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被列宁誉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失控的欲念”是他中、晚期作品中常见的主题，在《安娜·卡列尼娜》《克洛采奏鸣曲》《魔鬼》等作品中都有深刻的呈现。而这一表达，无论是对于小说中的主人公，还是对作家托尔斯泰本人，都是一种“创伤”的存在。本文将对上述书籍中关于欲念书写的创伤叙事进行探讨与分析。

关键词：托尔斯泰;欲念创伤

作者简介：田睿思（2000.5-），女，汉族，山东德州人，西安外国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6--02

《孟子·告子上》中有言：“食色，性也”，《礼记·礼运》中也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表述。那么，“欲念”这一人之本能，在晚年的托尔斯泰那里，何以就成了难以治愈的创伤和十恶不赦的罪行？面对这种“罪行”，作者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得到解脱？下面，我们将从四个方面分析以上问题。

一、“信仰”与“纵欲”的冲突

对于作者本人而言，其一生都处于对道德与美的神性的追求与无法控制的兽欲的矛盾当中。青年的托尔斯泰，在婚前曾有过一段风流、放浪的生活，同许多女性都发生过不正当的关系，甚至直到晚年还在受高亢的性欲的困扰，这也让他产生了深深的愧疚与负罪感。同样，这种情感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深刻的体现。比如，无论是《安娜·卡列尼娜》的主人公列文还是《克洛采奏鸣曲》的主人公波兹得内舍夫，都出现了把“记载着可耻的、不纯洁的往事的日记”拿给未婚妻看的情节，这也是作家本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托尔斯泰曾在一封书信里写到：“犯任何其它罪都不像犯这种罪这样使我觉得自己龌龊，有罪，因此对也罢错也罢，我认为这种破坏童贞的罪是对生命最具毁灭性的罪行之一……”[1]104一般的方法已经把无法制止失控的欲念，因此，托尔斯泰晚年的观点向着“极端禁欲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婚后，他与妻子索尼娅共生了十三个孩子，最后一个孩子出生时，托尔斯泰已经过了六十岁。他甚至让妻子觉得，他对她只有肉欲的需求，而没有爱的需求。1891年，63岁的托尔斯泰在创作《克洛采奏鸣曲》时，还在担心如果再妻子怀孕，他的“言行不一”暴露，会遭到孩子们的耻笑。在此书中，作者借波兹得内舍夫所言：“一切像我这样生活的丈夫，要不是纵欲无度，就是分居;要不就干脆自杀，或者像我那样杀死自己的妻子。”[2]P174我们不得不承认，不仅仅托尔斯泰为欲念感到痛苦、深受欲望的困扰（即使这是婚姻中正常的夫妻关系），这种痛苦熔铸成了他的创伤记忆，显然他也觉得，整个社会都为或自己的或他人的欲念所伤，这已经成为一种共性的情感宣泄。

二、道德頹败的社会风气

深深困扰作者的欲念问题并非个性体验，但确乎大部分人沉迷其中而以之为常态。因此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托尔斯泰带着反思性与批判性的禁欲思想，是与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与风行的做法格格不入的。他曾在《忏悔录》中写道：“我诚心诚意希望做一个好人，可是我年轻，有各种欲望，当我追求美好事物时，我是孤零零一人，完全没有依靠。每当我想要透露内心的愿望，想做一个高尚的人，我遇到的总是鄙视和嘲笑;而当我沉溺在卑鄙的享乐之中时，我却得到了赞扬和鼓励。”[3]在这样的风气之中，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男性的淫乱与纵欲无论是在大社会还是小家庭中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在《克洛采奏鸣曲》中，医生和母亲们怂恿男孩子们去妓院，因为他们认为，淫乱不但有利于健康，而且是最自然合理的游戏，没有什么过错，这是大家都奉行、都赞成的。同样，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安娜和沃伦斯基等也才是彼得堡交际圈子里“真正的人”，他们“优雅、英俊、慷慨、勇敢、乐观，毫无愧色的穷奢极欲，对一切事情都玩世不恭。”[4]P119由此，当时社会上颓败的道德风气可见一斑。

无需言说，这种风气急需改变，托尔斯泰正是通过文学作品为世人提供了一条“理想”的出路。在《克洛采奏鸣曲》中，文章一开头，作者便借两位乘客之口，说明“任何婚姻如果没有爱情做基础，那么它本身也就没有了任何道德的约束力”和“只有被爱情圣洁化了的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2]P10的道理。“爱”与“欲”本应是正常夫妻关系的一体两面，但是，在波兹得内舍夫看来（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观点），这种“建立在一致的理想，以及精神的和谐的基础上的爱情”，是完全与“肉体的爱”相对立的，只能二者取其一。也就是说，即便是合理的夫妻，也应当禁欲、节育。这种对极端禁欲的推崇，也许是作者受欲念的伤之苦，希望彻底摆脱;也许，是希望每对夫妇都是因爱而结婚，正如列文所言：“婚姻的首要条件是爱情，有爱情的婚姻永远是幸福的。”[4]P419这是否与中国五四运动的领袖们过分地要求“废除汉字”异曲同工——正是因为托翁改变纵欲放荡社会风气的愿望之急切，才借着在小说中说教，使之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

三、失控欲念的“恶果”

论述完它对作者造成的创伤，再来看看作者笔下的人物如何因自己或他人的失控欲念而食其恶果。在《克洛采奏鸣曲》的主人公波兹得内舍夫眼中，“婚姻是一场只有性爱的骗局。”他用大段的文字论证爱情——即丑恶的性欲，是无耻的兽行，在节制的方面，人连牲畜都不如。他认为妻子是因为“兽欲”而出轨的。毫无疑问，这样极端看法产生的原因，正是他因他人的欲念而受到创伤。创伤的情愫显露于表面时，对那“疑似”妻子情夫的小提琴家特鲁哈切夫斯基，他说“提起那个人，回忆起他，谈到他，都使我十分痛苦。”[2]P66另外，在书中，这种情愫还存在于主人公言行的方方面面。比如，波兹得内舍夫对“我”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曾经，将自己埋葬在悲伤的记忆当中而无法自拔，他苦于沉默，渴求表达，这正是受到创伤的表现。当故事说完，波兹得内舍夫终于表现出一丝悔意——他哭了——因为杀死了手无寸铁的一个人，而且是他的妻子。提倡“勿以暴力抗恶”的托翁，居然安排这位杀妻之人被无罪释放，再参照《魔鬼》的结局异稿，杀死斯捷潘妮达后的叶甫根尼虽然最终变成一个“衰弱不堪、失去自制力的酒鬼”，但也难免于死刑——这些都足以证明欲念对于托翁而言是何其可恨可憎。

而对于《魔鬼》的主人公叶甫根尼，虽然遭遇的事情跟跟波兹得内舍夫正相反，但他和家人却更猛烈地遭到欲念的伤害。在他这里，正常夫妻间的“爱”与“欲”完完全全被割裂开来，成为水火不能融的两个矛盾的存在。他本是那样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书中反复强调，他远不是好色之徒，对于与斯捷潘妮达的幽会心怀愧疚，道德感与罪惡感并不泯灭，绝不是像波茨得内舍夫结婚前那样纵欲的“淫棍”。他与斯捷潘妮达的幽会，完全没有“爱”可言，都只是欲望的驱使：“他想要见她的时候，冲动非常强烈，别的什么事都置之脑后……幽会以后，他常常接连几个星期把她忘了，有时甚至整个月都不想她”[2]P27。后来，他期望并最终找到了“爱”，得到了真心诚意、情投意合的婚姻，妻子令人满意，还有了孩子。庄园也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锦绣前程向他招手。然而，这失控的欲念的魔鬼并不会挑人，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人，却被欲望蒙蔽了双眼，一步步走向毁灭的结局。当婚后“那种肮脏的感情”的苗头又盘旋在脑海里时，波兹得内舍夫良知尚存，于是诧异、难过、痛恨自己、尽量克制，并且要求斯捷潘妮达以后不要来他家打短工，或者直接全家搬走。但是欲念总如洪水猛兽，“情欲在他身上猛烈地燃烧起来，仿佛有人用手揪住了他的心”。为了抵抗这种欲望，他甚至点燃火柴，把手指伸到火苗上……但是，用过所有可能让他摆脱“魔鬼”诱惑的方法之后，他还是向情欲屈服，欲念将爱念击败。为了放纵情欲，他甚至产生杀死完全无辜的、不知情的妻子，然后产生了跟斯捷潘妮达继续鬼混的念头。

以上的事例正印证着《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那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托翁中晚期的作品中，失控的欲念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在不同的家庭中作祟，其受创者也并不只是主人公自己，更会波及其亲人，或许多无辜的民众。

四、激烈极端的解决方式

对于解决“失控欲念”这一问题的方式，无论是对于书中的人物还是对于自己，托尔斯泰都是激烈的，即诉诸死亡。而取代死亡的，未尝不是获得解脱的一片光明。安娜受尽了心灵的折磨，最终无可避免地让生命之花在铁轨上陨落;斯捷潘妮达是魔鬼，情欲是魔鬼，当叶甫根尼完全被前二者控制之后，魔鬼就变成了他本身。在异稿的结尾，他杀死斯捷潘妮达，也没能幸免于被魔鬼毁灭，而堕入地狱的命运。而原版的自杀结局，与托翁晚年因与妻子的矛盾而离家出走、客死车站不谋而合。终于，他不再受妻子的“引诱”，远离了一直深深困扰他的欲念，走向自然与自由的光辉神性，挣脱了肉体的束缚，选择了自己死亡的方式。

五、小结

“欲念失控”的命题在托尔斯泰中晚期许多作品中都有深刻的呈现，而伴随这种创伤的，是作家悲悯的胸怀，犀利的笔触，极端的憎恶，真诚的忏悔。这样的表述并非毫无意义，因为治疗创伤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回忆、叙述和与他人交流。对于作者而言，将作品叙述出来，便完成了第一次情绪宣泄，而读者通过对叙述者的创伤叙事的阅读，就是回忆起自己的创伤或体验了他人的创伤——毕竟人类总会面临许多共性的痛苦。正如在《魔鬼》结尾，作者写道，“如果说叶甫根尼·伊尔捷涅夫有精神病，那么，所有的人也都有同样的精神病。”[2]P174因此，阅读未尝不是对创伤的痛苦进行宣泄的另一种途径。而这，也许就是创伤叙事的魅力所在。托翁对“欲念创伤”这一或个性或共性的情感体验的研究，将具备永恒的超越时代的意义与价值。

参考文献：

[1]布宁：《托尔斯泰的解脱》，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2]列夫·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年。

[3]吴冰洁：《浅论托尔斯泰小说中的爱欲问题》[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6（12）：40-41。

[4]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