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萌

天津静园，溥仪与婉容在这里居住两年有余。如今步入修缮完毕对外开放的静园，Q版的“皇上皇后”在此“迎宾”，观众还可以在他们后面的凉亭中品尝“皇后甜品”。

孟慧忠❘　摄

长春伪满皇宫中的婉容客厅，然而她无客可待。

孟慧忠❘　摄

天津静园中的婉容卧室，床上放着吸大烟的工具。

孟慧忠❘　摄

寓居天津时期，溥仪与婉容的合影。从照片上看，他们似乎也曾亲密无间。孟慧忠供图

★末代皇后婉容的一生如同一叶浮萍随波逐流，从北京到天津再到长春，天津利顺德大饭店曾留下她短暂的高光时刻，长春伪满皇宫则记录下她最不幸的岁月，最后在边境小城延吉化作一抔黄土，让婉容的一生极富戏剧性，更让后世看客唏嘘不已。

民国13年（1924年）11月5日上午九时许，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清室离宫。已退位多年、正在皇后郭布罗·婉容所住的储秀宫吃着水果聊天的末代皇帝溥仪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

军警将溥仪等人幽闭在溥仪“老家”——后海附近的醇亲王府内；第二天，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就对外宣布“容留溥仪”。当月29日，已成“北漂”的他撇下婉容、文绣，潜入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直至12月初，日本政府正式认可庇护后，婉容等人才被接入公使馆。

不管是形势所迫抑或有意为之，这都不是溥仪因为自己的“事业”或曰前途而抛下婉容“先行一步”的唯一一次，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北京：终身大事

甚至，从两人婚姻的“原点”来看，婉容都不是溥仪的首选。1922年，清室为溥仪选后，送上四张照片供他选择，“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身段都像纸糊的桶子。每张照片的脸部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谁的特别些。我那时想不到什么终身大事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个什么标准，便不假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溥仪的圈儿画在了文绣的相片上，但因为端康皇贵妃（光绪帝瑾妃）的坚持，当时住在天津的婉容才被选为皇后。

入宫后，这位少时即由家庭教师教授古文、钢琴，甚至由美国人任萨姆（Isabel Ingram）讲授英文、颇为新派的贵族小姐与溥仪的关系颇为和美了一阵，他们吃西餐、看电影、骑自行车，吟诗作画弹琴养狗养鹿，婉容还时常给溥仪写“Elizabeth致Henry”的英文短信——英文名字都是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起的。

但也是在这一时期，婚姻的隐患与时代的乌云已经笼罩在婉容身上——溥仪与婉容无法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个中原因外界猜测莫衷一是：溥仪生理欠缺或同性恋倾向，亦有一心向佛影响婚姻生活之说。或是出于空虚，或是出于模仿，抑或为了缓解痛经，1924年秋，早年间受继母恒馨影响已经学会抽香烟的婉容习得了如何抽大烟。可以说，1922年12月1日，当婉容乘坐的大婚凤辇通过拓宽了的今帽儿胡同35号院及37号院的郭布罗家旧居大门、进宫为后的那一刻，是她一生不幸的开始。

天津：张园幻梦

但在当时，生活尚未对婉容露出狰狞的獠牙。

民国时期，失去权势的晚清贵胄、失利军阀、官僚政客会纷纷蛰居天津，住进海河两岸的租界，形成所谓“寓公”的特殊群体。1925年2月23日，天津“寓公”群体又添重磅人物——溥仪一家坐火车到天津，暂住大和旅馆，与孙中山第四次访津相距54天后，溥仪也住进了日租界宫岛街张园。

如今位于鞍山道和山西路交口的张园，在上世纪20年代是张之洞搞洋务运动的得力干将张彪的房产。张彪在园中建起西洋古典风格的主楼“平远楼”，在主楼后面为子女建了八所住宅，取名“宏济里”，如今叫“鸿记里”。为了迎接“皇上”，张彪又在平远楼顶加盖了饭厅、游艺室和客厅，园内右侧为随从和下人盖了四间平房，还有传达室、总务所、汽车库等。在平远楼内，溥仪和婉容住在二楼，客厅、餐厅和各自的卧室，文绣的房间则在一楼。

在张园，遗老旧臣将溥仪出宫目为“皇上蒙尘”，拼凑了庞大的办事机构，遗老遗少甚至遗孙都拉来当办事人员；溥仪在张园发“谕旨”，给活人任命官职，对死者颁赐谥号——张园给了溥仪夫妇回到封建王朝的希望，又让他们拥有了享受现代文明的权利：舒适明亮的楼房代替了沉重昏暗的宫室，松软的沙发代替了雕花木椅，席梦思床代替了又窄又硬的睡炕，冬天室内的暖气代替了令人讨厌的熏炉，还有随时可以使用的沐浴设备、干净方便的抽水马桶。

张园不远即是段祺瑞的小舅子、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吴光新的宅邸，很多房间更与吴府隔窗可望，因而曾发生过吴府仆人偷窥婉容更衣的风波，但“张园对我来说，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远比养心殿舒服”，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也没有掩饰对张园的喜爱。

比他更爱天津的是婉容。20世纪20年代，天津是中国北方最繁华的时尚都会，故地重游则给了婉容无限的乐趣，尽管在张园她得听胡嗣瑷进讲四书五经、陈曾寿进讲《史记》与《唐诗三百首》，但她还能常邀老同学乘车前往万国赛马会、西湖饭店舞厅，与各国名媛和时尚人士交游，上惠罗公司购物，上中街闲游，上仙宫理发店烫最流行的发型，上新明戏院看梅兰芳的《西施》……这让她容光焕发，成为天津租界闪亮的摩登女性。

没有了“清室优待条例”的庇护，溥仪夫妇的“寓公”生活相比宫里的排场自然差些，但出宫时弄出来的一大批财物，一部分被换成钱，存在外国银行里生息，一部分变为房产，按月收租金。“天津时期的购买用品的开支比在北京时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溥仪回忆，“张园又出现了紫禁城时代的窘状，有时竟弄得过不了节，付不出房租，后来连近臣和‘顾问们的俸银都开支不出来了”。

昏天黑地的挥霍，让溥仪每逢外出都能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手提“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眼镜，浑身散发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身边还跟着两三条德国猎犬和奇装异服的一妻一妾。

外出，无外乎吃、喝、玩、乐。“张园‘小朝廷早期，我俩姊妹、皇后甚至皇上每天最留意的是天津吃喝玩乐等新玩意。”婉容的女伴兼女仆崔慧梅后来回忆。虽然住在日租界，又有每餐准备40道菜的“御膳房”，但他们却对天津的西式餐饮和英租界的利顺德大饭店青睐有加。

1930年6月24日，溥仪二妹韫和写日记：“下午，同皇上、皇后一起去正昌购点心，又来到跑马场散步。”溥仪一家在天津，大部分面包和西点都购自法租界大法国路与狄总领事路（今解放北路与哈尔滨道）交口的正昌咖啡店，其店主是来自希腊的达拉茅斯兄弟，正昌红火了40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也是在大法国路上，1901年德国皇家厨师阿尔伯特·起士林在这里开办的西餐酒吧，后来成为有名的“起士林”，是溥仪婉容购买德式糕点和糖果的必然选择，而今，溥仪尝过的味道只存在于张爱玲的文字中了——民国末年，起士林在上海开设分店，“在上海我们家隔壁就是战时天津新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

寓居天津时期，溥仪一家经常坐着汽车专门到位于维多利亚路与咪哆士道（今解放北路与泰安道）交口的利顺德大饭店吃冰淇淋、刨冰、奶油栗子粉等冷食，有时还要吃西餐——这家始建于1863年、店名源于《孟子》与《易经》摘句，亦与创始人、英国传教士殷森德（John Innocent）谐音的饭店会专门为他们准备山珍海味作为“御膳”，有海河中的银鱼、紫蟹、河蚌以及野兔与山鸡。

利顺德不仅有当时中国北方首个自来水和中央暖气系统、1924年至今仍能运行（但目前停止使用）的OTIS电梯，留下了孙中山、黄兴、袁世凯、曹锟、冯国璋、黎元洪、梅兰芳、爱德华八世、胡佛、卓别林等中外名人政要的足迹，更以色彩迷离的穆拉诺玻璃吊灯、优雅华贵的丝绸落地窗帘、流光溢彩的大宴会歌舞厅与咖啡厅，为溥仪与婉容提供了西洋生活种种精致的想象。据当时《北洋画报》载，溥仪光顾利顺德，租界当局都会提前通知饭店，无论中外宾客一律不予接待，清场之后，溥仪才和婉容、文绣翩然而至——婉容在这里跳探戈，弹奏1900年生产的美国汉密尔顿牌钢琴；据记载，每逢佳节，利顺德举办舞会，溥仪夫妇等人必到饭店舞厅跳舞，王公遗老们在一旁观看，有时兴致极佳，不知东方之既白。婉容把自己的衣香鬓影与人生光彩的巅峰都留在了这里。

天津：静园不静

自张彪去世后，张氏后人希望将张园出售，各分家产，遂顺势向“皇上”开出每月七百大洋的住宿费。看似美好平静的生活在1929年7月9日结束——溥仪一家离开住了4年半的张园，搬去同在宫岛街的静园。

如今这座由淡黄色高大围墙环绕的三环套跃式宅院的主楼为西班牙风格掺杂日式砖木结构的别墅，主体二层，局部三层，掩映于绿树浓荫之间。前庭院东西南三侧原有平房，东侧修复后为展览馆和影像资料室，西侧平房原为溥仪藏书和弟妹上课之所。溥仪将这座原为北洋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宅邸取名“静园”，意为“静以养浩然之气”“心如秋江静”，亦希冀“景观变化”“静待时机”。

名曰“静园”，实则太不平静。被赶出宫特别是孙殿英东陵盗宝后，“一刻不停地寻思着”“定于一”大业的溥仪已经和土肥原贤二、吉冈安直等日本军政人士来往密切，把日本当成了“复辟第一外援”，密谋“龙归故里”，家庭生活也出现了“天字号新闻”——文绣把皇帝“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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