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状况变动和文学观念的变化，左翼文学因鲜明的政治色彩，其真实性受到质疑，甚至有论者把左翼文学仅仅归结为一个“话语事件”、一个“文化出版现象”。实际上，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与左翼文学叙事关联的研究，可以发现：乡土小说对旧中国乡土社会危机和苦难的叙事与左翼文学相互印证，其在客观上补充和加强了左翼文学的叙事基础;而左翼文学着重叙述的是在此基础之上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即民众为新的求生之路而奋起反抗的历史阶段。左翼文学因其历史敏锐性，为乡土小说提供了更有效地回应社会现实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乡土小说;左翼文学;乡土社会危机

基金项目：本文系德州学院校级科学研究培育基金项目“赵树理文艺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研究成果。

198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状况变动和文学观念的变化，左翼文学因鲜明的政治色彩，其真实性受到质疑。有的论者从话语理论及文学出版机制角度出发，把左翼文学仅归结为一个“话语事件”、一个“文化出版现象”，认为左翼文学所描写的“下层社会”的“苦难”只是“无产阶级”知识系统和话语机制运作的结果，是为达到特定政治目的而采取的叙事策略，是“一个‘语言和‘修辞的演绎场”[1]。这样的观点无法解释并非左翼文学的乡土小说对旧中国乡土社会危机和苦难的描写。实际上，乡土小说的这种危机和苦难叙事与左翼文学相互印证，其在客观上补充和加强了左翼文学的叙事基础。

1907年，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谈道：“以今日社会之生活现状言之，已大非二十年前可比。富者降而为中产，中产降而为贫人;出城郭而入乡村，十家有九家之啼饥，十人有九人之号寒……此以何因而至于此？则以经济战争之世，强者并弱，大者包小，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不容中产有立脚之地。”[2]自清末以后，中国社会普遍处于衰败的历史过程中，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日益严重，中下阶级经受着日渐贫困、逐步破产的命运，尤其是广大农民更是如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与左翼小说都留下了关于这个历史过程的鲜活记录。

在乡土小说家笔下，这个历史过程首先表现为乡土社会危机。例如，乡土小说代表作家王鲁彦主要描写农村经济衰败、社会动荡给浙东乡民们带来的生存命运和心理反应。其作品在对农民、商人和其他小有产者进行人物刻画的同时揭示乡土社会的危机，这种危机首先从家庭经济难以为继和乡土社会礼俗秩序崩溃这两个角度表现出来。

王鲁彦的代表作《黄金》，一方面描写原属小康的如史伯伯一家家道衰落，在外供职的儿子久不寄钱回来，家庭经济入不敷出，经济状况日渐拮据，另一方面写由此引起乡邻、族人们的猜疑、鄙视和欺侮。对人情冷酷的嫉恨、堕入贫困的恐慌以及恢复礼俗秩序和家庭地位的渴求，纠缠在如史伯伯一家的心头。小说结尾，如史伯伯幻想儿子升官发财的“黄金梦”正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而这幻想也正说明了幻想者的无望。

同为乡土小说家的彭家煌也创作有类似作品。在其小说《喜讯》中，拔老爹从前是溪镇一个地主，如今家境败落，唯一的指望就是等候喜讯，等候远在天津的小儿子升官发财的喜讯，结果等来的竟是小儿子因“政治嫌疑”而落狱。这指望的破灭不但让拔老爹一家彻底陷入“破烂、贫穷、空虚和渺茫”当中，还要背负儿子不孝的恶名。这篇小说显示出在生活道路上走出乡间的“子一辈”已与乡间的父辈、家人隔断，乡间之外的“子一辈”不能成为乡间经济危机的补救力量。

彭家煌的另一篇小说《贼》可看作是对《喜讯》和《黄金》的补充。《喜讯》和《黄金》描写乡间父辈对在外供职的儿子的盲目指望，而《贼》则把在外供职的儿子作为主人公。小说中，振宇先生虽然是乡间家人唯一的指望，但是，他正沉迷于城市浮糜虚荣的生活当中，根本无视家人的经济困顿。他甚至因收到父亲经济求救的明信片而感到羞耻、恐慌和恼愤：“这没脸面的事偏又堂皇的载在明片上，设或给阔友或爱人知道，甚至给识字的听差浏览一遍，那岂是闹着玩的？！”[3]当发现被捉的偷儿正是自己那杳无音信、死里逃生的逃兵哥哥的时候，振宇先生根本不愿相认，这种亲人关系的断绝正说明维持乡土社会持续运转的伦理链条已经崩断。

这三篇小说都有一个类似的情节模式：在农村经济败落的过程中，乡间父辈和家人无力自救，只能寄希望于乡间之外的“子一辈”，但“子一辈”并不能承担父辈所寄予的重振家业的企望，按照旧有的逻辑和秩序完成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重建。而原有的礼俗、伦理、人情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在时代的动荡中变得日益冷酷和僵枯。这说明乡土社会与外面的世界不再构成有机互动的关系，乡土社会内里和向外延伸的血脉逐渐崩断，乡土社会肌体已丧失自我恢复和再生的能力，处于深重的危機之中。

鲁迅先生说乡土小说是“侨寓者的文学”。当时侨寓北京的乡土小说家们同样是离乡的游子，他们一方面书写乡土社会的颓败和自己的乡愁，另一方面他们敏感地发现时代的激变已把离乡的“子一辈”和乡间父辈的生活割裂开来，“子一辈”不能再作为继承者把父辈的生活秩序传递下去。这可谓是乡土小说家感知和表现乡土社会危机的起点。

如果说乡土社会的危机与农村经济败落紧密相连，那么农村经济败落究竟是何原因呢？对于这个问题，乡土小说家与左翼作家都在努力探索答案。

对于这个问题，王鲁彦的小说《桥上》通过描写村镇商业的破产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小说详细地描写了薛家村南货店老板伊新叔如何走上亏本、破产的命运。小说像一本伊新叔的生意明细账，各笔生意的亏损过程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也像一本伊新叔的心理日记，记录了伊新叔从自信、不服输到彻底绝望的心理过程。这两方面合起来揭示出伊新叔破产的原因。也就是说，伊新叔并非不善经营，不精明能干，他的南货店开了二十三年，曾经生意越做越大;也并非伊新叔不想与时运抗争，他想方设法勉力维持;其破产的原因在于洋机器的竞争和大商家的倾轧。实力雄厚的大商家挤垮伊新叔这样的村镇小商业，为商业垄断创造了条件，其结果必然会带来进一步的贫富分化。

《桥上》这篇小说意在揭示村镇商业破产的社会原因，但叙述视点比较单一，只局限于伊新叔一个人的经营活动，表现出来的社会幅面比较狭窄，这使得其对社会原因的揭示并不充分。叙事视野较狭窄，缺乏对社会的整体观察，不能深入剖析社会各方面的因果联系，这些往往是乡土小说作家的局限。这种局限在左翼作家那里得以克服，如果将茅盾的《林家铺子》与《桥上》作比较，《林家铺子》给出的村镇小商业破产的原因更为充分完整。

《林家铺子》同样是描写村镇商业——林家广货铺子——破产倒闭的过程，小说中收支帐目的详细统计揭示出店铺倒闭的社会原因，但因叙事视点的多样，给出的原因更加全面：外国的经济军事侵略导致民族情绪高涨，抵制日货，国民党的党部借此敲诈有日货出售的商家;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导致农民日渐穷困，购买力不足;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时局动荡，店铺倒闭，欠款难收，钱庄停业，借贷无门，上海收账客人逼债，林家铺子资金链条中断;大商家裕昌祥设计倾轧，捐税局长、商会会长、党部恶棍等欺压勒索。这些都构成当时中国社会动荡衰败的原因。总体来说，民族的危机与阶级的压迫结合在一起，林家铺子倒闭的命运难以逃脱。小說结尾，林老板带着女儿仓皇出逃，却将经济损失转嫁给更无助的人群。朱三阿太、张寡妇、陈老七这些乡邻在林家铺子的存款化为乌有，血本无归。这一方面揭示出在乡土社会败落过程中诚信体系瓦解和小商业主苟安自保，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在相互联系的经济网络里，村镇小商业的破产给更无助的阶层带来的苦难。

其实，《桥上》的结尾借伊新叔的想象和恐慌同样涉及到了这一点，在伊新叔店铺存款的乡邻面临着相同的命运。在这里，乡土小说与左翼小说显现出深刻的叙事关联，尽管鲁彦对伊新叔的苟安自保，对这种小商业主的两面性还没有深入发掘。

上述小说主要是以村镇地主家道衰落、村镇小商业破产为中心，表现内外交困的旧中国乡村社会的危机和苦难，并探寻其原因。与之相比，广大农民的苦难更加深重。广大农民的经济破产是农村经济崩溃的主要方面。叶绍钧的乡土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左翼小说的代表作、茅盾的《春蚕》和叶紫的《丰收》，都着重描写农民丰收成灾，并在不同程度上探寻农民改变现实命运的出路。

《多收了三五斗》截取丰收之后的农民到万盛米行粜米的片段，丰收的欣喜、家计的盘算、生活的希望被米价暴跌的意外结局击得粉碎，终日的辛劳、老天的照应换来的是比往年更坏的结果。小说侧重描写农民丰收之后日常家计的琐细盘算和生计如何化为泡影，从这一方面讲，这篇小说像一本农民家庭生活必需品的明细账，在这帐目的预算中隐藏着微小可怜的生活希望，这希望的破灭和不如前的命运让农民们掩藏不住激愤躁动的情绪。小说结尾农民归家前在河埠头烧饭喝酒，大家一起回顾苦痛命运，议论命运的缘由和求生的出路，这表明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大家命运的一致性，在激愤躁动的言辞中闪烁着反抗的火种。小说最后还记录了一份地主们针对粮价暴跌而制定的救济方案，这自然也不能改变农民破产逃亡、乡土社会解体的现实状况。

与《多收了三五斗》相比，《春蚕》更注重农业生产过程的描写，小说勾画了一幅完整的养蚕工序流程图。对每一个劳作环节的极度认真，对养蚕家业宗教徒般的虔敬以及贯穿整个养蚕过程的紧张气氛，显示出老通宝一家及众乡亲对生活灾难的极大恐惧以及对改变生活现状的极度渴求。最后丰收成灾的结局说明，劳苦农民在旧有生活轨道上即使尽最大努力也无法挽救自己的命运。

小说将生产过程的描写置入旧有生活轨道的勾勒之中，老通宝的生活观和世界观，他对外洋事物的排斥心理以及地方的风俗习惯、迷信偏见，都是旧有生活轨道的产物和表征。老通宝的挣扎失败说明旧有生活轨道难以为继。而“子一辈”农民多多头对待被称为“白虎星”的妇女荷花的态度，他对迷信忌讳的嘲笑，对生活现实的清醒认识，他的勇敢乐观、富有生命活力，都表明他具有不同于父辈的精神面貌，他是超越旧有生活轨道的新生力量的代表。这里，父子两辈人的冲突具有了深刻的革命内涵。

这篇小说里同样有一本农民家业的收支明细账，这种家业亏空破产的帐目记录，是当时左翼小说与乡土小说乡村叙事的一个共同之处，这账目提供了当时乡村家庭经济情况的统计资料，其中饱含着农民家庭无尽的劳苦和辛酸。可以说，社会革命的必要性首先不是建立在别处，而是建立在这入不敷出的帐目之上。

《丰收》中也有一本云普叔家的破产帐目记录，这帐目中包括卖掉女儿所得。在饿死与活命之间，卖掉女儿虽然痛断肝肠，却也只能接受。云普叔家的破产记录其实是一份活命的记录。活命求生取决于农业生产的丰收，这是云普叔等“父一辈”农民认定的命运。小说借农民与自然的搏斗来描写农民活命求生的挣扎，车水抗旱、抢险抗洪，每一次天时的变化都让人胆战心惊，极度的苦累非亲历者不能写出。但农民从天灾、自然那里抢来的丰收却导致了更大的亏空，这迫使立秋等“子一辈”农民只能从另一方面寻找求生出路，这出路就是集体抗租斗争。

这里，“子一辈”的农民终于承担起挽救家人命运的重担，这重担与新的社会变革结合在一起。王鲁彦等乡土小说家笔下的情节模式在这里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其情节模式所隐喻的乡土社会危机在这里有了解决的方案，云普叔这样的“父一辈”的转变与觉醒预示了这方案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新的求生出路终于在旧日的农村大地上蜿蜒伸展。

在叶紫的小说《火》中，30多个觉醒了的农民率先组织起来，带领全村开展抗租斗争，临近村庄也同样燃起了斗争的火焰，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与阶级斗争在广大农村展开。叶紫是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亲历者，他的父亲和姐姐因参与农会斗争而被杀害，他自己也遭到反动派的缉捕。他对农民苦难命运与农村阶级斗争的描写有着深刻的理解。

如果孤立地看《火》这样的作品，存在人物形象不够饱满、抽象空洞、概念化等问题。但是，如果把这种左翼小说与乡土小说联系起来看，这种局限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乡土小说对社会危机和苦难的书写在客观上补充和加强了左翼文学的叙事基础。与之相比，左翼文学着重叙述的是在此基础之上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是民众为新的求生之路而奋起反抗的历史阶段。在真实的历史中，被这历史阶段所锻造的新的社会主体正在萌生，还未成型，所以左翼作家笔下的这些人物形象不够成熟丰满，有抽象空洞、概念化等局限，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辩证地看，左翼文学这种局限反证出左翼文学的敏锐。因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左翼文学能够洞察新的历史动向和历史内容，能够捕捉正在萌生的、代表社会未来出路的新人，并努力将其表现出来。与之相比，乡土小说往往缺乏这种敏锐性，因而看不到历史行进的方向，其中的人物虽然苦难深重，却也无路可走。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左翼文学为乡土小说提供了更有效地回应社会现实的发展方向。

抗战前夕，乡土小说家王鲁彦创作了表现农民逐步走向反抗的长篇小说《野火》。《野火》中，华生等青年农民在地主阿如及其帮凶的压迫下，在苛捐杂税的盘剥下逐渐觉醒，表现出与哥哥葛生的忍气吞声、与老一代农民的保守迷信绝不相同的精神面貌。华生的勇敢无畏、阿波哥的坚韧深沉、秋琴的聪慧新知，使他们成为探索新的求生出路的代表，这样的“子一辈”是实现社会变革的新生力量。随着天灾人祸的不断降临，苦难深重的农民们与地主阿如、乡长傅青山等分化为对立的两个阵营，在华生等青年的带领下，广大农民在祠堂里清算阿如、傅青山的罪恶，却遭到阿如、傅青山的欺骗和镇压。在这条农民自发反抗的主线上，华生与菊香的爱情波折以及地方环境、礼俗描写穿插其中，使小说依然保持着浓郁的乡土特色。从这篇小说可见出乡土小说叙事向左翼文学的方向迈进。

综上所述，乡土小说对旧中国乡土社会危机和苦难的叙事与左翼文学相互印证，其在客观上补充和加强了左翼文学的叙事基础;而左翼文学因其历史敏锐性，为乡土小说提供了更有效地回应社会现实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参考文献：

[1]曹清华.何为左翼，如何传统——“左翼文学”的所指[J].学术月刊，2008（1）：102-109.

[2]刘晴波，主编.杨度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228.

[3]彭家煌.彭家煌小说经典[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46.

作者简介：李慧，上海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德州学院学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