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娜·戴利　约翰·汤米迪

20世纪初的伦敦

19世纪晚期的维多利亚人当然明白资产阶级统治下繁荣的大英帝国气数已尽。野心勃勃、创造力旺盛的美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发达，德国的军事力量也日益强大。这些都预示着大英帝国独霸世界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维多利亚时代欧洲国家普遍繁荣的景象已开始走下坡路。英国也越来越深刻地感到管理“日不落”帝國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已有入不敷出之势。对道德、妇女地位以及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关注开始受到挑战：穷人要求保证他们的最低工资，工人要求保证他们的权利，妇女要求选举权等问题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不足为奇，一向以镇静淡定著称的维多利亚伦敦人也无法对工业化造成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新世纪的到来、女王驾崩和英国军队在布尔战争（1899—1901）陷入困境，所有这些都清楚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实际上，19世纪末的伦敦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在文化人眼中，它的魅力不可阻挡。

奥斯卡·王尔德 

奥斯卡·王尔德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爱尔兰裔作家、剧作家、批评家和诗人。他的父亲威廉·王尔德爵士是都柏林的一位外科医生，母亲简·弗朗西思卡是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笔名斯佩兰扎。王尔德早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和牛津大学的玛格德林学院读书的时候就显露出了创作古典主义作品的才华。在游历了希腊和意大利之后，1879年，他在伦敦定居了下来，成了谈吐诙谐但颇受非议的著名唯美主义者。1881年，王尔德搬到了切尔西泰特街44号。这一地区在他和他在牛津读书时的好友——艺术家弗兰克·迈尔斯的影响下成了一个艺术家聚居区。

王尔德于同一年出版的《诗集》被很多读者指责为内容浮浅、不健康，但是王尔德的声誉已经引起了伦敦一流作家们的注意。他以颓废派自居。颓废派起源于巴黎，以寻找自然之美著称。这个思潮在英国也有信徒，王尔德便是其中之一。在泰特街上，王尔德以跟他的邻居——画家詹姆斯·惠斯勒的嬉笑对骂而出名。但是，在王尔德的室友弗兰克·迈尔斯的父亲对王尔德诗中的情色主题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之后，王尔德便突然离开了这里。迈尔斯的父亲对年轻的画家儿子说，如果他还跟王尔德住在一起的话就剥夺他的财产继承权。当迈尔斯告诉王尔德他选择金钱的时候，王尔德愤然离去，从此再也没有跟他的这位牛津好友讲过话。

王尔德在他母亲和哥哥那里住了一段时间。那时候，他们住在切尔西奥文顿广场1号。1884年，王尔德娶康斯坦斯·劳埃德为妻，又搬回了泰特街居住。他和家人在泰特街34号这幢红砖房子里住了有十多年。在这幢房子淡黄色的书房里的一张托马斯·卡莱尔曾用过的书桌上，他写出了最著名的一些作品，如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1890）和剧本《认真的重要性》（1894）。但是王尔德的名声更多地来自他对伦敦社会的掌控以及他作为艺术评论家的影响力。惠斯勒拒绝了王尔德让他为其装修泰特街34号的房子的请求，他用他们之间谈话的一贯风格说：“你天天给我们讲什么样的房子是最美的。现在正好是你展示给我们看的一个好机会。”

奥斯卡·王尔德

结婚仅仅几年后，王尔德就跟一个叫罗伯特·罗斯的年轻学生闹起了他的第一次同性恋。罗斯当时才17岁，王尔德32岁。尽管王尔德后来找过很多年轻男子做情人，但罗斯是他的终身朋友。1900年，王尔德身败名裂凄然离世后，罗斯成了他遗产的监管人。王尔德经常带年轻的蓝领工人到伦敦的豪华旅馆去，这一习惯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起初王尔德付给这些年轻人很多钱作为陪伴他的报酬，但是后来他发现他被敲诈去的钱要比这多得多。

在经济困境的压力下，王尔德不得不接受了做《女性世界》杂志编辑的职位。这家杂志社的办公楼离新门监狱和中央刑事法庭很近。1895年，王尔德就是在那里被判入狱的。因为王尔德名声不佳，甚至到了20世纪50年代仍然有人反对在他泰特街的故居挂一块牌匾来纪念他。

到了19世纪90年代，似乎所有的伦敦人都知道王尔德是同性恋，因为他曾公开地跟情人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奎恩斯伯利侯爵的儿子）在考文特花园萨沃伊宾馆的346房间约会。1894年，愤怒的侯爵出现在王尔德位于泰特街的书房里，威胁说如果王尔德不与其儿子断绝关系，他就将使他身败名裂。

第二年，当王尔德与道格拉斯在梅费尔皇家咖啡店的多米诺厅共进午餐的时候，侯爵出现了。王尔德邀请侯爵坐下跟他们一起吃饭并试图取悦他，但是他们的妥协只是暂时的。侯爵开始在伦敦的大街小巷跟踪王尔德并在公开场合辱骂他。王尔德觉得他再也不能对侯爵听之任之了。正在这个时候，1895年，他收到了侯爵邀他到雅宝街13号的雅宝俱乐部去的名帖。名帖上写满了威胁之词：“奥斯卡·王尔德，令人作呕的鸡奸者。”这幅名帖曾因上面的错别字而臭名远扬。

王尔德觉得除了控告侯爵诽谤外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后来的审判却使王尔德从此蒙羞。侯爵的律师爱德华·卡森片面强调王尔德的同性恋行为，他从王尔德的作品中摘引了大段描写性爱和同性恋行为的文字作法庭证词。王尔德以他一贯的机智和幽默来应对质问，但是最终法官授意陪审团做出了侯爵胜诉的判决。侯爵很快反诉王尔德，要他承担所有的诉讼费用。被判决犯有猥亵和鸡奸罪之后，王尔德破产了。他家里最值钱的东西（王尔德大半辈子都在收藏古董和饰物）被抄走，包括卡莱尔曾用过的写字桌。王尔德在监狱里蹲着，他妻子和孩子躲了起来，侯爵的爪牙们把他在泰特街的家洗劫一空。

在监狱里，王尔德的健康每况愈下。两年后他刑满释放，但是他的身体再也没能复原。出狱后，他被迫迁居巴黎，并于1900年在那里离世，死时一贫如洗。

很多年前，那时候王尔德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见不得阳光的爱情”的癖好，在都柏林，他有一个叫弗洛伦斯·巴尔科姆的女朋友。后来在王尔德接受梅毒康复治療遵医嘱两年内不能行房事期间，他的女朋友被另外一个都柏林人布姆·斯托克夺走。斯托克夫妇后来住在切尔西圣伦纳德大院18号，王尔德和他们成了好朋友。

斯托克只是在业余时间搞创作，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为莎士比亚剧演员亨利·欧文伯爵做助理上，据说他严厉的管理方式极大地激励了伯爵。《德古拉伯爵》的大部分是斯托克在惠特比度假的时候写出来的，但是这部小说中确实有不少场景发生在伦敦。根据麦娜的日记，她和乔纳森·哈克在皮卡迪利高档住宅区曾看到过德古拉伯爵。这事就发生在乔纳森从伯爵的特兰西瓦城堡逃跑后的几个月后。“上帝啊！”乔纳森惊叫道，“就是伯爵本人！”（Stoker 180—181）经过仔细的调查，乔纳森发现伯爵在皮卡迪利的什么地方买了一处豪宅。“在皮卡迪利广场，我下了出租车向西走。在初级宪法俱乐部1号那边我看到了那座房子。令我高兴的是这里正好紧挨着德古拉伯爵的藏身之处。”（Stoker 280）

历史上，“初级宪法”是位于皮卡迪利101号的一个绅士俱乐部。在小说中，斯托克为德古拉伯爵安排的地址是347号。事实上，皮卡迪利有很多贵族宅邸。尽管德古拉伯爵的地址是虚构的，但是伯爵到了这里可真算是找到老家了。

编辑：沈海晨  haichenwowo@163.com

延伸阅读

维尔斯法官：奥斯卡·王尔德和阿尔弗雷德·泰勒，你们俩被判决的罪名是如此恶劣以致在听到审判细节时，正派的人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感情。陪审团做出的判决是正确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无论如何，我希望那些有时因法官审判时不带任何偏见而认为法官在道德伦理问题上不认真的人能够认识到判决至少跟对你们的愤怒控诉是一致的。

我跟你们讲这些是没有用的。能够做出这种事的人肯定没有丝毫羞耻之心，也不能指望我的话会对你们起什么作用。这是我审判过的最恶劣的案件。你和泰勒保持着一种同性嫖宿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你，王尔德一直是年轻人中那个最丑恶的腐化圈子中的核心人物，这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做出最重的判决。就我个人判断，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案子，这个判决还不够重。法院的判决是：你们俩都要被囚禁而且要服两年的劳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