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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的异乡人

2020-01-20杨程程

南腔北调 2020年1期
关键词:梁鸿城市化

杨程程

摘要:作为《中国在梁庄》的姐妹篇,在《出梁庄记》中梁鸿作为梁庄隐形的“在场者”,从游历视角出发,按照不同的地点顺序对“梁庄”在外地务工人员的生活方式、工作环境、身体状况、精神状态等进行了阐述,展示了这些“进城农民”的生存图景和文化心理结构,表明不同城市中“出梁庄人”的共性。值得注意的是,相同年龄段的“出梁庄人”有其鲜明的年龄特征,本文试图从年龄角度对该作品进行解读,揭开不同年龄层次的“出梁庄人”的面貌,通过解读这一中国社会转型期进城务工者群体,对当代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问题进行思考,寻找缓解“大地上的异乡人”煎熬与苦楚的良方。

关键词:梁鸿 《出梁庄记》 进城务工者异乡人 城市化 年龄梯度

每到年关,归家途中遇见形形色色风尘仆仆的游子,缓慢的绿皮火车,吆喝不停的小贩,拥挤的车厢,疲惫的脸庞,这是离开“魔都”上海的真实世界。偌大的中国,除了都市里的白领、社会精英,更多的是由这样奔波于归乡途中的人们所构成。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被社会称为“农民工”“进城务工者”,他们的本质是“大地上的异乡人”。穿梭于城市之中,笔者总是选择性地忘记他们的存在,然而实际上,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大部分,他们才是更为真实的中国社会的表征。

在梁鸿的《出梁庄记》中,她对这些家乡的进城务工农民做了详实的记录,梁鸿凭借着《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高度认可,已经成为国内非虚构文学创作领域的标志性作家之一。在《出梁庄记》中,梁鸿作为梁庄隐形的“在场者”,从游历视角出发,按照不同的地点顺序对“梁庄”在外地务工人员的生活方式、工作环境、身体状况、精神状态等进行了阐述,展示了这些“进城农民”的生存图景和文化心理结构,表明不同城市中“出梁庄人”的共性[1]。值得注意的是,相同年龄段的“出梁庄人”有其鲜明的年龄特征,本文试图从年龄角度对该作品进行解读,揭开不同年龄层次的“异乡人”的面貌,通过解读“出梁庄人”这一中国社会转型期进城务工者生活现实的直接表征,对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进行思考。

一.负重前行的中年

梁鸿的第一站是西安,她在西安探访了“大哥”以及“虎子”。这两人是较早的老一代外出梁庄的中国农民代表,他们面对屈辱性的生活安然麻木、充满无奈,在这种无奈和麻木之中,他们学会了城市的“生存之道”,而生活的寄托则依然在日夜思念的故乡与下一代身上。就如书中所言:“梁庄才是他们的精神中心,梁庄里的人和事闪闪发光。”

“大哥”和“虎子”的生活书写了一部“出梁庄人”在中国城市闯荡打拼、养家糊口的生活史,实质上更是无数中国农民离开农村、走向城市的当代史。“大哥”和“虎子”都以为,在西安这个城市里,凭着勤恳的劳动可以满足生存需求,进而实现社会需求。然而,在现实中,他们依然受到“黑狗子”①“托兒”②的欺压和不公正待遇。令人心酸的是,即使面临这样的状况,他们依然觉得在西安挣钱不受气,仍留在了德仁寨。可见,中国农民是淳朴而极具忍耐性的群体,但即使拥有这样优秀的品质,他们依然遭受着来自城里人内心深处的歧视与敌意,依然在城市中无所适从。

但“大哥”和“虎子”却又各有各的苦楚与煎熬。“大哥”已经年过半百,辛苦栽培的儿子“梁东”是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然而儿子不但不能给予其回报,甚至还需要父亲日夜拉三轮以资助其在省城郑州买房。面对亲朋好友的不解与愤懑,“大哥”并不觉得这是儿子对他的亏欠,甚至在收到儿子心疼他的短信时觉得受宠若惊,且将短信保存了好几年。“大哥”何尝不是当代农村父亲众生相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为家庭奔波打工,寄希望于下一代,儿子也的确勤勉努力,从教育资源匮乏的小村庄一路读到重点大学,然而毕业后为了在省城扎根却依然需要父亲的资助,成为众多亲戚口中“读书无用论”的经典案例,成为社会媒体报道中的“凤凰男”故事。这实质上是现今持续被讨论的所谓“寒门学子”③的现象,来自农村的孩子即使用功读书,若要在城市扎根,最后可能也难逃“啃老”的命运。读到这里,身为和“梁东”极其类似的一代人,笔者感同身受,世俗观念告诉我们“知识改变命运”,但是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命运才算好。

再看稍微年轻一些的“虎子”,在西安打工的中年人“虎子”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从未想过在这座城市买房子定居,而是用积蓄在梁庄建了一幢华美的房子,尽管只在这房子里住过不到1个月,他依然觉得只有回到梁庄家里才“心里清是美”④。对于西安这座待了20多年的城市,他依旧怀着倔强的敌意,既怒又怨地认为“人家不要咱”,这并不只是他的主观臆想的感受,而是这么多年的城市打工经历教会他的道理。“虎子”的女儿却对西安这座城市有感情,在城市里成长的她将来要在西安定居。从“虎子”的身上,笔者窥见了自己父亲的身影,即使可以在城市中站稳脚跟,这一代的中年农民仍对乡村怀有极深的情感,依然期盼着年老后回乡养老,坚信城市终究不是他们的栖息地;从“虎子女儿”的身上,笔者窥见了自身的特质,作为在城市中成长的农民的子女,我们在对生活的理解与思考上已经完全没有了老一代的乡土依恋情感,而是从审美趣味到内在精神气质的“城市化”,这就造成了新一代农民子女与老一代农民的精神鸿沟[2]。

二.迷茫踌躇的青年

从梁庄走出的中年人往往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年轻人,然而下一代年轻人并非就能回馈他们的期盼,无论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梁平”,抑或是重点大学毕业的“梁磊”,都并未实现世俗眼中读书的价值。学习数控模具专业、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在富士康工厂打工的“梁平”自嘲为“机器人”,认为他的教育经历与专业素质“其实用处不大”,依然不得不从事最低廉的技术操作工作,到处寻找打工机会,混迹于一个个现代工厂,但始终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反而在现代工厂的压榨下成为了“单向度的人”。依据马尔库塞所言,单向度的人即所谓的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不再有能力去追求,甚至也不再有能力去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3]。当代中国社会,国家政策强调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确,对于许多农村学生来说,没有早早辍学,能上职业技术教育学院读专科已经是一种“进步”,但是,接受了职业技术教育后,他们的职业生活与父辈的“打工”又有何本质不同呢?更为心寒的是,他们的父辈还能够将情感寄托于遥远的家乡,可谓“命能悬着尚能燃着”,而他们并没有这样的需求,他们是城市化的迷途羔羊,是被孤独、无助笼罩的群体,是一群在城市社会空间里游荡却绝不愿回到故乡而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并不是职业技术教育的失败导致了“梁平”的迷茫和无助,重点大学机械专业毕业的“梁磊”也未在深圳这座号称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中求得心安。“梁磊”做着和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只能和妻子租住在握手楼⑤,对深圳没有归属感,生活的挫折对他的精神世界造成了挤压,他已然习惯用悲观的视角看待事物,并且不自觉地认同现在的一切,有时候也会反思“自己又勤奋、又刻苦,人也不算笨,起点也不算低,怎么就混成这个样子呢?”最终觉得“形势差一点还是要回梁庄”。“梁磊”的问题不能自问自答,也没有任何人能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28岁的“梁磊”和他的同一代人一样,出生在前现代化社会时期,在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巨变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等离开校园面对社会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后现代社会的超越景观”[4],然而,超越景观的宏大耀眼可望不可即,他们所要面对的是这景观背后的支离破碎,是生活的一地鸡毛,他们出路在哪里?他们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梁平”之于深圳,也许就是笔者之于上海。

迷茫踌躇的“出梁庄”青年并不只是影响了自身,他们也给遥远的故乡或者小辈带来了反馈。对于故乡“梁庄”和小辈而言,他们的生活现状使“读书无用论”再一次得到印证,乡村的基础教育日渐被人们忽视,“梁庄小学”早已荒废,村里的乡亲认为“读书划不来”,小辈们认为“不如早点去打工”。当农村忽视教育,当农村的人们因残酷的现实而对基础教育丧失信心,那么一系列恶性循环就会诞生,读书改变命运这条道路上的阻碍将越来越大,而这一问题并非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或是“助学贷款”所能根除的。

三.无所适从的少年

如果說来自农村的父辈和兄辈们还在隐忍地在城市生活中求生存,那么18岁的少年“民中”则是与他们截然不同的形象。借用书中对“民中”这一类少年的描述,“这些年轻人喜欢上网、聊天、打游戏,喜欢穿着帅酷的劣质衣服,染着黄头发,穿着牛仔裤,挣一点钱就去买手机,在城市的大排档和同伴大声地聊天、抽烟、喝酒。他们宁肯在城市闲逛,也不会回农村定居”。可见他们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状态早已和早期的进城务工农民不同。“民中”为他的职业而觉得“羞耻”,他愤恨自己也要成为和父辈们一样的三轮车夫,因此他努力地从外部进行“城市化”的自我建构,无论是衣着或是行为,都模仿着“城里人”的标准。

“民中”对抗“羞耻”的方式是自我放纵或从外部进行“城市化”的自我建构,实际上“民中”并不是特立独行的少年,也并非个例,打开当今热门的直播视频软件,就能够看到许多与他类似的“非主流”“杀马特”少男少女的影子,甚至笔者审视周围,笔者的堂兄弟中,就存在着别的“民中”。虽然在城市中生活的他们本应该被城市的自由、公平、民主、正义、和谐精神所感染,但他们却偏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然而,他们这样的精神状态并非咎由自取,而是由于城市中的一些人以歧视、侮辱、蔑视的态度导致他们心理扭曲。这不得不说是悲哀的,不同于父辈们默默地接受了城市给他们的区隔⑥,“民中”们力图拒绝父辈的生活状态,向往追求现代化城市生活,但是现实壁垒却难以逾越。不仅如此,现代城市中的不公正、蔑视“民中”们的意识形态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壁垒,这种精神壁垒潜在着巨大的风险[5]。“民中”们并非挥霍岁月、并非对未来毫无规划,恰恰相反,他们对自我未来的种种可能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并且因这种清醒的认识而绝望,只能无所适从地通过种种城市人看来“不可思议”的行为发泄其绝望,呈现了新一代农民工与现代城市生活的无可和解性[6]。

四.无辜受难的儿童

在父母背井离乡进城打工的背景下,孩子们的处境也难以称得上幸福。无论是跟随母亲进工厂的男孩,还是留守家中的女孩,与同龄的城市儿童相比都更让人心疼。9岁就跟随母亲在制衣工厂里生活、课余时间帮忙剪线头的男孩“钱保义”,在工人之间如鱼得水地生活着,明明年龄很小,却已经娴熟地承担起剪线的工作,这并非出于好奇或是乐趣,而是母亲担心“孩子老在这白吃白住,老板不高兴”,所以让孩子也干活。虽然“保义”并不知道他变相地成为了“童工”,依然处于无忧无虑的童年,但就在他日复一日地剪线头的时间里,同龄的城市孩子早已奔波于各个兴趣班中,差距就这样日渐拉开。“保义”是懵懂的,只有在这种一无所知的懵懂之下,他才能葆有这种幸福感。对于“保义”的未来,笔者充满好奇,聪明的保义会不会在若干年之后,面对升学的压力、与城市孩子的竞争时,在付出一百分努力、各方角力之后,发觉只得到了十分的成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并不能责怪农村孩子不努力,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在起点上早已不同,城市的孩子早就跑出一里地了,而“保义”们才明白双腿存在的意义。而这还只是一个较为乐观的假设,天真无邪的“保义”们中的相当大一部分,还很可能演变为无所事事中的非主流少年“民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城乡之间二元性就永远不可能消除,甚至只会变成鸿沟。

俗话说“万事比不得在身边”,跟随父母进城务工的“保义”们的幸运之处在于拥有父母的陪伴,而留在“梁庄”的“黑女儿”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处于缺席的状态,由奶奶照顾,正是这样造成了9岁的“黑女儿”被60多岁的邻居老头性侵的悲剧。悲剧发生后,“黑女儿”的奶奶以泪洗面却毫无办法,更难以采取法律措施进行维权,她更在意的是如何给孩子的母亲一个交代。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悲剧的过程中,“黑女儿”始终以一种缓慢、平板、迟钝的态度回应着,她并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并未意识到这件事对一个女性生命的影响[7]。不敢想象,等“黑女儿”年龄渐长懂事之后,懂得上帝用懵懂帮她屏蔽的伤心事之后,她对此又会作何感想?可见,在父母缺失的情况下,农村中会因父母家庭教育的缺失而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作为“留守儿童”的孩子们则是问题的承担者。但是要求父母们回到农村,或是孩子们跟随进城,都各有各的难处,并不易实现。那么,如何才能避免“黑女儿”的悲剧再次发生呢?谁能给他们一个答案?

结 语

毫无疑问,“梁庄”是失落的。在“梁庄”,梁鸿看到的是被遗失的精神文化,是正溃散的伦理观念,是已破坏的生态环境[8]。然而,即使离开了梁庄,“出梁庄人”也各有各的苦楚与辛酸,中年的老一代进城务工者的隐忍负重;青年人的迷茫踌躇;少年的无所适从;儿童的无知无辜。无论是中年一代的“大哥”与“虎子”,抑或是青年一代的“梁平”“梁磊”,还是少年“民中”、儿童“保义”“黑女儿”,都是身为“大地上的异乡人”的真实表征。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出梁庄人”的成长过程,从年幼无知到无所适从的年少,再到经历迷茫的青年时期,最终成长为为生活而坚韧前行的中年,这样的设想也许过于残忍,但却是最普遍的存在,也就是说,进城的“梁庄人”无处不在。诚然,在城市化过程中,他们的阵痛难以避免,但如何实现“出梁庄人”對于美好生活的期盼,如何缓解“大地上的异乡人”的孤独与煎熬,是不应忽视也不能避免的问题。

注释:

①“黑狗子”,书中描述为“不是警察、却被警察雇来行使警察职责的人,协警、城管、治安员、拆迁队员,都是类似身份和职能的人”,身份暧昧但可以公开执法。

②“托儿”,书中描述为“就是两边吃的中介人,一头和警察联合,分工合作,你抓人罚钱,我在中间说和让人交钱;另一头又假装站在三轮车夫的立场上”,就这样,托儿成了最忙碌也最得势的人。

③寒门原本指寒微的门第,专指门第势力较低的世家也叫庶族,并非指贫民阶级,在当今社会“寒门学子”则已经演变成“贫穷人家的学生”之意,多指从农村到城市念书的贫困家庭学生。

④河南方言,意为心里高兴,舒坦,没有烦恼和忧愁。

⑤握手楼:形容楼和楼之间距离的狭窄,前面一家站在后面一家的阳台上,可以和后面一家的人握手致意,在深圳俗称“握手楼”。

⑥区隔:布迪厄提出的“区隔”概念,他认为不同阶层的人会通过审美对象和审美方式等等来标识自身,或者说达到了一种认同;在达成这种认同的同时,也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与其他阶层的区分。

参考文献:

[1]梁鸿.出梁庄记[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1-6.

[2]梁鸿.历史与我的瞬间[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3-10.

[3]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译文出版社,2006:29.

[4]包亚明.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M].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72-75.

[5]皮埃尔·布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5:34-40.

[6]梁鸿.通往“底层”之路——对“底层写作”概念及批评倾向的反思[J].当代作家评论,2009(02):156-157.

[7]梁鸿.呼愁与哀痛[J].青春,2013(01):25-27.

[8]刘莉.怎奈故乡变他乡——梁鸿访谈[J].中国图书评论,2011(06):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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