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琨

一、引言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不断扩大，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也得到进一步加强。截至2019年3月底，我国已与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173份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已由亚欧延伸至非洲、拉美等区域。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领域也从最初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能源领域，逐渐延伸至贸易服务、高端制造、房地产、信息技术服务、批发零售等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也逐渐从最初的单一绿地投资模型发展为绿地投资和对外并购并重的多元化投资态势。根据我国商务部统计数据，2018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投资156.4亿美元，占同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2.98%，同比增长8.9%。东盟国家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地区。

二、福建省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

从我国各省市对外直接投资的表现来看，广东省和上海市的表现最为突出，截止2017年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897亿美元，占我国存量的10.49%，上海是对外直接投资1120亿美元，占我国存量的6.19%。福建省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核心区被赋予重大的历史使命，也迎来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大机遇。随着福建省内企业产能结构的调整以及地方政府支持，福建省对外投资呈现加速增长之势，截止2017年，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28.3亿美元，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26.7亿美元，投资流量和投资存量均居于全国第九位。由于福建省在东盟等地具有良好的华人基础，福建对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投资增速尤为明显。

东盟十国作为“海丝”沿线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经济发展周期上与福建省具有一定差异，同时，福建省对东盟国家，在空间地理、人文基础等方面具备一定优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和福建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福建企业抱团出海，以海外并购和绿地投资的方式“走出去”的趋势明显，规模逐渐增大。东盟10国作为福建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站，也是我国重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地，我国对东盟国家投资潜力以及投资风险的判断，有助于福建省乃至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在地域和产业布局上的决策。

根据福建商务厅截止2019年8月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备案结果公开名录》显示，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达到172家，占总额的27.79%，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额的近五成，其中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和菲律宾等东盟国家是福建省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国。福建省与东盟各国历来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渊源，尤其是闽籍华人分布最为集中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

三、福建省对东盟的投资风险与效率评估

首先，基于世界银行国家治理指数（WGI），从腐败治理、政府有效性、政治稳定、治理质量、法制情况和政府责任六个方面评价东盟十国的投资环境。根据截止2017年的最新指标，可以看出：新加坡自腐败治理、政府有效性、政治稳定、治理质量、法制情况以及政府责任都是东盟10国中较高的，其中在法制、治理质量、政治稳定性以及腐败治理位于世界前列水平。在国家治理各指标中，文莱位居新加坡之后，在东盟10国中投资环境较好;此外，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的国家治理指数位居之后;菲律宾、印度尼西亞、缅甸三国在国家腐败、政府有效性、政治稳定性、国家治理质量、法制情况等方面都较为落后，说明其国内政府管理能力处于东盟偏弱位置;老挝和柬埔寨两国虽然在政治稳定与政府责任这两方面高于大部分东盟国家，但是其腐败治理、政府有效性、治理质量和法制情况都较为落后。总体来看，东盟国家在国家治理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新加坡、文莱两国处于东盟10国的领先地位，其他8国在国家治理各指标上都存在明显缺陷。

其次，基于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指标评价东盟的投资风险。据2008-2017年指标可知，东盟10国中，除文莱外，其余9国的经济自由度在10年以来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从自由度绝对值来看，新加坡经济自由度远高于其他国家，新加坡也是世界经济自由度排名前5位的国家。其次是马来西亚，近10年来，马来西亚对海外投资人实行积极的保护措施，加之国内政治经济稳定，其经济自由度不断提升，2017年在东盟地区仅次于新加坡。此外，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两国在10年间，经济自由度也得到大幅提升，2017年，这两国与泰国、文莱处于同一水平上。老挝、菲律宾、越南和缅甸四国经济自由度属于东盟地区较弱的地位，其中缅甸由于逐步从政治分歧中恢复，经济自由度近10年恢复较快，但依然属于东盟地区经济自由度较低的国家。随着越南改革开放的推进，其经济自由度处于持续提升阶段。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程度上，东盟各国差异较大。互联网建设方面，东盟网络普及率快速上升，但各国间差异较大，新加坡普及率常年保持在高位发达水准，文莱近年网络建设快速发展，互联网普及已达东盟最高水准。马来西亚截止2017年，互联网普及率位居东盟国家第三位，处于东盟国家较高水平。此外，越南和泰国的互联网建设普及率接近50%，老挝、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互联网普及水平相对落后。航空运输方面，新加坡航空物流业务量占东盟业务总量五成。其次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而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三国航空运输业发展能力较弱，航空运输产业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港口运输方面，除老挝外，东盟9国都拥有良好的港口条件，从集装箱运输发展情况看，新加坡港业务最为发达，新加坡是国际最重要的集装箱航运中心，依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联着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地带。2017年，新加坡集装箱吞吐量达到3360万标准箱，成为仅次于中国上海的世界航运中心。此外，马来西亚也是重要的海洋运输大国，巴生港和丹戎帕拉斯港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两个港口，2017年，分别以年1198万标准箱和835万标准箱位列世界港口第12和第19位。而泰国林查班、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和苏腊巴亚、菲律宾马尼拉、越南胡志明和海防均跻身世界港口前50强。缅甸、柬埔寨、文莱虽沿海，但港口业较为落后。

第四，金融发达程度上，东盟各国差异也较明显。从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上看，印度尼西亚指标值较高，说明印度尼西亚政府致力于降低银行业带来的风险冲击。柬埔寨2011年开始其银行业资本占资产比重较高，但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该比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余大部分东盟国家银行业资本占资产比保持10%左右，银行业风险不大。东盟国家证券业发达水平有着巨大差距，缅甸、老挝、柬埔寨和文莱4国证券市场发展相对严重滞后，其中缅甸、老挝和柬埔寨证券市场在2016年之后才开始运作，上市公司较少且市值波动极不活跃;文莱证券市场截止2018年仍处于筹建阶段。反观新加坡，证券市场的发达程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逐渐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截止2017年，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达750家，市值接近8000亿美元，为东盟地区所有上市公司总市值的三分之一。此外，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资本市场构成东盟国家其他主要的证券交易市场。

第五，产业结构上，东盟整体第三产业较第二产业发达，制造业是东盟最重要的产业支柱，约占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而零售批发业等第三产业占比也较高，约占生产总值的六分之一。各国产业结构的差异较大，如新加坡由于地域限制，制造业并不发达，但其以批发与零售业、金融业、信息传输和软件业等高附加值第三产业成为其最重要的产业支柱。文莱核心产业是其油气资源开发，以及辅助油气资源的相关制造业，其他第三产业占比较小。缅甸、老挝、柬埔寨三国金融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极小，该3个国家的证券交易所仅在近年才开始筹办。从产业结构上，新加坡产业结构层级优于其他东盟各国，其高附加值第三产业的占比远高于其他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次之，制造业是其重要支柱，同时信息传输/软件服务业、金融业、零售批发业也均衡发展;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由于经济体量偏小且现今仍处于第一产业为主的国家，高附加值服务业占比水平较低;最后，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是文莱，油氣资源产业是国家支柱，其他产业则相对滞后。

据太平和李姣（2018）研究，我国对东盟的投资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整体上看，新加坡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在东盟各国中显著偏小;其次是文莱、马来西亚;第三是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越南4国;老挝、柬埔寨和缅甸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偏大。而从经济风险和市场风险上看，新加坡经济实力和对外贸易水平都较高，其风险在东盟各国中显著偏小，其次是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尤其越南在近年来国际市场和经济发展较快，其经济风险在逐步降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近年来经济增长乏力，经济风险偏大;文莱、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经济风险和市场风险在东盟国家中较大，其中文莱由于产业单一，人口偏少，经济结构简单，经济风险和市场风险在东盟国家中偏大。

四、福建省对东盟的投资潜力与优化路径分析

目前，福建省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依次分布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和菲律宾。结合上述东盟各国的投资风险，具有明显投资潜力的东盟国家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福建省可适当降低对印度尼西亚的投资，提升上述国家的投资规模，进一步实现福建省对东盟投资布局的优化。（作者单位：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福建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下福建对东盟国家投资的潜力与风险评估研究”（项目编号：2018R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