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燎雁

1 引 言

二语功能语类T习得是二语习得者的普遍困扰之一。他们掌握的语法知识中有相应的屈折形态变化规则，但他们输出的表层句法功能词缀出现变异现象。可变性主要体现在中介语中功能语类T屈折形态标记的缺失、误用或使用错误等。相对于英语而言，汉语为形态贫瘠语言。功能语类T的特征在英语句法表层表征中有具体的屈折形态体现，但在汉语中没有相对应的具体形态实现方式。是否此类特征无法被中国英语学习者习得？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的话，我们可以较清晰地分析UG是否对二语学习者可及。而且从微观角度，接口理论下，对二语习得中二语句法—形态映射和特征重组问题的探讨也是研究热点之一。本文将通过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中介语中功能语类 T 相关特征的标记情况，分析受试掌握语功能语类T知识的情况，探讨影响习得的因素。

2 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语言习得研究者一直在关注二语习得与一语习得的本质区别：尽管成人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学习第二语言，但其效果还是无法与母语者水平相当。相比较之下，儿童习得自己母语的过程就轻松得多。这个区别引发了生成语言学理论下关于二语习得普遍失败原因的研究。从宏观角度出发的研究探讨Chomsky的UG在二语语法中是否可及，二语习得者是否能成功地重新设置参数。20世纪90年代，Chomsky（1995）在最简方案中提出功能语类及其特征是语言间变化（参数变化）的根源，二语习得实际上变为特征值重新设置的过程。近些年来，在特征理论指引下，二语习得逐渐从宏观研究转向微观研究，以语言中微观参数（各类特征）的重设来解释可变性的现象成为研究热点。

2.1 特征理论

随着最简方案的发展，根据Chomsky（2008），语言由词库和运算系统组成，词库包括实义语类和功能语类，形式特征被视为语言结构的最基本单位。尽管特征集被认为是通用的，但是并非所有语言都以相同的方式激活或组织特征，由此造成了语言间的差异。Chomsky（2004）提出语言获取涉及两个过程：特征选择和特征组装。一门语言的习得不一定选择UG特征库中的所有特征，而是根据语言输入，选择构建词汇项所必需的适当特征形成特征集。如功能语类T的特征，有时态 、数、性和格等，其值有强有弱。所选的特征重新组装在特定词项上，把句法结构映射在词项形态上，最后推导出意义与形式匹配的等级结构表征。（Lardiere，2009）这样语言之间的参数差异将源于特征选择以及特征的组装方式。由此，研究人员就有关二语损伤的原因出现了分歧，形成特征选择失败和特征组装失败两大观点。

2.2 特征选择

“表征缺陷假说”认为二语损伤是由于参数化特征选择失败而引起的，母语中未被选择的二语特征在关键期后无法被习得。（Hawkins and Casillas，2008）也就是说，如果母语中的特征没有二语中对应特征的形态变化，那么二语习得者便无法选择此特征，继而无法准确进行参数重置。比如汉语时态标记，是非时态语言，没有定式和非定式之分（Hu et al，2001），时态体现在时间副词或助词的使用上，如“过去”“正在”“了”等。按照此假说，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习得动词形态特征时将存在困难，因为他们无法区分英语定式句与非定式句，英语功能语类T的[finite]或[tense]特征处于无值状态，不能被选择，无法形成符合语法的二语句法心理表征。

2.3 特征组装

Lardiere（2008）认为将特征选择作为参数设置这一观点过于“简单化”，尤其是把屈折形态的体现与功能语类特征值的习得等同起来的观点值得质疑。她认为屈折形态的习得独立于句法能力的习得。特征重组假说认为即使学习者目标特征的知识没有损伤，二语语法也可能会出现偏差，这表明二语习得问题的根源可能位于其他地方，即“特征组装”。学习者需要把母语的特征组合拆分，然后按照二语的特征组装方式重组，最后映射在二语具体词项上。而且习得难易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征类型的复杂性和特征组装方式的多样性。

部分学者基于特征重组假说进行了实证研究。Song（2015）的研究说明二语中[plural]和[count] 特征能被韩国英语学习者成功组装； Mai and Yuan（2016）以英语的 it-cleft 结构和对应地汉语“是……的”结构为切入点，分析了英语为母语的成人学习者习得汉语特征成败的问题，调查显示受试能够成功映射对应结构，但是 [past]和[telic] 特征重组发展阶段情况有差异。这两个研究都得出二语习得者能够成功习得某一特征或结构，证实了特征组装假说，但是没有从反面进一步解释二语习得失败的原因。但我们认为找到二语习得失败的原因更能说明假说的解释力，而且两者都不是以汉语本族语者为研究对象，尤其前者的受试只是高级英语学习者，并且采用的任务单一，这样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相对全面性和普遍性。

国内语言研究者也在此假说框架下，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习得二语的情况，如刘艾娟等（2013）探讨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冠词习得因素，提出特征的复杂度会影响特征重组，给学习造成困难，但是没有考虑任务中语言输出需要处理的信息量等因素。李芝等（2019）关注了中国英语学习者时体语类的习得，研究表明受试对进行体的掌握较弱，而且特征习得难度与特征重组的复杂性相关。但是这个研究采用了偏好选择任务，并用等级量表来测量受试的偏好程度，此测量方法容易让受试有猜测和惰性心理，使得结果偏离研究初衷。前人研究较多集中在特定句法和词项的习得上。鉴于此，我们考虑采取不同的测试任务，考察不同水平的受试使用功能语类T的情况，来检测前人研究结果，也进一步探讨是否存在其他影响因素。虽然景佳惠、唐承贤（2015）以中学生为对象研究了他们使用do屈折形式的情况，但只停留在分析中介语语法是否受损的问题，缺乏对造成问题的影响因素的深入探讨。

3 实证研究

我们的研究将以特征重组为视角，通过考察不同英语水平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功能类别T的[±finite]特征， EPP特征，Φ-特征和[±tense]特征的标记情况，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a.受试是否能习得英语功能语类T的相关句法特征；

b.在特征组装过程中，重组的复杂性如何影响受试对功能语类T的习得，除了特征复杂程度，是否有其他影响因素。

3.1 研究对象和工具

本研究受试是来自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的非英语专业学习者，他们被要求完成两种书面语法测试。我们根据大学英语四六级语言水平测试分数，把受试分为三组不同英语水平组。第一组25位四级分数低于400分的学生为初级组，第二组25位四级分数450～480分的学生为中级组，第三组为25位六级分数在450分以上学生为高级组。所有受试均是在中国英语学习环境下小学三年级开始英语学习。

本研究的测试任务是要求受试在45分钟内完成10句汉译英和30题语法判断，测试题参考了张俊梅（2012）和朱秀杰的设计（2012）。汉译英主要考察受试使用动词的屈折变化（-s/es，-d/ed，不规则变化）和动词在非定式句中的形态变化情况，来分析功能类别T的[finite]、[tense]、F特征和Φ-特征一致性标记。语法判断测试题试图考察受试关于英语主题动词相对于否定词或VP-副词的位置直觉，来分析受试是否掌握了功能语类T的弱F特征的知识，也就是题元动词在句法推导过程不能移出VP。另外，判断题也考察了受试的时态标记和一致性标记。

对于语法判断题， 如果受试认为句子合乎语法的，则打勾，否则打叉。如果不确定句子是否符合要求，则画圈。此外，他们需要改正认为不合语法的句子。如果判断和更正都为准确，得3分。如果判断为错误，则为0。如果判断准确但更正为错误，也为0。如果判断是准确的，但给出的校正不完全准确，则得2分。如果不确定，则标记为1。

3.2 研究结果

测试完毕后收回全部测试卷75份，均为有效卷。本研究的数据分析软件是SPSS21。

3.2.1 动词屈折形态标记

相比于汉语，英语为形态丰富语言，只要主句或从句是定式句，动词就有屈折形态变化。表1是在翻译试题中有定环境下三组受试准确使用屈折词缀得分、应该使用得分和两者的百分比。我们用组1、组2、组3 分别代表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

表1 翻译题中定式句句法—时态一致性标记情况

表1显示，初级组在一般现在时和过去时定式句中，屈折形态的准确标记率分别为29.23%和62.16%，中级组为78.57%和77.5%，高级组的准确标记率明显高于前两组。以上数据反映除了中级组，初级组和高级组的过去时定式句动词屈折形态词缀的准确使用率要高于现在时形态准确率，而且我们可以发现英语水平较高的受试比英语水平低的受试更好地标记了动词形态。

为了充分利用数据，深入研究结果，本研究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了三组受试在翻译题中有定情况下动词句法—形态一致标记准确率。表2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在一般现在时动词形态变化准确率上，组间存在显著差异（F=142.387，p=.000＜0.05）。

表2 翻译题中一般现在时句法—时态一致性标记单因素方差分析

我们进一步对受试正确使用动词屈折形态-s/es的数据进行LSD多重比较，得出的结果显示各组间都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这说明更高的英语水平能让受试降低动词现在时形态屈折标记的错误率。

依据同样的方法，我们对翻译中定式句动词过去时句法—形态标记准确率进行数据分析。

表3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三组受试间过去时句法—形态标记准确率存在显著差异（F=51.147，p=.000＜0.05），且多重比较结果表明三组两两间都存在显著差异（p=.000＜0.05）。（傅燎雁，2019）这表明高级组学生准确使用动词过去时时态上远好于其他两组学生。

总体而言，通过考察受试在翻译任务中对定式句子中动词屈折词缀标记情况可以得出，初级组最容易出现句法—形态不一致的标记情况，但随着语法水平的提高，受试对动词屈折词缀的标记准确率逐渐提升。从测试结果可以推断出，无论高级组还是初级组，其实已经掌握了二语的一般现在时和过去时的语法规则，只是缺乏动词的句法规则反映到词汇形态上的知识，结果导致动词未能显现正确的屈折形态。由此可见，导致形态变异的问题出现在句法—形态接口上。但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受试能更熟练地根据二语语法知识在深层句法演算过程中选择并组装功能语类T的句法—时态一致性特征项，他们的中介语浅层句法表现也越接近二语句法运算结果。总而言之，二语特征组装方式的掌握程度随着语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3.2.2 非定式句中不定式动词的使用

汉语句法没有定式和不定式之分，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是否无法选择英语功能语类T的[finite]特征？表4显示了三组受试在翻译题中的动词分别在情态动词、助动词和to后使用准确得分和应该得分以及准确率。

表4的数据显示在非定式句中受试在三种情况下使用动词的得分率都较高，尤其是助动词后动词形态的准确率，三组受试都达到了100%，这基本能说明他们已经较好地区分英语定式句与非定式句，且掌握了非定式句中不定式动词准确使用的知识。我们对三个小组未得满分两个项目数据进行了卡方检验，发现三组的情态动词+不定式动词使用没有显著差异（Pearson 卡方值为0.102，p=0.950）；to+不定式动词使用也没有显著差异（Pearson 卡方值为0.040，p=0.980）。此分析可以说明对于中国英语学习者来说定式和非定式语境是可区分的，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都不会随意在非定式句中使用定式动词。可以推断出二语学习者已经充分掌握了相关知识，能够成功选择功能语类T的[finite]特征，并把它映射到词项上。

3.2.3 定式句题元动词的相关位置

英语功能语类 T 的F特征不仅要求英语中必须有显性主语，而且还要求题元动词必须留在VP内。为了观察在受试的中介语中功能语类T的F特征标记情况，我们分析了语法判断题中受试的表现，主要针对定式句中判断题元动词与副词、否定词的位置关系和问句中的变位。

表5 语法判断题得分

表5数据显示题元动词与否定词、动词以及问句中准确与错误的位置摆放情况，得分差异明显。具体来讲，受试能够较准确地掌握题元动词在定式环境中的位置关系，准确率远高于错误率。这足以反映英语学习者已经较好掌握二语功能语类T的F特征知识，不会随意进行题元动词移位。

根据“特征选择假说”，英语功能语类T的F特征要求句子必须有显性主语，但是空主语在汉语中是准允的，所以推测中国英语学习者会特征选择失败，在中介语定式环境下核准空主语。为了检测这个猜测是否正确，我们统计了翻译题中人称代词做主语的情况（主宾格一体的you不计在内），发现主格均出现在定式句指定位置，甚至主格it准确填入到汉语核准空主语的句子中。这表明受试已经完全选择并重新组装设置功能语类T的F特征。

4 讨 论

4.1 二语功能语类T特征的习得成败

受试是否能够习得英语功能语类T的相关句法特征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通过应用翻译题和语法判断题对受试进行有关英语功能语类T的各个特征标识的检测，结果可以看出，除了初级组对功能语类T的特征组合[+tense]、[+ 3rdperson]、[+number]、[+EPP]掌握欠佳外，其他特征的句法表征形式都能够在受试的中介语中较好体现。而且随着语言能力的提高，学习者对特征的掌握程度也越好，说明学习者的中介语语法水平能够遵循二语句法运算机制，选择恰当特征，重组并映射到形态上，逐渐接近二语句法的心理表征，准确输出二语句法形态。所以，学习者中介语语言发展呈现渐进式的发展趋势，受试对功能语类T特征的标记准确度，随着语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提高。

4.2 影响二语功能语类T习得的因素

第二个研究问题是有关功能语类T习得的影响因素。我们的研究是否能印证文献中特征重组复杂性与习得的关系？除了受特征复杂度的影响，是否还有其他因素？本研究结果支持特征重组假设，认为特征的复杂性会使特征组装多样化，也会增加习得难度。

根据最简方案（Chomsky，1995），作为一种核心语类，功能语类T带有[finite]、[tense]、[EPP]，以及[person]、[number]、Φ-特征等。其中[finite]或[tense]特征是可解特征，而Φ-特征和[EPP]是不可解特征，T 和 v 之间必须进行特征的一致核查。可解读特征对v的不可解读特征通过赋值进行删除。中国英语学习者需要将已按照汉语方式习得的形式特征表征方式进行拆分，选择英语功能语类T形式特征，按照二语的运算要求进行重组，并重新映射至题元动词或助动词之上。如TP的指示语位置为第三人称单数时，学习者需要通过提升v至T或[present]位置与指示语进行一致性核查，删除Φ-特征。如果学习者能把该深层句法特征成功反映到具体词项上，也就是句法表层定式动词显性标记为-s/es。但汉语定式子句中的原形动词与时间副词组合来表达不同时间概念，没有选择以上特征。所以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功能语类T时，必须要掌握其相关特征以及它们的可解读性，才能够对相关特征按照英语的要求进行重组或提升操作。

同一个特征与不同特征结合，会使词项体现不同的形态。如英语功能语类T的[number：singular]特征，与[+present]和[+ 3rdperson]特征结合时，具体动词词项才具有显性形态词缀，但与[+past]特征结合时，映射到形态上没有屈折变化。因此，学习者在习得英语功能语类T一般现在时要比过去时选择更多特征，组装特征的复杂性也因此增大，致使习得变得更加困难。这个结论也能较好解释表1中现在时和过去式两种时态下，受试对前者动词标记情况要劣于后者标记的情况。根据研究结果，我们得出二语功能语类T的习得难度与形式特征重组复杂性成正比。（戴曼纯，2014）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翻译测试题中，受试有时不能完美地实现表层形态屈折变化，如把drove写成drived， bought写成buyed等。这些屈折形态缺失或错误的现象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学习者二语句法系统损伤。相反，这些错误恰好显示受试已经掌握了[past]特征，很有可能是因为学习者没有把抽象的句法特征与具体的词汇形态联系，句法没有完美地映射到词项上，问题出在句法—形态接口上。但是根据研究数据，随着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高，他们的掌握程度也在提高。说明特征重组是渐进式的，句法—形态的映射能力会随着学习者语言水平提升而增强，与李芝等（2019）有关时体语类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虽然我们根据前人研究推测语际差异会影响功能语类T的习得，语际差异越大，影响越大，但有趣的是汉语和英语在定式形式的区分上语际差异明显，受试却能近乎完美地区分并在两项任务中准确使用。最有说服力的是，受试在汉语允许主语缺失的情况下，没有丢掉目标语句中的主语，相反他们会填入虚主语it。所以从不定式动词的使用和定式句题元动词位置的研究结果来看，语际差异比特征复杂度对习得的影响要弱得多。

通过比较受试在两个测试任务中动词屈折形态词缀的使用情况，发现不同语言水平组在语法判断题上形态标识情况均超过他们在翻译题上的表现。如受试在翻译题中会写：He give up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in this university。但他却识别了Ellis give a paper to his teacher yesterday 中的错误，并把give改成该语境下的准确形态gave。就不规则动词的形态而言，语法判断题中准确率高于翻译题。这说明处理任务时的信息量会影响句法—形态映射环节。受试在做翻译时需要考虑母语和目标语间语义、句法、语用等多种差异，已经远远超出句法判断中受试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当受试在翻译时因为任务的繁重，考虑因素的多样化，他们在词汇形态输出的最后环节出现错误，使得他们会出现翻译题与语法判断题中不相符的表现。由此任务的信息量与处理压力都会干扰句法—形态间的映射，学习者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错误，会偏向采用动词原形这种默认形式。

5 结 语

本研究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习得功能语类T的掌握情况，发现学习者能成功习得功能语类T的知识，形态变异源于句法—形态接口环节的映射问题。受试在题元动词具体形态实现上的不均衡性说明他们对特征组装类型的掌握程度存在差异，特征多样化导致重组复杂，也由此干扰句法—形态之间的映射。但是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中介语中屈折词缀的标记情况得到改善。这反映出学习者特征重组的能力能渐进式地提升，句法—形态映射也会随之完美，句法形态的实现方式也会趋向目标语。

研究还进一步发现，语际差异会影响形态的准确输出，但是其影响力远不如重组的复杂性。此外，在学习者已经习得二语功能语类T知识的情况下，信息处理量以及任务难度也会影响形态的完美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