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鼎

(洛阳师范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0)

刘歆是宗室身份，王莽是外戚身份，两人代表不同的政治集团。在西汉后期混乱的政治环境下，先有刘歆之父刘向对抗外戚王氏，后有刘歆受举荐却被王氏罢免。宗室和外戚有不同的政治利益，两者理应是对抗的，但事实上，在西汉后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两人却走上了政治合作之路。下文将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刘歆投靠和依附外戚王莽

(一)推动刘歆投靠王莽的重要因素

1.朝廷中王莽重新专权

王莽被遣就国后，在南阳封地三年期间，闭门谢客，安分守己。他的儿子王获杀死了奴仆，依法令王莽尚保有侯爵，因主人杀奴自是可以通过用钱来赎刑。《张家山汉墓竹简》三九号简记载：“父母殴笞子及奴婢，子及奴婢以殴笞辜死，令赎死。”[1](P14)然而王莽却责让其子，逼其自杀。此举被很多士人和百姓感动，纷纷上书要求皇帝让王莽官复原职。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发生日食现象，按通行的儒家“天人感应”学说，日食意味着皇帝用人不当，导致上天对皇帝不满，才招致此等灾异。于是有着儒学身份的士大夫纷纷上书颂扬王莽的功德，哀帝便征召王莽和其他王氏子弟回京师侍奉太皇太后。王莽返回朝廷，并没有立即掌握实权，直到一年多，哀帝驾崩，太皇太后派使者宣召王莽进宫，才重新掌权，“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2](P4044)

王莽掌权后随即弹劾哀帝宠臣大司马董贤，董贤第二天即自杀，太皇太后举荐王莽为继任大司马。由于哀帝无子，太后敕群臣与王莽商议立皇嗣的事，后决议召请元帝庶孙中山王刘衎作为哀帝的继承人，是为平帝。平帝当年只有九岁，还染病，就由太皇太后临朝听政。太皇太后将一应政事委托给王莽统理，公卿大臣也都听命于王莽，此时王莽权倾朝野。被召回京师侍奉太皇太后的还有很多王氏子弟，这其中就包括红阳侯王立和平阿侯王仁。两人与太皇太后关系密切，正直刚强，王莽害怕他们将自己专权的事情告诉太皇太后，于是私下搜集他们的过错，将其遣送封地，远离京师。王莽辅政期间，有很多四方外族政权开始朝贡汉廷，如元始元年(公元一年)，“塞外蛮夷献白雉”，[2](P4046)王莽唆使群臣上奏言：“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2](P4046)封为安汉公的王莽深得太皇太后信任，除了因为双方有亲属关系外，王莽还善于迎合其心意。如：王莽收买了太皇太后身边侍从，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太皇太后厌烦皇宫生活后，便奏议太皇太后可以一年四季乘车巡游京城四郊，抚恤孤儿、妇人。王莽深得太皇太后的信任后，便开始想方设法架空太皇太后，王莽令公卿大臣向太皇太后奏言：“往者，吏以功次迁至二千石，及州部所举茂材异等吏，率多不称，宜皆见安汉公。又太后不宜亲省小事”。[2](P4049)于是太后下诏：“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2](P4049)王莽掌握任免权后，不合王莽意愿的官员，皆免职；顺从依附自己的官员都得到升迁，这其中就包括郁郁不得志的刘歆。

刘歆当然知道朝廷中专权外戚的厉害。先前成帝时，刘歆因宗室背景受到皇帝亲信，又因儒学身份受到大臣的举荐，成帝有意重用刘歆，想任命他为中常侍。但此时王凤辅政，成帝对王凤深信不疑。刘歆即当任，成帝问王凤意见，王凤认为不可，于是成帝取消对刘歆的任命。以前因为宗室和外戚的对抗关系，刘歆不受重用。等到王莽掌权成为大司马后，根据两人幼时同为期门郎的经历，刘歆投靠王莽，自信会深受其重用。

2.刘歆政治立场的转移

好儒的元帝继位后，大量出身儒学身份的大臣进入朝堂，他们开始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朝廷政策中。但这些身负治国平天下重任的儒生大臣们，继承了经学大师董仲舒的灾异思想，而且笃信不疑。因为谙习灾异论，随着西汉后期自然灾变的频发，将灾异的原因归咎于哪个权力阶层，这是很有讲究的。许倬云指出，董仲舒对于灾异的解释，着重在于有变即有常。所谓常，也就是一个理想的正常，“操持这种理念的人，有了理想型作为尺度，必然会对于不完美的现实世界提出批评和指责。”[3](P366)如谷永将灾异的频发归咎于皇帝的后宫，成帝于是下令减少后宫开支。儒生后来又引经据典以评说政治的利弊，却不免会得罪皇权和外戚。如因通晓经学而成为议郎的眭弘，将灾异的发生归咎于刘姓王朝的统治者，书奏说：“昭帝时期，泰山郡莱芜山南有大石自立，同时期，昌邑国有一枯木复活，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倒，也自立起来复活，上有虫吃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按《春秋》之意……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4](P3153-3154)结果眭弘被杀。成帝后期，日食频发，通经学的王章将此归咎于朝中的专权大臣，并指出大将军王凤欺骗成帝的诸多事情，然而结局却是儒生大臣王章被杀，外戚依然掌权。祝瑞开指出，西汉晚期，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以贡禹、谷永、鲍宣等儒生为代表的正义声音，对社会的腐败、政治的黑暗作了尖锐的揭露，“但他们提不出从根本上解决危机的办法，企图运用灾异神学来解决危机，而这些措施对于社会的改变又显得苍白、无力”。[5](P224)

政治环境的恶化直接影响着儒生的命运和行为表现，他们本着挽救统治危机的意愿，却被当作祸乱根源被杀，这不能不挫伤儒生阶层拯救刘氏王朝的热情。于迎春指出，政治环境的恶化也影响着士大夫的命运和表现：“一方面他们结为朋党，相互称举，自顾其势位；另一方面他们在权势面前表现软弱。”[6](P251)

刘歆是儒生阶层的代表，因政治环境恶化被排挤出朝廷，争立古文经为学官失败后，他被遣回乡。哀帝崩后，王莽持政而举荐刘歆入朝为官时，刘歆想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追随王莽意味着其政治立场的转变，但作为儒生，惟此才可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若拒绝王莽的征召，依其对王莽的了解，以后将很难有机会再回到朝廷参与政事。如：“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甚附。”[7](P3265)后王莽执政，暗中寻找他的过错，并弹劾他，于是毋将隆被发配到边境地区，直至去世也没再被调回到京师。对比响应征召和不应征召的后果，刘歆决然投靠王莽，这标志着他彻底抛弃原来的宗室立场，其政治立场已然转变。

(二)刘歆全力帮助王莽代汉称帝

刘歆抛弃了刘氏宗室的立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自然得依靠掌权的王莽。刘歆提出的措施和建议，在西汉后期刘氏统治危机时，确实在客观上有助于王莽的代汉。这些举措也稳固了刘歆与王莽的政治合作关系。

1.创立新“五德终始说”——“五德相生说”

“五德终始说”的创立者是齐国人邹衍。战国后期，邹衍希望为将来统一天下者提出一种新的受命思想，以维护政权的合法性。他在《主运》中指出，君主得到“五行”中的一德，且上天显示其征兆时，他就会安稳地坐上帝位。等到他德运衰时，“五行”中另有一德就会起而代之，这样按照五行次序循环，有规律地完成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邹衍当初创立“五德终始说”时，是从黄帝说起，他认为黄帝得土德，其后土德衰了，五行中木克土，称帝的就应该是木德。古史系统中黄帝之后是禹，所以禹自然就成为得木德的帝王。邹衍排好次序，并依从他的想法给各个帝王安上五行中的一德，构成了一部最有规律的历史。他创立的这种学说，深得当时统治者的喜欢，自然有很多追随者。

龚留柱、张信通指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因为形成了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显得厚重，但绝不是真实的历史描述，而仅是一种政治拟制。秦始皇是这种理论出现之后第一个王朝，于是就运用此种理论，将暴力灭六国成立的政权粉饰上一层天意色彩。”[8]汉朝代秦而立，按照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克水德的正是土德，那么汉朝理应推崇土德。但汉朝的德运却屡次改变，先后出现水德、土德、火德三说。水德是汉初张苍首先提出的，他认为黄河下游决口，就是汉朝为水德的符应。此种说法因照应了汉高祖立黑帝祠于“五畤”的史实，受到官方认可，在汉初的几十年中都没有改变。但水德说毕竟不符合人们所认可的天命规律，汉文帝时期，已有争议。汉武帝太初年间，宣布改制，确定汉为土德，以克秦的水德。但到了西汉后期，又流行汉为火德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否是刘歆首推，无从考证，但确是得到刘歆的力推。如《汉书·郊祀志赞》指出，帝王来自东方，并在东方登基，东方在五行中属木，可见帝王应该从木德开始，所以伏羲氏得木德。这以后五行之间母子相生，终而复始，从神农、黄帝以下经过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而推到汉朝，就得到了火德。“五德相生说”推崇的是禅让制的改朝换代思想，是新“五德终始说”，拥有此思想的只能是刘歆，而不是刘向。顾颉刚也直接指出：“这种思想虽由邹衍来，但帝王的代系和继承的方式都和前者不同……并以为此人就是刘歆。”[9](P72)

随着西汉后期各地不断发生自然灾异事件，政治地位提高的儒生依据“天人感应”说，将灾异事件预示汉家出现统治危机的意见上书皇帝。起初皇帝以谣言惑乱诛上书者，如眭弘事件，但随着各种天灾造成下层人民生活困苦甚至死亡，下层民众聚集反抗朝廷的事件多次发生。如成帝鸿嘉年间(公元前24—公元前17年)，“广汉男子郑躬等六十余人攻官寺，篡囚徒，盗库兵，自称山君”，[10](P318)皇帝开始承认王朝确实出现了统治危机，并努力挽救。据《汉书·外戚传》，许皇后受宠时，被外戚王氏怨恨，此时多次发生灾异事件，依附王氏的经学家谷永就把原因归咎于后宫。成帝于是下诏削减后宫开支，而许皇后读书知史，又聪慧，上书成帝主张依照前朝惯常体例，后宫开支不宜削减。成帝回复皇后，天象的异常变化，正是上天警告自己的政策失误，天象的异常，正是后宫外戚祸乱所造成的。接着成帝进一步指出：“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正于岱宗之山，甚可惧也。”[11](P3978-3979)灾异把汉家的国运打得奄奄欲绝，而民众也越来越对汉家王朝失去信心。越是朝政混乱之际，越是各种思想迸发之时。

顾颉刚指出，历来得天下有两种路，“一是唐虞的禅让，二是殷周的征诛。”[9](P66)王莽作为儒生，肯定知道尊君之道，而且作为外戚，也没有必要对前朝赶尽杀绝，于是决定采用第一种方式来称帝。此时“汉家尧后”思想①已经被广泛接受，在儒生心里尧舜的先后次序也是被认可的。王莽在其家谱《自本》中就自以为是黄帝的后裔，说黄帝姓姚氏，八代后生了虞舜，这样尧禅让给舜的帝位，再由尧的后代顺利传到作为舜的后代的自己身上，这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为使五德次序符合朝代更替的顺序，刘歆在《世经》中重新编造了一个古史系统。他说，继承天命而首先称王的，首德始于木。伏羲氏没落，神农氏兴起，以火承木，故为火德。神农氏没，黄帝氏作，火生土，故为土德。黄帝土德也符合邹衍的说法，但是最早的帝王是从伏羲氏开始的，明显就是为自己的新理论“五德相生说”提供依据。为使汉家符合尧后火德的符应，刘歆在黄帝和颛顼之间加上少昊，这一说法明显与前时代的司马迁所说不同。吕思勉指出：“邹子之说，目的是为了政治教化更容易，受命者是谁，根本没有记载。汉帝本系尧后和王莽自本为舜帝后，都是以后的附会之说。”[12](P736)王莽称帝时，提到帝王的道统，应当继承、发展和贯通，于是就寻求他们的后代，延续他们的祭祀。他认为，“惟王氏虞舜之后也，出自帝喾；刘氏，尧之后也，出自颛顼。”[13](P4105)这些禅让的说法符合刘歆编造的古史系统中各帝王的次序。王莽曾颁发关于符命的诏书云：“武功丹石出于汉氏平帝末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皇天眷然，去汉与新。”[13](P4113)这里王莽说自己的德运完全符合刘歆创立的“五德相生说”。由此可知，“五德相生说”明显是为王莽的代汉服务的。从居延出土的汉简中，我们也能看到其对王莽的重要性。《居延汉简》简号225·32记载：“□室以土德代火家□。”[14](P363)据此简前后，可知王莽通过一级一级的文书告知边塞地区的下层官员，自己“新室”的代汉是天命所为，汉家已经衰亡，你们应该为我这个真命天子效力。

2.统兵镇压翟义起兵

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治今河南濮阳)太守翟义集结军队十多万，拥立宗室刘信为皇帝，讨伐王莽。但没过几月，就被王莽镇压下去。

首先来看翟义的起兵原因。翟义在讨伐王莽的檄文上说，王莽毒死平帝，代理皇帝职位，是想要断绝汉朝江山。其作为宰相翟方进的儿子，有幸能够为汉朝守卫大郡，父子都深受汉的恩德，在君臣之道上应该为国家讨伐敌人，来安定国家。可以说这些讨伐王莽的理由都太冠冕堂皇。“翟义反莽实质上是西汉末年翟家父子与王氏家族矛盾的继续，维护刘汉只不过是招牌罢了。”[15](P96)成帝时期，御史大夫官职空缺，陈咸、翟方进都以名卿在备选人中，后翟方进任此职。因陈咸与成帝舅家王氏关系紧密，陈咸屡次弹劾翟方进，因翟方进深得成帝信任，终未被罢免。然翟方进与外戚王氏关系越来越紧张，后来翟方进又弹劾红阳侯王立在举荐贤才时收受贿赂，隐瞒实情而不按品行条件举荐。翟方进还因与淳于长关系紧密，而站到外戚王氏的对立面。翟方进任丞相十几年，地方灾异频发，依附外戚王氏的大臣遂将原因归咎于丞相的不作为，成帝于是下令罢免翟方进，第二天翟方进被迫自杀。翟义与王氏的矛盾是：翟义任南阳(今河南南阳)都尉巡察地方时，宛的县令刘立对其不敬，翟义当即痛斥其罪行，并用囚车载刘立绕宛县示众后押送进狱。刘立与曲阳侯王根是婚姻之家，曲阳侯上奏成帝，成帝因此询问丞相，翟方进派遣官吏命令翟义释放县令刘立，翟义也因此被免职。

其次来看刘歆与翟义的关系。刘歆曾跟从翟方进学习《左氏传》，对于翟方进之子翟义可以说是了解的。史载“方进虽受谷梁，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其左氏则国师刘歆。”[16](P3421)翟义从东郡首先发难，各地纷纷响应。翟义起兵的消息传到京畿地方，其辖区的二十三个县的盗贼也一拥而上，他们攻打烧毁官府，抢劫掠夺官民财物。为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王莽任刘歆为扬武将军驻守在宛，任刘立为陈留(治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太守。翟义在宛做官多年，深得当地百姓敬重。王莽任命刘歆为此地驻军首领，明显是为了防止翟义领兵攻打此地。一旦翟义攻占宛地，则可很快率军抵达长安，对王莽造成致命威胁。而陈留是东郡到达宛的必经之地，任命与其有矛盾的刘立任太守于此，可以有效抵御翟义的进攻。十二月，王莽所派军队先是在圉城(今河南杞县)大挫翟义精锐部队，接着在固原境内逮捕翟义，后将其弃市。刘歆在这次屯守宛的过程中是有功绩的。起初王骏以强弩将军出兵攻击翟义，但因为无功被免职，而刘歆在镇压胜利后，官复原职。一个因无功被免职，一个恢复原职位，正可以说明在此次镇压翟义的起兵中，刘歆是积极主动维护王莽政权的。

最后来看南阳对王莽的重要性。翟义虽说是从东郡首先发难，但翟义曾担任南阳郡尉，可以说宛是翟义起家的地方。宛是南阳郡的郡守所在地，因此南阳郡对翟义很重要。但南阳郡又有王莽的封地，王莽母亲功显君的封邑也在南阳郡内，此前王莽曾下野在此度过三年。成帝时期，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给王莽，于是成帝封莽为新都侯，封地就在南阳郡的辖地。王先谦指出：“南阳新野之都乡也，王莽国，平帝封。”[17](P707)哀帝时期，王莽被免职回到封地，将家中钱财散予宾客和当地百姓，因此他在封地三年很受南阳当地郡守以及百姓敬重，如“始莽就国，南阳太守以莽贵重，选门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2](P4043)既然南阳对敌军很重要，对自己也很重要，因此王莽选择一个绝对可靠的人驻守南阳的意义不言而喻。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歆此时绝对是王莽的重要亲信。

此次事件，虽说前后时间很短，但是对于王莽的打击很大。事件发生后，王莽茶饭不思，日夜抱着孺子到郊祀祭坛和宗庙祷告。他一方面派谏大夫桓谭颁布文告于天下，自己只是暂时行使皇权，将来会把政权归还给孺子；另一方面他派遣七位亲信将军进攻翟义部队，又派遣多人分别驻扎在各处重要关口，守护险要之地。反叛事件被镇压后，王莽自认为威望德行一天比一天兴盛，自己已经得到天命认可和人心的拥护，于是立即谋划称帝之事。

二、王莽举荐和重用宗室刘歆

哀帝崩后，王莽重任大司马，兼领尚书事，重新掌握朝廷实权。王莽掌权后为什么举荐已经被贬的宗室刘歆？又是通过哪些措施来稳固两人之间的政治合作关系呢？

(一)王莽举荐刘歆的重要原因

1.西汉后期儒家经学主导朝政

武帝时期，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设置“五经博士”，但儒生的政治地位并没有马上得到大幅度提高，这从出任“三公”的都是有着军事或经商背景的人，从武帝临崩时任命的辅政大臣的学养就可以看出来。阎步克指出，儒术独尊和儒生参政，确实为帝国政治带来了新的因素，“可儒者的势力兴盛需要一个过程，这并没有因汉武帝独尊儒术就一下达到了顶点。”[18](P361)刘泽华指出，宣帝时期，儒家虽然在思想上得到推崇，“但在政治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统治者们实行的仍是杂霸政治。”[19](P203)宣帝本人仍不喜欢儒术，实行的仍是“霸王道杂之”的政策，并指出他不重用儒生大臣的原因：“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20](P277)这是指，儒生喜欢称颂古代，批判现实，沉溺于名利，不值得信任。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虽然召开石渠阁会议，朝廷将谷梁学立于学官，也有越来越多的儒生由经学系统进入到朝廷。但是甘露时期已经是宣帝统治的末期，短时间内尚未见到儒生提出切实可行的重大政策。随着好儒的元帝继位，经学家开始真正参与到国家政事中，这时的儒生多是谷梁学大家，包括萧望之、周堪等，他们都曾一度成为元帝的辅政大臣。钱穆指出，自宣帝以下，举丞相、御史大夫两职儒者渐当路，“至于元、成、哀三朝，为相者皆一时大儒。”[21](P187)元帝时期，儒生为减少国家开支，减轻百姓负担，曾提出宗庙改革的建议。元帝接受儒相韦玄成提出的实行宗庙迭毁之礼的建议，以无殊功异德及亲疏远近为标准废除先帝庙宇。

许倬云指出，此时汉代儒生阶层渐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其一表现在儒生博士人数的增多，另一方面表现在儒生阶层打开了参加决策阶层的孔道。”[3](P370)儒生政治地位提高，使得儒家经学也开始主导朝政的决策。如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一自称是卫太子的人，来到皇宫北门，想要进入宫廷。守卫将此事上奏昭帝，昭帝命令机要大臣一起去辨认真伪。结果诸官吏都不敢表态，京兆尹隽不疑后到，据《春秋》之义命令属吏将此人抓起来，并将这个人送往监狱。汉昭帝和大将军霍光听说此事后很赞赏隽不疑的作法，提出公卿大臣们都应该懂得如何运用经术来维护大义和治理国家，而西汉后期根据儒家经典来处理政治问题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春秋之义在史书传记中多次出现，如“春秋之义，原心定罪”[22](P3395)“春秋之义，母以子贵”[2](P4042)等。

刘歆的儒学身份受到很多大臣的重视，前面已经讲过，他因写赋才能被儒学大臣举荐，再加上刘歆其父刘向也是儒生大臣，刘歆还曾跟随其父刘向共同领校中秘书。刘歆虽是宗室出身，但其儒学大师的身份还是更能得到舆论的推崇。

2.刘歆是古文经学界的领袖

史载“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贵幸”，[23](P1967)这应是王莽第一次举荐刘歆。此时王莽刚辅政不久，举荐刘歆是有意拉拢宗室子弟，使新皇帝继位后，可以稳固自己的辅政位置。但是仅仅就因为一个宗室身份，王莽就举荐了刘歆吗？事实上，刘歆与王莽之前有很多交集，如“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23](P1972)另一方面，两人所受的经术思想比较一致。在刘歆校中秘书期间，见古文《春秋左氏传》非常感兴趣，于是就跟从能治“左氏”的尹咸和翟方进学习。据《汉书·儒林传》记载，王莽所学左氏是师从胡常，而胡常与尹咸及翟方进一同跟从尹更始受业，因此王莽与刘歆两人师出同门，其经术思想也是一致的。哀帝刚继位，即有大臣弹劾外戚王氏专权，祸乱朝政，主张罢免王氏。哀帝自幼就得知外戚王氏骄纵蛮横，居心不良，因为刚继位，自身权力还没有稳固，所以还是继续优待他们，维护现状。待几个月后，形势急变，借朝廷大臣弹劾王氏专权之机，哀帝开始剥夺王氏的官职和权力。王莽对于哀帝以及大臣的意图肯定是知晓的，此时王莽举荐刘歆，实为缓和王氏与其他大臣之间尖锐矛盾之计。这次的举荐甚合哀帝重用刘氏宗室的心意，所以刘歆很受哀帝重用，这才有了之后刘歆引起的“经今古文之争”。尽管其争立古文学官的建议被众儒所反对，但还是有很多儒生推崇和喜爱古文经，支持刘歆的行为，如房风、王龚等人。史载“为言左氏以求助，唯风、龚许歆”，[24](P3619)他们三人都熟读儒家经典，共同校书，都处于中朝。虽三人因此同遭流放出外做官，但其推崇的经古文学活力不减，继续传播，如《左氏传》的学术地位不断提升，由此可以知道刘歆在古文经学儒生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史载“哀帝崩，王莽持政……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23](P1972)这应为王莽第二次举荐刘歆。此时的政治状况是朝廷中儒生任高官，王莽为巩固权力地位，竭力争取儒生为自己服务。而刘歆在经今古文学之争后，显然成为古文经学界的领袖。刘歆已经被贬在外，而朝廷中的儒者多是谷梁学者，照理王莽应该拉拢今文经学者，为什么他要拉拢刘歆呢？西汉后期官学所传的固然都是今文经，因此儒者多是今文经学家。但今文儒生善于引经据典，以评说政治的利弊，他们评论朝政的得失，必定会威胁到王莽的专权。为了防止今文经学家对自己进行不利的评判，王莽首先就要推翻今文经的神圣性，说他们口中相传的圣人经典，不足为凭。现在出现了真正的古文经典，以后更要依靠此等儒家元典来理政。刘歆是首先发现古文经的，古文经的经义也主要是刘歆附会解释的，因此王莽自然得拉拢刘歆，这个官学两界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儒家重视孝道，日常穿着如同儒生的王莽对此也十分谙习，如他侍奉母亲和嫂嫂，抚养哥哥的孤儿，礼数行为检束端正。又如他侍奉叔伯，礼貌周到、殷勤。其伯父大将军王凤患病，王莽侍奉他，亲尝汤药，蓬首垢面，几个月未曾脱衣睡觉。王莽的这些行为是受到儒生普遍推崇的，这从儒生多次上书称颂王莽的功德就可以看出来，而王莽也因此更加重视儒生。平帝时期，王莽秉政，增立了古文学官，为儒学者提供了更多进入官僚阶层的机会。史载“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2](P4069)通过这种内外部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增加了儒生对于自己的心向和推崇，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地位。

(二)王莽对刘歆的拔擢与重用

王莽对于刘歆的重用，有利于稳固两者之间的政治合作关系。

1.选刘歆为“四辅”之一

孝平时期，刘歆被封为红休侯。红休侯的爵位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稳固了王莽与刘歆之间的关系。前面已经提到楚元王子刘富在景帝元年(公元前157年)被封为休侯，三年后更封为红侯。因继承侯爵的刘氏第六代刘章没有后代，汉武帝于是废除此爵位。现在刘歆重又继承此爵位，可见王莽从内心对于刘歆协助他代汉建新的感激之情。

史载王莽“又按金匮，辅臣皆封拜……(以)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刘歆为国师，嘉新公……是为四辅，位上公”。[13](P4100)可见王莽对于刘歆的重视。“四辅是依据虞夏商周的传说而设，分别主管四季和方岳之事，虽无治事实权，但是是安置德高望重人物的重要官职。”[15](P115)在古代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作物的收成与四季变化有着很重要的关系，而“四辅”是对应这些时令变化的官职。国师是“四辅”之一，主要是负责实现秋季粮食生产，并考察研究度量衡制度的。“所谓上公，即是指位在三公之上的太师、太傅、太保等官，是很尊崇的官职。”[25](P11)王莽对于刘歆的重视也能从天下人对于刘歆在王莽政权中所处的位置体现出来。金匮是哀章所献，史载哀章本人不学无术，没有德行，但却偏偏制作了两册贴有标签的图书，“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2](P4095)八人当中包括刘歆，这说明身处底层的民众都知道刘歆是王莽的心腹。对于金匮等符命，刘歆本人是很不支持的，没有史料发现刘歆献过有关符命的文书。而王莽却很信符命，并任命那些因献符命升为“三公”的人，如哀章。对待符命的不同态度，成为以后刘歆与王莽关系破裂的开始。

2.封刘歆之子为伊休侯

王莽称帝后，为稳固新王朝的统治秩序，并幻想新王朝能像古代五帝那样兴盛发展，于是寻求贤明帝王的后代，延续他们对祖先的祭祀，就这样刘歆的儿子刘叠被封为伊休侯，继承刘家祖先唐尧的支脉。史载“涉领宫卫，伊休侯主殿中”，[26](P4184)可见，刘叠也深受王莽器重。王莽这一做法，在尊崇古代帝王之道的同时，也借刘歆始祖来拉拢人心。同时，也可以稳固刘歆与王莽之间的合作关系。

由刘歆家族继承唐尧祭祀的血脉，仅仅因为刘歆家族是刘氏宗室，刘氏又出自唐尧的后代吗？据《汉书·王莽传》载，王莽专权欲望强烈，想要世代掌权。甄丰、刘歆、王舜等人顺从其意图，作为回馈，王莽就封侯了他们的直系后代。这就是王莽封刘歆儿子为侯，又让其继承唐尧之业来祭祀其始祖的重要原因。

三、结语

正是两者的通力合作，致使刘氏王朝瓦解，新朝建立。新朝建立后，王莽也实行了很多有利于民众生活和教化百姓的政策。而作为建立新朝的盟友刘歆自然也很受王莽重用，不仅被封为国师，就连其后代也被封侯加爵，新朝建立初期，两人的君臣关系也是亲密无间的。

注释：

①关于“汉家尧后”思想的来源，有几种说法。一是刘向指出汉帝的本系，出自于陶唐尧帝。另一种是孝武帝的钩弋赵婕妤，是昭帝的母亲，怀孕十四个月孩子才降生。武帝说：“听说昔日尧就是怀胎十四个月而生的，现在钩弋夫人也生了这样的儿子。”就把孩子降生的那座宫殿的大门称作“尧母门”。不论哪种说法，在王莽称帝前，“汉家尧后”的思想已经传播很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