村有几个年轻人打了几次牌被生产大队发现，被狠狠地批评，成为了不务正业的典型代表，况且当时家家都在忙着挣工分，一年也没有多少闲暇时间去打牌。改革开放后，麻将和扑克牌等悄然出现在村庄之中，2000年之后，各种“牌”在村中流行开来，农民打牌从计算输赢的细小物品，逐渐发展到钱财这是随着农村市场化而来的一个渐变过程，最后发展到实打实的赌博，农民的闲暇越来越具有功利性。具体见表1。

在泉村，村民闲暇时间最热衷于打麻将。麻将之所以受到村民青睐，因为其打法简单且容易上手，而一旦玩起来内里又有颇多变化。为了增加麻将的刺激性，人们往往将输赢和金钱上的奖惩挂钩，麻将这种休闲娱乐方式也正是由于附加了金钱，从而产生了许多异变，越来越趋近于赌博。村民尤其是年轻人和中年人非常热衷于这种以货币数量来衡量胜负的活动，只有货币数量的变动，最能引起消费主义潮流影响下的村民的感官刺激。

对于上述现象，一位老人LY有些失落地说，“以前村里不是特别忙的时候，我们总是围在一起敲锣打鼓，奏乐，整个村里热热闹闹的，很快就有一帮人参与进来，这些技艺也就一代一代传下来。但现在不行了，年轻人对这都不感兴趣了，他们比以前更闲，但是他们都花在搓麻将上了。只是遗憾这些技艺要在村里失传了。”一位年轻人LD则如此说，“我们所受的教育与环境都与以前大大不同了，对这些（敲锣打鼓性的集体性活动）真的不感兴趣了，我们喜欢体育运动（如篮球等），喜欢流行音乐，喜欢上网……可是这些在村庄里几乎都没法实现（除了听音乐）。要干什么是什么也干不了，打打麻将，玩玩牌九，包括‘六合彩，还有点刺激，比较好打发时间。”

在泉村，一般情况下一局麻将为20-30元封顶，玩得大的为50-100元封顶，前者一天输赢可达到1000元上下，后者一天输赢则数以万计。村民打麻将时，都有赢钱的想法，甚至有人将打麻将作为一门“副业”创收，一个人手气好，也许能在短时期内赢一些钱，但从长时段看，其实每个玩的人都是输家，只有开麻将馆的人是赢家。麻将馆在人们玩牌时，是要提“茶钱”的，以20元封顶的牌局为例，麻将馆半天提60元，除去管一顿饭的钱（大致为30元），麻将馆半天就能盈利30元，如果打得大，麻将馆的提成也随之上涨，有时麻将馆一天能提1000多元。因为可以轻松获取暴利，麻将馆便绞尽脑汁地四处“拉客”，如事先打电话邀请参加，碰到“三缺一”的情况，麻将馆老板就开着摩托车直接到各家各户找人，由于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亲戚或朋友，村民一般很难拒绝老板的邀请，这样麻将馆就加剧了村民打麻将的频率。在泉村、毛村、汪村这三个紧挨的村庄，长期在村的有3000人，三村共有50台麻将机，每年提30万元“茶钱”，也就是说，每年因为打麻将，村民要流失30万元的收入。

（二）赌博：暴利与暴力

赌博在当地有多种形式，主要有“牌九”和“押宝”。这两项是当地村民十分热衷的赌博形式，尤其是男性村民，几乎所有男性村民都参加过赌博，有的村民甚至放弃了农业生产，长期以赌博谋生。当地为多市县交界处，多个赌博团伙利用多地交界处警力不足、山高人稀易隐蔽等特点，在各山村开设流动性赌场，小场子一般有20-30人聚赌，大场子一般有100-200人聚賭，赌场在平时零星开设，逢年过节则遍地都是。“牌九”和“押宝”等赌博活动与打牌有本质区别，赌博活动不讲究技巧性和娱乐性，体现的是赤裸裸的以不劳而获方式赚钱的投机心理，赌徒希望通过随机性和偶然性，以较少的投入获取较多的财富。

当地的赌博，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村民—跑运输者—开赌场者—放高利贷者”相互牵连。参赌的村民，赌得小的押5-10元，赌得大的可以押到1-2万元，开赌场者靠坐庄从村民那里牟取暴利，跑运输的人则帮助庄家拉客，每拉来一个客人获利200-300元。在这个利益链条中，获利最多同时也最稳定的是放高利贷者，即当地称为“放码”的人，因为无论庄家还是参赌的村民，都有赌资拮据的时候，此时“放码”者便以高利息借贷钱财，熟客每借5000元还100元利息，生客每借2000元还100元利息。

和打牌比起来，赌博无疑会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金额掏空村民的腰包。“牌九”和“押宝”押的金额大，每盘赌局只要几分钟乃至几十秒钟就结束，赌半天输赢几千元是正常的。另外，赌徒的心理也会使其越陷越深，赢的人往往有“多捞”的想法，输的人一般则持“翻本”的想法。赌博正是这种利用人性弱点的游戏，赢了有趁运气好继续赢的贪念，输了又有孤注一掷以求扳回来的执念。因此，在赌博中一掷千金最后倾家荡产的人不在少数，有的村民一个春节就输掉10万，还有些人输到最后把房子都卖了出去。

2000年前，村里赌博也较为常见，不过那时候经常有警察抓赌。赌的大或彻夜赌博都是在比较隐蔽的小屋里，赌徒很怕有人举报。赌博多数是本地人在本村或邻近村庄赌。加上那时候村庄整体的经济水平较低，没多少有钱人，再赌也不至于输几十万，赌的很大输赢也就千元左右。

2000年以后，随着大批农民外出务工，多数家庭的经济来源更为广泛，赌博逐渐往职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赌博的场所，赌博的场所越来越专业化、隐秘化。二是赌博的设施越来越机械化、高效率，如牌九机、麻将机，以及配套的服务，赌博的地方配备午餐、晚餐，一条龙服务。三是参与赌博的人本身的专业化，村里开始出现一些从外地来的赌博专业户，赌博时村里有专门安排的眼线以防止有人举报等。

2000年以后，村里不少人（赌徒）都到本地某山上或外省市山区参与过赌博，有专门的旅游车接送。到达赌博点统一住宾馆，带的钱赌光有专门放高利贷的放高利贷。村民WYC每次外出赌博都没告诉妻子，但每次回来他都将住宾馆的一次性牙刷、鞋套等带回来，妻子好奇家里怎么老有宾馆的东西，再三盘问下原来是跟着村里人去了山里赌博，只有吵啊打啊……（村民LD访谈实录）

甚至有一个村民还跟本镇几个赌友一起到澳门、缅甸去赌博。调研对象HWB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津津有味，“当时去缅甸赌博时因拿高利贷没钱偿还被关在黑屋子里，整整关了一周，整日整夜有人拿枪看守，每天仅给一个馒头，不让我们饿死。后来一个送馒头的人跟我说只有逃跑，我在夜里逃跑并被打了一枪但没打中。命大啊……外地人来村里赌博带我们出去的……”（村民HWB访谈实录）

（三）娱乐的盛宴：六合彩风波

2009年前后，泉村掀起了一场“六合彩”风波。“六合彩”在农村的盛行，几乎使参赌“六合彩”成为村民的主业。开奖日，村头巷尾到处都在聚众谈论“六合彩”。而在非开奖日，人们迷恋猜码，一样不务正业。村中男性村民多在研究码报，以得玄机。村中女性则是四处求神拜佛，探问疯子和傻子。有的更是把生产计划的投资资金或孩子上学的储蓄都输的精光，家庭关系日趋恶劣，严重扰乱、破坏了整个家庭的正常生活。

村民们近乎疯狂地参与“六合彩”，在于“六合彩”在货币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为村民描绘了一幅“一夜暴富”的美好图景，当地“六合彩”的宣传口号之一就是“一块钱一担谷，百块钱一辆车（摩托车），千块钱一栋屋，万块钱一世享清福”。村民“黑棉袄”说，“大家玩六合彩原因其实很简单，平时闲下来就没事可干，只能闲呆着。大家都想玩点儿刺激的游戏。知道输的多，赚的少，但还是想赌一把。因为如果赚了，就发大了，不过赚了肯定还是要投进去的，因为赚到小钱还想赚大钱。”村民WYD说，“我们的生活水平当然比以前好多了，但总嫌钱不够用，总觉得有很多人过得比我们更好啊。有的人家装修得跟皇宫一样，什么空调，电冰箱啊，所有家电一应俱全，还有电脑。现在指望打工挣钱，挣不到大钱，做生意门路少，六合彩能挣钱也好啊，那么多人喜欢玩，挣到钱了就证明你有本事，做什么不行？国家没有规定不能玩六合彩啊……”

六合彩盛行的那几年刚好是当地县城大规模突进扩张的几年，这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现在已经无法去论证，但从中看到的激烈的竞争环境对村民心态的影响是真切的。通过对县城一个退休返聘的调解律师的调研访谈也会发现，近几年各种吵架、纠纷、混混事件、经济案件集中爆发。

案例1：WDL是一名小学民办教师，45岁左右，平时很喜欢赌博，后来六合彩进村开始痴迷六合彩。但W并不是精明的人，据村民说他总是十打九输，已经妻离子散。因帮赌友担保高利贷被黑社会拉到宾馆灌辣椒水，后来逃到外地打工。

案例2：CHZ，男，55岁，小学校长，表弟赌博被追债，其帮表弟担保银行贷款，后来表弟一家逃到外地，C的工资卡随即被冻结。后来，C家房子拆迁获拆迁赔偿 款100万，堂兄又叫他一起投资房地产，结果落的血本无归。C的儿子、女儿住在县城整天被黑社会骚扰，逼得其女儿只有搬家，还是不得安宁……（案例来源于村民访谈）

麻将、打牌原本是闲暇游戏形式之一，而且是充满智慧的游戏，也是很好的休闲方式，因为它简单易行，可以调剂生活，正因如此，也可以迅速传播。人需要游戏，也需要体闲。任何一项积极、健康、友好的游戏都充满智慧、充满魅力，当麻将、打牌成为赌博时，其原本具有的正向功能都不复存在。打牌赌博化反映了两种不健康的心理，一是寄希望于打牌的刺激性来填补精神空虚，二是想通过打牌来赢利。打牌赌博化产生了颇多消极后果。

三、灰黑化：闲暇娱乐物化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一）人际关系断裂与熟人社会陌生化

李景汉记录了乡土中国农民的闲暇娱乐，并给出了如下评价：“因为乡村的生活简单，各种文化的机构缺乏，社会团体的生活太少。这样，农民除了耕种收获、娶妻生子、新年酬酢、逛庙烧香、墙根底下谈天等等以外，很少有其他复杂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的娱乐，很是缺乏。”[8]而另一本关于农民的书如此描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民娱乐：“太阳暖洋洋地照着。顺着南墙的柴垛上，蹲着或躺着一排无所事事的男人，有年轻的有年老的，他们都在百无聊赖地谈论着一个与己无关的话题。偶尔的一句笑话，引来一阵哄笑……夕阳西下，各家的女人招呼着自己的男人和孩子回家吃饭……天幕暗淡下来，刚刚掌灯不久的村落又复归于沉寂。熄灯……一切都在等待又一个黎明的到来……这是20年前中国无数个农闲日的真实写照。”[9]在以上两段带评价色彩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农民娱乐休闲的匮乏和无聊，而中国农民正是在重复成百上千次的插科打诨中获得休闲的快乐感，亲密交往本身就是村民的休闲娱乐。

货币化、物化的闲暇娱乐方式首先带来村庄人际关系的断裂。调查中，有村民总结道“麻将，把生的打熟了，熟的打生了”。这句话很值得体味。不少村民们并不愿意和熟人打麻将，因为牵扯到金钱，有人就会特别较真或者故意耍赖，心浮气躁甚至气急败坏后难免大吵一架，熟人间的关系出现裂痕甚至就此破裂，这即是“熟的打生了”，“打牌感情越打越淡”，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有过几次和熟人间打牌的不愉快之后，有些人就选择随机地和不熟的人打牌，大家初次见面，会比较客气和谨慎，牌局一般能够流畅地按照规则进行，就算发生了口角，大家彼此不是熟人关系，吵了也就吵了，因此，和不熟的人打牌，心理成本是很低的，可以尽情投入牌局。和不熟的人多打几次后，就成为了点头之交，这即是“生的打熟了”，但这个“熟”不是亲密和熟悉，只是知道和认识。

牌桌上一般只讲牌事，如哪张牌没打好、刚才应该碰那个等等，这种紧张快速的打牌过程不会产生深度的感情交流。麻将是一个四人博弈的娱乐项目，当其以金钱为奖惩来增加刺激性时，游戏刺激性的需要往往会抑制参与者之间的情感性，“熟的打生了”就是实实在在地破坏了熟人关系，而“生的打熟了”则仅是建立了一个玩伴的浅层关系，麻将只要与金钱联系在一起归根到底会损害正常的人际网络。另外，打麻将还依据打的成本在村庄中划分为一个个相互区隔的“圈子”，有钱的打大牌，没钱的打小牌，有钱的只和有钱的在一起玩牌，即使是亲戚之间也都以打牌來决定过年聚会时的互动对象，玩不起牌的亲戚只能早早回家或者在一旁看牌，而在牌场上钱来钱往的亲戚才是有面子的人。

其次，这种不良的闲暇生活方式造成家庭生活的破坏和熟人社会关系的陌生化。打麻将付出的金钱和时间，并不是一种投资性的支出，其难以生成生产回报，对家庭生计的安排产生负面影响。当打麻将影响了家庭“过日子”的安排，轻者引发争吵，重者引发肢体冲突甚至打伤。我们在当地听闻了多起由于打麻将引起的家庭冲突：有因为丈夫输的太多恼羞成怒回家打老婆的，有因为丈夫输的太多夫妻大吵几天几夜的，有因为丈夫屡赌不改妻子喝药自杀的，有因为婆婆打牌无暇照看孙子延误了孙子病情导致死亡的，有因为丈夫悔恨将自己小指切下却又继续去打牌的，当然也有因赌博借贷造成兄弟、亲友、邻里反目成仇的。

麻将本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休闲娱乐方式，打麻将原本只是一种消遣的方式，但就是因为和金钱联系在一起，成为类赌博乃至赌博的一种形式。现在很多人都有“赌”的心理，不搞点钱，便不刺激，把麻将当成赌具。村民们其实都很怀念村里刚开始打麻将的那段时光，那时麻将基本不与钱财挂钩，大家用扑克牌为筹码，到亲戚朋友家串门的时候，先聊一会天，然后打几圈手动麻将，因为无涉金钱，大家打的时候很放松，可一边拉家常一边打，打到吃饭时间就一起去吃饭。

但之后，随着追求刺激感觉的需要，麻将引入金钱，而且越打越大。几乎所有村民都不认同麻将赌博化这种休闲形式，在调查时，当谈到打麻将的问题时，村民普遍表现出不好意思的表情，“我打的这个东西不好”。虽然对麻将的评价不高，但村民们又陷于其中不能自拔，“不打麻将还能干什么呢？”“打牌是歪门邪道，不是正业，大家都说不是好事，但还是戒不掉”。村民对于什么才是健康的休闲方式有清晰的判断，但村民同时又难以割舍打牌带来的兴奋感和刺激感，往往在不满和悔恨过后，又兴致勃勃地投身到牌场上，“心甘情愿”地承受着钱财外流、朋友疏离、家庭纷争的后果。甚至到了这种地步，只要聚到一起，找不到别的娱乐方式，只有打牌。无论是因人情喜事亲戚朋友聚到一起，还是过年过节亲戚村邻聚到一起，都是围成一圈儿打牌。打工经济与村庄分化背景下，不少人为了在牌桌上分出高低不断抬高赌资，甚至有的村民一年在外打工挣的钱在过年那几天全挥霍在牌桌上。

（二）以暴制暴与乡村社会灰黑化

赌博无疑是一种消耗，即使经常赢钱的人，赢的也不过是村民的钱，必然带来其他家庭的悲剧。赌博产业化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滋养了一批灰黑势力，而灰黑势力又会进一步恶化社会风气。赌博产生暴利，有暴利的地方必定有灰黑势力插足。开赌场的人需要3-5个混混帮忙照看场子，防止有人在赌博时闹事或耍赖，“放码”的人也要养一群混混专门去收债，碰到逾期不还的，就让混混强行把人带走，家人若不拿钱来赎，便施以暴力。赌博黑恶化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一些乡村教师反映，混混使用的种种恶劣手段也传入到了学校和村庄，社会上的大混混会到学校招兵买马，从中培养小混混和接班人。当地这几年放高利贷、赌博的事件比较多，陷入纠纷的人往往就被大混混带到宾馆百般凌辱，小混混将习得的这些不良行为带到学校和生活的村庄。

近几年泉村及附近便发生了多起赌博引起的暴力事件：

案例3：2009年，庄家XL在邻村开赌场，和一群以前因赌发生纠纷的混混不期而遇，那群混混一见面就将XL腿部砍断。

案例4：2009年，泉村一处赌场，两伙混混因赌博发生口角，双方都把枪掏了出来，对峙了一会被人劝开。

案例5：2010年，赌博大户CZ借了邻县放码者码钱，至少有100多万，光利息就有10万余，CZ迟迟未还码钱，放码者派了两个20岁左右的小混混，在除夕下午将CZ从家中强行带走，CZ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半路上抢了小混混的刀子，向小混混捅去，造成一死一伤，CZ至今在逃。

案例6：泉村的医生HW也因赌博输得倾家荡产，不仅将家里所有积蓄、楼房输掉，还从亲友那里借了15万也全部输掉，夫妻离婚，儿子在爷爷奶奶家生活。

案例7：泉村的年轻人当然也不例外，XL27岁，长得又黑又小，父子两人都喜欢赌博，几年前家里好不容易盖上了楼房。修谈了一个女朋友已经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可因赌博父子关系不和，总是吵架，XL的父亲不愿将楼房给儿子结婚，修一时想不开，在县城逛街回家的路上找到一个草坪，在草坪上想不开喝农药自杀。

案例8：CKM，泉村人，在县城工作，CKM一直喜欢玩牌，但只是小打小闹，2010年CKM家房屋拆迁得到补偿费120余万，其远亲张某（远房老表）带他赌了几次，120万就输得干干净净，CKM为捞回本钱，将家里房屋也抵押出去，后来输得倾家荡产。

近几年诸如此类因赌博家破人亡的例子不胜枚举。灰黑势力的介入让村庄生活中充满了暴力逻辑，原有的村庄规则失去了作用。目前灰黑势力已经渗透到泉村日常生活中，村民一方面畏惧灰黑势力，另一方面却也接受了灰黑势力的行事逻辑，有什么难题需要解决时倾向于用暴力这种便捷、快速的方式去解决。

据调研，泉村的小学老师有一半都卷入贷款风波，因为他们有固定收入可以做贷款担保人，泉村所在县城的公务员也不例外，调研中就有多位访谈对象提及身边公务员帮人担保而陷入纠纷。LB是县城退休法官，也参与放高利贷活动，调研期间，LB与泉村村民正陷入高利贷经济纠纷中。大家都在想方设法赚钱，社会性竞争异常激烈，然而晋级的渠道却不仅不畅通，而且可以说重重险阻。一些好说话、讲究情面的人几乎都会陷入经济风波，这对泉村原有人情网络的破坏是不可想象的。

村民们说起赌博黑恶化都忧心忡忡，说“我们这个地方风气太坏了，黑社会、混混很多，来村里时都开轿车”。与此同时村民的一些行为，却在支持灰黑势力的壮大。在调查中，有些村民上午刚向我们控诉完黑社会，下午就去“押宝”了，还有一些运输司机也向我们抱怨过黑社会的问题，但其仍然会帮庄家拉客以便赚取“中介”费。村民们是有基本善恶价值观念的，基于此，他们会经常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抱怨，但面对生活中的一些涉及个人诱惑的时候，如赌欲和财欲，其一般就容易丧失原则性。当前村民身上的乡土性越来越弱，生活面向城市化、社会关联去共同体化、乡村公共权威衰落，“熟人社会”的秩序机制不断变异，“熟人社会”并没有走向城市社区，而是充斥着赤裸裸的暴力和短期利益，村庄社会呈现“灰色化”。[10]

四、消费主义文化视角下的乡村闲暇物化与乡土逻辑异化

消費主义与发展主义导向下，泉村所在县城近几年大规模扩张，并给人制造了异常繁荣的假象。以泉村为例，有三成村民不仅在农村建了三层楼房还为儿子进城买房，不过买房后并不去县城居住。在访谈中，笔者可以明显感觉到村民对目前生活的不满，而这种不满主要源于竞争、源于攀比，进行消费上的比较，进行不同群体间的比较。一种不安分、不正常的竞争心态悄然蔓延。消费主义文化在进入村庄时披着一席金色袈裟，吸引着无数人趋之若鹜。在充斥着物欲的世界里，他们失落了对于生活的意义，他们不再安分，在思想和现实中都处于挣扎的境地，于是也就急于寻找那个能够实现他们目标的手段，“六合彩”被他们看成是一种能够解决消费主义文化影响和消费能力不足矛盾的方法。

贺雪峰认为，“目前农民的根本问题不是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而是支出增长的速度比收入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不是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而是消费主义文化告诉我们无钱消费是可耻的事情。”[11]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社会与现在相比都处于更为贫困的处境，但还是较为稳定和有序的。而正是消费主义文化的渗透，使得农民趋利主义心态加速膨胀，使得农民的社会边缘感和相对剥夺感越加强烈，才使已处温饱线上的农民仍显得如此的不安分。与其认为农村“六合彩”现象是农民致富目标与致富手段的脱轨产生的集体性越轨行为，不如说是时下消费主义文化的渗透与农民消费能力不足矛盾下的产物。

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正在迅速地改造人们的闲暇生活，瓦解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通过引领时尚、制造时尚，推动大众文化的流行，通过电视节目和广告引导生活方式，加速消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一系列具有消费属性和产业属性的闲暇文化开始兴起，为消费社会推波助澜，与消费社会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是消费社会文化的内在机理。随着这些消费性质的闲暇产业的不断发展，乡村社会将不断走向唯利主义倾向和庸俗化倾向，并必将带来乡村社会人情异化和人文精神的侵蚀和挤压。

“人们不仅消费物质产品，更多的是消费广告、消费品牌、消费欲望、消费符号。消费社会的文化是一种欲望的文化，是一种享乐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都市的生活方式。消费构成社会再生产顺利运行的关键环节，消费启动和促进生产。为此，必须想方设法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进而启动各种需求。于是人的感觉器官的调动和刺激成为首当其冲的突破口，感官享乐文化是消费社会的必然结果。在迅速变化的社会里，必然会出现行为方式、鉴赏方式和穿着方式的混乱。社会地位变动中的人往往缺乏现成的指导，不易获得如何把日子过得比以前‘更好的知识。于是，电视和广告就来为他们引路。这是一个享乐主义的世界，是一个虚构的世界。”[12]（p18）当消费主义长驱直入农民的日常生活空间，成为农民闲暇的基本内核时，无消费、无刺激不闲暇，传统式愉悦身心的闲暇对于农民而言甚至成为一个奢侈的行为。

如果将闲暇中的娱乐生活看作游戏的话，于光远作为玩学理论家，他认为游戏不当，或者说沉迷于那些低级趣味的娱乐项目，必然会损心智、伤筋骨、毁德行。因此，“游戏必须是在健康、积极、向上的基础上，使你心智得到提高，并促进徳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唯此才是游戏，游戏也，必须是如此！”而当前的娱乐游戏方式本身正在异化。

对娱乐、游戏有深入研究的思想家对游戏，娱乐玩的价值都有很高的评价，对游戏的本质也有深刻的揭示。在德国思想家席勒看来，游戏的本质在于自由。他把审美视为生命的游戏，“每个人都会由此联想到童年时代的无拘无束的玩闹是多么地悦性怡情，只有在这种审美的游戏中，人才能由‘断片变成完整的人，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人，完整而统一的人就是自由的人。”席勒面对当时欧洲“欲求占了统治地位，把堕落了的人性置于专制桎梏之下，利益成了时代偶像，一切力量都要服从它，一切天才都要拜倒在欲求的脚下”的社会现状，他意识到，人性中原本和谐的力量开始分裂，人已经成为了“断片”，随时面临着崩溃的危险。[13]

正如林伊津哈所说，19世纪以来，人类已失去了很多游戏成分的特征，当今这一趋势在加剧。如果从做“物欲的奴隶”的角度讲，个体也许未感到灾难的来临，但事实上、一种无形的灾难正向人类袭来。如今，人们的生活的确是越来越好。琳琅满目的物质世界、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无所不到的旅游项目等等，我们不得不承认游戏在现代人工智能的创造中正以惊人的速度在花样翻新，比如电视机、手机、游戏机、游戏软件等等。但人的内心世界却异常地失落与空虚——游戏很多，却那么机械、呆板、单一，缺乏人情味、人道化、人性化。游戏的商业化、功利化、色情化、暴力化似乎一时满足了人的快感，但是却不能让人感到轻松。人们与电视为伴，与网络为伴，与赌博为伴，甚至沉迷其中。人们却丧失了游戏，也就丧失了游戏的能力，丧失了丰富生活的能力，丧失了欣赏的能力，丧失了学习的能力，丧失了创造的能力、丧失了强壮身体的机会，违背了自然进化的规律，而任何违背规律的行为都将受到惩罚。[14]

在娱乐物化走向极致时，人处于虚假的和被限制的自由中。当琳琅满目的物品把大众日常生活从传统的“悠然自得”的自由状态引向无穷无尽的“消费自由”的享乐之时，它开辟了一条使现代生活方式中的富人和穷人在尽其可能地占有生活物質基础的同时，也就把人的自由纳入到了“消费”制度体系之中。“自由”变成了由“消费”来加以组织的享受形式。“自由”在现实中成为必须依赖“消费”才能得以存在的过程;“自由”成为消费享乐的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似乎不必为各种娱乐性消费而内疚，而是理直气壮地相信，自己有权将一切能使生活丰富的商品、消费品都纳入自己的占有范围。在这里，纯粹的享乐主义的道德取代了传统伦理的约束，人们不再为物欲膨胀而羞愧，也不再为自己面对精美的商品、消费品时的那种贪心而脸红，而道德已经由精神层面滑向了物质层面，由创造层面滑向了享受层面。人的一切自由都被虚幻所掩饰，人的生活方式只是承载着一时享受的当下满足。

总之，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现代传媒等各种各样的现代性要素进村，与村庄内部各种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因素形成“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复杂的相互博弈机制，农村和农民的主体性在市场消费主义的侵袭下进一步退却。受“市场化”影响和改造的村庄，村庄生活本身和村庄中的人已经“理性化”。村庄中原有的社会性建构完全被破除，村民是按照“人性”来生活和行为的，绝对的理性计算是基本原则。村庄社区中流动性的增加、异质性的凸显、理性化的加剧、社会关联的降低、村庄认同的下降、公共权威的衰退等，导致了村庄共同体逐步瓦解，乡村社会面临着解组的危险。乡村社会出现了旧有的社会结构已逐步解体而新的社会结构却未能形成的混乱局面。无主体的村庄在面对外面的事物时总认为自己是落后的，外面的是先进的，于是，他们在追逐外在的客体所谓的先进中，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也因此，他们不能够生产任何他们自己的文化，甚至丧失了基本的价值生产能力。消费主义文化侵蚀下的村庄中无法为个体提供归属感和根的感觉，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没有主体性体验，他们的视界是外向的。

六、结语

当下，泉村的闲暇不再是能够为村民提供归属感和精神休憩的场所，而是需要个体不断消费、自我展演、自我标识，以显示自己与他人不同的场所。这样的闲暇生活方式无法培育出乡土社会逻辑中的亲密感，娱乐休闲没有了“社会性”，只剩“个体性”。“市场化”逻辑无障碍地进入无主体的村庄，用消费主义改造着村民的娱乐休闲，同时村民的娱乐休闲行为又进一步强化和确认了消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