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荟淋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6)

《诗》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大雅》诗歌分为《文王之什》《生民之什》和《荡之什》三个部分，总计三十一篇，记叙了上至后稷下至幽王时期上层社会的历史生活，内容涉及西周王政多个方面，虽多以抒情见长，《大雅》诗歌亦有热烈的情感表达。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雅》诗歌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呈现出浓厚的叙事倾向。诗人们虽不能如史实一般详尽描绘西周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也通过以诗记事的独特方式，从祭祀、宴饮、征伐、封赏等方面勾勒出西周王朝部分社会图景。再有，结构是诗人按照一定原则来组织诗歌内容的谋略所在，对《大雅》诗歌叙事结构的探讨，不仅可以感知先民的叙事能力，亦能体悟诗人的叙事思维。

一、以人物为核心

《大雅》中部分诗歌呈现出片段叙事的特点，各片段都是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诗人在叙述过程中，将一个一个的历史片段展现出来。这些零散的历史片段通过人物的统帅，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或逻辑顺序结构成篇，共同完成主题的表达。

以人物为核心的诗歌有《生民》《公刘》《绵》《皇矣》《思齐》《棫朴》《灵台》《大明》《文王有声》《假乐》等十篇。现将此十篇诗歌的具体情况叙述如下。

《生民》叙述先祖后稷的成长历史故事。诗人选取姜嫄履神迹有孕，后稷初生如达，姜嫄三弃后稷，后稷授民植五谷几件事来叙述，突显出先祖后稷与生俱来的神圣。

《公刘》叙述公刘率领周人迁豳历史，并在此过程中颂美了公刘笃厚的品性。公刘因不忍百姓受戎狄的侵扰决定率民迁都。在迁徙过程中，他亲自勘察地形地势择可居之处；在宫室落成后宴飨群臣、与民同乐；又量度国境，制定兵制及税法，力使民众安居乐业。

《绵》叙述古公亶父率民去豳至岐的历史。古公亶父继位期间，备受戎狄侵扰，他顾虑人民，不忍与之战，遂去豳而至岐下，于周原之地营建城郭宫室，并作五官有司。

《皇矣》叙述“周命代殷”的相关历史，涉及先祖古公亶父、太伯、王季、文王几个人物。古公亶父治理岐山土地；太伯知天命将归文王而让位于其弟王季；王季有明德，能受上天之福而泽及子孙；文王受天命征伐密须和崇丘。

《思齐》从文王的行为准则中塑造“贤君”形象。文王上能敬祀先祖，下能教化下民，内能和谐家邦，外能德被天下。

《棫朴》叙述文王能官人、作士的事迹。文王广纳天下贤士；众贤士助祭文王且能随君出征慧眼识人；文王勤行善道，化恶为善，培育人才，以圣德纲纪四方之民。

《灵台》则颂美文王观游。文王欲兴建灵台，天下庶民皆往而筑之，是文王能得民心；灵台建成后，文王亲至灵囿、灵沼，见各得其所，是文王能够德及鸟兽昆虫；文王于辟雍作乐，鼍鼓逢逢然和，说明文王政教得所。

《大明》分别叙述文、武二王立国之事。王季配大妊、文王配大姒、武王伐纣。

《文王有声》颂赞文、武二王立国大绩。文王伐崇迁丰；武王都镐京，行辟雍之礼。

《假乐》颂美成王有“显显令德”。成王能安民任贤，行事遵循先祖典章，不犯过错，立朝有威仪，能听取群臣意见，能纲纪四方，宴饮群臣，是受诸侯、卿士拥戴的君王。

从以上各诗的具体情况来看，除《皇矣》《大明》《文王有声》外，其余诗歌均有一个主要的颂美对象，这个对象人物即是诗歌的结构核心，串联起诗中所有的历史事件。当然，诗人在选取事件时，并非与人物相关便可，细读全诗，便可发现诗人的良苦用心：诗人所选取的众多事件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共同承担起塑造人物形象的重任。如《生民》所选取的后稷人生阶段的几个重大事件，在时间上并无连续性，但这些事件在本质上都显示了后稷的神奇。所以，诗人选取这些内质相似的事件，在颂美后稷的同时，塑造了后稷神奇的形象。同样《思齐》一诗中所选取的事件也具有相似的内质，共同刻画出文王“贤明”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公刘》和《绵》两首诗与其他以人物为中心的诗歌稍显不同。两首诗都是叙述先祖的迁徙历史，《公刘》叙述先祖公刘率领族人从邰地迁至豳地，内容上只叙述了这一件事。但诗人着重展现迁徙过程中准备迁徙、相原、筑屋、燕群臣、量度国境及建设新居几个片段，且各片段中又着重展现公刘在此过程的领导作用，突出公刘笃厚的形象，所以《公刘》仍旧是以公刘为中心来结构全诗。《绵》同样只叙述了一次迁岐事件。诗人详细叙述了人们在岐地营建宫室、庙宇、城郭的画面，但这只是整个迁岐事件的一部分；而且从作诗目的来说诗歌主要颂美古公亶父，而非记叙迁岐事件。诗人选择迁岐事件来颂美古公亶父主要是因为文王受命作周就是从岐地开始的。岐地是周朝兴盛的起源地，而古公亶父从豳地迁到岐地，建立国家，无疑是周国立国建朝的开始。所以诗歌仍旧是以人物为中心，展现人物在事件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两首诗较为详细的叙事表明诗歌已初步具备完整的叙事情节。

因此，在以人物为结构核心的叙事中，人物是诗人颂美的对象，事件是刻画人物的材料；人物统帅着事件，而事件间又因存在着相似的内质而汇聚。

此外，《皇矣》《大明》《文王有声》叙述了多个人物的事件，这些不同人物不同的历史事件并非诗人生搬硬凑，而是与主题表达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以《大明》为例：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

《大明》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诗歌在叙事中着重突出“天命”观念。诗人于此叙述王季的婚姻，一方面强调文王德有所承：王季、大妊有德善之行，为文王的成长创造了先天的德善氛围，因此文王能在耳濡目染中继承并光大父母之德；另一方面也暗中表达天命归周不只在文王朝显现，早在王季时期便已经出现天命归周的迹象。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季历之十年，飞龙盈于殷之牧野，此盖圣人在下位将起之符也。”[1](P1)据《尔雅·释地》云：“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垧。”[2](P2616)又《说文解字》说“牧邑在朝歌南七十里地”。在重视天人关系，强调天命的古代社会，远离殷商政治中心的牧野出现飞龙，无疑被视作居下位之圣人将代商行政的预兆。而此时大妊又梦见长人感己，于豕牢生文王；后来凤凰衔书游于文王之都，是授天命于文王也，可见文王受命早在王季时期有所征兆。另外，黄松毅《仪式与歌诗：〈诗经·大雅〉研究》在解读王季婚姻时认为：“诗歌通过大妊来嫁周国的例子说明，殷商的属国开始与周联姻，逐渐成为了周的盟国，增强了周的力量，天命也逐渐从殷商转移到周。”[3](P88)所以，大妊“来嫁于周”说明殷商政令已不能通达于四方，显示了天命的改变。从以上两点可知，诗人虽是在叙述王季与大妊的婚姻，实则是叙述天命开始显现，在主题上仍然表达天命“惟德是辅”。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

这里叙述文王的婚姻。文王的婚姻一方面是文王已经受命的体现，另一方面是为“天复命武王”铺垫。文王受命，上天为之配有气势之处以及贤女。文王之妻曾梦见商庭生棘，后太子姬发植梓树于阙间，化而为松柏，预示着武王将灭纣，因此文王的婚姻既是“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的现实验证，也是为下文武王有德受命作铺垫。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此章以下叙述武王伐商。文王夫妻二人有令德之行，因此“笃生武王”，是武王亦有明德，能受天命。“保右命尔，燮伐大商”是武王受天命伐商。

《大明》涉及了王季、大妊、文王、大姒、武王五个人物，但诗人在叙述中只有文王运用了“生此文王”“维此文王”“命此文王”等语句。“此”的运用表明文王是全诗的中心人物。因此，诗歌也是通过文王将三件时间相距大的历史事件衔接在一起，并通过严密的逻辑关系结构成诗，共同完成“有德受命”的主题表达。

《皇矣》一诗首章点明题旨即殷商“其政不获”，故而上天命周代殷。殷商政教失道是因为帝纣暴虐，残害下民，不能顺天意而为，而周族统治者能够顺天安民，故能受天命。所以，此篇要旨是叙述“天命代殷”的历史过程。在周朝的立国过程中，最终受天命作立新邦者是文王，但这种天命的归顺并非突然而至，而是代代修德、世世积累的结果。所以，诗人在叙述中选取古公亶父治理岐山、太伯知天命将归文王而让位于其弟王季、季历有明德这三个事例来为文王受命作铺垫。而文王受天命征伐密须和崇丘二事则将“文王受命”一事落到实处。另《文王有声》颂赞文、武二王立国大绩，诗人则选取文王伐崇作丰邑，武王迁都镐京，行辟雍之礼几件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事件来叙述。

以人物为核心的诗歌，诗人或选择同一人物不同方面的事件，或选择不同人物的不同事件来完成主题的表达；各事件间不仅有先后时间顺序还存在相似的内质及严密的逻辑关系，体现出诗人独特而又严谨的叙事态度。

二、以事件为中心

以人物为核心的诗歌在诗中叙述了多个历史事件，具有片段叙事的特点，而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主要围绕一个历史事件展开叙述，对于事件的起因、发展，结局均有叙述，初步具备完整的情节。

《大雅》诗歌中以事件为中心进行叙述的诗歌有《行苇》《江汉》《常武》《韩奕》《崧高》《烝民》六篇。其中《行苇》主要叙述了一次周王宴请兄弟的宴会，其余五篇主要描写征伐受赏。

《行苇》叙述周王宴请宾客，并举行射礼。在周代，宴饮同祭祀一样承载着一定的政治功能，同样有着严格的礼仪。“饫以显物，宴以合好”(《国语·语》)，宴饮担负着友睦家邦的历史责任。李山在《诗经的文化精神》中强调：“人的生存毕竟不是单纯的物种延续，他还是一种精神的存在、理想的存在。这表现在宴饮诗中，就有对‘令德’、‘令仪’的申诫和号召。”[4](P97)《行苇》首先以物象起兴，以示周王能够仁及草木。对草木尚且如此，何况对天下子民呢？诗人接着叙述周王宴请兄弟，陈席授几，主人进酒献于宾，宾乃酢答主人，酒肴既备又作乐助欢，举行射礼，众宾有序，主人又尊敬长者，一派其乐融融的和睦景象。可以说这次宴饮达到了“宴以合好” 的目的，因此诗人作诗赞美主人仁厚，能友睦兄弟，敬事老人，以及宾客彬彬有礼。

《江汉》前半部分写召穆公征伐淮夷。从出兵前整师写起，描写将士士气高昂、斗志坚决。接着诗人宕开一笔，不写激烈的战争场面直接点出王师战胜的结果。淮夷既定，王又命召穆公在此边境善后安民，推行王化。四章以下为第二部分，叙述王对召穆公进行封赏，赐之圭瓒秬鬯、山川土田；召穆公稽首答谢。这部分主要为王的策命之词。

《常武》叙述宣王亲自帅师伐徐，并取得胜利。宣王委任皇父为将，部署作战任务，又命休父为司马，下达作战计划。此王师进军徐国，严整而有威仪，徐师闻之而皆归服。诗歌虽写征伐，但全诗无一字描写战争场面，诗人用大量笔墨渲染王师的无比声威，使敌军闻风丧胆。

《韩奕》详细记述了韩侯来朝受赏的整个过程。韩侯作为北方诸侯受到宣王倚重，担负起治国重任，体现了宣王在抵御外敌方面政治策略。首章写韩侯有卓然之道德，于是王赐命为侯，使之佐助天子。二章叙述韩侯入朝受命，王以淑旗绥章、簟茀错衡等赐之。三章叙述韩侯得赐将归，显父以美酒佳肴为韩侯践行。四章和五章当为插叙，分别叙述韩侯娶妻和蹶父视察韩国。六章叙述韩侯归国施行政事。诗人通过韩侯入朝有令仪，受王厚赐以及卿士礼敬，能复先祖旧职来赞美韩侯有美德。

《崧高》写申伯被封赐到南国谢邑一事。申伯是王之元舅，诗人颂赞他是四岳神灵所降生，勇武威仪，文武兼备，有安邦定国之才。诗中对此次封赏进行详细描写，从定封谢邑，到命召伯前往谢邑为申伯营建宫室、宗庙、城郭，治理土田、赋税，到为之迁徙家人，赐之车马、圭宝，无一不备。此外王又亲自为申伯践行，可谓礼隆恩盛。申伯有安顺正直之德，定能安抚此南国，其令闻也将传达于四方。宣王封赏申伯到谢邑，不仅体现宣王对他的倚重，同时也意味着谢邑将成为王国的御敌重镇。

《烝民》同样写封赏，仲山甫有令德故而赐封齐地。与上篇不同的是，此篇大量笔墨在于对仲山甫美德的描写和赞美。首章起笔雄浑有势，写仲山甫应运而生，是总体赞美仲山甫有德。此仲山甫生而有德，举止恭敬，有威仪之容，能遵循先王训典，忠于天子之命，外能出治四方，内可辅佐君德。为人处世又能刚柔相济，不侮矜寡，不畏强御。诗歌后两章正入适齐事宜，笔墨仍着重在车马的描写上，以此车马之容见仲山甫之德。

如果将人物和事件看作叙事天平的两端，那么以人物为核心的诗歌无疑更侧重人物，事件为人物服务；而在以事件为中心的诗歌中则更侧重事件，注重叙事的完整性，并在叙事的过程中塑造人物形象。笔者认为，影响两类诗歌结构上的差异之因素有二：

一是用乐场合的不同。朱熹在《诗集传》说：“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小大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会朝之乐，受厘陈戒之辞也。”可知《大雅》出自西周王朝，具有宫廷乐歌的政治和仪式功能。以人物为中心的诗歌以是颂祖德为主，而以事件为中心的诗歌主要叙述征伐受赏。从大的主题来看，二者都是颂美，但用乐场合的不同，是形成这两类叙事结构的重要原因。颂祖德诗歌主要用于祖先祭祀场合，起着记叙并颂扬历史的作用。在祭祀场合中需要通过诗歌颂扬祖先伟大事迹来告诫祭祀者们铭记历史，发扬德业。因此，记诵历史的功能限制了诗人对某一事件大篇幅的详细叙述，而是需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历叙先祖伟大功绩。另外，颂祖德诗歌内容是后世诗人对先祖事件的叙述，诗人并未曾参与过去的历史，从后世回看历史的时间差使得诗人对历史事件的一些细节不能详知，从而使得诗人在叙述中难以详尽事件的前因后果。所以，颂祖德诗歌主要采用以片段叙事为特点的人物核心结构。征伐受赏类诗歌是吟咏现实题材，诗序中点明作诗者，可知诗人应当了解所叙事件；同时诗歌不再运用于祭祀场合，更像是诗人个人因事生情，作诗颂美，因此诗人有条件围绕事件详细叙述。

二是创作时间的不同。颂祖德诗歌主要创作于成王朝及之前，而征伐受赏诗歌主要创作于宣王朝。随着时间的发展，叙事的技巧自然也会发生变化。根据诗歌创作的先后，可以看出，从简笔概括事件到完整叙述事件情节，诗人们的叙事技巧逐渐成熟，到宣王朝已初步具备完整的情节结构。

三、其他叙事片段

在一些诗歌中，诗人主要以祝颂或劝诫为主，说理意味浓厚，叙事情节较少，呈现出叙事片段的状态。这里所言的叙事片段与以人物为中心诗歌所用的片段叙事之间不同的是，后者所采用的片段叙事是诗歌中叙述了多个独立的历史事件，各事件之间时间跨度大，不存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从而呈现为一个接一个的历史片段；而此处所言叙事片段主要是描绘某一现实画面，不形成一个完整的事件。

如《旱麓》围绕“祭必受福”，颂美文王有令德。诗歌主要描绘了三个祭祀片段。“瑟彼玉瓒，黄流在中”是第一个场景。瓒是天子祭神时所用的酒器，以玉为柄，黄金为勺，故称玉瓒；瑟是清洁鲜明的样子；流即酒，此酒在器中映出黄金之色，故将酒称为黄流。酒能映出器物的颜色，说明酒本身就清洁无比。因此这句诗主要描写祭台之上，玉瓒清洁鲜明，色泽饱满，又有酒盈满其中。虽然是静态画面，但诗人用一“瑟”一“黄”两个形容词便将器洁酒清的特点准确表达出来。祭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祭祀者对祭祀的态度，所以诗人对美好祭品的描绘也隐含赞美了文王的礼敬之德。“清酒既载，骍牡既备”一句同样描写祭品，为第二个场景。古代祭祀祭品主要分为太牢和少牢两种，太牢包括牛、羊、猪，少牢则不包括牛。骍牡为赤色的牛，周人尚赤，文王在祭祀中用太牢，且用纯色的牛，可谓礼仪隆重。两个“既”字也表达出一种轻快而又急切的心情：酒食已准备齐全，神灵、先祖们可以尽情享用。“瑟彼柞棫，民所燎矣”一句则描写祭祀中人们砍下众多的枝条烧火祭神灵的情景，是第三个场景。焚烧的火堆生出的缕缕烟雾升腾而起，象征着与天上神灵的沟通，于是人们将对神灵的虔诚之心及祈福之意寄托在上升的烟雾中，借烟雾向神灵表达自己的心意与诉求。

另外，《大雅》诗中所涉及到的厉王、幽王两朝，君王施行暴政，国政荒乱，民不聊生。诗人针对国内政乱民困现象，作诗劝谏，劝王弃恶为善。在这类刺丧乱诗歌中，诗人不仅揭露君臣的恶行，也对一些社会现状进行叙述。如：

忧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长，逢天僤怒。自西徂东，靡无定所。多我觏痻，孔棘我圉。(《桑柔》)

厉王妄行征伐，不仅不能平乱，反而使得诸侯自相攻伐，民人遭此人祸不得安宁。诗人以随军士兵口吻诉说自己的经历：自从兵以来，征伐不止，使我不得休息；我虽然极度思念故园，却因为战事不得归还，这样的日子不知还要持续多久，只得呼天自伤，逢此乱世，居无定所，贫病交困。

《召旻》同样陈述了国内大坏之象。“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描绘人民饥无食，居无所，国内十室九空之状。《云汉》则描绘大旱之下，万物不得其所的窘迫情形。“天降丧乱，饥馑为臻”及“周余黎民，靡有子遗”等诗句描写旱灾导致的饥馑使得人民伤亡严重；国内之民非死即困，无一周全。

诗人在这些诗歌中主要表达对君王坏政的劝诫，所以主要以劝谏说理为主，对社会现状的叙述只是说理的辅助手段。诗人通过对社会现状的陈述，引起君王的重视，使得劝诫说理有理有据，更具说服力。

综上，诗人在叙述过程中，根据主题表达的需要，形成了独特的叙事结构。但无论是以人物为核心，还是以事件为中心，或者是诗中的叙事片段，在总体上都出现了简笔勾勒的面貌，我们可以从诗人的叙述中了解远去的历史事件，却无法窥探其详细的细枝末节，但也能在明了诗人组织叙事的结构之外，体悟到诗人在事件的选择和安排上所具有的缜密、细腻之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