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金奇，焦石文

(1.新乡医学院 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2.新乡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国家治理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创造了“发展的世界奇迹”。中国比过去的所有时期都更加接近世界中央，世界历史的“中国时代”正在到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是对改革开放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的深度概括。中国的国家治理成就和经验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世界性，它不仅是中国的财富，而且是世界的财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哲学智慧和价值观念是中国对于人类的重大贡献。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变迁、成就与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攀升，发展成绩令世界瞩目。几十年来国家治理的成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持社会长期稳定的制度和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方式的变迁中，体现在几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治理成就中，体现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

(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方式的变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这与长期以来高效的国家治理密切相关。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随着时代主题和任务的变化，国家治理的重点和中心也在不断调整。

改革开放初期，国际国内形势都非常严峻。从国际社会看，世界上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建设，其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软实力已牢牢占据了世界的统治地位。从国内形势看，我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等各条战线上的建设都相对落后，这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反映在政治和文化信仰等方面。面对如此局面，我国这一时期国家治理的目标任务非常清晰：对内，就是做大经济总量，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外，就是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快速提升中国的国际声望。有了清晰的治理目标，也就有了明确的治理方式。总结改革初期的国家治理方式，其核心思想就是依靠政府的高度权威性和强大的动员能力，聚集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进入改革开放全面推进阶段之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我们将时代的主题和任务“从原有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政治体系通过对经济体系全面控制来实行功能，通过对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的直接管理和分配来实行社会调控，转向市场经济的模式下社会物质资源大部分将不再由政治体系直接管理，而由市场分配，政治体系逐步转向主要对非物质资源的管理”(1)王沪宁：《市场发育和权威基础：保护和开发政治资源》，复旦学报，1995年第2期。。与改革初期相比，此一时期的社会开始加速转型，社会阶层分化已有加剧趋势，社会矛盾也有了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就意味着此时期的国家治理方式也要随之做出积极的应变。概言之，这一阶段的国家治理的主要变化在于：治理主体由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转换，“有限政府”理念逐步确立，治理方式逐渐从管制型手段向服务型手段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会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页。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两个阶段性目标。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协调好健全制度与体制改革、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关系，就必须建立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结构，并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二)中国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

在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中国的复兴正在一步一步地改变着世界的既有格局。综合中国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就是硬实力的崛起、软实力的进步以及逐渐形成的较为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

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综合实力的竞争。如果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较弱，那么它的国际影响力也将会很弱。中国近些年来的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在经济总量上，中国已从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每年新增的经济体量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发达国家；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看，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经连续多年超过30%，这一数字比美国、日本再加上欧盟的总和还要大；从工业制造规模看，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链条和工业制造能力，并在2010年一举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从1950到2016年，中国累计对外援助四千多亿人民币；此外，中国还实现了八亿多人口稳定脱贫的目标，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而与此同时，和中国综合实力迅速崛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低迷以及美国经济的持续走衰。中国并不仅仅满足于物质力量的增强，有了强大的硬实力做支撑之后，中国的软实力也在快速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6页。纵观世界主要大国的强国之路，几乎都是通过战争、殖民和掠夺等形式得来的，当代中国的成功发展颠覆了这一价值观念和思维定势，用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形态、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了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止一条，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一些国家对现代化的话语权垄断。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国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立足于“胸怀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揽“四个伟大”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集中打好“三大攻坚战”，这一决策不仅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放在突出位置，而且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有力地推动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三)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中国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付出了比西方小得多的代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西方用几百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其最大经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和领导优势。

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的组织优势与集中统一的领导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根基和依靠。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其主要目标就是把选人用人排在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把一批批社会精英选拔出来并安排到适合岗位。打铁还需自身硬，提高治理能力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各类人才的智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就在于自身的过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及其不断创造历史成就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势充分发挥了出来，它完美诠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这一历史事实。其中的启示意义在于，只有在强大的组织优势和领导优势下，中国的战略规划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才可以被充分发挥出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政策方针措施始终是一以贯之的，这是我们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坚强保障。事实证明，这种“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政策延续，已在当今日益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显现出强劲的生命力。此外，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底子薄、起步晚、掣肘多，如果只是亦步亦趋，处处跟随西方设定的道路和发展思路，再好的目标和蓝图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邓小平强调团结一致向前看，习近平强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之所以走得更稳更好，付出的代价更小，靠的就是全国一盘棋和万众一条心的执行力与凝聚力。

二、全球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治理方案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来往交流日趋频繁。作为全球性大国，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致力于把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同世界各国分享。近年来，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横行，中国一直在努力推动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在治理主体方面，中国提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享有权利平等的思想。在治理规则上，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观念。在治理理念上，中国则主张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替代传统的“外围-中心”结构。

(一)治理主体：以交流互鉴代替冲突隔阂，各文明体平等参与全球治理

长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均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建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套治理体系仅在有限的历史时期发挥过积极作用，而在大多数时间里，它给世界带来的却是连绵不断的区域战争和局部冲突，很多的全球性问题都与此相关。譬如，G7、北约、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只不过是由一国或者多个国家主导的局域性组织，其代表性和包容性远远达不到国际预期和时代要求。为此，中国力主所有国家不分地域与大小强弱，都是国际大家庭的平等成员，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

世界是多元的，没有哪一种文明或哪一个国家会永远占据世界的中心，世界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当前，一些国家仍然固守传统的霸权思维，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唯我独尊，并且还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 精心包装成所谓的“普世价值”强行输出给别的国家。毫无疑问，这些做法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不满，它们也给构建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造成了很大困扰，但这种状况注定是无法长久的。中国一直在为消除全球治理赤字、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而努力，并主张不同的文明之间需要的是交流互鉴而不是相互冲突，它始终强调国际事务是“交响乐”而不是“独角戏”，强调要最大限度地让每个国家都能平等地参与国际治理。

(二)治理规则：秉持合作共赢的利益观，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平台

在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上，传统治理体系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各国之间或者以政治阵营划界，或者以意识形态划界；或者设置双重标准，或者设置准入门槛，譬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界，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向全球推行冷战思维；又如G7组织，它在组建之时的代表性就很小，尤其是随着全球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其影响力更是愈来愈低；再如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它们在对外援助时，依据更多的是政治需要而不是实际需要，等等。针对日益走衰的传统治理体系，中国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旨在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其核心思想就是，各国之间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设置排他条款，它超越了由一国主导、几国参与的传统治理方案。

(三)治理理念：打破“外围—中心”依附结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外围—中心”结构是传统全球治理体系下的畸形产物，也是长期以来困扰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这种结构始终未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这一结构当中，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中心位置，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或边缘位置；在产业结构中，中心国家处于产业链的顶端，外围国家处于产业链的底层；中心国家享受了全球化的绝大部分成果，外围国家却常常成为危机被转嫁的地方。当今，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并没有减少：世界经济还在艰难复苏，局部战争、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等对人类的安全威胁始终存在，所以，要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就必须打破传统的“外围—中心”体系，并在整合国际资源、聚集全球力量、统一行动的过程中，找到一条真正发展的出路。当代中国的伟大复兴正在使“外围—中心”体系的破除成为可能。这是因为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率先突破了这种依附模式，并成为“外围—中心”之外很重要的一极。大时代需要大格局，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不仅是对国际格局和前景的清晰认知，更是破解世界治理困境的有效手段。

当今世界，旧的殖民体系已经瓦解，企图建立新殖民体系的想法已不合时代潮流，固守传统思维只会被国际社会所唾弃，各国只有树立命运共同体理念才是王道。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东南亚朋友讲‘水涨荷花高’，非洲朋友讲‘独行快，众行远’，欧洲朋友讲‘一棵树挡不住寒风’，中国人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4)习近平：《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63页。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一直都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向往，各国之间需要的是对话而不是对抗，需要的是结伴而不是结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应对世界难题需要各国之间共同的努力。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中国将会和世界各国一起，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努力奋斗。

三、“中国之治”的世界意义

(一)“中国之治”

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科技综合实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已在多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不仅解决了困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贫困问题，而且向世界生态难题的解决发起了冲击。最令世界关注的是，在全球性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抬头并有加剧趋势的关键时刻，中国毅然扛起了全球化的大旗，提出了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已成为世界关注的重点和研究的热点，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则乱象频发。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它们在应对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时已经力不从心；难民危机持续恶化、民粹主义与孤立主义抬头、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等事件，已经导致了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处在停滞甚至下降的状态；更为严重的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抬头趋势，它们正在成为危害世界安全稳定的主要来源。

回顾西方大国的崛起历史，“国强必霸”似乎是一个必然逻辑，“修昔底德陷阱”似乎难以避免，西方社会一直将中国崛起看成是对它们的最大威胁，并终日为此担心。但中国绕开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它不仅选择了和平发展的模式，而且还走出了一条强而不霸的发展道路。就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判定制度和国家治理效能好不好，最为关键的是：一看这种制度和国家治理效能能否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二看这种制度和国家治理效能能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三看这种制度和国家治理效能能否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进而实现既定目标。”(5)韩庆祥：《以中国之治应对时代之变》，《环球时报》，2019年11月19日。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近年来的治理实践，中国成功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已表现出了明显的制度优势与治理优势。

(二)“中国之治”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

“中国之治”的成功表明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止一条。西方发达国家靠先发优势率先完成了现代化的进程，并长期占据了世界的中心，再用所掌握的话语权编织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等话语陷阱。撒切尔夫人曾说“除了资本主义，他们别无选择”，弗朗西斯·福山曾认为世界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将是人类社会的唯一出路。“中国之治”的成功说明中国现代性并不比西方现代性差，资本主义道路也并不比社会主义道路优越。就连弗朗西斯·福山后来也承认：“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和欧盟都遭受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意味着增长乏力和高失业率……尽管美国经济现在重又开始发展，但是利益没有得到共享，而且，美国派性明显的两极化政治体制也很难说是其他民主国家的卓越典范。”(6)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西方世界所编织的“普世价值”曾被国际社会奉为圭臬，但是“中国之治”以一种崭新的模式给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榜样，证明了所谓的“普世模式”不过是一种地区性模式而已。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一副药方不可能包治百病，一种模式也不可能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生搬硬套或强加于人都会引起水土不服。”(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58页。这意味着只有立足本国国情，探寻合适的发展模式才是永恒的真理和法则。

(三)“中国之治”的国际传播

“中国之治”的成功经验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世界性；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中国之治”已经清楚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升华，把它的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转化为中国方案贡献给世界，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复兴的世纪，中国故事正在成为当今世界最靓丽的风景之一。从世界历史来看，话语崛起与大国复兴一般是同步进行的，主流话语只会讲述成功的故事，从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到二十世纪的美国，概莫如此。由于一系列世界难题正在困扰着全球发展，所以，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之治”的成功经验本身就是对如何破解世界难题的生动回应，它对每一个难题的破解都具有重大的示范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广大理论工作者要立足于“中国之治”的伟大实践，深刻解读“中国之治”背后蕴含的道路优势和制度优势，将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构建系统而又有影响力的理论体系，进而把道路优势、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转化为思想优势、文化优势和话语优势。国际社会需要中国的成功经验，它们希望倾听中国的故事和中国的声音，为此，我们要主动肩负起民族的历史使命，努力让“中国之治”与中国实践一起彰显出其应有的世界意义。