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朝建康服飾作为南北朝时期的主流服饰，传播至中国南北的同时也与外来文化互动交流。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南朝建康服饰向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以及内陆水路发达地区的传播。与此同时，西域服饰文化也从陆上丝绸之路，首先传播至北朝，再于中国南北往来的过程中影响南朝建康服饰文化。总之，南北朝丝绸之路上外来贸易的兴盛促进了南朝建康服饰文化的交流传播。

关键词：南朝;飞仙;飞天;北朝;建康服饰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古丝绸之路与东晋南朝建康服饰文化交流传播研究”（2017SJB0392）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华传统文化重礼乐。《周易》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衣冠服饰制度，自周代起就被纳入“礼制”的范围，成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掌权者凡欲争取文化上的正统，必先规范服饰制度，以彰敬天法祖之礼和君臣父子之纲。东汉是中国服饰史上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建立在儒家礼制体系下的衣冠制度成熟、定型并沿袭至三国西晋，被称为“汉魏衣冠”，成为儒家正统服饰的指代。从东汉至三国，中国的文化中心都在北方地区，当时中国北方服饰自然是正统华夏服饰。自五胡乱华，中国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晋室南迁，将“汉魏衣冠”制度带到了东晋，东晋的服饰体系便成为当时的正统服饰，并沿袭至南朝。正因如此，北魏孝文帝方起用汉仕族革俗汉化以图正统。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亦即南朝宋齐时期）任命流亡北魏的南朝皇族刘昶，推行服饰的汉化改革。刘昶为刘宋宗室，汉化改革措施多因循刘宋旧例。为了维护服饰的“正统地位”，南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服饰制度的建设，据《北齐书》记载，梁武帝本人，对衣冠制度造诣颇深，“江东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因此，尽管北朝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服饰汉化改革，并未曾间断过，但南朝的服饰体系依旧是“华夏正朔”的代表。

作为南朝都城的建康，自然也是南北朝时期南方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服饰同样代表当时中国服饰文化的主流。南朝建康服饰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传播至中国南北甚至日本和朝鲜半岛，与此同时，建康当地的服饰，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外来服饰因素的影响。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由于当时南北政权对立，内陆交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隔，这也促进了南朝海上交通的发展以及北朝对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视。海、陆丝绸之路成为南朝建康服饰交流传播的重要路径。下文将从中国境内发现的南朝“飞仙”图像和北朝“飞天”图像出发，结合其他相关世俗服饰资料，分析丝绸之路与南朝建康服饰文化的交流传播。

一、中国南方地区

中国南方发现的南朝“飞仙”图像集中在江苏南京周边地区，浙江余杭一带亦有发现，作为南北交界处的湖北襄阳等地的南朝墓葬中也同样出现了“飞仙”图像。

最具代表性的南朝“飞仙”图像，发现于江苏丹阳建山金家村、胡桥吴家村、胡桥仙塘湾三座大墓中的大型拼接砖画上。丹阳是南朝萧齐发迹之地，南朝时虽不在南朝都城建康境内，但距建康不远。原发掘报告将这三座大墓均定为南齐帝陵，这个结论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其中的服饰图像，也代表了当时建康服饰的典型式样。这三座大墓中的大型拼接砖画“羽人戏虎”的上方，均有腾空的年轻女性形象，其裙裾飞扬，罗带飘飘，身形婀娜，姿态优美，或空手，或捧香薰，或执莲，或持幡（如图1）。原报告中将这些女性归于“飞天”一类，但这些女性形象符合中国本土仙人特征，林树中先生认为应该定名为“飞仙”更合适。

金家村、吴家村、仙塘湾三座南齐帝陵拼接砖画上的飞仙虽经过艺术加工，但其所穿服饰依旧清晰可辨，正是典型的南朝早中期襦裙的式样。襦裙即短衣与长裙的搭配，是汉六朝女性最普遍的衣着。三座南齐帝陵拼接砖画上的飞仙，均是上襦束入下裙，并系上宽束带，腰线适中。

浙江余杭小横山42座东晋南朝墓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墓葬中发现有与江苏丹阳南齐帝陵类似的飞仙砖画，这些墓葬均为南朝墓。飞仙砖画分为两类：一类为线雕，其中包括“一砖一幅”的单个画像砖（见于M2、M7、M18、M23、M52、M54、M93、M103、M119）和大型拼接砖画（见于M9、M12、M109）;一类为高浮雕，仅大型接砖画（见于M10、M27、M65）。这些“飞仙”或持匣，或捧熏炉，或吹竾笙，其裙裾飞扬，衣带当风（如图2）。

湖北襄阳谷城南朝墓、贾家冲南朝墓中，均发现有飞仙砖画。湖北襄阳谷城南朝墓中的飞仙砖画，共有三例：二例吹笙（如图3左），一例吹笛（如图3右），均为“一砖一幅”的单个楔形画像砖。原报告将其定为“飞天”画像砖，但这三例画像砖中的女性均穿严整的襦裙，腰系束带，体型纤细，更符合中国本土“飞仙”形象。贾家冲南朝墓中的飞仙砖画，共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两“飞仙”蹲坐在博山炉两侧;第二类是两“飞仙” 蹲坐在双净瓶两侧;第三类是一“飞仙”面向右蹲坐，双手捧一桃;第四类是一“飞仙”面向左蹲坐，两手各执一桃。这四类“飞仙”均身穿襦裙，罗带飘举。

江苏丹阳、浙江余杭、湖北襄阳三地所出的南朝飞仙图像中，其穿扮均一致，均是南朝流行的襦裙。丹阳胡桥吴家村有一例随葬女侍俑（如图4左），贾家冲南朝墓画像砖上的女供养人（如图4中）所穿也是这种襦裙，类似的装扮在南京地区南朝墓葬中亦多见，如南京江宁胡村南朝墓画像砖上的女侍（如图4右），均将广袖上襦系入下裙，博带束腰，彰显腰肢。这种穿扮或缘于时人崇尚女性的纤腰广袖之态，如南朝诗人吴均《与柳恽相赠答》中所描述的“纤腰曳广袖，半额画长蛾”。襦裙在南朝建康十分流行，浙江余杭、湖北襄阳南朝墓中均出现了穿襦裙女性的图像，这表明了南朝建康服饰对当地的影响。南方其他地区南朝墓中亦有与南京及周边南朝墓中类似的服饰图像，但数量远不及浙江余杭、湖北襄阳等地，说明这两地受建康影响更深。究其原因，浙江余杭虽不是海港城市，但依旧处在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上，其位于钱塘江流域，从钱塘江可达杭州湾，再沿海岸线北上驶入长江口，西行可至建康。而襄阳虽不沿海，但地处汉水中游，沿汉水北下可驶入长江，继而沿长江可达建康。南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也促进了南朝境内水路交通的发达，进而推动了襄阳与建康的频繁交流。

飞仙所穿的襦裙和女侍、女供养人所穿的服饰大致相同，区别在于飞仙襦裙附加了很多长飘带，这是汉六朝时女性衣裙上的饰物，被称为“襳”，如东汉傅毅《舞赋》云：“华袿飞髾而杂襳罗。”除此之外，“飞仙”双臂间还披了长巾，这种长巾名为“帔”或“帔子”，是女性服饰上的一种饰带，仅有装饰功能，在唐代十分流行，但在南朝女性世俗服饰中出现较少。“帔子”起源于西亚，应是陆上丝绸之路上中西交流的产物。

二、中国北方地区

中国北方地区也发现有少量北朝“飞仙”图像，但北朝的“飞仙”均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如北魏后期洛阳石棺线刻中常常出现身穿衣帻、手执麈尾的男性飞仙形象，其身形纤细，御风飞舞，襳罗飘飘。北方地区同时代的“飞仙”图像，更多集中在今天中国东北吉林省集安市，南北朝时位于高句丽政域内。集安五盔坟4号墓、5号墓壁画上的飞仙，是高句丽“飞仙”图像的典型代表。集安五盔坟4号墓中的飞仙，性别特征不明显，似男性，均手持乐器，或持钵，或持鼓，或抚琴（如图5）。所穿服饰上下不异色，像长袍，但衣领为对襟式样，而上下衣连属的袍类长衣不可能出现对襟领，故飞仙服饰依旧为上襦与下裳的搭配（因飞仙性别不明，在当时的礼法制度下男女服饰不同，所以不一定是上襦下裙）。这些飞仙均系有宽腰带，彰显纤瘦的身姿，衣袍上饰有飞扬的襳，并披有帔子。集安五盔坟5号墓壁画上有一例飞仙，则呈现明显的女性特征，身形纤细，所穿服饰与4号墓壁画中的飞仙类似：穿青衣，披红帔子，乘龙吹箫，襳罗飞舞，姿势优美。

与“飞仙”相比，北方地区的“飞天”图像有更多的发现，主要集中在河南、甘肃一带。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内就有一系列“飞天”图像，如莲花洞南壁中部下层、六狮洞南壁中部下层均有飞天浮雕。莲花洞飞天（如图6左）带有明显的中国女性特征，面貌清秀，虽身穿西亚式长袍，围帔子，手臂、颈项裸露在外，但发式与南朝“飞仙”类似，长袍上附加了中国本土的襳饰，腰上系有宽束带。六狮洞飞天（如图6右）则呈现明显的印度天人形象，方面、直鼻、大耳，上身裸露，系长裙，披帔子，长裙上亦装饰有襳饰。

甘肃省佛教文化资源丰富，北朝飞天图像有诸多发现。如敦煌、麦积山等石窟壁画中均有飞天形象。莫高窟249窟北壁有四尊西魏飞天像，均肤色黝黑，其中两例衣着严整（如图7上），另外两例赤上身露足（如图7下），四例飞天均披帔子。麦积山第4窟3龛外上方有一组北周飞天图像（如图8），分别演奏琴、笛、阮咸和笙，均赤身露足，身形丰腴，面部丰满，披帔子，有襳饰。

中国北方发现的北朝和与北朝同时期的高句丽的飞仙图像，虽性别不明，但其穿扮均是上衣下裳，系宽腰带，身形纤细，大部分飞仙披帔子，服饰上装饰有飘扬的襳饰。整体的服饰风格及审美特征与南京及周边发现的飞仙图像一致。中国北方的高句丽飞仙图像比北朝飛仙图像数量更多，形象上也与南朝飞仙更加接近一些。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的对立，促进了海上交通，高句丽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海航线上，而南朝建康则位于长江下游，从建康出发至长江口，北上沿海岸线航行可达朝鲜半岛，进入高句丽。因为南朝建康文化的主流地位，加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高句丽与南朝建康往来频繁，服饰文化自然受到了南朝建康的影响。至于北朝的飞天图像，亦有少部分保留了南朝飞仙的典型特征，如莲花洞飞天，发式与南朝飞仙类似，腰间也系上了与南朝建康女性襦裙的宽束带，彰显腰肢，整体的仪态和衣着，都和南朝“飞仙”十分接近。大部分的飞天图像无论从相貌还是衣着来看，受南朝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均保留了纤细的身形，飘举的襳饰，依旧符合南朝审美。河南洛阳，甘肃敦煌、天水等地的石窟寺中，亦有穿襦裙的世俗女性形象，如龙门石窟寺南壁下壁礼佛图中就有一系列礼佛贵族，其中女性贵族身穿襦裙（如图9左），广袖纤腰，与南京及周边墓葬中的女侍图像所穿襦裙类似。又如麦积山第161窟的女供养人像（如图9右），其身穿广袖襦裙，有宽腰带束腰，身形纤细，和南朝建康流行的女性襦裙大体一致，但其手臂间装饰有帔子，这在南朝世俗服饰中较为罕见。

河南洛阳，甘肃敦煌、天水均是南北朝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这里存留了大量中国和西域各国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飞天”图像就是其中一例。“飞天”和“飞仙”两者不同，前者为佛教的乐神和香火神形象，裸身赤足，健硕丰腴，带有明显的印度特色;后者为中国道教仙人，衣着严谨，清瘦修长，符合典型的六朝人物画审美。北朝的飞天形象保留了印度天人特征的同时也融入了中国本土（主要是作为当时中国主流文化区代表的南朝）“飞仙”的式样，两者的衣着、仪态、动势均有相似之处。而北朝石窟壁画、浮雕中的女供养所穿的襦裙均是南朝建康一带流行的式样，同时也有穿襦裙搭配帔子的案例。这不难看出，北朝服饰受到了南朝服饰与西域服饰的双重影响。南北朝政权虽对立，但也没有完全停止往来，《南史》《北史》《魏书》等文献中均有南北互市、通使的记载。北朝统治者虽积极向南朝学习衣冠制度，但在统治者层面，更多引进的是礼仪服饰体系。至于襦裙这一类的日常服饰，主要是通过南北交汇地带的民间贸易往来传播至北朝，如前文提及的襄阳就是典型的南北交汇之地。

三、结语

南朝建康服饰作为南北朝时期的主流服饰文化，传播至中国南北的同时也与外来文化互动交流。南朝建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虽不临海，但位于长江下游。从建康出发，沿长江往东行驶可达长江口，继而入海。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南朝建康服饰向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以及内陆水路发达地区的传播。因为南朝建康服饰文化的正统地位，北朝主动学习其服饰礼仪制度，而南朝建康的日常服饰，则主要通过南北交汇地段的互市影响北朝。与此同时，从陆上丝绸之路上传来的西域服饰文化，首先传播至北朝，再于中国南北往来的过程中影响南朝建康服饰文化。总之，南北朝丝绸之路上贸易外来的兴盛促进了南朝建康服饰文化的交流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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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珊，博士，南京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考古与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