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守”与“变”及可能的期待

2020-01-20李东若吴俊

当代文坛 2020年5期

李东若吴俊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文学创作现象。莫言在精神资源与文学意图方面展现了“守成”的一面，而在形式创新与风格提纯方面则有其大胆的“创变”。在精神资源的掘进及其拓展、艺术革新与冒进的把握，以及“遗世独立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坚守等方面，莫言近年文学创作呈现了诸多可供探讨的话题。莫言仍在文学创作的“壮年”，已经为世界贡献了个性化的创作和艺术产品，未来的期待也许会成為对他的一种持久的压力或动力。

关键词：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高密东北乡;“守”与“变”

莫言带着他的新作回来了。这一“归来”，是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将近五年。于是乎，接踵而来的是连番的热议，有褒奖，也难免会有质疑。莫言向来以多产、高产闻名于当代文坛，真正印证其本人所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方式是写作。”①截至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已有了十一部长篇小说和数量众多的中短篇小说;此外，莫言还有为数不少的剧本创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突然沉寂于“众声喧哗”之中，很久没有新作发表，直至2017年5月发表题为“故乡人事”的三则短篇小说（包括《地主的眼神》《斗士》和《左镰》）。很快，那个“讲故事的人”又开始活跃于文坛了。截至本文写作时，归来的莫言已陆续发表了多则短篇小说，两首诗歌和两部戏剧剧本。②莫言最终是要靠文学作品来确认他的作家身份。莫言的新作或许提供了另一种重要的镜鉴，令广大读者能够借以进一步观照这位具有重要指标意义的当代作家，也观照后诺奖时代的当代文坛，甚至亦可观照更大背景下的当代中国社会。可以更明显地看到，此番重归文坛的莫言有“守”，也有“变”。在莫言五年沉寂的时刻，人们往往多有揣测。有人云，或许莫言也将遭遇诺奖之咒：大奖之后，再无大作;也有人大胆预言：短暂沉寂后的莫言，必将呈现更加重要的文学文本。实际上，在笔者看来，对于莫言这样一个非常多产且高度成熟的作家来讲，应该很难以所谓脱胎换骨的面貌再度重现文坛;更为合理的期待或许应该是，在之前文学创作长期积累和演进的基础上，有理由期待莫言更具个人成熟创新的突破，或显示出宽广包容度的大成之作。在“守成”与“创变”之间平衡利弊，或可呈现一个更为有益的观察莫言文学现象的视角。

一莫言的“守”：精神资源与文学意图

莫言再度出发的起手式还是围绕他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展开叙述，这是作家莫言念兹在兹的精神资源。其中，沉寂五年后首次发表的作品“故乡人事”系列，就其题目来看，就颇具某种意味深长的象征色彩。倒不是说非要牵强附会地认定这一设题是莫言的刻意为之，但是这种偶然的巧合确实令人觉得饶有趣味。就新作素材来说，莫言还是从其熟悉的故乡人事入手。通过近作的“故乡人事”叙述，至少可以看出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一，莫言文学作品一贯式的时空截取方式。莫言出生于1955年，并于1976年2月16日因应征入伍离开故乡高密，莫言的青少年关键成长和个性养成的时期都是在故乡高密。③此后莫言当然也经常回返故乡，尤其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的一段时间，据相关媒体报道，莫言甚至于“闭门谢客”，躲在高密家中;以及，根据莫言新作的附注，莫言获得诺奖后的新作不能说全部，但至少相当数量还是在故乡高密完成的。尽管莫言也自称“试图尝试与当下的农村生活、故乡生活产生一种零距离”④，但实际上，莫言最熟悉的似乎还是其青少年时期的故乡高密;也就是说，莫言的素材记忆库主要还是1950-70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题为“故乡人事”的三则小说虽云短制，实际上业已确然彰示作者尝试以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囊括风云际会中的人性传奇;但也许对于当下农村，尽管也尝试了言说，把握度似乎还是有点显弱。其二，莫言小说叙事的小人物切入方式。莫言出身底层乡村，有过坎坷甚至苦难的生活遭际，因此他对小人物的熟悉程度更高，并始终保持着为底层普通人物（尤其是小人物）代言，并由小人物展开对宏大历史和社会的密切观察——这一点，在莫言的近作中一以贯之，且有更进一步的呈现。其中，《地主的眼神》以老地主孙敬贤的生前事迹和死后葬礼展开，由此引出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农村的风云变迁;《斗士》写两个富有“斗争意识”的农村人物，一个是老支书方明德，一个是农村五保户武功;《左镰》则着力描摹一段农村“传奇”，老爹田千亩为了惩罚“闯祸”的儿子田奎，一怒之下剁掉了儿子的右手。另外一个短篇小说《等待摩西》还是以高密东北乡为故事背景，讲述了“我”的东北乡伙伴柳摩西将近半个世纪的人生遭际。这种对小人物关注并竭力加以呈现的写作方式，是莫言一贯的文学姿态，也令莫言可以始终根植于民间大地。

莫言再次回归文坛的文学意图有何新的展现呢？很明显的是，莫言在其新作中保持了一贯的反思历史与关切现实的文学意图。其一是反思历史。莫言的作品直击历史，关切个体命运，这是由来久之的。早期先锋作品如《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便尝试以个人的“新历史叙事”竭力打破国家-政治体制下的宏大历史叙事;后来，诸如《生死疲劳》《蛙》等作品都有对宏大历史背景下个体命运问题的深切关注。从这种角度来看，《地主的眼神》《斗士》和《等待摩西》，实际上与前述诸作有相当程度的叠合。《地主的眼神》中的孙敬贤成为地主，很大程度是因为“置地不求质量，只求数量”;后来历史背景变迁，先前因拥有土地而背负原罪的遭际就彻底被扭转了。《斗士》中的方明德服膺政治运动中的“战斗”真理，即使时空已然转换，仍执着于“战斗”的原始信念，无奈乎要沦为时代转变中的笑柄。其二是关切现实。孙郁教授很早前就将莫言誉为“与鲁迅相逢的歌者”，认为莫言“学会了鲁迅的拷问黑暗的笔法”。⑤莫言的长篇《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等作品深刻地呈现了作者敏锐的社会思考和强烈的忧患意识。2017年以后新作的审视视角依然密切投注于当下现实世界。《天下太平》以一个小孩小奥的视角观察流变中的中国乡村社会，以一则短篇的形制涵纳了乡村社会包括权力构成、生态文明、经济发展等诸多现实问题。另外两则短篇《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则直击当代文化圈权力场的众生相和堕落文人的精神面貌。不能不说莫言的思考是相当敏锐的，其批判和嘲讽的力度相当犀利。以其对于历史和现实场域的双重使命担当，归来的莫言还原了那个我们向来所熟悉的作者。

二莫言的“变”：形式创新与风格提纯

作家余华针对莫言获得诺奖后的近作有如是评价：“他写的更随意了。”余华说他看到了“一个极其放松的莫言”，并声称“在文学里我行我素的莫言回来了”。⑥归来的莫言并没有完全守成不变，他选择的是一条更为果敢同时可能也更为艰难的创新之路——“创变”的莫言文学。

其一，形式创新的大幅度精进。莫言的文体创新更为自觉，表现的也更为裕如。就小说来看，作者明显地执着于探索小说叙事的新可能。《地主的眼神》采用记忆与现实交叉叙事，以有效地呈现历史与当下的双向反照。《左镰》一开始就写道：“各位读者，真有点不好意思，我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里，都写过铁匠炉和铁匠的故事。在这歇笔多年后写的第一篇小说了，我不由自主地又写了铁匠。”这种亦真亦幻的手法，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固有模式，将元叙事巧妙引入，可以给读者以特殊的审美冲击。类似的例子在别的近作中也相当多见。再如，莫言持续推出的《一斗阁笔记》系列作品，很明显是中国古代文人笔记的当代转换模式。在莫言这里，原本的文人笔记形式更为灵活，语言更为不拘一格。《一斗阁笔记》大胆尝试为当代文人书写提供了另一种颇有意味的参照——或许这种参照是由莫言这样的指标性作家提供的，因此被附加上了更多的镜鉴和思考价值。通读《一斗阁笔记》的系列短章，实际上已很难将其一概归为小说或者是纪实性笔记。

其二，艺术风格的显著提纯。通读莫言近作，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那个惯于天马行空并汪洋恣肆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莫言明显收敛了、持重了、平和了。印象中的莫言，曾敢于夸口县太爷钱丁的胡子有九千九百九十九根（《檀香刑》），曾极力描摹被冤杀者历经六道轮回，变驴、牛、猪、狗、猴，最后转生为带着先天不可治愈疾病的大头婴儿（《生死疲劳》）……但是再度归来后，那个天马行空的莫言明显地更接近于现实大地了，其书写也更为写实和冷静。这一明显的转变尤其可从其近作的戏曲剧本中寻出凿凿证据。剧作《锦衣》最大的戏剧看点就是“锦鸡变作公子”，按照莫言以往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锦衣变作公子完全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在这部戏剧的实际操作中，蛊惑敌人的“锦鸡变作公子”实际上只是男女主人公为求自保的谎话而已。再如由小说《红高粱》改编而成的戏剧剧本《高粱酒》，跟原作相比，后者的写实特色明显加多了，魔幻色彩则明显减少了。在《高粱酒》中，余占鳌不再是“杀死”而是“气死”了情敌单扁郎;余占鳌与九儿之爱，少了狂野，多了几分道德和现实的畏怯。据莫言自己的话来讲，其本意是为了更符合戏剧舞台表演的需要，避免读者或是观众产生“太多的反感”。⑦当然也要考虑到这确实有不同艺术表现形式特定需求的差异，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莫言作品的艺术风格已然显著被提纯了。

莫言近作艺术风格上的“变”，除了表现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收敛之外，另外还有语言运用方面的显著转化。李建軍教授曾对莫言一贯以来的文学语言多有批评，他曾举例直指《檀香刑》“存在着不伦不类的文白夹杂、反语法与非逻辑化表达、拙劣的比喻、冗词赘句太多、油滑等语言病象”⑧。在莫言获得诺奖后不久，李建军再次直言不讳地指出：“莫言的写作，是极为主观、夸张、恣纵的。”⑨在笔者看来，李建军所指陈的莫言语言病象，确实是存在的，是值得认真反思和引以为鉴的文学批评意见。莫言是一个创作精力非常旺盛的作家，无须怀疑莫言卓越的才情和无比丰沛的创作热情;但与此同时，这种泥沙俱下的一贯作风，这种欠缺提炼和精剪的艺术创作，又确实需要审慎权衡其利弊。相对而言，归来的莫言的文学语言显见少了之前常见的纵情狂欢，更多了几分收敛和克制。同样是莫言所钟情的描述打铁的场景，《丰乳肥臀》第1章有如下描述：

上官吕氏心情激动。她是铁匠的妻子，但实际上她打铁的技术比丈夫强许多，只要是看到铁与火，就血热。热血沸腾，冲刷血管子。肌肉暴凸，一根根，宛如出鞘的牛鞭，黑铁砸红铁，花朵四射，汗透浹背，在奶沟里流成溪，铁血腥味弥漫在天地之间。

上述文字，充斥着比喻、夸张和恣意的想象，而且多是非写实的，极度浪漫化和抒情化，充斥着情与色的蛊惑。这种恣肆的表述方式很可以彰显莫言式的语言狂欢艺术。到了《左镰》这里，莫言的语言就显得异乎寻常的真实和平实了——

每年夏天，梅花开的时候，章丘县的铁匠老韩就会带着他的两个徒弟出现在我们村里。他们在村头那棵大槐树下卸下车子，支起摊子，垒起炉子，叮叮地干起来。他们开炉干的第一件活儿，其实不是器物，而是一块生铁。他们将这块生铁烧红，锻打，再烧红，再锻打，翻来覆去的，折叠起来打扁打长，然后再折叠蕲艾，再打扁打长。

很明显的，在这一段文字中，想象少了，夸张少了，写实多了，也更加逼真了，语言的流速相应地减缓许多了。在《丰乳肥臀》中，打铁的场景更多是作为一种诗意性的呈现来加以渲染，借以呈示生命的力与美与热望。到了《左镰》，作者注重的是普通劳力者本身的世俗生活。作者的用意已不在于恣肆的渲染，而更倾向于重视客观乃至细致入微的感情渗透。这种差异有点类似于现实主义之于浪漫主义的修正和补缮。莫言近作所呈现的语言风格的明显转向，着实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分析。我们尤其认为，莫言近作所呈现的语言风格的明显转向，体现的是再度归来后作家本人心态的转换。如余华所说，莫言进入了相当裕如松弛、自由自在的状态。过度的修辞和虚饰成为一种往日的莫言文学的遗骸。

三 “守”“变”之间的可能期待

坦率地讲，观察莫言近作的“守”与“变”，读者有可能看到一个高度成熟的当代作家的谦卑和持续努力，这一点诚然令人肃然起敬。但是，又不得不体认到，莫言的“守”与“变”实际上还是在一个相当有限的空间内尝试和腾挪，其力度和气度都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精神资源的掘进及其拓展

莫言自己也并不讳言其野心，他“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⑩。实际上，故乡人事不仅仅是作家莫言的精神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作家借以深耕精作的精神园地。莫言执着地耕耘于他的高密东北乡，与此同时，也持续地以其不懈的笔耕实现关切社会、讽喻现实的文学意图。问题是一种理想的期待，是否还可以再有突破？莫言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个人要超越别人比较容易，要超越自己十分困难。”11由此可见，故乡人事在继续作为莫言走向世界并塑造自我的重要凭借之际，或许某种程度上也是他有待突破的畛界甚或桎梏。诚如前文所说，莫言最熟稔的还是1950-70年代的故乡高密或曰乡村中国，但是在此之后的故乡高密或者乡村中国，以及在此期间及之后的都市中国，莫言实际上都鲜少涉足。任何一个堪称伟大的作家，假设忽略或没有充分地注意到其所处的当下社会的现实环境和现实问题，那么，这种忽略和欠缺都有可能损及他的深刻和杰出。

走出高密乡，走向世界与人类，是否可以成为莫言的有益镜鉴？同样是作为高产的作家，也许世界文学大师，譬如雨果和列夫·托尔斯泰诸人可以提供某种参照。雨果一生创作颇丰，在小说、诗歌、戏剧等领域皆有不菲成果。就小说来讲，雨果长篇小说的选材领域相当广阔。《巴黎圣母院》的故事发生于15世纪的法国巴黎，《海上劳工》以一个海外小岛为背景，《笑面人》的故事背景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英国，《悲惨世界》的故事则涵括了拿破仑战争及其之后的十数年时间。作为伟大现实主义大师的托尔斯泰的巨著向来以波澜壮阔、内容宏富著称，全景展示沙俄时期俄国社会的壮阔图景。仅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就通过女主人公安娜追求爱情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150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莫言坚守于对故乡人事的书写，似乎始终沉溺于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构建当中。类似现象也有世界文学先例，我们无意于否定作家构建文学王国的雄心壮志;但是在时空的视野、精神资源的深化提取方面，莫言或许应该释放出符合其不羁才华的新气象。

（二）艺术革新与冒进的适度把握

由近作来看，莫言的艺术革新似乎有陷入大胆的冒进与过分的拘泥之双重矛盾中。莫言确实在大胆尝试，这尤其可表现在其剧本和诗歌创作。莫言始终认定自己最重要的身份是小说家，他的目的是“通过多种文体的尝试，使自己的小说写作变得更丰富一点”12。诚然就近作的诗歌部分来讲，确实有难辨良莠之嫌。比如《七星曜我·一生恋爱》有这样的诗行：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想说什么

一场事先设计好的演讲就像一场排好的戏

正因为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我才有可能讲出

点什么

我知道我有可能讲出我不知道的什么这才

有点意思

不成功的恋爱才是恋爱而成功的恋爱多半

是交易

成功的爱情是不幸的幸福而不成功的爱情

是幸福的不幸

句式分明有些类似于莫言式大长句的分行排列。诗歌语言本身的暗示性、含蓄性和跳跃性何以存在？读莫言的新诗之作，让人频频会想及“女神”时期的郭沫若，那种狂轰滥炸的修辞，那种喷薄而出的热望，确实令人心旌摇荡，但是少了值得反复品咂和赏析的诗味。另如《表弟宁赛叶》这篇小说，全文采用对话体，这本身当然算是一种文学形式探索。但这篇小说着实有用力过猛的缺憾，可以很明显地察觉失之于直白过分、涵咏不足。莫言不拘旧我、践行革新的勇气令人钦佩，无愧大师气度;但是也难免引起我们的深思，艺术革新与艺术冒进的适度把握能力，对任何作家都是重要考驗。这一适度把握能力的能否准确获取以及会否有效施用，有时也难免会令所有富有艺术责任感之人深感犹疑和困惑。

（三）“遗世独立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坚守

莫言最新的作品是2019年12月发表于《北京文学》的诗体小说《饺子歌》。据莫言自己介绍，该作的写作源于“在校园散步，听到前边有两个学生——应该是情侣吧——在说话，隐约听到在议论我哦，我就有了点点灵感，回去想写首打油诗之类的玩意儿”13。莫言在此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当下知识分子的书写。诚然，正如论者所说：“《饺子歌》是莫言以先锋的自由笔法创作的一部跨文体作品，其中的人与事貌似荒诞不经，实则是一幕孤独的悲剧，一场先锋的大梦。” 14但是，《饺子歌》中那种明显的针对攻击者的攻击和嘲讽却因其过于直露和浅白而失掉了诗体文学作品该有的蕴涵魅力。另外的两篇针对知识分子的书写《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都有类似的问题。《表弟宁赛叶》的开头如是：“三哥，你不要自鸣得意，更不要沾沾自喜，你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以为咱东北乡里只有你有文学才能。”明眼人想必都能看出来这个开头的鲜明影射。实际上，这篇小说写的正是莫言获得诺奖之后无奈又苦涩的现实际遇和内心写照。《表弟宁赛叶》全篇以对话体贯穿始终，嘲讽的对象是名实不副但又心态不正的酸腐文人。问题跟先前的讨论接近，假设通篇都是不加关阑的泛滥的嘲讽，那么这种嘲讽是否会有失于油滑之嫌？当然可以想见诺贝尔文学奖所能带给作家的光荣和无量的困扰，敏感的作家当然会有喧闹中的孤独。诚如莫言所说，久而久之，他就从争议的中心场脱身出来了，就“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15。写作者写自身于旋涡中心的所见、所感、所想和所忿、所懑，当然都无可厚非，但是这些出自于私人郁结的文字成篇后，是否具有普泛和高度的人格、人性力量，或许值得进一步审慎评估。

程光炜教授在评论莫言时曾指出：“一个作家仅凭小说技巧是很难走向大作家之路的，而大作家往往都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和社会，拥有遗世独立的世界观和艺术观。”16成熟的作家或许应该竭力为读者提供一种特立独行的观察世界、审视人生的视角。与其期待莫言在艺术精进的道路上冒险和试错，倒不如期待莫言冷一冷、静一静。倒也不必如余华那样十年磨一剑，毕竟每个作家的秉性有差异，但是适当的节制与沉潜似乎真的不可或缺。因为未来对莫言的期待已经完全不同了。

四不是结尾的结尾：由诺奖再度出发

本文尝试从“守”与“变”两方面对莫言近作的艺术创获进行探讨。实际上，我们不仅能看到莫言作为一名成熟作家创作惯性的呈现，也能显豁地注意到莫言作为一个孜孜以求超越固化自我的文学革新者形象。就莫言近四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来看，他确实是不断在超越自我、以求革新的文学道路上行进。早在1981年就有作品在地方文学刊物发表，但是真正成名则要到了1984年《透明的红萝卜》的发表。17整个1980年代，因应那个以形式创新为主题的时代，莫言的作品一直“强调创作形式探索创新，张扬人物身上的英雄豪杰强悍气质和原始生命感”;到了1990年代以后，他的小说“社会现实感明显增强”。18只是说，阶段性的历史背景不同，在此背景下的人的心态也会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诺奖当然不是绝对的权威，但某种程度上，诺奖又确实是对一个文学创作者的最重要认可。莫言因获得诺奖这一重大殊荣而被裹挟进入的具体语境和遭际，势必与前四十年间的情形迥然有别。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转变，更多的是来自文学场生存发展的压力;但是到了诺奖后，莫言的真正压力应该主要来自于自身内部：他对于自我和对于文学的判断方向。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对莫言的颁奖词里有这么一句重要的表述：“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于是乎，很多人谈及莫言时都言必及魔幻现实主义的大师马尔克斯及其代表作《百年孤独》。但是，莫言自己却宣称他自己“没有把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读完”，只是当时读了十几页后，发现“小说原来可以这么写”，然后就立马“拿起笔来写自己的作品”。19这真的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历史细节：大家都认为莫言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但实际是本尊根本没有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做过深入钻研——着实有必要对莫言的文学镜鉴做一个更加审慎的评估才是。据莫言说，反倒是欧洲的印象派画作给了他巨大的影响，甚至于这些绘画给他的震撼一点不亚于《百年孤独》，“那种用颜色的方法，那种强烈的对比，那种想象力”都对早期莫言的小说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另据莫言的创作谈，他坦诚：“实际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蒲松龄。”21当然，文学批评并不必迷信于作家的创作谈，但是似乎就因此将作家的夫子自道弃之不顾也是不可取的。借由《檀香刑》的“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檀香刑·后记》）”，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莫言21世纪之后文学创作的本土风格转向。这种颇有自觉意识的民族性“大踏步撤退”究竟何以评骘，实际上还难有定论。不久前笔者之一就“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问题再度刊发专文讨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一般被认为出自鲁迅之语，实际上仅仅是一个误传。并且，“民族性是天然的存在，是先天的基因”;“从具体创作、文艺生产活动来说”，创作和生产主体的个性因素“应该是比民族性（相对世界性而言的最基本的特殊性、差别性）更加重要得多的要素”。22就此来看，是否转向“民族性”的追求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莫言将如何为世界呈现其独一无二的“个性”。

莫言有着清醒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期待。在2016年的一次讲演中，莫言就曾说：“我的写作热情一直没减退，对生活素材的敏锐程度也没减退。”他同时也相当坚定：“我会努力去创新，挑战自己。”23莫言的勤奋和谦虚令人印象深刻。这种矢志不渝的坚持，这种谦逊自省的自我超越，是莫言文学的魅力之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时值57岁;而今，莫言已是65岁。从人的生理角度来看，莫言或许已渐趋人生的消退;但是从文学创作的生涯来看，完全可以期待莫言更大、更重要的创获。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完成其《复活》时逾古稀，歌德终卷《浮士德》已是耄耋之年。他们是莫言的参照系。诺奖当然绝非是莫言的终局之誉，更应当是另一场伟大文学旅途的开端。

注释：

①⑩15莫言：《讲故事的人——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1期。

②截至2020年6月，获得诺奖后的莫言业已发表的文学作品包括：（1）短篇小说。2017年的《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这三则短篇总题为“故乡人事”）和《天下太平》，2018年的《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和《等待摩西》;2019-2020年陆续发表的《一斗阁笔记》三篇。（2）诗歌。2017年的《七星曜我》和2019年的《饺子歌》。（3）戏曲剧本。2017年的《锦衣》和2018年的《高粱酒》。

③关于莫言1955-1976年的生平事迹，可参见程光炜《生平述略——莫言家世考证之一》，《南方文坛》2015年第2期。

④1112莫言：《关于新作几句不得不说的话》，《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1期。

⑤孙郁：《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⑥余华：《莫言的反精英之路》，《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1期。

⑦莫言：《〈高粱酒〉改编后记》，《人民文学》2018年第5期。

⑧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1期。

⑨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1期。

13莫言：《饺子与小说》，《小说选刊》2020年第2期。

14张晓琴：《先锋的大梦——论莫言〈饺子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

1618程光炜：《创作——莫言家世考证》，《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

17参见张书群：《莫言创作的经典化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920莫言、杨庆祥：《先锋·民间·底层》，《南方文坛》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