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早期历史文献中，故事与历史纠结难分。历史常常以故事为载体，得以呈现和流传;故事往往以历史为内核，叙述情节。对比清华简《越公其事》与《国语》《左传》相关篇章发现：历史文本的生成，往往以某个或某些史实为核心，不断衍生出不同的文本，甚至故事化文本;历史故事不断衍生，原因在于叙述者的叙事视角、情感立场不同，在不同程度上编写历史故事，导致人物形象的叙事出现差异;故事与神话一样，也有原生故事、次生故事之分;后出历史文献抄写先出历史文献，大致存在照录、省略、增饰与变易四类情况，其中增、减的多是故事。因此，先秦诸史关于吴越相争的记载多有历史故事。

关键词：清华简;《国语》;《左传》;历史故事; 吴越相争;句践

中图分类号：I209;K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20）06-009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两汉故事及故事类文献研究”（16BZW042）

作者简介：陈洪，博士，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中国早期历史文献中，故事与历史纠结难分。历史常常以故事为载体，得以呈现和流传;故事往往以历史为内核，叙述情节。故顾颉刚先生早就提出借故事研究古史的方法，以为“用这种眼光去读古史，她的来源、格式与转变的痕迹，也觉得非常清楚”。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72页。《国语》《左传》等先秦文献所记载的句践灭吴，不仅是春秋史上颇具戏剧性的一段历史，也是颇具传奇性的一个故事。近年来，清华简《越公其事》（下文简称《越公其事》）、慈利简《吴语》等先后出土和刊布，更激发了学术界的热情，重新探讨这段历史的真相，推断文学演绎的过程。何有祖：《慈利竹书与今本〈吴语〉试勘》，2005年12月26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9，2020年1月7日。李守奎：《〈越公其事〉与句践灭吴的历史事实及故事流传》，《文物》，2017年第6期，第75-80页。石小力：《清华简〈越公其事〉与〈国语〉合证》，《文献》，2018年第3期，第60-65页。上述成果或专论相关历史文献，或专论历史与故事之关系。本文拟从文献生成的角度，考察早期文献中历史与故事生成的相关问题。

一、吴越媾和的盟约

《越公其事》全篇存七十五简，分为十一章。根据内容可分为三组：第一至三章写吴越媾和，第四至九章写越备战诸措施，第十、十一章写越灭吴。整理者提出，该篇与《国语》之《吴语》《越语上》《越语下》密切相关，都是“以句践灭吴为主题的历史故事”。这表明，战国时期，“句践灭吴的历史已经故事化，在各地普遍流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下册），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112页。这里提出的历史故事化问题颇具眼光，亦值得进一步探讨。

对比《越公其事》与《国语》的相关篇章发现，历史文本的生成，往往以某个或某些史实为核心文本，不断衍生出不同的历史文本，甚至形成故事化文本。《越公其事》第一章写越大夫种求和之事。

赶登于会稽之山，乃使大夫住（种）行成于吴师，曰：“……上帝降□□（[祸于]）越邦，不在前后，丁（当）孤之世。吾君天王，以身被甲胄，敦力鈠枪，挟弪秉橐（枹），振鸣□□□（[钟鼓，以]）亲辱寡人之敝邑，寡人不忍君之武励兵甲之威，播弃宗庙，赶在会稽，寡人有带甲八千，有旬之粮。君如为惠，交（徼）天地之福，毋绝越邦之命于天下，亦使句践继纂于越邦，孤其率越庶姓，齐厀同心，以臣事吴，男女服。四方诸侯其或敢不宾于吴邦？君如曰：‘余其必灭绝越邦之命于天下，勿使句践继纂于越邦矣。君乃陈吴甲□，□□□（[兵，建钲鼓]）斾旆，王亲鼓之，以观句践之以此八千人者死也。”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下册），第114页。引文为宽式，下同。“赶”，或读为“迁”。

这段文字大致有三层意思：第一层，说明吴师威武，越军尚存八千的状况;第二层，说明“君如为惠”的结果;第三层，指出“君如曰”不为惠的结果。从某些特殊字句考察，第一层和第三层的意思说吴师威武，当与《国语·吴语》中的一段文字密切相关：“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挟经秉枹。……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于振铎。”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49-550页。简文整理者以为，“挟经秉枹”之“经”当是“弪”之误。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下册），第115-116页。第二层意思其实是和解的盟约。《越公其事》第三章记载，“今大夫俨然监（衔）君王之音，赐孤以好曰：‘余其与吴播弃怨恶于海济江湖。夫妇交接，皆为同生，齐执同力，以御仇雠。使者返命越王，乃盟，男女服。”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下册），第122页。这里明确说，“君王之音，赐孤以好”以下是越王请求盟约的具體内容，“乃盟，男女服”则是盟约的核心内容。

《越公其事》第一章的三层结构和盟辞，在《国语》诸篇中以不同面目出现过。

（大夫种）私于下执事曰：“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句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将焚宗庙，系妻孥，沈金玉于江，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乃必有偶。（《越语上》）徐元诰：《国语集解》，第568页。

（诸稽郢曰）“句践请盟：一介嫡女，执箕扫以晐姓于王宫;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随诸御;春秋贡献，不解于王府……今天王既封殖越国，以明闻于天下，而又刈之，是天王之无成劳也。虽四方之诸侯，则何实以事吴？”（《吴语》）徐元诰：《国语集解》，第539页。

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曰：“请士女女于士，大夫女女于大夫，随之以国家之重器。”吴人不许。大夫种来而复往，曰：“请委管籥，属国家，以身随之，君王制之。”吴人许诺……（句践）令大夫种守于国，与范蠡入宦于吴。（《越语下》）徐元诰：《国语集解》，第577页。

《越语上》中“寡君”两句是简文第一层意思的浓缩，划线部分是简文第二层意思，即盟约的变形，“若以”以下数句是简文第三层意思的变形。《吴语》和《越语下》的结构虽不像《越公其事》《越语上》三层意思齐全，但划线部分的请盟都不少。表层叙述语言不同而深层结构相同，这种现象表明，尽管《越公其事》与《越语上》《吴语》《越语下》四个文本的请和之辞有许多故事性的演绎，但核心都是盟约。尽管历史中真实的盟辞早已失传，但核心意思一定是“以臣事吴，男女服”，盟辞绝不会采用“一介嫡女，执箕扫以……”“士女女于士，大夫女女于大夫”等语言形式。关于先秦盟誓的种类、特点、仪轨，参见吴承学：《先秦盟誓及其文化意蕴》，《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第102-111页。

又据《吴语》所载，“将盟，越王又使诸稽郢辞曰：‘以盟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干，足以结信矣。以盟为无益乎？……吴王乃许之，荒成不盟。”徐元诰：《国语集解》，第540页。说明此次结盟空有约辞，未真正行歃血之仪式，也未实行盟约中“交质”之约定，故《越公其事》《吴语》均未记载句践入吴为质三年之事。因此，《越语上》所谓“然后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越语下》所谓句践“与范蠡入宦于吴”云云，都应当是虚构的故事。《左传》哀公元年记载此次请和最简洁，仅有一句话：“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91页。似乎认为有其事而诸家记载之辞不可信。

二、伍子胥之惧与吴王之谦卑

从《越公其事》看《国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历史叙述者因叙事视角、情感态度不同，会不同程度地编写历史故事。这正是历史故事不断生成的深层原因和内在机制。《越公其事》第二章写吴王说服伍子胥许和。

吴王闻越使之柔以刚也，思道路之修险，乃惧，告申胥曰：“孤其许之成。”申胥曰：“王其勿许！天不仍赐吴于越邦之利，且彼大北于平备（邍），以溃去其邦，君臣父子其未相得。今越公胡有带甲八千以敦刃皆（偕）死？”吴王曰：“大夫其良图此！昔吾先王盍庐之所以克内郢邦，惟彼鸡父之远荆，天赐中（忠）吴，佑我先王。……今我道路修险，天命反侧。其庸可智（知）自得？吾始践越地至于今，凡吴之善士将中半死矣。今彼新去其邦而笃，毋乃豕斗，吾于胡取八千人以会彼死？”申胥乃惧，许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下册），第119页。

与此密切相关，《越公其事》第三章述吴王许和。

吴王乃出，亲见使者曰：“君越公不命使人而大夫亲辱，孤敢脱罪于大夫。孤所得罪，无良边人称怨恶，交斗吴越，……今大夫俨然监（衔）君王之音，赐孤以好曰：‘余其与吴播弃怨恶于海济江湖。夫妇交接，皆为同生，齐执同力，以御仇雠。孤不敢许诺，恣志于越公！”使者反命越王，乃盟，男女服，师乃还。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下册），第122页。

该篇简文整理者说：“获胜的夫差谦卑至极，被描写得像是失败者，与其他文献记载很不相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下册），第112页。其实第二章描写吴王之惧与伍子胥之惧，亦如此。这里与传世文献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吴王与伍子胥的矛盾被淡化了。《左传》中伍子胥不许和的激烈谏辞多达二百余字，先讲夏朝浇灭国不尽、少康复国的故事，再讲“句践能亲而务施”，吴越“世为仇雠”，吴王“违天而长寇雠”必后悔不及，求霸“必不行”，分析深刻言辞犀利，但吴王不听。故伍子胥非常激愤，“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1792-1793頁。二十年之后将为沼泽，近乎吴灭之咒语！又如《吴语》记载，

吴王夫差乃告诸大夫曰：“孤将有大志于齐，吾将许越成，而无拂吾虑。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谏曰：“不可许也……为虺弗摧，为蛇将若何？”吴王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为大虞乎？若无越，则吾何以春秋曜吾军士？”乃许之成。徐元诰：《国语集解》，第539-540页。

此中“无拂吾虑”与“不可许”，“不可许”与“奚隆于越”，都是吴王与伍子胥之间针锋相对的政见冲突。这种矛盾，在《越公其事》中被伍子胥的一个“惧”字化解了。

其二，吴王的性格被改变了。在传世文献中，吴王夫差向以刚愎自用、狂妄凶残、奢侈纵欲著称。《国语·楚语下》记载楚大夫蓝尹亹之评价：“今吾闻夫差好罢民力以成私好，纵过而翳谏，一夕之宿，台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从。”徐元诰：《国语集解》，第539-540页。《左传》哀公元年也记载有相同的内容，只是改为由楚大夫子西说出：

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1795-1796页。这段文字当源自《国语·楚语下》。

另外，还有传世文献未记载的伍之鸡。吴王提到的“鸡父之远荆”，是指伍子胥弟弟伍之鸡当年协助吴王阖庐远征楚国之事，清华简《系年》略载其事。《系年》第十五章：“少师无极谗连尹奢而杀之，其子伍员与伍之鸡逃归吴。伍鸡将【81】吴人以围州来，为长壑而洍之，以败楚师，是鸡父之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70页。

面对同一矛盾，同一人物的性格差别这么大，是《越公其事》在编故事，还是《国语》《左传》在编故事？或可从叙事学的理论来解释。从吴王立誓为父王阖庐报仇、有志称霸中原的史实来看，吴王之“惧”，其实不是怕越人拼命，而是怕消耗吴国实力，妨碍问鼎中原的大计。从伍子胥强调吴越“世为仇雠”，吴王求霸“必不行”以及越“为虺弗摧，为蛇将若何”等清醒的认识来看，伍子胥之“惧”，其实不是因为吴王耐心劝说和担心越人拼死，而是害怕彻底激怒吴王而被杀。但是叙述者先在地赞赏越国，在这样的态度下，伍子胥之“惧”被理解为害怕越人的八千甲士拼死，因此不仅将越兵五千人夸大为八千人，而且又将吴王的许和之辞写得谦卑至极。同样，《吴语》《左传》的叙述者从欣赏、同情的角度也会把吴王写成一个勇猛而有血性的英雄，将伍子胥写成一个忠勇而善谋略的智者。

有了《越公其事》这一出土文本作为对照，我们能更清楚地发现，历史叙述者无论从赞赏的角度还是从鄙夷的角度出发，都在不同程度地编历史故事。历史叙述者很难摆脱自己的情感而坚持中立的立场，《春秋》之“惩恶而劝善”，《国语》之“章表善恶”，《左传》之“君子曰”，《史记》之“发愤著书”，其实都是因叙述视角有倾斜、叙述情感有偏向而不能中立的体现。这正是历史故事不断生成的深层原因和内在机制。

三、窃焚舟室

故事与神话一样，也有原生故事、次生故事之分。不过在考察每个故事的流传时，由于文献时代不明，所以往往很难分清原生故事与次生故事的关系。《越公其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原生故事样本。

《越公其事》第四至九章写越王无为而治三年，施行“五政”，记叙了修养生息、恢复国力的种种措施。这六章是《越公其事》全篇的主体，叙述平实，间或议论，基本是史书写法。但是，《越公其事》中亦有故事的写法，如第十章记载，

王监越邦之苟（敬），亡（无）敢躐命，王乃试民。乃窃焚舟室，鼓命邦人救火。举邦走火，进者莫退，王惧，鼓而退之，死者三百，王大喜，焉始绝吴之行李，母（毋）有往来以交之。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下册），第145页。

所谓“试民”，是检验越邦民众的勇敢和听令程度。“窃”“惧”“大喜”既写情节的惊奇展开，又写情态的惊人变化，“始绝”“毋有”，写出小事中之大义。如此短小精悍的故事，出现之后便流传不绝。《墨子·兼爱中》记载，

昔越王句践好士之勇，教驯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试其士曰：“越国之宝尽在此！”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士闻鼓音，破碎乱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击金而退之。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05-106页。“和合之”，孙注：“此三字无义，疑当作‘私令人，属下读。”“碎”，疑作“萃”，聚集。此处“和合”作“能谐”解，独立断句。参见吴毓江：《墨子校注》，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65-166页。

改“民”为“士”，突出军队备战之义，但失去了“举邦”的全民备战之义。“焚舟失火”，颇失原文“窃焚”之义，“舟室”，指船宫。“破碎乱行”，写争先恐后之状况。“碎”，如孙注，或是“萃”之借字，意为聚集。“越国之宝尽在此”，是衍生的细节，以救宝为激励，削弱了原文唯号令是听的寓意。《墨子·兼爱下》《吕氏春秋·用民》都引用了该故事，细节又有所变化。前者曰“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胜数也”;孙诒让：《墨子间诂》，第125页。后者曰“句践试其民于寝宫，民争入水火，死者千余矣”。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24页。 “寝宫”去“舟室”之义更远，死亡“不可胜数”“千余”，增加夸饰。

在《韩非子·内储说上》中，该故事又有重要演变。

越王问于大夫文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吾赏厚而信，罚严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试焚宫室？”于是遂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之涂其体、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胜之势也。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94页。

先用君臣关于“伐吴”的对话，引出用赏罚教民之意，文种提出“试焚宫室”之谋;再用“人莫救之”，引出赏罚之令，顺势写命令发出后，“左三千人，右三千人”的动员奇效，并得出结论“此知必胜之势”。作为法家的代表，韩非强调法、术、势，本篇列在“说三”，是解说七术之三“赏誉”的，故將原故事改造成讲究谋术（“试焚宫室”）、重赏誉（“下令”）的小说。笔者认为，古小说的基本特征是“譬喻故事+议论”。详见拙著《中国早期小说生成史论》，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87页。

《韩非子》在同篇“说三”中，又将该故事与“怒蛙”故事合并起来。

一曰。越王句践见怒蛙而式之。御者曰：“何为式？”王曰：“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乎？”士人闻之曰：“蛙有气，王犹为式，况士人之有勇者乎！”是岁，人有自刭死以其头献者。故越王将复吴而试其教，燔台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赏在火者;临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赏在水也;临战而使人绝头刳腹而无顾心者，赏在兵也。又况据法而进贤，其助甚此矣。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第598-599页。

“怒蛙”故事似首见于《尹文子·大道篇》。此处正文只有“怒蛙”故事，到“一曰”中又叠加“燔台”故事，足见韩非对此故事的喜爱。以后，伏轼怒蛙、焚烧舟室，便都成为越王好勇的典故了。这也说明，在越王好勇的历史背景下，衍生出诸多生动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精彩的故事，《国语》诸篇都没有采用，其他早于战国中期的文献也未见其事。《越公其事》在焚舟故事之后记载，

吴王起师，军于江北，越王起师，军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师为左军、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为中军。若明日，将舟战于江。及昏，乃命左军衔枚溯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渝江五里以须，夜中，乃命左军、右军涉江，鸣鼓，中水以□。吴师乃大骇，曰：“越人分为二师，涉江，将以夹□（攻）□□□□□旦，乃中分其师，将以御之。越王句践乃以其私卒六千窃涉，不鼓不噪以侵攻之，大乱吴师。左军、右军乃遂涉，攻之。吴师乃大败，三战三北，乃至于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下册），第145页。“三战三北”，原释文作“疋（旋）战疋（旋）北”，似误。参见石小力：《清华简〈越公其事〉与〈国语〉合证》，《文献》，2018年第3期，第60-65页。

这一大段简文与《吴语》相应段落的文字几乎一致，这意味着《越公其事》产生的时代晚于《吴语》（详下文），故焚舟故事属于首见。借用神话学的理论，《越公其事》中的焚舟记载的是原生故事，《墨子》等子书中的焚舟记载是次生故事。从先秦诸子著作中所载故事的来源考察，大量故事的源头在史书之中，属于历史故事，即大多是次生故事，很少是原生故事，例外的大約只有《庄子》。

同时，这段简文也为我们区分历史叙事与历史故事提供了很好的样本。《越公其事》和《吴语》相应段落一样，只是按照历史事件的自然顺序冷静、客观地叙事，没有夸张和虚构，也没有涉及情态。如上所述，窃焚舟室则有令人惊奇的情节和生动的情态，还有部分内容很可能是虚构的。当然，历史故事也可以没有虚构。这种故事性在后来次生的焚舟故事中更加明显，如“不可胜数”“千余”等夸饰。

四、吴王之死

后出文献抄写先出文献，大致存在照录、省略、增饰与变易四类情况。抄写中无论出现哪类情况，都是文献生成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越公其事》第十一章写吴越相争的结局。该章共存连续的七支简，约二百五十字。从整体看，前五支简的文字非常接近《吴语》，大致说吴宫被围，吴王求行成，句践不允，吴王自杀;后两支简的文字则不同于《吴语》。

吴王乃辞曰：“天加祸于吴邦，不在先后，丁（当）役孤身。焉遂失宗庙。【七四】凡吴土地民人，越公是有之，孤余奚面目以视于天下？越公其事（使）！”【七五】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下册），第150页。原整理者说：“越公其事，形式上与简文没有间隔，末端符号很像篇尾标志，但文义与上文不相连属，当是概括简文的篇题。”石小力则认为，“越公其事”非篇题，当是吴王之语，意思是随越公处置吧。“事”，可解作“使”。此意见可从。参见上引论文。

《吴语》结尾则记载，

夫差辞曰：“天既降祸于吴国，不在前后，当孤之身，寔失宗庙社稷，凡吴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视于天下！”夫差将死，使人说于子胥曰：“使死者无知，则已矣;若其有知，君何面目以见员也！”遂自杀。越灭吴，上征上国，宋、郑、鲁、卫、陈、蔡执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谋故也。徐元诰：《国语集解》，第561-562页。

这里显然出现了祭祀（说）子胥、子胥被抛尸江中和史论三个细节，原因是《吴语》中有因力谏被赐死、嘱悬目于东门的情节。慈利出土楚简《吴语》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前段，有残文“[盛]者（诸）鸱夷（鴺），而投者（诸）江，吴[王]【135-36】”，张春龙：《慈利楚简概述》，艾兰、邢文主编：《新出简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7页。 据此可知《吴语》确有子胥被抛尸江中的情节，也可推知《吴语》结尾也应有夫差将死而“说于子胥”的悔恨情节。

有趣的是，《越语上》的结尾与《越公其事》的结尾颇为接近。

夫差对曰：“寡人礼先壹饭矣，君若不忘周室，而为弊邑宸宇，亦寡人之愿也。君若曰：‘吾将残汝社稷，灭汝宗庙。寡人请死，余何面目以视于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灭吴。徐元诰：《国语集解》，第572-573页。

这里，“余何面目”以下数字，竟又与《越公其事》简文相同！《越公其事》既有与《吴语》相同的文字，又有与《越语上》相同的文字，根据这种现象可以推断，《越公其事》的简文极有可能是抄录《吴语》《越语上》综合而成的！这种综合抄录的痕迹，在简文中还残留些许蛛丝马迹。如简文“孤余奚面目以视于天下”之“孤余”不辞，当删去“孤”或“余”。这一语病应当是将《吴语》之“孤何以”与《越语上》之“余何面目以”参照抄写而产生的。正如《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用“保栖于会稽”，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40页。混合《越语下》“栖于会稽”，《左传》哀公元年“保于会稽”一样，都是“很有意思”的综合之抄。张以仁：《国语左传论集》，台北：东升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第89页。

上博简产生的时代，一般认为是战国中期后段。《越公其事》既有综合抄写《吴语》《越语上》的现象，则其产生时代当晚于《国语》。作为后出文献，《越公其事》抄写先出文献《吴语》《越语上》，据上述，出现了照录、省略和增饰三类情况。照录主要抄自《吴语》，如第十章之吴越大战，第十一章之吴越媾和;省略主要针对《吴语》，如吴王“使人说于子胥”;增饰之处不多，如第二章之“鸡父之远荆”，第十章之“窃焚舟室”等。这里主要讨论省略的情况。

《越公其事》既然大量照录《吴语》，表明《越公其事》的作者对《吴语》的史料基本采信;但《越公其事》与《越语上》一样，没有采录伍子胥被赐死、吴王祭祀伍子胥的情节。这种省略的原因可能有二。第一，编写侧重点不同。顾颉刚先生认为，《国语》中关于吴越相争的三处记载，中心人物各不相同，《吴语》主要突出夫差，《越语上》主要突出句践，《越语下》主要写范蠡。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94-107页。第二，史识不同。从上述《越公其事》第二、三章写伍子胥之惧与吴王之谦卑来看，《越公其事》的作者或许认为吴王与伍子胥的形象并非《吴语》所写那样，君臣矛盾并非那么激烈，故伍子胥不必有因力谏而被赐死之事，结局中当然也就没有吴王“说于子胥”之事了。换言之，《越公其事》的作者可能认为悬目东门、抛尸江中是虚构的情节，所以不予采用。《越公其事》结尾，“孤余奚面目以视于天下”句，显露出作者在抄录不同史料时的选择与思考。

作为旁证，《左传》对吴越相争结局的省略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请使吴王居甬东。辞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缢。越人以归。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1920页。

这里把吴王请成、越王不许、“说于子胥”等细节都省略了，很可能是为节省文字。不过这样省略是有问题的，因为哀公十一年明明写了伍子胥之死， 杨伯峻编著的《春秋左传注》（第1858-1859页）写赐死原因和经过曰：“吴将伐齐，越子率其众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馈赂。吴人皆喜，唯子胥惧……谏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弗听。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反役，王闻之，使赐之属镂以死。将死，曰：‘树吾墓槚，槚可材也，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只是没有悬目东门、盛尸鸱鴺、投之于江的细节而已，所以结尾不写“君何面目以见员”之悔恨，在整体情节上缺少前后照应，结构上也不够完整。

从文本生成的角度而言，吴越相争的历史结局应当有吴王请成、越王不允和吴王自杀三个环节。《越语上》《越公其事》都完整地包含了这三个环节，最贴近历史真相，应是吴越相争历史文献的底本。《左传》只写了不允、自杀两个环节，缺失了请成的史实，当是文本在流传中有所省略。《吴语》在请成、不允和自杀三个环节之外，又增加了吴王的悔恨（“说于子胥”）、史论两个环节，从而使子胥之死与吴王之死变成了或真或假的历史故事，同时，吴王之死更具有历史的反面教训意义（“夫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谋故也”），悔恨、史论两个环节应当是历史文本的二次生成。

〔责任编辑：沈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