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忠翠

(淮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尼赫鲁曾说：“近代印度的历史——那就是说，英国统治时期的历史——与现在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地有关系，以致今天的感情与偏见强烈地影响了我们对于它的解释。”[1]2611947年独立的印度，目前仍是英联邦成员国。今天的印度是英属印度遗产的最主要继承者，印度对华外交也明显带有英属印度的痕迹。

一

尼赫鲁本人曾说：“人们告诉我们说，英国的统治‘给予印度一个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东西，即一个在整个大陆上握有绝对权力的政府’。它建立了法治制度和一个公正而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它把西方关于议会政府及个人自由的观念传到印度来；并且‘由于它把英属印度改变成一个单一的国家，它使印度人具有一种政治统一的观念’，从而促进了民族主义的萌芽。”[2]493印度不仅继承了地缘优势，而且在心理上继承了殖民主义思维，在亚洲时时处处以大国自居。

(一)继承地缘政治优势

印度在古代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南亚次大陆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几千年来，即便是强大的孔雀帝国、贵霜帝国、莫卧儿帝国也未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印度在沦为殖民地前，虽然在印度洋地区有着广泛的文化和宗教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从未转化为对政治或领土的控制。英国东印度公司将松散的印度揉到一起拼凑起来，经过长时间的扩张和经营，逐步建立起区域性的强大的英属印度殖民地。“现在我们来看印度，它最不容易的事是政治的统一。各地的政体虽然不同，全部印度却都效忠于英王。我们常把印度当作一个国家看，事实上喜马拉雅山与印度洋使印度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印度倒更像一个大陆而不像一个国家。……而在立国的元素，如种族、宗教和生活方式上，它比欧洲还更复杂。”[3]英国使印度领略了现代文明，并把英属印度的版图拓展到今天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甚至缅甸。

这一点得到多国学者的认可。尼克松曾说：“在英国统一这块地方、实行殖民统治以前，印度根本不是一个国家。”[4]意大利学者詹尼·索弗里称：“印度在漫长的历史中从来没有统一过；当英国人于莫卧儿帝国沉陷危机之际到来时，印度的政治分裂也达到了高潮。缺乏团结始终妨碍着印度真正民族意识的发展。印度从来没有奋力反抗过外敌入侵。我们也许可以因此说，统一在一个由英国人担任总督的单一统治的国家之下，是印度人民族意识形成以及他们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建立团结的必要的一步。”[5]32印度学者欧门称：“一个印度民族原来是不存在的，当初也没有必要考虑这一问题。但是，英国的殖民统治迫使人们形成了‘印度民族’的概念。”[6]甘地、尼赫鲁领导印度于1947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印度才真正成为现代的印度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India)。印度正式继承了英属印度殖民地的大部分遗产，也继承了英属印度的最大部分地理(1)尼赫鲁接受了印巴分治，他认为印度独立后，巴基斯坦不久就会并入。，并成为南亚的地理中心。

在这样一个宗教、种姓与语言林立的国家，印度建立了有着单一中央政府的较为成熟稳定的政体，英国殖民统治时建构的社会治理体系也基本保留了下来，这被西方国家看作印度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印度许多政治精英更是把英国当成母国。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政治领袖尼赫鲁都深浸西方文化，崇拜西方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兼具东、西方文化气质，对英式资本主义的理解比普通印度人更为深刻。“尽管尼赫鲁长期参加反英斗争，还在英国监狱里备受折磨，他仍然热爱英国诗歌，有时还去英国度假。”[7]尼赫鲁膜拜英国和英国人，他承认：“就我个人来说，我在思想方面深受英国的影响，因而永远不能和它完全分开。同时，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摆脱我在英国学校和大学里所养成的那种思想习惯以及在对其他国家和生活进行一般评价时所使用的那种标准和方法。”[2]477“听尼赫鲁讲他在英国坐监狱的年月[一共九年]，是引人入胜的；尼赫鲁的英语经过打磨，甚至矫揉造作。但是，又来了，他激烈地攻击英国帝国主义，最后的结论却总是用他最优雅的剑桥风度轻轻地说：‘就我个人而言，当然，我非常喜欢英国。’”[8]印度独立后，尼赫鲁等人经过利弊权衡，反复思考，最终还是决定留在英联邦之中，保持同英国的紧密联系。

总之，印度获得了“一个国家的身份认同”[9]，使其在民族、种族林立的情况下，有了国家的概念。当然，这种继承也是建立在印度人对曾经遭受殖民的羞耻心理之上的。

喜马拉雅山脉将印度与亚洲北部分割。在南亚次大陆五国——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和印度洋二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当中，无论从东向西看还是从北向南看，印度显然都是南亚的地理中心。其周边一系列难以逾越的山脉、沙漠和深海，正是现代印度国家领土的自然疆界。这个天然势力范围的优势，催生了印度人对于地缘政治的无穷想象和近乎偏执的追求，他们反对外部势力干预，独领风骚的南亚霸主似乎是印度人最基本的身份。所以印度始终秉持自己是南亚中心和印度洋沿岸最大国家的观念。印度周边的南亚国家和地区无论是从疆土、人口还是软硬实力上均与印度不在一个量级，能够战略自主、自成体系的印度本能地有以整个南亚为依托来实现其大国战略目标的心理。

(二)对殖民主义思维的念恋

独立后印度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未曾停止过对本国历史地位、国家实力和战略布局的讨论和思考。印度不甘于平庸，它的志趣广泛：规整它所在的地区，倡导一种思想或一种政治秩序理念。

作为独立后印度的第一位总理和印度外交战略的总设计师，尼赫鲁一直追求印度的大国身份。“印度自独立以来，一直梦想成为世界大国。自独立起，印度一直是一个区域大国，在南亚它的实力排名第一……但印度并不满足于此。尼赫鲁在他的一次著名的全国广播讲话中表示：印度命中注定要成为世界上第三位或第四位的最强大的国家。他认为印度的国际地位不应该与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相比，而应与美国、苏联和中国相提并论。”[10]早在印度独立前，尼赫鲁便提出，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1]40

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继承英国殖民主义遗产和思维的印度，甫一独立便通过武力震慑、政治高压和经济控制甚至直接吞并的手段加强了对喜马拉雅山脉三国尼泊尔、锡金、不丹的控制。这些小国曾被英属印度视为北部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的政治精英们同样思考着印度与海洋的紧密联系。印度著名外交家潘尼迦1945年在其著作《印度与印度洋：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中强调印度在欧洲殖民化时期海陆并举的必要性，强调通过控制印度洋来保障印度安全，声称印度洋必须继续真正属于印度，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在印度洋咽喉要道或其附近，包括在孟加拉湾、新加坡、锡兰、毛里求斯、索科特拉岛等地构建前沿基地体系。

历史上，从东南亚到非洲东海岸的广阔印度洋地区都曾受到印度文明的影响，成为印度文化辐射的地区。印度教与佛教的辐射力以及印度移民和海上贸易是印度文化最为重要的传播方式和内容。这些地区形成了很多以印度教为信仰的印度化国家。这些都是印度投射战略影响力的有利因素。印度人希望充分利用这个历史文化的解释权和话语权来增强其政治影响力。近现代以来更是如此。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西向海洋贸易必然经过印度洋，印度具有控制印度洋的优势。正如尼赫鲁所感慨的那样：“我瞭望印度，思考这个国家和它的地理位置。它三面环海，第四面是高山。实际上，我们国家可以说恰好处于大海的波涛之中。在这种环境里，我沉思我们与大海的紧密联系……无论是谁控制了印度洋，首先将导致印度的海上贸易受人摆布，其次便是印度的独立不保。”[11]

独立后印度的外交和对外战略颇类似于20世纪初英印总督乔治·寇松的地区战略回归，即认为印度处于亚洲的心脏地带，印度应在维持亚洲稳定的事务中扮演积极扩张的军事和外交角色。印度这种以“缓冲国”对抗可能来自北方国家和地区“威胁”的预想，与英印政府设想以中国西藏为“缓冲国”的构想极为相似。寇松称印度的边界为“三重边界”，即：行政疆界，印度政府在疆域内充分行使职权；自主治理疆界，印度声称是其领土但由当地自主管理的区域；特定条约约束疆界，这样的区域被特定的“友好”条约束缚或对印度政府履行义务，包括亚洲南部邻近的独立或半独立王国及地区，如阿富汗、“西藏”、尼泊尔、锡金、不丹和暹罗。寇松主张推行所谓的“前进政策”，即：要确保印度的安全，需要控制海上通道和通往印度的重要港口，利用“缓冲国”来隔绝与其他帝国的直接接触，印度在管理“缓冲国”事务中要发挥积极作用，以确保这些“缓冲国”要么在政治上服从印度的利益，要么不受潜在竞争大国的影响而保持中立。很明显，印度宣扬的周边威胁的大国主要指中国。

二

潘尼迦认为印度已从英国继承了某种有关同西藏贸易、维持西藏“自治”“麦克马洪线”以及在拉萨设立代表等相关权力。甚至有印度政治家和学者认为1950年中国西藏和平解放对印度来说是失去了西藏这一所谓的“缓冲国”。印度外交部副部长、特里加尔瓦尔的王子向美国驻印官员称：“如果中国想要侵略西藏，他们会发现自己将遭到印度军事力量的反抗。”然而，美国驻印外交官韩德森大使却表示怀疑，他认为：“虽然英属印度政府的政策是要竭力阻止任何大国控制西藏，但自印度独立之后，这一政策便消失了。印度政府现在的对藏政策倾向于陷入英国已经为其规划好的常规之中。”[12]

在边界问题上，尼赫鲁宣称“麦克马洪线不管有没有地图，都是我国的边界”，“自古以来，喜马拉雅山脉一直是我国广阔的边疆”[13]。印度戈拉克普尔大学学者阿帕尔纳·特里帕迪将尼赫鲁这个讲话的精神称为“尼赫鲁主义”。20世纪50年代末，尼赫鲁主义在对待历史遗留的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上表现特别突出。印度政府置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于不顾，制定了蚕食中国领土的“前进政策”。对所谓“前进政策”，尼赫鲁这样解释：“它不是关于庞大军队作战并相互消灭的问题，而在于这样一个问题：组织强有力的武装小队，每队人数比较少，派去占领一个地方，或把对方‘从该地赶走……后面要有强大的基地支持他们。整个战略得依据这个思想观察……以使我们最终能够采取行动收复他们现在占领之下的领土。”为了达到迫使中国军队从自己的领土上撤走的目的，尼赫鲁在人民院声称，可以“采用外交的方式，采用各种手段，最后，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就采用战争手段”。从这些咄咄逼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个“前进政策”就是要在北部中印边境全线实行北进的强硬军事方针，“在积聚足够的力量后向中国发动进攻，迫使中国人从已经建立的阵地后撤”[14]253。

这个“前进政策”与英印总督寇松的“前进政策”如出一辙。寇松曾宣称:“我要毫不延迟地把不列颠军队开进拉萨。我相信，要不了两个月，拉萨就将在我们的掌握之中。”[15]

近代之前中国与印度本无边界之间的纠纷，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也无天然的关系，但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和尼赫鲁等人的策划下，极少数西藏分裂分子及其行径不时地被印度视为可以滋扰中国的一张牌。英国殖民主义者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如果没有英属印度的一再疆域北进，如果没有英属印度的“前进政策”，中印两国的边界似乎是“佛系”关系，而事实上也的确是名副其实的与佛有关的关系。也有西方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印度和中国新疆及西藏之间的边界是在那些现在已经不再进行统治的政权之下形成的。清朝和民国时代的中国在大陆上已不存在，而且它在台湾已告绝望的残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对中亚细亚的问题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英国人已经离开了印度。但是，今天存在着的中印边界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清朝和中华民国的政策为一方，以及英国的政策为另一方的产物。在帝国主义统治结束后诞生的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是在试图解决一个它们以前的帝国主义的政权所不能解决或不愿解决的问题。”[16]将新中国和晚清民国的关系等同于印度和英属印度的关系，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前者是政权更迭的关系，后者则是殖民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赶走英国人的印度人却以继承英国殖民主义边界遗产为荣，并不断发现与评估它的能量和定义，臆想它该拥有的地位，这在世界历史上也算是比较少见的。

印度实施“前进政策”不断北进。朝鲜战争期间印度从中印边界东段侵入并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后不久，尼赫鲁即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印度占领的东段和中段中国领土是合法的，要求历来为中国管辖的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也归属于印度。同年8月到9月，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尼赫鲁先后10次强调在中印东段边界“坚持麦克马洪线”[17]。印度在本国所画的地图边界大大超出了其原来实际管辖的范围。印度上述行动导致了中印东、中、西三段边界皆存有争议的局面。1962年，尼赫鲁继续推行其“前进政策”，中国不得不予以反击，结果印军溃败。由此足见印度的步步紧逼，步步谋划。

“1962年的中印战争使印度大失颜面”[18]68，“北京从它攻占的几乎全部印度领土上撤出了武装部队，但保留了拉达克的一部分以及喜马拉雅山高处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边界地区。印度政府只得随遇而安，吞下了使尼赫鲁威望大跌的事实上的军事惨败的苦果。这位总理因印度军队表现出的训练无素而遭到了无情的抨击”[5]170-171。之后,印度的一系列关于安全事务的战略均以中国为目标，渲染传播中国威胁。尼赫鲁去世之后，被西方称为“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印度，开启了家族政治时代，其家庭成员相继执政印度，并因袭了他的对华关系思路，“他的外交思想得到继承。他的追随者中包括女儿英迪拉·甘地(1966—1977年和1980—1984年两度任总理)和外孙拉吉夫·甘地(1984—1989年接替母亲任总理)。虽然英迪拉和拉吉夫都对印度外交政策进行了许多变革，即使他们偏离了尼赫鲁思想，但是他们和国大党人都认为，他们坚持了以尼赫鲁思想为指导的外交路线。国大党的长期统治造就了两代忠实于尼赫鲁的政治家和官僚”[18]32。1962年的战争甚至演变成影响今天中印关系的关键，印度为发展军事力量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印度谋求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不是为了满足邻国的需求，而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可信度问题，因为印度的实际国力与邻国对它的期望之间存在着差距。1962年的中印之战及1965年的印巴冲突使得印度的大国形象遭到严重破坏。这直接导致了印度邻国对印度的防卫能力产生了怀疑。如果印度连自己都不能保护，它又怎能去保护别的国家呢？所谓的‘次大陆地区安全’也失去了原有的诱惑力。”[18]57“印度的大国梦的产生、受挫和重新燃起希望都与中国有关。”[19]

为了改善印中边境地区恶劣的交通状况，自1962年以来，印度“边境公路组织”(BRO)指挥数万名筑路工程兵，在边境高山地区建设了四通八达的陆空交通网。公路网由柏油或水泥面的干线公路、碎石面土路、简易公路和前沿哨所之间的横向道路组成，向北可通往各前沿哨所，向南连接东西横向干线公路和东北边疆铁路。空中交通网由大小机场、直升机坪和空投场组成，公路网与空中交通网相结合，形成一个覆盖整个前沿战区的立体交通网，可以保障对边远前沿的后勤供应和部队向前沿的快速机动。[14]115

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从冷战思维出发，认定中国是潜在的敌人，因此，“中国威胁论”不时泛起，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不时散布“与中国的冲突”怪论，毒化亚太安全环境，为印度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机会。印度认为这种形势是可以大加利用的，因此没有真正放弃推行扩张主义的“前进政策”。在总结战争失败的教训后，经过十年的厉兵秣马，印度军事实力大增，在1971年的对巴战争中获得巨大胜利，并逐渐恢复了信心。到了20世纪80年代，印军在印中边境的军事部署已经今非昔比，一度对中国形成了明显的局部优势。

关于印军实行新的“前进政策”的背景及其战略思想，《印度防务评论》1989年7月号的社论作了较清楚的阐述。该社论点明新的“前进政策”思想的倡议人是前任陆军参谋长克里希那·劳上将。社论还写道：“1985年夏，印军奉行上述‘前进政策’，突入印中边境未被占领的争议地区，随之又前调齐装满员的合成部队，以加强印度同中国2 350公里边境的薄弱边防力量。其战略似乎是以主力部队在尽可能靠前的战术要地打一场大的防御战，把领土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以期在这场短期高强度的战争结束时，能在谈判中使之发挥力量倍增器的作用。此外，以主力前推，在战术上便有可能发动有限攻势，越过边境进入对方防守薄弱或未占领地域。”[20]军方的上述论述，比较明确地阐明了印军新的战略思想：在印中边境全线重点地区以主力部队尽可能前推，并准备越过边境打一场短促高强度进攻战，占领中国防守薄弱或未占领的地域，以期加强印方在边界谈判中的地位，迫使中方作出让步。在这种理论指导下，1985年，中印边界东段的局势再次变得紧张起来：印度人坚持有权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北那些他们认为当地地形说明该线划得太过靠南的地区；1986年夏季，印度又在中印边境地区挑起了与中国面对面的对抗；1988年12月印度前总理拉·甘地访华前，曾在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表示，他的访问虽然将在同中国的关系上“开辟一个新时代”，但是他“将不会做出任何领土上的让步”,这表明印度的战略目标是要保住其已非法占领的地区，慑止中国以武力收复这些领土。[14]251他们对于1962年的那场自己发起的战争耿耿于怀，印度学者吉利·戴什卡尔指出，正是这种自认为基于“正义”的对华政策使印度为之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虽然北部边疆长期以来一直相安无事，而印度却在那里驻扎重兵，这既造成了资源和人力的巨大浪费，也不利于印中两国建立起码的信任。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当局开足宣传机器，一再向国内外鼓吹“中国威胁”，甚至将此作为公然进行核试验的堂皇理由，“中国也因此成为印度长期性的战略对手。中国一直支持着印度国内要求独立和自治的团体。印度很清楚，中国对它的所谓民主嗤之以鼻，因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领先”。历届印度政府主导渲染的这个情绪似乎更能够激发印度人的发展意志力，“针对中国已是‘世界工厂’的现实，印度决定要做‘世界办公室’”[18]53-54。破坏两国人民改善关系的努力，实施海上东扩，向南中国海及太平洋地区延伸活动范围和扩大影响，是印度海军近年来较为明显的战略动向。近年来，印度还与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军事强国结成安全纽带或战略伙伴，与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加强军事合作，这些都明显具有针对中国的性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印度对西藏地位的看法一直是中印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使西藏脱离中国成为印中之间的“缓冲国”，是昔日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的一项基本政策。印度在独立后完全继承了这一防务思想，并使“西藏问题”成为印度在解决印中边界问题时向中国施加压力的一张“底牌”。印度《战略分析》1988年7月号的一篇文章称：“无论过去和现在，在南亚居主宰地位的国家，无不从战略上考虑把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视为极端重要的地区。”“谁统治这个地区(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谁就取得了对于敌手确定无疑的优势。”甚至至今印度的很多防务专家仍在批评当年没有阻止中国收复西藏，使它失去了一个“缓冲国”；他们怀念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两面派政策。英国人的做法是制造一个“宗主国”封建概念，使人们对西藏地位的认识模糊不清。印度政府采取两面派做法，在公开场合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收留达赖集团以印度为基地大搞分裂活动，甚至帮助达赖组建藏族突击队，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甚至纳入它的势力范围。达赖喇嘛多年来一直四处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与印度的暗中支持是分不开的。[14]252这与英属印度对十三世达赖的拉拢手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数十年过去了，国际形势、南亚局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印度政府坚持以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分水岭”和“麦克马洪线”为印度的“边界线”的立场从未改变。所以它在处理中印领土争端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和策略是：坚守已经侵占的中国领土绝不退让，并伺机继续蚕食中国领土；在边境地区保持局部军事优势，遏制中国可能作出的反应；以武力为后盾，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获得有利于印度的政治解决。

三

中国与14个国家有共同边界，除印度外，几乎与所有其他周边国家都划定了边界，唯独与印度的边界划定始终看不到解决的迹象。反观印度方面，除了已被其吞并的锡金外，印度还同6个国家有共同边界，而除了不丹外，与其他5个国家都有边界争端。所以，就连印度一些专家也认为，在边界问题上需要为自己辩解的是印度而不是中国。中印之间已超过半个世纪的矛盾或者称之为症结的源起与印度独立运动领导者、首任总理尼赫鲁密切相关。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开国领袖的性格对于本国国家性格与政权特质的形成有着直接和深刻的影响。

开国领袖的性格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一般是为了应对发展初期所面临的某些具体挑战而形成的，由此也形成了国家发展的优先事项。不同的国家在发展初期所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不一样的。印度在国家发展初期所面临的核心挑战，是英属印度消亡后出现的地理上的离散性和不安全性。巩固已有的统一由此成为印度发展的优先事项。历史上屡次被外来民族征服，也给印度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所以向外扩张和伸展，通过空间的不断拓展来尽量扩大自己的防御纵深成为印度的心理要因。

作为中印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和关键性事件，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这一规模不大的历史事件或政策选择，却改变了博弈力量之间的微妙平衡关系，从而造成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大幅改变，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印度国家政治的演进。中印关系目前状态的形成可以归结为以上诸多历史事实的合力，主要是尼赫鲁赋予了印度继承英属印度遗产深刻的国家气质，而与中国的边界战争使其政治生命的终点略显暗淡。这些重要历史印记的影响不小，很容易被印度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确定为一种制度安排，也会出现所谓的路径依赖。在之后的政治家那里又不断进行自我强化，以致在一定时期内会使国家发展陷入制度锁定之中。尼赫鲁之后的印度领导人在处理中印关系时，不仅仅有数十年家族政治基因的传承，更有其外交战略思想的忠实拥趸，这也是印度对中国在中印边境地区的任何举动都高度敏感的根本原因。于是，与中国接壤的诸多邻国中，麻烦最多、心结最重、自尊心最强、心态最敏感的应该就非印度莫属了。

对于中国而言，两国边界问题与中国的其他历史遗留问题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印度虽然以英属印度继承者身份自居，但是目前受第三方强国左右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印度也基本能够坚持独立判断，尤其是在当前中印关系的外部环境异常复杂、欧美看待中印的心态都很微妙的时期。但是，历届印度政府一直抱着僵死的教条不放，固执地认为作为各方面体量都巨大且为现代化后发者的两国间的边界不存在任何“争端”，贻误了携手共创美好的时机。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话语权的主宰者西方舆论常常意图管控、甚至塑造非西方国家的社会认知，炮制所谓“龙象之争”。对此，中印两国同样需要保持战略定力，高度警惕，认清挑拨离间，不落圈套。

面对中印在经贸上依存度不高、文化上有隔阂、历史上有过节、现实中存在边界争端、民间互信薄弱、外界煽风点火的局面，绝对意义上的和平共处并不容易。如果处理不善，两个有着丰厚历史底蕴且快速发展的人口大国擦枪走火甚至再次将解决方式付诸武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印度舆论历来比较容易激动，这反过来又会刺激中国舆论，有可能在负向互动中形成有害的氛围，无形中增加双方理性决策的压力和成本。2017年的洞朗对峙，两国一度处于战争边缘便是例证。因此对中印来说，保持冷静和理性至关重要，面对直接分歧时，要有处理棘手问题的耐心和智慧，比如边界谈判，不能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迫心理。确保边境和平安宁，规避猜忌和小动作，保持耐心和高姿态是必要的。若能将中印关系中最复杂最敏感的边界争端摆到桌面上来谈，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遥遥，但未来依然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